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柏年

柯柏年，原名李春蕃，是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家、紅色社會科學家和國際問題專家，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外交官。柯柏年從學生時代就開始選擇馬克思主義，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中，堅定信念，刻苦學習，踏實工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和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2] 

柯柏年出生於廣東省海陽縣城（今潮州市湘橋區）劉察巷一個志士輩出的革命之家，堂兄李春濤是這個大家庭的長子，他對柯柏年影響很大。柯柏年十多歲時，常向李春濤借書，其中一些體現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翻譯小説成為其萌生社會主義理想的啓蒙讀物。 ^[2]  柯柏年少年時就讀於一所美國教會學校——汕頭礐石中學。他讀書認真，成績優異，尤其是對英語有濃厚興趣，閲讀了很多英文原版小説，具有較高的英語水平。 ^[1]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在汕頭讀中學的柯柏年踴躍參加學生運動，隨後在李春濤的幫助下，轉學到上海滬江大學中學部，1923年升入滬江大學社會學系。 ^[2] 

在此期間，他利用業餘時間翻譯英語短篇小説，賺取稿費，維持學業。大量的翻譯實踐使柯柏年的翻譯水平不斷提高，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他開始了翻譯生涯。柯柏年運用自身外語優勢，嘗試翻譯美國社會主義著作，並逐漸轉向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此外，為了更好地閲讀和翻譯外文書籍，他還自學了俄語、德語。1923年，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柯柏年被滬江大學開除。在瞿秋白和張太雷的幫助下，他轉到革命氛圍濃厚的上海大學學習。轉入上海大學學習是柯柏年人生的重大轉折點。上海大學是由國共兩黨共同創辦的新型革命學府，實際上是由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和主持的，聘有一大批思想進步的理論家和教育家。上海大學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吸引了眾多愛國青年，培養了許多革命幹部，一度成為上海革命的中心。瞿秋白曾希望把它建成“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進入上海大學後，柯柏年認識了許多中共早期著名人物，如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在他們的幫助和指引下，柯柏年的英文、俄文水平進步神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更加深刻，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更加堅定，革命積極性也更加高漲。1924年，柯柏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柯柏年教會學校的學習經歷，使他具有良好的外語水平和翻譯能力，能夠閲讀和翻譯進步書籍，為他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堅實基礎；柯柏年在上海大學的學習經歷，尤其是與中共早期領導者的接觸和交流，使他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成為一名早期中國共產黨黨員。 ^[1] 

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一歷史階段，柯柏年從撰寫《社會主義是什麼》開始，逐漸發展到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這一時期，他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成為很多共產黨人的啓蒙讀物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教材，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22年，為了更好地辨析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區別，在滬江大學讀書的柯柏年發表了《社會主義是什麼》一文，指出“研究社會主義，必定要先有一個‘社會主義是什麼’的概念，然後才不致於漫無頭緒”。1923年，柯柏年又發表了《我為什麼要做一個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是解決現代各種社會問題的最有效力最根本的唯一方法”，這也是他選擇社會主義的原因。當時，面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難題，中國知識分子劃分為革命派和改良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柯柏年翻譯了柯祖基《社會革命論》的第一章。書中辨析了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的區別，指出二者的區別是看新興的階級是否掌握政權。柯柏年將柯祖基關於社會革命的思想譯入中國，為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制定正確的革命綱領提供了理論依據。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國民革命運動為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創造了有利環境，柯柏年抓住歷史機遇，由翻譯社會主義的相關著作轉向翻譯馬克思主義原著，由原來的摘譯、轉譯、節譯等方式轉向全譯，開始完整地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柯柏年翻譯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第一節至第六節，他在譯文序言中稱翻譯此書的目的是證實“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底可能和必然”，指出“外國之掠奪我國，是資本主義發達之必然結果”。《帝國主義論》引發了國內關於“帝國主義”的論爭，廓清了國人對帝國主義的模糊認識，為共產黨的反帝方針提供了理論支持。1924年，柯柏年翻譯了恩格斯的《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本書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之作，闡述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中國人瞭解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起到導向作用。1925年，柯柏年翻譯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這本書給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以警示作用，對於指導國民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認清國共合作實質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策略、方法具有重要意義。柯柏年曾説過：“《哥達綱領批判》恐怕是我所翻譯的馬恩著作中流傳最廣的一本書。”此版本被公認為是當時最好的版本，成為許多共產黨員學習馬列著作的早期讀本。1927年國共合作失敗後，柯柏年流亡泰國，於1929年回到上海。 ^[1] 

