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鏞

李金鏞早年隨父經商， ^[8]  後赴上海經商，開設招商客棧。期間，結識了江浙商人胡光墉及淮軍首領李鴻章之弟李鶴章。 ^[19] 

咸豐六年（1856年），李金鏞奉父命隨謝元慶在金陵一帶收養難民，並深得其賞識。 ^[18] 

咸豐十年（1860年），李金鏞捐輸得候補同知銜，投效淮軍。 ^[19]  同年，李金鏞隨淮軍在蘇、常一帶與太平軍激戰。戰後，李金鏞見民生凋敝，就籌集資金，購置農具，分給窮苦百姓。又設立清節局、保嬰局、施棺局進行撫卹。 ^[18] 

同治元年（1862年），李鴻章率淮軍抵達上海，李金鏞謁見李鴻章並言事，遂入郭松林“松字營” , 參與軍務。後因功保舉，累官運同，賞戴花翎。 ^[19] 

自光緒二年（1876）起，蘇北海州、沭陽一帶發生蝗災，饑民扶老攜幼，阻塞道路。蘇北災民由於地緣關係流亡到金陵、常州、蘇州、上海等地覓食。常州紳士在當地設廠留養難民。李金鏞即參與其中，他有感於老幼災黎行動不便，不能出走覓食，便萌發攜款赴災區放賑之念。然而跨境賑災，畢竟道途艱險，且需款甚巨，為個人能力所不逮。於是先赴上海會商江雲泉、胡雪巖、周味六（周昌熾）、 ^[27]  顧容齋（顧壽松） ^[28]  諸紳。眾紳認為赴江北賑災很有必要，並各輸鉅款，委託他與金苕人（金福曾）攜款往災區散放。兩人又邀請袁子鵬、秦晡齋、莊小山、楊殿臣、朱壽崖、尹敏齋、瞿星五等人同往。李金鏞一行攜賑銀十三萬，於光緒二年十二月十三（1877年1月26日）抵達賑災的第一站沭陽，之後是宿遷、海州、贛榆。在查賑的過程中，李金鏞等一反官賑之方法，與放賑同人分赴各鄉，隨查隨放，效果非常好。至海州查賑時，李金鏞將這種查賑方法加以總結與完善，形成《海州查賑章程》，並公之於眾，“從此奠定了晚清義賑活動的基本準則”。 ^[18] 

光緒三年四月（1877年5月）間，李金鏞由贛榆出蘇北，至山東青州賑災。而在此之前，揚州紳士嚴作霖等已在青州放賑，但僅限於臨朐一縣。李金鏞抵青後即主持了青州的賑務，並將賑務覆蓋了臨朐縣。在青州放賑期間，李金鏞獲悉臨近之武定府所屬博興、青城、濱州一帶災情嚴重。於是將江廣助賑局青州總局移駐武定，同時在青州、武定兩府展開放賑工作。 ^[18] 

光緒四年（1878）初，李金鏞等主持的山東賑務基本結束。然此時晉、豫、直省賑務仍方興未艾。在此之前，各省就有邀請他去主持賑務，李金鏞選擇去了直隸。 ^[18] 

光緒五年（1879年），李金鏞被提升為知府，調直隸任職。 ^[9] 

光緒六年（1879年）四月初九日，李金鏞被調往吉林將軍銘安麾下任職。 ^[6] 

光緒七年（1881年），李金鏞被調到吉林琿春，負責辦理邊防屯墾諸事。 ^{[6]  [10]} 

光緒八年（1882年）八月，吉林將軍銘安認為他很有才幹，上奏朝廷，留他在吉林府任事，並讓他擔任了第一任吉林知府。 ^{[6]  [11]} 

光緒九年（1883年）冬，李金鏞任長春廳通判，轄境為蒙古郭爾羅斯部所在地，最初招集流民領取荒地開墾以繳納税租，時間長了，開墾的土地超過了領取的荒地，稱之為“夾荒”。百姓害怕增税，於是出錢免測量土地，並刻石記錄下來。這時郭爾羅斯部又發文請理藩院測量土地，李金鏞帶着記載土地數的碑文拜謁將軍為民請命説：“我知道測量土地您和我都能各有所得，但是這麼做百姓能得到什麼呢？”將軍聽了很吃驚，上奏拒絕了測量土地的要求。 ^[12] 

