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家文化

他們在自己所駐地方，其實成為封建領主。其實日本政治混亂，有無政府的特徵，中央根本無法統領地方，權力分屬各種政治集團。地方領主專心發展武力，以保護自己領地的利益和安全。這些人專習武功，尤其以弓術馬術為主，稱“弓馬之道”。世代習武，便又有所謂“弓馬之家”。這些弓馬之家，又收養家子郎黨（即屬下），建立主從關係，作戰時可成集團軍隊，強大的武士在地方上實已成後來所説之“大名”。武士階層作為一個職業軍人羣體，便以莊園制度為基礎逐漸發展起來。

習武之道，又以日本東北為盛。日本國文化之發源，以西南為據，後朝東北方向殖民，而東北方向則為蝦夷族（現稱愛奴Ainu，為日本遺留之非大和族少數民族，人口約萬，居住於北海道）領地，過去與大和族不斷有戰爭。蝦夷系北方民族，性情標悍，馳騁山野之間，以狩獵為生。當時與之交戰，不得不使用騎兵。由於有強大的敵人存在，習武變得十分重要，成為社會存在的基礎，社會安定的根據。東北方的武士，變成為武士中的武士。加之東北天高地遠，皇帝實在管不着，乃是最有利於基層武士階層崛起之地。後來建立幕府的源氏，便是東北武家豪族的統領。歷史上鎌倉幕府之前，有所謂的源氏、平氏之爭，平氏一度崛起，獨攬政權二十多年，後為源賴朝及其武士聯盟所擊敗。平氏雖和公家貴族頗有淵源，但也屬於新興武士階層，但因其保留了貴族性，未能完全滿足武士階層的利益，加上在倫理上又失卻人心，後遂為徹底代表武家利益之源氏所取代。

源賴朝開創幕府，宣告了舊日本之公家社會、公家政治的結束，武家社會的開始。應當説，幕府制度是人類文明史上十分奇特的一種制度。所謂幕府，便是由武士階層經營的一種最高的行政機關，統領全國事務。也就是軍人政權，由軍人掌政，統領整個社會。不單最高行政機關如此，武士階層在全國上下成為統領社會的階層，變成主導行政事務的官僚階層。此種經營模式，倒十分類似我們後來説的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了。這也正是一種軍國主義。

自源氏於己1189年建立幕府以降凡約七百年，為日本之武家社會。源氏建立的幕府，稱鎌倉幕府；源氏之執政三代，即為外戚北條氏篡政，其後有北條氏九代，為幕府首領。鎌倉幕府後，又有足利氏十五代的室町幕府，兩中相隔約六十年，為吉野時代。室町幕府後期，戰亂不斷，即我們所説“戰國時代”，《太閣立志傳》之背景時代，有織田信長的安土時代和豐臣秀吉之桃山時代。其後，德川家康以不世之才，在二者的基礎上，在江户（今東京）建立了歷時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即江户時代），直到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之“大政奉還”，將政治權利交還天皇。自鎌倉到江户幕府，歷史近七百年，為日本之武家社會。

若稱風花雪月的奈良平安貴族時代，為女性的，那麼後來日本的武家社會，則為徹頭徹尾男性的。武家社會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武士即執政，武士所奉行的生活準則（武士道）也成為整個社會上下組織道德倫理生活的行為規範和準繩。社會全體，一致朝武家看齊。武家文化也取代奈良平安時代的文化。武士道注重人身心全方面的修養，對知識之鑽研尤是。故許多武士在習武之餘，亦能研習文化，為日本意識形態文明之發展，作出卓絕貢獻。日本文化，自茶道、劍道和柔道到禪宗，無不為武家社會之精神遺產。

軍人即掌政，社會上下不免要瀰漫軍人之氣息，尚武之風，因而滲透日本上下。自鎌倉時代始，日本即走向窮兵黷武之軍國主義道路，最後在近代化之後，更有大規模之對外擴張，將黷武文化轉換為殖民侵略，對亞洲各鄰國凡下滔天罪行。若要探究日本國民在二戰前及戰時之心態，便不能不研究整個武家社會之文化特徵。