從1929年輾轉回到上海至1937年北上延安這一階段，柯柏年轉入隱蔽戰線工作，因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人越來越多，他很少再翻譯馬列原著，轉而以編寫和翻譯社會科學著作為主。隨着中共中央機關遷往上海，流亡在外的共產黨員陸續回到上海，參與到文化鬥爭中，興起了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熱潮。1929年，柯柏年將狄慈根的兩部哲學著作翻譯成《辯證法的邏輯》和《辯證法唯物論》。這兩部著作論述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回答了哲學的基本問題，揭示了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侷限性。柯柏年翻譯狄慈根的著作開闢了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領域。同年，鑑於黨內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缺乏系統瞭解，在前期翻譯的基礎上，柯柏年翻譯出版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全譯本，並稱其為“關於政治問題之最重要的著作”。通過翻譯此書，他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介紹到中國。1930年和1933年，柯柏年與吳念慈（杜國庠）、王慎名合編了《新術語辭典》、《經濟學辭典》，這是兩部很實用的工具書，對於學習馬克思主義很有幫助。1933年，柯柏年還編寫了《社會問題大綱》、《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社會問題大綱》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批判了把社會問題看作生活問題、心理問題的觀點，揭示了社會問題的實質是社會經濟制度問題，認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方法在於變革社會制度。柯柏年希望“務使這本書可以給中學生做自己研究社會問題之入門書”，便可以幫助他們“更進一步地詳細地研究社會問題這個題目所包含的各問題”。《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是一本介紹自修方法的社會科學研究著作，它適應了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新興社會科學研究的需要，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運用到新型社會科學研究中去，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1936年，柯柏年編譯了《世界社會科學名著精要》，該書簡要介紹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著作並摘錄了其中的精華，是這一本很好的世界社會科學名著導讀。 ^[1] 

從1937年北上延安到1943年開始從事外事工作這一階段，在黨中央有計劃有組織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基礎上，柯柏年集中精力投入到翻譯事業中去，與許多經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一起，翻譯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貢獻了力量。延安時期既是馬列著作翻譯出版的鼎盛時期，也是柯柏年翻譯生涯的黃金時期。1937年，柯柏年來到延安，被安排到馬列學院承擔翻譯工作。1939年，柯柏年與人合譯了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因為這個版本忠實於原著，譯文質量較高，因此是5箇中譯本中再版次數最多的一個。1940年，柯柏年翻譯了馬克思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書中闡明瞭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摧毀舊的國家機器的思想。1942年，在黨中央的統一組織下，按照馬列學院編譯部要求，柯柏年第二次重新完整翻譯了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並出版。《法蘭西階級鬥爭》是馬克思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是馬克思運用階級鬥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研究社會歷史事件的典範。對於《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和《法蘭西階級鬥爭》，柯柏年認為“馬克思正是在這兩本書裏應用他的唯物史觀剖析了他所處時代的重大事件。如果我們要學習馬克思的理論，學習他如何應用理論，那就必須仔細鑽研這兩本書”。延安時期，根據革命形勢和任務的需要，柯柏年除了翻譯馬列原著，還參與多項專題、選集的翻譯工作，他參與翻譯了《馬恩通訊選集》，編輯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 ^[1] 

從1943年開始從事外事工作直到去世前這一階段，柯柏年主要轉戰中國外交領域，雖然不再以翻譯工作為主，但只要國家需要，他依然義無反顧地從事翻譯工作並作出突出貢獻。1943年，柯柏年被委派接待美國政府派遣的軍事觀察組，從這時起，柯柏年開始了他的外事外交生涯。1947年，隨着與美國接觸越來越多，黨中央急需全面瞭解美國的方方面面。為了黨中央能夠儘快瞭解美國，柯柏年開始蒐集材料，編寫一部《美國手冊》。1949年，柯柏年主編的《美國手冊》出版，此書共包括地理、歷史、經濟、軍事、政黨、中美外交關係等十四章和美國政治名詞淺釋及其他、美國曆史大事年表等五個附錄，詳細介紹了美國的具體情況，是一本很好的美國問題工具書，後來成為新中國新任外交官培訓的重要教材。1971年，毛澤東在報刊上看到《印度對華戰爭》部分內容，認為此書很有價值，經過與周恩來商議，決定翻譯出版該書的全譯本。周恩來親自部署，外交部組織專門翻譯班子，由柯柏年等6位同志合譯，當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印度對華戰爭》的作者是馬克斯韋爾。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時，他任英國《泰晤士報》駐德里特派記者。馬克斯韋爾精心收集印度政府的內部資料，客觀分析了中印邊界衝突的背景，指出中印邊界衝突是印度推行“前進政策”的結果，印度對此負有責任。《印度對華戰爭》是一本可信度很高的著作，它的出版引起很大反響。 ^[1] 