光緒十二年（1886年），李金鏞因功晉升道員。朝廷命他勘查精奇裏河南岸四十八旗屯地界。當時，沙俄向南蠶食，正欲吞併這一地帶。李金鏞與俄國官吏據約抗論，終於挖濠定界，使補丁屯至老瓜林一百七十餘里被佔之土地悉數收回。 ^[6] 

光緒十三年（1887年）二月，清廷下詔，命李金鏞赴黑龍江籌建漠河金礦。五月，李金鏞由墨爾根入山，走了一千五百多里路，歷時三十六天才到達漠河。在漠河，他遍尋周訪，詳細勘察，採集金沙樣品。後又擬定《黑龍江金廠公司章程》16條呈遞李鴻章，並赴煙台、上海各處籌集資金。 ^[19] 

光緒十四年（1888年），漠河礦務局成立，李金鏞任總辦。他延聘礦師，購買機器，籌運糧食、招募礦丁，先後在漠河、奇乾河、洛古河三處設立金廠，兩年開採黃金三萬兩。 ^[19]  悉心處理與俄方的交涉事宜，又在黑龍江南岸札伊河旁的觀音山開辦工廠。聚集商人資金設立公司，流離失所的人從遠處歸來，商人小販逐漸雲集，收得充實邊疆的利益。 ^[20] 

光緒十六年八月初四日（1890年9月14日），李金鏞因積勞成疾，在漠河病逝，享年56歲。贈內閣學士銜，無錫、長春、漠河均為其立祠。 ^{[23]  [21]} 

光緒七年（1881年），李金鏞被調到吉林琿春，負責辦理邊防屯墾諸事。李金鏞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親赴寒苦邊陲，掌握吉林省當時的農墾情況。隨後，李金鏞將適合開荒的土地進行量劃，並把荒地分成四十餘個區域，招民墾種。當時，琿春城東蘇城溝在咸豐年間就已被沙俄人霸佔，當地數千户居民，飽受俄人搶掠欺凌。李金鏞聞悉詳情後，找到俄國官員，據理責問，要求停止迫害老百姓。

光緒八年（1882年），李金鏞被派往圖們江口勘定界址。當時沙俄人在中國境內黑頂子私設關卡，侵佔領土，勒索欺壓當地百姓。李金鏞據約力辯，立場強硬。迫令俄方退還佔地，重立界碑以符前約。

光緒八年（1882年）八月，李金鏞調任吉林知府，他上任後振興吉林商業；加強與整頓税收，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攤丁入地，減輕人民負擔；開溝渠，興水利，排澇抗旱，引水種地，發展農業等。在短短几個月中，對吉林地方治理、農業開發、財政税收以及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光緒九年（1883年）冬，任長春廳通判。李金鏞在任3年，親詢民間疾苦，裁革陋規，清理積訟，伸雪冤案無數。解決了當地墾民與郭爾羅斯前旗蒙古王公間的“夾荒”糾紛，保護了農民的利益。除去巨盜苗青山、高福，百姓得以安居。創辦養正書院，開啓長春文風士氣。建立同善堂、養濟院，救貧救孤。

光緒十二年（1886年），李金鏞被擢升道員，朝廷又委以重任：查勘精奇裏河南岸四十八旗屯地界。當時，沙俄向南蠶食，正欲吞併這一地帶。李金鏞與俄國官吏據約抗論，終於挖濠定界，使補丁屯至老瓜林一百七十餘里被佔之土地悉數收回，再次捍衞了中國的領土主權。 ^[6] 

光緒三年四月（1877年5月）間，李金鏞主持了青州的賑務。在青州賑災期間，李金鏞主要採取了以下幾項措施：

1.成立賑災機構。在青州設立江廣助賑局，作為領導青州府各屬賑務的總機構。同時在益都、臨朐、壽光、樂安、昌樂五縣設立分局，分派義賑同人主持各局工作。

2.登報勸捐。為了籌集到大筆善款，李金鏞等在《申報》上發表《勸捐山東賑荒啓》，號召“紳商善信”“踴躍輸資”。

3.查賑與放賑。仍循在海州查賑方法，由各義賑同人分頭下鄉，會同地方公正紳士、地保、莊頭，挨户清查，隨查隨放。

4.收養難童。在江廣助賑局下設兩局：一曰撫教，一曰留養。為了使災區無着小孩都得到及時收養，李金鏞不斷擴大撫教、留養兩局之規模。然留養、撫教兩局終屬臨時機構，賑務結束之後便將撤辦。於是“為久遠計”，李金鏞等又於青州城內籌設了青州同善堂。

