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學

朱熹（1130年～1200年），行五十二，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字符晦，又曰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又稱滄州病叟、雲谷老人，南宋理學家。他被認為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尊稱為“朱子”。在中國，許多人認為他確立了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家境窮困，自小聰穎，弱冠及第，中紹興十八年進士，歷高、孝、光、寧四朝，一生清白，貧困時多，雖餐食常有不繼，然非分一文不取。於建陽雲谷結草堂名“晦庵”，在此講學，世稱“考亭學派”。承北宋周敦頤與二程學説，創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學風，稱為理學。其著作甚多，輯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書作為教本，儒家的思想經其整理註釋才普遍為人所瞭解。世稱朱子，又稱朱文公。 朱熹系茶院府君九世孫。原籍江西婺源縣，宋建炎四年庚戌（1130年）九月十五日午時誕生於福建尤溪鄭氏草堂。十八歲舉建州鄉貢，十九歲登王佑榜進士，二十二歲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縣主簿，以後四十八年中，先後任地方官九年，到朝廷任侍講官四十天，官至直寶文閣待制，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兼秘閣修撰等職。慶元六年庚申（1200年）三月初九午時病逝於建陽考亭之滄州精舍，壽七十一歲。嘉定二年詔賜諡曰“文”（稱文公），累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後改徽國公，從祀孔子廟。明朝通稱先儒朱子，崇禎十五年因詔位居七十二子之下，漢唐諸儒之前，特稱大賢朱子，清康熙五十一年詔升大成殿配享位列十哲之次。生三子：塾、野、在；女五人。 他為官僅有10餘年，從事教學約40年。一生專心儒學，成為程顥、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在經學、史學、文學乃至自然科學的訓詁考證、註釋整理上都有較大成就。朱熹哲學發展了程頤等人的思想，集理學之大成，建立唯心論的唯理論體系。認為“理”、“氣”不相離，但“理在先，氣在後”，“理”是物質世界的基礎和根源。朱熹晚年受到韓胄排斥，學説被視為“偽學”，遭到禁止。但後來朱熹理學一直成為官方哲學，元代恢復科舉後，朱學被定為科場程序；在明清兩代被列為儒學正宗。在中國儒學史上，朱熹理學的作用和影響力僅次於孔子。朱理學傳到了朝鮮，再傳入日本，在日本一度形成朱子學熱，影響頗大。

主要著作:《近思錄》《四書章句集註》 《詩集傳》 《通鑑綱目》 《朱子語類》 《宋名臣言行錄》 《楚辭集註》 後人集有《晦庵先生朱文公集》。

朱子學於13世紀20年代就開始傳入與中國鄰近的日本、朝鮮及越南等國，由於這幾個國家當時的社會結構與中國基本相似，因此朱子學在傳入後不久便融入了當地文化。14世紀至16世紀，日本朱子學擺脱了禪學的束縛，並與原有的神道相結合，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出現了專門研究朱子學的儒家學派。後來江户時代的德川幕府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更是把朱子學奉為“官學”。從此，朱子學在日本進入了鼎盛時期，朱子學不僅作為修身齊家的理論，而且成為治國平天下的武器。明治維新之後，許多日本思想家為了解決資本主義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繼續潛心研究朱子學，以尋找實現“道德之教”的良藥。1890年，日本天皇公佈了《教育敕語》，確立了以儒家道德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國民道德教育方針，這標誌着朱子學在日本已逐漸融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朱子學在朝鮮的主要渠道是靠兩國官方學者和學術機構的相互往來，15世紀初至16世紀中葉是朝鮮李朝時代的鼎盛時期，在統治階級的倡導下，朱子學在朝鮮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隨着各種獨立的朱子學派的相繼出現，朝鮮產生了自己的朱子學集大成體系（退溪學），朱子學已成為朝鮮民族自己的文化，並在社會意識形態中佔據正統地位。朱子學在朝鮮半島所產生的影響，並不遜於其在中國本土的影響。不僅如此，朱子學還通過退溪學對日本思想界產生了極大影響。至今，朝鮮人民仍尊朱子家禮，崇尚朱熹的倫理道德思想及人生價值觀。

