人文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的發展歷經知識的積累、學科的形成和理論的演變、學科的分化以及理論和方法上的革新等過程。按其發展順序，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3個階段。

這是地理知識積累的時期，以片段記述為主，出現了各種關於人地關係的論述。

在中國地理古籍和其他古籍中，載有許多關於人地關係的論述，其中既有《禮記·王制》篇中“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的帶有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思想，又有《孟子·公孫丑下》中主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勝天的思想，還有東漢時期王充的《論衡·明雩》篇中“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的主張人、地各有規律，反對人地關係絕對化的思想。

從公元前5～前3世紀成書的《尚書·禹貢》開始，在許多地理古籍中還記述了大量的人文地理現象，明末清初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則討論了人地關係的若干問題。但是在中國古代未產生系統的人文地理著作來表述人地關係思想。

在西方，地理學一直是把地球作為人類的家鄉來研究，古希臘、羅馬學者如希羅多德、斯特拉波等，都在其著作中對各地的人文地理現象作過論述。

中世紀的西歐形成一些相互隔離、閉關自守的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國家，經濟、文化處於衰落狀態，人文地理學的發展相應處於停滯狀態。與此同時，阿拉伯國家的地理學獲得較大發展，伊德里西等學者在著作中記述了不少人文地理現象。

歐洲各國陸續出版了各種地理著作，其中有不少篇幅是關於世界各地人文地理的描述，大多偏重於種族、聚落等方面的研究，對於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起到巨大促進作用。

19世紀初至20世紀50年代，地理學進入出現不同學派、學説紛出、各種學科建立並形成體系的時期。19世紀裏，地理學開始形成自然和人文兩大分支，近代科學地理學的奠基人 A.von洪堡和C.李特爾分別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創立了早期理論。從此，人文地理學出現一系列理論，各分支學科陸續建立並形成了體系。

李特爾用經驗法和比較法，研究世界各地區各種地理現象的因果關係。在他的《地理學──地理對人類素質和歷史的關係》（1822～1859，第2版）一書中，探討了自然現象與人文現象的相互關係，把自然作為人文的基本原因，強調自然界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在他去世後，人地關係理論在各國有不同的發展。

德國地理學家F.拉採爾在 1882年和 1891年出版的《人類地理學》一書中，論述了人類作為環境的產物，其活動、發展和分佈受到環境的嚴格限制。以後他的學生美國地理學者E.C.森普爾和E.亨廷頓等人更加強調地理環境對人類文明的決定性作用，他們的觀點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形成系統的環境決定論。

幾乎與此同時，法國的地理學家P.維達爾－白蘭士不同意環境決定論的觀點，提出另一派人地關係論的觀點，後人稱之為可能論或或然論。他認為地理學的特殊任務是闡述自然條件與人文條件在空間上的相互關係。自然環境提供一定範圍的可能性，而人類在創造居住地時，按照自己的需要、願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他的這一觀點在其學生J.白呂納1910年發表的《人地學原理》（曾譯《人文地理學》）一書中得到進一步發揮，白呂納認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無定的，兩者之間的關係常隨時代而變化。維達爾－白蘭士和白呂納等人的觀點對法國地理學影響很深，從而形成法國學派。

英國利物浦大學的P.M.羅士培教授受法國學派的影響，1930年創用了“調節”一詞，創立“適應論”。他認為調節包含兩重含義，即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的限制，以及人類社會對環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羅士培認為人文地理學研究人－地之間雙向的相互關係，主要探討人類社會活動對環境的適應能力。

美國地理學家H. H.巴羅斯1923年發表“人類生態學”一文，則提出生態調節論。他主張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的生態的觀點，在人地關係中人是中心論題，其他現象只是當它們涉及人及其對它們的反應時，才有必要説明。他還認為歷史學研究人類在時間上的關係，地理學則側重於分析人類在空間上的關係。