5.建議贖田。鑑於災荒期間富户低價收買貧民田產的危害性，李金鏞於七月初六（8月14日）委託謝家福代為上稟直督、蘇督、東撫、蘇撫、漕督，建議當局允許災民贖田。此建議得到直督李鴻章、東撫李元華的贊可，而蘇督沈葆楨卻認為“窒礙”必多，不可實行。然李金鏞等並不灰心，將贖田之法略改後，繼續呈請實行。可惜的是贖田之議因其自身缺陷終未獲官府批准，未能付諸實施。

6.建議疏浚小清河，以工代賑。李金鏞認為，青州地形為內山外海，境內雖有洱河、溜河、小清河，但“地勢內隆外窪。”青州旱災為害，實與此有關。因此，他向當局建議用樂安、壽昌兩境災民，實行以工代賑。在李金鏞看來，此舉有十利而無一弊，然終因“經費過巨，未經準行”。

光緒四年（1878年），李金鏞抵天津後即奉李鴻章之命，與道員吳大澂、盛宣懷馳赴災區（河間府屬各地），會督地方官紳分投查辦。李金鏞先是主持辦理了阜城、景州、東光、故城、武邑賑務。嗣因永定河漫口，又奉李鴻章之命赴被水之永清、東安、武清辦理撫卹。恰逢故城、安平又續遭水災，李金鏞又向蘇省紳士勸捐賑款，並與義賑同人同赴災區查放。為了收到更好的賑災效果，李金鏞積極推行以工代賑，於光緒五年（1879年）春築成任邱千里堤。同時，為了預防將來災害再次為患，他還在賑災過程中，勸紳民開井積穀，以備凶荒。直隸賑務結束後，李金鏞又另行籌勸巨費，於天津創設廣仁堂。該堂分設敬節、蒙養慈幼、工藝、力田、戒煙六所，並收恤災區婦女。六所均分別妥定章程以為久遠，主旨為收養天津、河間二郡所屬孤寡之無依無告者。收養的具體辦法是：男孩上等資質，立義學以教詩書；中等資質，僱梓人教以宋字刊印，餘如修發、製衣，皆可因材施教；下等資質，試種桑棉蔬稻及區田、代田之屬，覓浙江老農教以種法。 ^[18] 

李金鏞在光緒年間的賑災活動具有不可低估的歷史意義。其最重要的意義是對晚清義賑的推動。具體表現有三個方面：

其一，李金鏞是晚清義賑的發起人。關於晚清義賑的起點，學術界主要有兩種基本觀點。一種認為光緒三年（1877年）初的蘇北賑災是晚清義賑的起點；而另一種則認為是稍後的東賑。學術界大都認同第一種觀點。如依照第一種觀點，李金鏞是最早到蘇北賑災的江南善士。他理所當然是晚清義賑最早的發起者，並極有可能是首倡者。即使照第二種説法，李金鏞同樣是最重要的發起人。

其二，李金鏞及其帶領的義賑隊伍是光緒初年義賑的主力軍。如果將蘇北賑災也算在內的話，江南同人發起的晚清義賑主要是在蘇北、山東、河南、山西、直隸五個地方進行。李金鏞在蘇北、山東、直隸三個地方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蘇北，他發放賑銀十三萬之多，放賑區域廣至淮安、徐州、海州三府。他所領導的義賑隊伍是惟一的一支在蘇北賑災的義賑隊伍。在山東，僅在青州，就賑濟二十六萬餘人，放賑範圍涉及青州、武定兩府十餘縣。在直隸，籌款達六萬兩之多，放賑至九州縣之廣。