日本雖經歷革命性的明治維新，卻並沒有向西方一般真正經歷文藝復興這樣的文化啓蒙年代。所謂明治維新，只有形而下的物質和技術上效仿西方，但根源型的形而上之精神文化，仍為純粹的日本。明治維新本來即由下層武十階層發動，由所謂之階級侷限性；及之二戰結束前，武士出身的人仍然佔據社會位置。武家文化傳統在他們身上得到傳承，武士道即有精進克己之一面，亦有忠誠、尚武的一面。民權意識和主義等進步思想，並未能普及到市民社會之全體，更不能成為社會之政治文化共識。明治後，日本似曾走向民主議會政治，但真正得到發展的是有國家主義背景的大家長制觀念。政治很快便遭軍人劫持，成為軍人統治之法西斯政權，走向軍國主義。戰前戰中日本軍人過問政治，執掌政治，訂立國家發展政策方略，社會凡事以軍人先，對軍人給予最大尊重，奉軍人為社會之楷模，將沿襲武士道視為精神理想，其實皆是武家社會之繼續。明治維新因此並未能改變日本七百餘年的武家政治，是一個不徹底的改革。這便和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未能根除中國之封建思想一樣，舊的組織原則、行為規則和意識形態仍然保留在新的新的制度之中。

武士道最為強調的精神，有兩個，其一為忠，其二為知恥。這些大大超過其他武士道所奉行的美德，如廉潔、重視修養之鍛鍊開發之類。而“忠”和“知恥”，都屬於在外的道德，如主君是否犯錯誤，不在侍從的探討範圍之內；所謂美德，就是侍從對主君盡忠：鼓勵盲從，而不鼓勵真正在道德倫理上的思考。中國儒家所推崇的“仁”，在日本並未受到足夠重視。盡忠知恥的一個最高表現，便是死：為忠和恥而死，是為圓滿。武士道對死之美化和歌頌，原系來源於這種意識心態（此外，亦有佛教的影響）。武士最重要的品質，即是能將死置之度外。忠、自尊，這些比死都要重要得多，生命可以放棄，而這些不能放棄。即有這種心態，又有尚武黷武之傳統，藐視他人生命，自不在話下，再加上日本戰前之種族主義反動宣傳，故有日本軍隊的暴行。其實，究其意識之源，我以為，武士道之輕生哲學，乃更為重要，因種族主義教育，效果畢竟十分有限，特別是對待西洋人，當時日本國民恐並不覺得他們要比西洋人優越，而對西洋戰俘一樣施行虐待，即是一種普遍的輕生主義。加之日本人認為後者居然能夠對敵投降而心安理得，感覺不可思議。

回到文前《太閣》圖片中的戰國時代，可看出武士作為家臣，為大名所統領。他們和大名具有主從關係，聽命大名，對大名負責。家臣其下，往往又有寄騎、寄子，對這些家臣們直接負責，即“家臣的家臣”，他們和大名並無直接的主從關係。此圖是十六世紀末德川家康之家臣。從圖中可看出，武士領受俸祿，倒像是一羣由大名派法工資的職業階層。實際上此種制度其時並不普及，乃由職田信長制度化，豐臣秀吉作推廣，最後由德川家康定統一為基本人事、組織管理辦法，推廣到全國。織田信長當時之所以能夠在軍事上獲得成功，便和此項制度有關。過去，武士們都擁有領地，往往都是小小的封建領主，與其屬下的農民具有主從關係，時而還親自參與耕種。聯想這種封建體制，不妨回憶一下舊俄小説：裏面的貴族時而從彼得堡的府邸回到自己鄉下莊園，領導農奴們進行勞作，參與農業活動。此時的日本便是這樣。這種和土地的直接依附關係，在近畿一代，相對較少，武士階層因此能專心事武，不需下地幹活。信長更將這種兵農分離進行全面制度化。此後，土地勞作者直接向大名繳送年貢，由大名收下，然後再以俸祿形式派發給下屬武士。武士們被禁止和其領地形成直接的主從關係，軍人和農地得到完全的分離。這種兵農分離不斷得到改善和鞏固，最終得以完全制度化。對武士來説，他們失去了能賴以生存的土地，不得不依靠其領導；對大名來説，即增強了其家臣的戰鬥力（能專心事武），又加強了對家臣們的統治和對土地的控制，實可謂一舉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