伴隨着新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歷程，柯柏年不斷貢獻着智慧和力量。黨的創建初期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引，他就大量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作為文本支撐；新中國成立前後急需有能力有經驗的外交人員，他就積極投身外事外交事業，在外交戰線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1] 

從1943年開始轉戰外事工作到新中國成立前，柯柏年主要以外事研究為主，兼做外賓接待工作，同時還擔負着大量外事調研任務，翻譯英文報刊供中央領導參閲。抗戰後期，中央為了接待美國政府派遣的軍事觀察組，成立了中央軍委外事組，柯柏年因過硬的政治素養和出色的外語能力成為該小組成員，參與軍事觀察組接待工作。在柯柏年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美方軍事觀察組瞭解到真實的中國共產黨，部分代表向世界傳遞了對中國共產黨客觀公正的評價。這次接待活動大大提升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正面形象，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海外的影響力。轉到外事戰線後，柯柏年還做了大量外事研究工作。當時，黨中央急需瞭解各國情況，柯柏年通過多種渠道收集外文報刊和書籍，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閲讀、摘錄、翻譯這些資料，將各國情況提供給黨中央參閲，使得黨中央能夠及時掌握各國動態。抗戰勝利後，中央軍委外事組升格為中共中央外事組，葉劍英任組長，柯柏年先後擔任翻譯處處長、新聞處處長、研究處處長，繼續從事外事研究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中央領導十分關注美國局勢及對華政策，柯柏年向黨中央提出了很多關於美國的建設性意見，為黨中央準確判斷國際形勢、制定正確決策起了參謀作用。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柯柏年開始全面從事外交工作，兼做外交研究，為新中國在全世界打開外交局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柯柏年被任命為外交部首任美澳司司長，繼續從事與美澳有關的外事工作。1951年，在朝鮮停戰談判期間，談判代表團一線總指揮李克農病倒，黨中央隨即決定派伍修權、柯柏年前往朝鮮協助工作。在李克農的主持下，伍修權和柯柏年與美方展開了一場馬拉松式的談判。在談判過程中，柯柏年揭露了美國的帝國主義罪行，闡明瞭抗美援朝的偉大意義，積極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朝鮮戰爭打打停停，中美談判時斷時續，1953年雙方終於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1954年，柯柏年作為中國代表團顧問之一，陪同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日內瓦會議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確保了中國南部邊境地區的相對穩定，明顯改善了中英關係，架起中美溝通的橋樑。1955年，柯柏年被正式任命為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同年，他參加了中美大使級會談，推動了兩國平民回國協議的簽訂。這個協議對新中國來説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許多科學家就是通過這個協議才能夠回國。從1955年到1965年底，自美國返回中國的科學家就有130多人，其中包括“兩彈一星”元勳錢學森等。1959年，柯柏年被任命為外交部所屬國際關係研究所常務副所長。1962年，柯柏年任中國駐丹麥大使。1973年，柯柏年出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1977年，柯柏年作為黨代表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81年，柯柏年被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組評議委員。1982年，柯柏年被聘為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顧問。 ^[1] 

毛澤東對柯柏年的翻譯工作給予了很高評價，在延安時期曾經説過：“翻譯工作，要多請教柯柏年。” ^[2] 

柯柏年一生以革命理想為奮鬥方向，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堅持翻譯與研究相結合，堅持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分析中國社會的現實與發展道路，對新時代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具有重要啓示。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在譯介馬列經典著作、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紮實作風和實踐品格，值得人們認真學習、繼承發揚。 ^[2] 

1985年，紅色翻譯家、著名外交家柯柏年在北京逝世。為了紀念他，英文《中國日報》發表了題為《柯，外交家革命家，與世長辭》的文章，介紹了他的一生。無論在人生的哪個階段，做着什麼樣的工作，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柯柏年始終堅守馬克思主義，是一位有着61年黨齡的優秀共產黨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