其三，李金鏞對晚清義賑機制的形成頗有貢獻。其具體表現為：（1）蘇北賑災期間，在他的帶領下，所有賑災人員皆“拋去公私正務”，且“均不開支薪水”。“這種以救災為專業（儘管是短期的）的做法在江南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並在後來成為義賑活動中賑務人員必須立誓遵循的基本原則。（2）其在蘇北賑災期間所制定的《海州查賑章程》奠定了晚清義賑的基本原則，甚至影響至民國。其後他在山東辦賑時仍是遵此章程放賑；在河南辦賑的袁子鵬等也承認是“照青州、海州之例，挨户查賑”；豫賑中制定出的《查賑條議》，在查户、放票、散賑等主要環節上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在後來多次賑災活動中被奉為“標本”的《義賑芻言》同樣如此；甚至在1921年由中國義賑會頒佈的《查放局通則》中，也只不過是把查賑員改稱為“調查員”。（3）其在山東賑災期間提出的疏浚小清河建議在義賑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此工程是“義賑同人首次系統提出的大型水利工賑工程”，並且在十五年之後“循着同樣的思想”、依靠義賑的力量得以完成。

其四，是對華北地區善堂建設的推動。李金鏞在青州賑災期間即與義賑同人籌建了青州同善堂，是為華北地區第一個綜合類善堂。青州同善堂的設立開義賑同人在華北設立善堂善會之先聲。隨後，義賑同人在豫賑期間設立了大量的善堂善會。李金鏞對華北地區善會善同建設的推動，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天津設立了廣仁堂。廣仁堂不但是光緒初年義賑期間江南士紳在華北地區辦得最為成功的例子，而且其模式後來被盛宣懷在華北地區推廣，形成了一個“廣仁堂系列”。儘管“廣仁堂系列”的形成是盛宣懷大力推動的結果，但李金鏞首創的天津廣仁堂，則最早奠定了其基礎。 ^[18] 

光緒九年（1883年）春，李金鏞由東北返回石塘灣故里，途經洛社，見該鎮集市興旺，但鄉民肩挑揹負，往來於運河南北，僅有一座狹小的三節木橋（原有石橋毀於咸豐十年兵燹）。當他聽説橋上行人擁擠，常有人落水溺死，深表同情和憐憫。於是將自己歷年官俸積蓄，以及多次因功所受的賞賜，悉數捐獻，並向當地鄉宦商賈提出倡議，獲得贊助，隨即修建石拱大橋一座，即“洛社大橋”，光緒十二年（1886年）竣工。該橋自建成後的80多年間，在洛社的發展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6] 

光緒十四年（1888年），漠河礦務局成立，李金鏞任總辦。光緒十五年（1889年），漠河金礦正式開工。順利開工之後李金鏞的工作並沒有因此結束，他根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創辦企業的經驗和清朝的實際，初步制訂了開辦礦山的章程，他提倡節儉反對鋪張浪費，在薪金的發放上他採取了礦產局與工人四六分成的制度，並對在工作中嚴格遵守紀律的工人進行獎賞、對不遵守規章制度的工人進行一定程度的懲罰。後來隨着金礦的不斷髮展需要越來越多的人才，李金鏞不斷招聘獻身邊疆、實心務實的管理人才來金礦擔任管理者。在管理金礦的過程中，他不僅賞罰分明，而且關心職工生活，在職工有困難的時候他還親自幫助職工解決實際困難。他為了能夠順利外運礦產資源申請專項款項，不斷改善運輸條件。為了保護邊防的安全他積極訓練邊防勇士，對沙俄匪徒開展了有力的打擊，從而維護了國家的尊嚴。漠河金礦在李金鏞的經營管理下，規模不斷擴大，經過兩年的發展共建成了四個金礦廠，工人達到3000多人，保護礦產的勇士就有100多人，每年可以產黃金4萬兩。經過七年的發展，漠河金礦每年可以上繳税銀85萬兩，而後發展成為洋務運動企業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礦產企業。 ^[24] 

清代醫家謝元慶：秋亭大帥才，毋以鄉邑善士目之。 ^[18] 

晚晴慈善家謝家福：君幼承庭訓，讀書力善。 ^[18] 

《清史稿》：金鏞性坦易，口操南音，所至民愛而憚之。 ^[7] 

《清史列傳》：凡在任裁革陋規，清理積訟，除盜安良，興利剔弊，事事求實，廳以大治。關東稱循吏者，競言李高，謂金鏞及前署昌圖府知府高同善也。 ^[22] 

