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編

唐順之（1507～1560）明代散文家。字應德，一字義修，號荊川。武進（今屬江蘇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會試第一，官翰林編修，後調兵部主事。當時倭寇屢犯沿海，唐順之以兵部郎中督師浙江，曾親率兵船於崇明破倭寇於海上。升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至通州（今南通）去世。崇禎時追諡襄文。學者稱"荊川先生"。

唐順之學識淵博，對天文、地理、數學、曆法、兵法及樂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葉重要散文家。與王慎中、茅坤、歸有光等同為明代重要文學流派唐宋派代表。唐順之的文學主張早年曾受前七子影響，標榜秦漢，贊同"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中年以後，受王慎中影響，察覺七子詩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襲、模擬古人，故作詰屈之語。於是拋棄舊見，公開對七子擬古主義表示不滿，提出師法唐宋而要"文從字順"的主張。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兩漢文學傳統，同時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繼承和發展。提出學習唐、宋文"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在其選輯的《文編》中，既選了《左傳》、《國語》、《史記》等秦漢文，也選了大量唐宋文，並從此逐步確立了"唐宋八大家"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順之又提出詩文寫作應"直據胸臆，信手寫出",要師法唐、宋而"卒歸於自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並以"未嘗較聲律、雕文句"的陶淵明與"用心最苦而立説最嚴"的沈約加以比較。説前者的作品為"第一等好詩"，指斥後者之作"不免為下格"。唐順之上述見解在其後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門知縣書》中，較全面表露出來，其反七子模擬、剽竊傾向異常鮮明、激烈，呼籲文章應"如諺語開口見喉嚨者"。

唐順之的文章實踐了自己的主張，文風簡雅清深，間用口語，不受形式束縛。如《信陵君救趙論》，立足於社稷，批駁以私義救人。"詞嚴義正"、層層深入，環環相扣，如對席論辯，一氣呵成而結構謹嚴。《明史》説唐順之文章"洸洋紆折，有大家風"。就此文來看，不為過譽。他的記敍散文《竹溪記》，本應約為園寫記，而着眼於園名的由來，讚揚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諧於俗"的品德。文筆清新流暢，別具一格,立意新穎。唐順之其他記敍散文，大多有敍有議。往往敍中擇其一點，引申開來，情思遐飛而哲理藴其中，自然渾厚而暢達豁然。如《西峪草堂記》、《書秦風蒹葭三章後》，及《永嘉袁君芳洲記》等，皆能看出此種特色。唐順之還沒有完全擺脱復古主義理論的束縛，他師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為法度。在他的一些文章中還有八股文作法的影響，此為其不足一面。然而，唐順之等唐宋派為後來撼動後七子文壇統治地位的公安派多少起了一點開拓作用。當然，唐宋派與公安派的文學主張是不能相容的。

唐順之著作有《荊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詩4卷。輯有《文編》64卷。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體編列，其中選錄了大量唐宋文章。唐順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編》40卷，《史纂左編》124卷，《兩漢解疑》2卷，《武編》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荊川稗編》120卷，《諸儒語要》、及舊本題為李攀龍撰唐順之校的《韻學淵海》12卷等。近代林紓輯有《唐荊川集》，為較通行的唐順之選集。

唐順之（1507-1560）出生於一個讀書人家，父親唐寶曾任永州知府，在順之的幼年時代，父親對他管教甚嚴，寫字如不端正就會捱打。如果出去遊玩回家晚了，母親也會時常責罵他。順之天生稟賦聰明並且極具個性，在同齡人中屬佼佼者。順之酷愛讀書，父母除對其嚴加要求外，並不時為他尋覓當代的名師為其輔導，因此學業有成。在唐順之23歲那年（嘉靖八年），他參加了每三年才在京城舉辦一次的會試，榮登第一。

此年擔任主考官的是當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璁（當時他的權位相當於宰相），他喜見自己能收羅到唐順之這樣的人才而十分高興，因此欲利用他的權勢越級提拔唐順之到翰林院為官。可是沒有想到這個初入仕途的讀書人唐順之，在這個風雲莫測而又十分險惡的官場面前顯得十分謹慎，他竟婉言謝絕了這位權傾一時的主考官的知遇與栽培，情願按部就班地去兵部任職。這自然讓這位好心的主考大人十分掃興！