德國學者O.施呂特爾提出文化景觀的概念，認為探討原始景觀轉變為文化景觀的過程是地理學的主要任務。以後美國地理學家C.O.索爾又提出，人類按其文化的標準，對天然環境的自然現象和生物現象施加影響，將它們改變為文化景觀。與此同時，另一美國學者D.S.惠特爾西提出“相繼佔用”學説，認為地理學不應研究人類對環境的適應，而是研究人類社會在一地佔用的歷史過程。他們都強調文化在人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中的作用，形成有關人地關係的文化景觀論，實際上也是一種“文化決定論”。它強調一個地區居民在其態度、目標或技術上如有任何重大改變，則需要重新估價自然資源基礎對於他們的意義。

在人文地理學發展過程中起過一定作用的還有地理學上的“二元論”。同洪堡主張地理學應在複雜性中理解統一性一樣，李特爾認為統一性正是地理學的特點。但是，德國的O.佩舍爾等人卻反對李特爾的人文方向，認為地理學只能是對地球表面形態的研究，人類活動則不在其研究範疇之內。從而產生了地理學的二元論。佩舍爾主張的二元論在西歐實際支持者人數並不多。

蘇聯地理學界從20世紀30年代起，批判了人文地理學，突出發展經濟地理學，實際上以經濟地理學代替了人文地理學。同時，蘇聯把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當做互不相關的兩門科學，理由是統治物質世界的規律和統治人類經濟活動的規律是完全不同的，認為這兩門學科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際上都不能合成為一門學科，經濟地理學是純粹的經濟學科，應當徹底摒棄地理觀點。

直到1960年，阿努欽'" ..阿努欽批判了30年代以來蘇聯地理學界分裂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的二元論，主張區域研究應謀求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之間的聯繫和平衡，得到許多學者如..紹什金和..馬爾科夫等人的熱烈支持，開始在蘇聯逐步強調地理學的統一性(見蘇聯地理學史)。

隨着人文地理學的理論發展，研究內容和範圍也不斷擴大，同自然地理學一樣開始分化，陸續出現了一些分支學科，並形成人文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人種地理學、人口地理學、聚落地理學、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商業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工業地理學、農業地理學、交通運輸地理學等，都是在此階段形成並發展的。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歐洲各大學地理課有許多是由歷史學者講授的，許多學者強調地理學研究，特別是人文地理學的研究與歷史學關係十分密切，而且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也長期囿於歷史人文地理的內容。因此，歷史地理學曾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的學者H.C.達比等自20世紀30年代以後，開始研究歷史自然地理，使歷史地理學不僅研究歷史時期人文地理現象的變化，也研究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現象的變遷，從而成為地理學的一門獨立分支。

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於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人文地理學在理論、方法以及研究內容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

由過去的環境決定論、可能論以及適應論轉變為和諧論。這是由於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人口膨脹、工業增長、城市化過程加速，世界不少地區出現生態平衡破壞、環境污染、資源匱乏以及社會問題嚴重的現象，過去的人地關係理論已無法反映現實和指導人類的合理行動了。

在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發展的影響下，人文地理學者主張以和諧論分析人與環境的關係。70年代以來，分析並和諧人與環境的關係已成為人文地理學的新課題。

1980年 8月底在東京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理大會上，大會主席英國倫敦大學教授M.J.懷斯在開幕詞中指出：“在今天世界人口日增，環境變化急劇，資源匱乏和自然災害頻繁的處境中，如何去和諧自然環境和人類文化生活的關係，已成為國際地理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研究任務”。

1955年，美國華盛頓大學地理系教授W.L.加里森開設研究班，用數學統計方法培養了一批地理學者。其中的英國學者R.J.喬利和P.哈格特在1960年以後把數量方法引進劍橋大學和布里斯托大學地理系，使得這種革新很快在各國地理學者中傳播開來，對地理現象分佈差異的表述開始從定性向定量階段發展。航空測量技術和衞星遙感技術的應用，使地理學在資料收集和製圖工作上有很大改進，對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也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電子計算機的應用，使地理學者能夠處理多種變量的複雜計算，對一些空間規律的研究採用新的統計方法和技術手段，進行精確的度量，並用數字形式表達人地關係，説明區域差異及其變化。

