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滉

1501年出生於慶尚北道禮安縣（現安東郡陶山面）的李滉（huang）兩歲的時候就失去了父親，由母親一人養大，是家中最年幼的孩子。 ^[3]  然而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下，李滉的母親依然嚴格的教育他，要求他“品行端正，專於學問”。雖生於士族門閥，但貧苦與喪父的事實令他成為被輕視的對象。從那時開始對學問產生興趣的他，12歲便正式學習《論語》，他喜愛陶淵明的詩句，18歲時寫有詩句《遊春詠野塘》：“露草夭夭繞水涯，小塘淸活淨無沙。雲飛鳥過元相管，只怕時時燕蹴波。”20歲開始學習《易經》和宋明理學。1523年，22歲的李滉進入成均館學習。

11年後，1527年，他考中科舉，擔任過户曹佐郎、正言、承文院校理等官職。擔任丹陽郡令時，李滉用各種方式展現他的民本思想，不論農忙或是水旱之時，皆可在田地裏看到他的身影，他還親自為當地農民示範建造小型貯水池。丹陽八景即是當時李滉所命名的。然而在他官職日日高升並擔任了豐基郡郡守的時候，主動辭去了官職告老還鄉。33歲的時候李滉重返成均館後又做官。到他70歲去世的那天為止，他一共擔任過140多個官職，由於厭倦朝鮮中宗時期的黨爭，其中有79次是他主動申請辭去的，但又多次被任命為地方官員。而令他這樣做的原因，不是為了官場的高職或者是榮華富貴的生活，而是為了“可以使自己品行端正的學問”。在此期間，李滉進一步發展完善了朝鮮的紹修書院。

於“知天命”之年離開官場後，隱居於現陶山書院處的李滉，根據“退而居於溪邊”之意取號為“退溪”。他此時寫道：“身退安愚方，學退憂暮境，溪上始定居，臨流日有省。” 書院建成，前來拜問求學者絡繹不絕，然而不管來者身份，生性簡樸的李滉皆一視同仁。據説當時身為左議政的權轍遠從京城前來拜見李滉，沿途各地政府還為他特別修路鋪橋。面對昔日長官，李滉接待如常，使得原本計劃在書院住一個月的權轍，在隔日早晨離去。臨別時，權轍向李滉求問贈言，李滉只告訴他：“政治乃與民同樂之事，對於百姓日常三餐，大堅卻無法下嚥。官民差距太大，該如何為政，還請多加留意。”雖然只是一頓飯，但是李滉所表現出的嚴以律己和愛民如子的心情，卻是意藴遠長。

朝鮮明宗時期，在明宗多次邀請下，李滉67歲時重返朝政。明宗因病猝死後，朝鮮宣祖任命他為禮曹判書。但李滉卻辭職回鄉。 ^[3]  在宣祖多次邀請下，李滉68歲時再次重返朝政。李滉的代表著作《聖學十圖》也在此時上呈，並上疏希望宣祖能將其製作成屏風，能夠藉以“維持此心，防範此身。”此後，《聖學十圖》的屏風成為朝鮮各代國王的必備品，在皇宮各房間隨處可見，景福宮中仍可見到這些屏風。

70歲時李滉最終退休。1570年逝世。諡號文純。在他病逝的這天，李朝王室甚至宣佈停朝三天，紀念這位影響朝鮮深遠的儒學宗師。自明宗末年至宣祖一朝，官場有為者沒有不出自退溪門下的，可見李滉影響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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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退溪希望通過認真地觀察事物和生活去尋找人生的真諦。他以此為根據，進一步發展了理學。由中國孔子創造並由孟子發揚光大的儒學，被傳承為東方正統的學問。中國宋朝的朱熹融前人之所學，把它發展為研究宇宙和人根本問題的理學。而朝鮮王朝的李退溪則進一步發展此理論，提倡“儒學的根本為‘理’”的“主理論”。在16世紀的朝鮮王朝，尊重經驗知識的“主氣論”是理學的另一個分支，然而李退溪則希望通過學習去探求人生的真諦，以更好的理解人和事，並通過這些去尋找自己根本的面目。

實際上，退溪哲學的核心可以總結成為對所有人和事的一種“尊敬”，而把它轉換成現代的語言就是“和諧”。如果人與人、人與自然都可以相互尊重，那麼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加和諧，並且生態危機、社會矛盾和國家分爭都可以一一消除。因此，在壬辰倭亂時傳入日本的退溪思想，成為日本近代儒學的主體思想。當今，在中國、美國、歐洲以及世界其它地方都召開有“退溪學國際學術會議”，研究它成為解決21世紀各種問題的方案。

李退溪以“理氣互發説”為思想核心，建立了嶺南學派，之後又設立了“陶山書院”，培育後人並進行學問研究，他是朝鮮王朝最權威的教育哲學家。但重要的是，他從來不以學者的權位自居，反而常常與奇大升和李珥等人進行自由討論。這樣去發展學問的他，無愧被稱為“東方朱子”。 ^[5] 

在哲學上，李滉既反對以徐敬德為代表的唯物主義，又排斥佛教和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崇信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他認為“理”是世界的本原和主宰，如果沒有“理”，便沒有天地和人類萬物，一切都將不存在。他承襲朱熹的未有天地之前畢竟先有一個“理”，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 “理”的觀點，將“理”看作為超自然、超時空的精神本體，而自然界以及整個人類社會則是由“理”派生的，不過是“理”的表現而已。李滉反對王陽明的 “知行合一”説，信奉朱熹的“先知後行”説。但他又認為人有兩種人性，即“本然之性”和“氣質之性”。由“氣質”的“清濁”與“粹駁”而有“上智”、“中人”、“下愚”之分，即“天理”、“知行”相兼的人屬於“上智”；“知足而行不足”的人則為“中人”；“知昧行惡”的人是“下愚”。李滉以此為李朝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合理性辯護。同時，李滉認為人們雖然具有“氣質”之差距，但經過個人的不斷讀書和修養，差距可以縮小，亦能達到聖人的境地。

李滉強調“天理” 與“人慾”的對立，要求人們放棄“人慾”，服從“天理”。在他看來，“四端、七情”與“天理、人慾” 有所不同。“四端” 就是“天理”，“七情”卻不盡同於“人慾”。因為“七情”包括為善為惡的兩種可能，而“人慾”則一定是“惡”的。“天理”和“人慾”是完全對立而不可並存的。讀書、修養的目的就是革盡“人慾”，復盡“天理”。李滉的“理欲”觀反映了當時李朝封建當權者的思想和利益。 ^[6] 

李滉的哲學思想在朝鮮哲學史上具有深刻的影響，而且對日本朱子學的發展也產生一定的影響。李退溪在韓國家喻户曉，韓國政府為了紀念這位思想家，將其頭像印在了第三版的1000元的韓元上。此外，首爾特別市鍾路區北部亦有一條退溪路用以紀念他。跆拳道的退溪套路也是以李滉的號命名的。

韓國許多研究機構和大學的系別也都以“退溪”命名，比如首爾的退溪學研究院，慶北大學的退溪研究院，檀國大學的退溪研究院和圖書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