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唐順之終於又被調入翰林院任編修，參校累朝《實錄》。因為不肯依附當年賞識他的主考官，而現在掌握宰相大權的張璁，以生病為由，請假回家。張璁開始擱置不批，恰好此時左右有拍馬屁者私下告訴張璁説“唐順之一直不願在你的手下做事，一直要疏遠你，你又何必苦留他！”張璁前思後想認定是這麼一回事，心中更十分惱怒，心想這廝好不識抬舉！一怒之下準其還鄉，並表示永不再讓他當官！

一直到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才讓他復職，但不久又因自己的意見與上級不一致而被削職為民。

唐順之雖然離開官場，但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他依然沒有忘“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古訓。於是決心退下來潛心讀書。

唐順之回鄉後開始住在宜興山中，後來覺得還是不能遠離城市的繁囂，便又遷居到更僻遠的陳渡莊，閉門謝客，把時間和精力都用手鑽研《六經》、《百子史氏》、《國朝故典律例》之中，真是晝夜講究忘寢廢食。在這些遠寓官場的時日裏，他還學射學算學、天文律歷、山川地誌、兵法戰陣，下至兵家小技。例如他在三十六七歲時曾向一位河南人楊松學習槍法。在文藝方面也有許多專家學者聞風前來與順之共同研討學問，互通有無。那時連明朝的皇帝也是崇尚道教的信徒，也許是當時的社會風尚，順之和道士們也常有交往。

那時的“罷官”相當於現在的開除公職，這對於有氣節的唐順之來説可算是人生的一大轉折。

他在城外陳渡住在簡陋的茅舍裏，晚上睡在門板上，直到有的朋友看了不忍，花幾兩銀子給他置辦了一張小牀，這才從門板上換了下來。順之日常穿着極簡樸，經常是身着穿了有十來年的麻布衣服。江南水鄉，交通往往是乘船，他和一般鄉民出入坐船。同船的人們也不知他是何許人？有些言語上的衝撞、辱罵，甚至在行動上欺侮他，他都逆來順受，從不與人計較，更不顯露自己知識分子或做過官的身份。他嚴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冬天不生火爐；夏天不搧扇子；出門不坐轎子；牀上不鋪兩層牀墊；一年只做一件布衣裳；一個月只能吃一回肉。他要用這種自苦的辦法使自己擺脱各種物質慾望的引誘，以求平心靜氣地正確對待客觀世界的—切。

唐順之生活的明朝嘉靖年間，皇帝也是個又專制又腐朽的昏君。北有蒙古俺答大舉入掠京畿，東南沿海則以當時日本正處於割據分裂的“戰國”時代，日本內戰中的敗將潰兵便糾集武士、浪人及奸商，武裝掠奪中國的東南沿海一帶，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倭寇”。當時倭患嚴重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鉅商和海盜與倭寇相互勾結。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賈”、“浙閩大姓”們為了牟取厚利，大規模進行走私，成羣結黨，分泊各。港，明朝政府不能禁止。後來竟演為亦商亦盜，兼行劫掠。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倭寇集結了幾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蘇等地的沿海登陸，搶掠了幾十個城市。甚至上海被圍困，知縣以身殉職。沿海的官吏和士兵劇、怯懦，不敢抵抗，見了倭寇就逃，這使倭寇侵略的氣焰越來越猖狂！

那位嘉靖皇帝束手無策，他想倭寇來自海上，想必是得罪了海神，於是指派他的得力大臣趙文華去祭海神以求寬恕！

這位朝廷重臣趙文華明知光靠祭海神恐怕還是不成的！當時明朝南北寇虜交侵，武才奇缺，他冥思苦想，又經多方舉薦，終於想到和他一同中進士而今在家閒居讀書的唐順之。他深知此人極有才學，不但滿腹經綸，且有治國平天下之大志，並且通曉軍事，曾在兵部任職。據記載當時舉薦唐順之出山的奏摺亦有50餘件之多。