50年代系統論創立以後，迅速成為各學科的基該方法論。美國地理學家E.A.阿克曼於1965年提出地理學者應當探索許多各自不同但又相互依賴的變量的一種系統的概念，從時－空角度處理人與環境的系統。60年代開始，不少學者已在研究生態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以及地域系統方面作出貢獻。

定量計算和系統論思想的引進，使地理學開始採用模型來表述所研究的地理現象。瑞典地理學家T.哈格斯特朗用歸納模型説明新事物浪潮特徵，用隨機模型來預測新事物擴散概率，引起廣泛注意。英國學者喬利和哈格特合著的《地理學的模型》(1967)和D.W.哈維《地理學的解釋》(1969年)，對地理學採用模型探討實際問題起到很大促進作用。

以及社會文化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地位的提高。60年代行為科學興起後，出現了行為地理的研究。70年代，行為研究在地理學中十分盛行，通過研究不同人類社會集團、階層、階級對不同環境的反應和行為決策這一過程，使地理學為解決實際問題的決策可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旅遊事業的蓬勃發展，旅遊收入對於國民經濟收入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使得旅遊地理學發展很快，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新分支。人類以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形式存在，各集團的不同文化既是社會環境的組成部分，又是人們行為制約的因素。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研究空間中的社會現象和文化差異的社會文化地理學重要性日益提高。同時，許多國家重建城市的需要，新的城市迅速增加、城市規模日益擴大的趨勢，促使城市化進程加快，帶來居住、就業、交通、環境等一系列城市問題，使城市地理學在人文地理學中逐漸居於重要的地位。

傳統的人文地理學以小區域研究、經濟區劃和文化景觀類型為其主要論題，則轉向分析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為主，涉及國土整治、環境保護、貧窮和飢餓、種族歧視、資源合理利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問題。人文地理學論題的這種方向性轉變，即所謂關聯運動。傳統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是將複雜現象的組合分裂開來，以便分別研究整個複雜環境中的各個成分，從而導致學科分化階段。20世紀中期以來，人文地理學開始面向社會問題，從而在研究中打破各分支學科人為界線，出現新的綜合。

此外，70年代以來還出現了兩種人文地理學主張：

一為人本主義地理學派，認為數量運動的機械模型壓抑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主觀性，提出以人為中心的地理學，致力於觀察具有特殊空間概念的社會結構，研究它們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理解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一為激進地理學派，由於60年代後美國經濟衰退，階級、民族矛盾突出，一部分地理學者認為首先應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併為革命性的變化提出建議。他們創辦了刊物《對立面》，宣傳自己的觀點和研究成果。

此外，部分學者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武裝地理學，提出新的綜合論方向，反對學科分裂和專業化傾向。

人文地理學經過長期發展已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學科體系。一般可以分為綜合理論部分、通論部分（部門人文地理學）和專論部分（區域人文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綜合理論部分主要指對人地關係理論的研究。人文地理學通論部分可分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3個大的方面，也有一些學者將其分為社會文化和經濟兩個主要方面。人文地理學專論部分則包括對各種地區人文要素的區域地理研究。

劃分方法之一

在葉寶明主編的《人文地理學》（人民教育出版社）中，主要分支學科劃分為：

1．人口地理學

2．資源地理學

3．經濟地理學

4．政治地理學

5．文化地理學

6．旅遊地理學

7．歷史地理學

8．聚落地理學

9．社會地理學

10．社區地理學

在王恩湧等（第一版）、趙榮等（第二版）主編的《人文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中，主要分支學科劃分為：（1）人口地理學