《大興安嶺日報》：①李金鏞對沙俄盜匪不卑不亢，足智多謀、大義凜然，致使沙俄畏懼其威勢，使漠河金礦成為近代最為成功的礦業而名揚全國。②“開礦安邊興利功業邁古今，義賑求實恤鄰德政昭宇宙”，這是世人對李金鏞為官清正，實業興邊，驅寇愛國，穩固疆域的功德頌揚。 ^[16-17] 

據傳，李金鏞初到任時，一次宴請沙俄邊防官員。故意把已判處死刑待決的囚徒裝扮成侍者，穿着清官員的服裝。當雙方官員推杯換盞暢飲開懷之時，藉故説這侍者侍候不周，把他推出斬首。俄國邊防官員甚為驚疑，便問：“被殺者，官居幾品？”李答：“七品官。”俄官聽説是七品官心生懼意，不禁對李金鏞望而生畏，故給李起了一個綽號謂“一隻虎”（和李知府諧音之意）。 ^[5] 

據傳，有一個金廠在“按碃（指挖金坑）”時，發現個“金碾盤”。按碃人大喜，想努力把它挖出來。誰知人們越往下挖，金碾盤越往下沉，越挖越深，而“金碾盤”也越沉越深。在李金鏞聞訊趕來看時，金碾盤已下陷到只剩下一道金光閃閃的光圈了。李金鏞當即問金碾盤説：“你為什麼總往下沉？”不料，金碾盤卻回答道：“我是鎮溝的，你們把我挖出來由誰鎮溝？”李金鏞厲聲喝道：“皇帝封的是我，我就是鎮溝的，有我用你鎮什麼溝！”於是“金碾盤”不吱聲了，被挖掘出來運走了。 ^[5] 

李廷發（生卒年不詳），國學生。例授登仕郎，誥贈資政大夫。 ^[19] 

李澤恩，字伯延，李金鏞長子。藍念翎候選監大使。例贈登仕郎。英年早逝。 ^[23] 

李沛恩（1857年—1910年），字仲敏，李金鏞次子。曾任湖北鄖陽知府，候補道員。 ^[23] 

李溥恩，寧敍純，號永泉。李金鏞三子。賞戴花翎五品頂戴候選監大使。 ^[23] 

李澍恩（1879年—1916年7月11日），字季康。光緒二十八年，以監生報捐候選通判，投效吉林，歷充籌餉總局委員、提調、幫辦。三十一年留學日本宏文學院。回國後，任吉林巡警學堂監督。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任吉林農安縣知縣。宣統元年（1909年），任賓州府首任知府。宣統二年九月，李澍恩奉調署吉林省西南路道。民國初，曾任吉林實業司司長。 ^[15]  後調任陝西中國銀行行長，突患喉症，於民國5年（1916年）7月11日，病逝於北京。 ^[23] 

謝家福撰《李金鏞行狀》 ^[18] 

趙爾巽主編《清史稿·列傳二百三十八》 ^[7] 

《清史列傳·卷七十七》 ^[22] 

李金鏞去世後葬在江蘇無錫石塘灣東陡門故里，文革時遭毀，內中金銀一無所有。 ^[13] 

李金鏞故居位於江蘇省無錫市惠州區，原佔地面積約400平方米。2004年，遭遇火災，燒掉了不少房屋。但李金鏞年輕時的起居房間和小院內的水井和所植的樹木仍在。2006年，李金鏞故居被批准為無錫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展開修復工作。 ^[13]  2010年9月，正式對外開放，同時被命名為“惠山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李金鏞紀念館”也同期布館對外開放。 ^[14] 

李金鏞祠堂位於黑龍江省漠河市金溝林場，始建於1998年，2007年重建，佔地總面積增至1698平方米。祠堂分為一座正堂和兩座廂房，正堂背靠青山，顯得莊重、肅穆，堂內陳列着李金鏞塑像、清政府有關老金溝金礦事宜的奏摺及部分實物文本。東廂房為幕僚館，陳列着刻有協助李金鏞創辦和管理金礦的90餘名幕僚的浮雕畫；西廂房為功德館，陳列了2000餘件出土的採金工具和20餘幅圖片，講述了李金鏞為國為民、鎮守邊疆作出的卓越貢獻。 ^[4] 

（以上參考資料）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