當時危害東南沿海一帶各大城市的倭寇，並非是三五成羣的賊寇，而是擁有兵力相當於現代軍隊三五個師團的武裝力量，因此攻城掠地，蘇州、松江、寧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躪，殺戮之慘狀亦如現代日本侵略軍種種獸行！無奈的是這種情況一直延續了五六年之久，當時明朝的軍隊就是沒有力量紿倭寇一點教訓！唐順之面對這樣的現實也是氣憤得吃不下飯，尤其令人髮指的是他在蘇州曾經目睹倭寇以刺刀刺殺我們的嬰兒作為消遣，唐順之遇見此事後，痛心疾首，下定決心要與倭寇拼個你死我活！因此他決定放下書本，為民請命！

唐順之回到兵部復職後，首先到京師附近的練兵基地薊鎮，制定了整頓這支無力抵抗外侮的軍隊方案，然後與總督胡宗憲商議討賊禦寇的策略。他主張在海上截擊倭寇的兵船，不讓倭寇登陸，因為倭寇登上了陸地，我們的田園廬舍生命財產勢必都要蒙受巨大損失。但是那時的將校兵卒都怕海戰，甚至見了水就害怕！因此他們常常假借種種客觀原因躲藏在內河的港灣內不敢出戰，這給海上來的倭寇提供了登陸而來，來了就能任意搶掠滿載而去的機會。順之見到人民遭此苦難，常常皺着眉頭慨嘆地説，老百姓遭受橫禍，等於用刀子剜我的肉，對於死難的父老鄉親，我怎樣才能給他們以慰藉呢？於是他決定親自下海去體驗一下海上的生活。他從江蘇的江陰剩凸駛向蛟門大洋，一晝夜走了六七百里，跟隨他前往的人在風浪中或驚駭萬狀；或嘔吐不止，可是順之本人卻意氣風發鎮定自若，他在海風怒吼驚濤駭浪的隆冬黑夜的海上，把躲藏在港灣內不盡職守的將官們捉住法辦，嚴懲之下，這些拿了公家俸祿卻貪生怕死貪圖安逸的將官們都兢兢業業地認真盡責了。常因看見風帆就以為唐順之的船來了，連忙整頓軍容，不敢稍有懈怠！

倭寇因為知道明朝軍隊無力與之抗衡，五六年以來他們可以任意在東南沿海各大城市搶掠，因此乾脆在上海附近的崇明建下了大本營做根據地。

一次唐順之率領船隊前往倭寇停泊在孤懸大洋中的三片沙，在海上較量了一仗，大獲全勝，消滅倭寇120人，擊沉其兵船13艘，繳獲無數戰利品，這是當年在海上禦寇少有的一次大捷！

其後倭寇又侵犯江北，唐順之率副總兵劉顯馳大破倭寇。三沙遂又告急，唐順之連忙回來支援，他親自躍馬布陣持刀直前，致使倭寇見軍容嚴整再不敢出戰！

唐順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連好幾個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撐着病體泛海，度焦山，至通州病逝於海船之上，年公54歲。

本書纂輯於明嘉靖中。當時，明廷武備廢弛，將帥緩帶輕裘，軍隊養成懶惰散慢的習性，徒有簡兵練卒之名，而無強兵鋭卒之用，一有戰事，則矇頭縮項，膽落神悸，毫無戰鬥力。唐順之有慨於此，為振興武備，廣搜博採，從歷代兵書及其他史書中輯錄對於武備有所稗益的資料，“一切命將馭士之道，天時地利之宜，攻戰守禦之法，虛實強弱之形，進退作止之度，間諜秘詭之權，營陣行伍之次，舟車火器之需，靡不畢具。”（吳用先《武編序》）編纂成《武編》一書。後來唐順之抗倭和巡撫鳳陽期間，多得力於該書。明郭一鶚在為此書寫的序言中説：“得是編熟之化之，天下無就敵矣！荊川先生熟而化此，以南剿倭，北創虜，十用其七八。”

然而本書當初並未刊行，只有抄本傳世，為秣陵（南京）焦澹園所收藏。焦氏非常珍視這部書，時常有人向他索要藏本刊行，他都以“兵陰道也，乃陽言之乎？危道也，乃安談之乎，非其時也”為由，拒絕刊印。到了明萬曆戊午年（1618年），後金政權起兵反明，明軍損兵折將，連連敗退。這時，焦氏才認為是刊印此書的時候了。於是將抄本家給徐象*