2．農業地理學

3．工業地理學

4．城市地理學

5．語言地理學

6．宗教地理學

7．旅遊地理學

8．政治地理學

9．行為地理學

在陳慧琳主編的《人文地理學》（第二版，科學出版社）中，主要分支學科劃分為：

1．經濟地理學

2．人口地理學

3．聚落地理學

4．文化地理學

5．旅遊地理學

6．政治地理學

這裏按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和當前各分支學科發展的實際情況，將人文地理學分為經濟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社會文化地理學和城市地理學四大部分。這種劃分方法較為粗略，還可以進一步細分。

以闡釋人類生產和生活資料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分配等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分佈和空間組織為主要任務。近代地理大發現以後，人類的商業活動空前繁榮，從而產生了經濟地理學的前身──商業地理學。19世紀後半葉，地理學者開始在自然地理基礎上探討經濟生產活動和地理環境的關係。經濟地理學研究擴展為包括農業地理學、工業地理學、交通運輸地理學和商業地理學等領域。傳統的經濟地理學關心各種資源、生產及商業的分佈同自然環境的關係，以生產佈局、區位分析為研究的核心。其中區位論和中心地學説對地理學和其他學科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現代經濟地理學的研究開始注意社會結構、政府決策以及人們的行為決策對經濟佈局的影響，並出現了國土經濟學，重視國土整治問題。有些學者認為旅遊地理學研究所涉及的旅遊屬於經濟活動範疇，因此旅遊地理學也是經濟地理學的組成部分之一。

通過研究國民與領土的關係來分析政治現象的地域體系，並分析以政治、軍事、經濟和宗教為背景的各種國家集團對世界和地區所起的作用。政治疆界的變化以及政治區域的演變、結構和功能的分析，也是政治地理學的內容。1897年出版的拉採爾的《政治地理學》，將國家當作附着於地球上的有機物，並提出“生存空間”的概念。以後，H.J.麥金德於1904年提出陸心説。由於他們及其他學者的努力，政治地理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分支。20世紀30年代，K.豪斯霍弗把地緣政治學引入為德國納粹的侵略政策服務的歧途，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治地理學的發展受到影響。現代分析技術及模式的應用，使地理學者得以測定各類各級政治區域的效率和效果，並開始研究政治行為和政府決策的地理背景。例如，參與國土整治的決策、首都的定位、大都市區的結構、國家公園的設置、選票模型地域分佈以及領海界線和沿海捕魚權等課題的研究。軍事地理學研究與軍事行動有關的地理學問題，它的研究同政治地理學一樣，最終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

很早以來，地理學的著作中已注意到種族和民族的分佈以及自然環境對人類的影響。拉採爾的人文地理學代表著作即以“人類地理學”命名。在維達爾-白蘭士和白呂納的人文地理學著作中，也都包含種族和民族地理的內容。不過，人種地理學和民族地理雖然仍是介於人種學、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的邊緣學科，但研究者則多為人種學和民族學者。

各地的人口數量、分佈和遷移是重要的地理現象，人文地理學者十分關注。維達爾－白蘭士的《人文地理學原理》第一章即論述了人類在地球上的分佈、密度以及各洲的人口狀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I.鮑曼分析了中歐的人口地域分異現象，瑞典地理學家S.德·耶爾深入研究瑞典人口分佈並製出人口分佈圖。從此，人口地理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

聚落是一種重要的文化景觀，既反映自然環境的特徵，也表現人類文化的差異。德國地理學家J.G.科爾最早對聚落作系統的研究，他於1841年發表了《人類交通居住與地形的關係》。白呂納則把房屋這一聚落現象列為人生地理事實的第一綱第一目，包括房屋類型、村落形式、都市位置及其與環境的關係。此後，聚落地理研究在一些國家形成各自的風格。如德國着重聚落景觀，法國重視經濟對聚落的影響，英國偏重聚落歷史地理，美國則關注白人拓荒者居住問題。聚落地理學形成後，最初包括其內的城市地理學由於發展迅速，逐漸獨立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使得聚落地理學實際上是研究鄉村聚落地理。以鄉村地區的經濟、社會以及資源和環境問題為研究對象的鄉村地理學也是在聚落地理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其研究內容已超出鄉村聚落地理範疇。

社會地理學分析空間中的社會現象，研究各種社會類型的區域分佈並分析比較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探討人地關係上強調社會因素對地區文化景觀、生活方式的影響。研究內容包括人口、聚落、民族、宗教、語言、行為和感應等方面的地理問題，並致力於解決社會問題。文化地理學則從人類文化的空間組合的角度，解釋各種文化要素如何使不同地區具有各種區域特徵，研究對象和內容與社會地理學有許多相同之處。但前者主旨是研究人類不同社會集團的地域特徵及其與環境的關係，後者則是研究人類創造的文化地域。有些學者將社會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的內容合稱為社會文化地理學。

現代世界城市人口比重越來越高，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城市地理學也隨之發展迅速。主要內容包括城市的形成和成長過程，城市的功能和特徵，城市的空間結構、社會組織及其影響範圍，城市人口構成，城市的類型和規劃等。地理學中的許多數量方法，也最先應用到城市地理的研究。

人文現象的分佈、擴散和變化雖然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但是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尤其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文地理學可以説是地理學中的一門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特點既有綜合性、地域性和動態性等地理學各分支學科所共有的特徵，又有以人文現象作為研究主體的特徵；其研究對象雖與社會科學有相同之處，但其注重地域分佈特徵及人文現象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係，又不同於社會科學，從而形成其特有的理論和方法，成為一門跨學科的邊緣性科學。作為地理學中一門接近人文或社會科學的學科，人文地理學在研究方法上既採用地理學中傳統的方法（如實地調查、運用地圖等）和現代方法（如航空像片、衞星像片、地理模型等），也引進大量的社會科學方法（如抽樣調查、定量技術、心理學和行為學等研究方法）。

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空間分佈以及兩者間相互關係的一門學科，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是相互密切聯繫的兩大組成部分。因此，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對於地理學的發展有重要作用。人文地理學同經濟學、人口學、政治學以及環境科學、生態學、區域科學、行為科學結合，可以為解決世界性的資源短缺、人口危機、自然災害、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以及城市問題等作出貢獻，尤其是對於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規劃起到重要作用。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和研究課題中，有許多也是其他學科的基本研究內容之一。如經濟地理學對於經濟學、人口地理學對於人口科學、城市地理學對於城市科學、政治地理學對於政治學、軍事地理學對於軍事科學、民族地理對於民族學、語言地理對於語言學、宗教地理對於宗教學、人種地理學對於人類學，都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蘇聯20世紀30～60年代，曾出現用經濟地理學取代人文地理學、割裂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之間聯繫的片面做法，從而阻礙了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蘇聯地理學恢復了統一地理學，經濟地理學也已涉及其他社會因素，成為社會經濟地理學。中國50年代到70年代也曾取消人文地理學，80年代開始大力恢復人文地理學研究。一方面系統地引進外國人文地理學理論和方法，另一方面在原有的經濟地理學等學科研究的基礎上，開展了人口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旅遊地理學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人文地理學仍然缺乏完成大區域宏觀研究和小區域微觀研究之間的聯結所需的理論和方法，仍是許多分支學科鬆散組合的一門學科，有待於進一步的發展。此外，有關人地關係的理論探討，數量統計方法和模型、系統的運用，行為科學的引進，以及對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也尚處於初始階段。

儘管人文地理學仍存在一些問題和薄弱環節，但在現代社會發展中，人類的作用（尤其是人的素質）和科學技術的作用日益顯著，使得地理學人文化的趨勢加強。人文地理學地位的提高，將使地理學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人文地理學處於一種對社會、對自然、對人類的一種學問，相對地理學的其他分類，難度比較大，但內容更貼近我們的生活。學好這門學問，對我們的生活是有極大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