雕版印行，使這部沉睡多年的兵書得以廣泛流傳。

《武編》是一部軍事類書。全書分前後二集，共十二卷。前集六卷，五十五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為五七四門）；後集六卷，一百三十四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為九十七門），其卷目如下：

前集卷一：將、士、制、練、令、料、覘、間、明、疑、詭。

卷二：戰、攻守、攻、守、地、水、方、營、行、止、宿、警、節度、戰、營制。

卷三：陣。

卷四：陣。

卷五：牌、鐵、火器、射、弓、弩、甲、拳、槍、劍、刀、簡、錘、扒、擋、火、夷。

卷六：車、水磨、桔槔、馬、牛、舟、軍需、礦、藥方、雜術。

後集卷一：料敵、撫士、信、勇、嚴、賞、罰、五危、貪、驕、將自表異、軍政不一、練士、絕技、激、攻心、推誠、用敵人、詭道、權奇。

卷二：息亂、定亂、撫降、處降、招降、殺降、用間、反間、使間、鄉間、內間、死間、生間、俘間、漏間、不信間、諜間、察間、隱語、伐交、合交、攻、守。

卷三：示弱、示強、示遠、示近、聲此擊彼、利、毒、亂、詭異、避、怒、卑、勞、離、不備、不意、未成列、新集、未集、遠來、飢渴、糧盡、不整、不戒、不、離部、移陣、心怖、半濟、渡、地利、天時。

卷四：佯北、闕圍、窮寇、歸師、截歸、疑、先聲、聲、降、退、詭聲、詭形、死戰、乘勝、兩敵、退據、苦戰、敗、攻必救、掩巢、堅壁、摧標。

卷五：先鋒、奇兵、伏、伏城、邀、首、尾、橫、夾、獨戰、陣、大陣、分、合、分敵、聚敵、先、後、遲、速、緩、輕、重、瑕、堅。

卷六：車、騎、舟、火、水、糧道、水、渡水、地、天、夜。

《武編》前集主要輯錄有關兵法理論方面的資料，內容包括將帥選拔，士伍訓練，行軍作戰，攻防守備，計謀方略，營制營規，陣法陣圖，武器裝備，人馬醫護等等。後集全部是用兵實踐，其體例與《武經總要·後集》略同，系從古代史籍中擷取有關治軍和用兵的故事，以為借鑑。

《武編》採集資料的範圍比較廣泛，從《武經七書》、《太白陰經》、《虎鈐經》、《武經總要》、《續武經總要》等兵法典籍到漢唐以來的名臣奏議，無不摭集，僅前集所註明的就有40餘種。其中保存了一些他書少載的資料，如農民起義領袖孫恩曾經用過的演禽戰法等。本書比較注意輯錄當朝的有關軍事資料，如前集卷一比較詳盡的輯錄了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制定的賞罰條令；前集卷四輯錄了趙本學、俞大猷有關陣法資料，尤其是輯錄了當時被稱為“稱戰”的戚繼光鴛鴦陣。另外，還比較注意輯錄反面戰例資料，以為鑑戒。如在後集卷一就輯錄了歷史上一些“將自表異”、“軍政不一”而招自失敗的事例。

本書在編纂上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如類名重複過多，甚至在同一卷中類名有重複，象後集卷六就有兩個類目是“水”，一個講水攻，一個講水源，若將其改為“水攻”和“水源”，既能準確具體地表達類目意義，又能避免類目重複。在選材方面，編者比較注重實用，但在《前集卷六，雜術》中輯錄了所謂

“避箭法”、“鬼門關”等純屬荒誕迷信的東西，是本書的糟粕。

《武編》雖然述而不作，但它出自既有軍事實踐又有歷史知識的學者之手，加之專為振興明廷武備而作，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對今天來説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説：“是編雖紙上之談，亦多由閲歷而得，固未可概以書生之見目之矣。”

本書自明徐象*曼山館刊印之後，受到後人的重視，清代又有重刻本、抄本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