朱子學一傳入越南就受官方重視，當時的陳朝還直接效仿中國以朱子《四書集註》取士的科舉制度。而在後來的黎、阮兩個朝代中，統治階級更是大力褒揚朱子學。他們把朱子學立為正統的國家哲學，作為其建國治民的指導思想。朱子學也對越南社會產生非常深刻的影響，現今保存的越南國史——《大越史記全書》，就明顯地受到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史學思想的影響，朱熹的倫理道德思想更是滲透到越南人的思想中，成為他們行為的指南。一位英國學者説：“儒學（主要指朱子學）在越南取得非凡勝利。它把‘五倫’尤其是家庭關係的倫理在社會中擴展到最大限度。”（節延凌譯《中世紀的越南和柬埔寨》）

近代，隨着朱子學的不斷傳播，朱子學開始影響到東南亞的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國。華人為了把儒家思想傳播給下一代，他們在所屬國創辦華文學校，把《四書》、《五經》列入當地華文學校的主要課程。東南亞的華人還把朱熹“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他們個人發展模式；作為他們“安身立命、自強不息”的精神力量。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八德具體化，賦予現代化和新加坡化的內容，把其當作一以貫之的治國之綱。20世紀中葉以後，東南亞更是興起了一股朱子學研究熱，他們把朱子學作為解決西方物質文明給社會帶來弊病的方法，認為朱子學是治心之學，加以推崇。

歐洲人知道朱熹是從16世紀開始的，其影響主要在知識界。17—18世紀，朱子學在法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當時的孟德斯鳩、伏爾泰等許多啓蒙思想家都曾研究過朱子學，並從中吸取營養。而朱子學對18世紀德國哲學家的影響則更為突出，德國著名的哲學家、自然科學家萊布尼茨在朱子學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唯理論”學説，並發表了關於“道”的《單子論》，從而開創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同時為現代數理邏輯和計算機科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論。康德、叔本華也同樣深受朱熹思想的薰陶，尤其是康德，他在《宇宙發展概論》中提出的天體起源假説，與朱熹的宇宙哲學中的“陰陽二氣的宇宙演化論”的觀點十分相似。因此他被稱為“歌尼斯堡的偉大的中國人”。值得一提的是，在1634—1742年間，歐洲發生了一場關於中國禮儀的爭論，從而使歐洲學者對朱子學進行更深入地研究，這為朱子學西傳提供了大好機會。

美國到18世紀才由來華傳教士傳入朱子學，但二十世紀以來，美國對朱子學的研究卻出現了熱潮，其不僅而且大力投入研究包括朱子學在內的中國學的資金，（僅1958—1970年，投入經費就達7000萬美元）。還出現了不少研究朱子學的專家及其著作，美國大多數學者對朱子學持肯定態度，他們認為美國的民主政治也間接地受到朱子學的影響，今後還要繼續加以研究。

朱子學在海外的傳播過程中，對它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也產生過一些負面消極的影響。如受朱子學影響較大的朝鮮、日本、越南，曾經在一些人看來“罪惡無過不孝，無論是犯下什麼過節，只要是為了盡孝的話，都可以得到社會的同情和諒解”。又如越南“交趾支那”（即越南南部）人民中存在着儒教徒的行為（主要指特別的貞節，獨特的居喪行為等）。特別是朱子學成為它國官方思想之後，被封建統治者用作對人民進行精神奴役的工具，桎梏人們的思想，使得思想愈來愈僵化等。這些都影響了社會的發展。

總之，朱子學能在海外流傳，並與它國文化相交融，成為一些國家和社會的意識形態，自然有其生存的價值。朱子學在海外的傳播及其影響的歷史過程，有力地證明了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社會張力。以朱熹為代表的新儒學已發展成為世界性的學説，許多國家的學者通過對朱子學的研究，從中找出東方文化中適合西方社會的部分，從而為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努力。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自古以來，日本接受中國漢字、儒學、佛教、科技和生產工藝的影響，其社會發展與中國密切相關。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是日本接受中國影響的重要方面。

5世紀：儒學傳入，加速日本文明進程

公元5世紀，中國儒學東傳日本。據成書於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15年(公元405年)百濟博士王仁應邀到達日本，帶去10卷《論語》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記》也有類似的記載。這是中國儒學傳入日本的最早記錄。此後，中國儒學在日本逐漸傳播，對其政治、法律、文學、哲學、宗教及藝術等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加速了日本的文明進程。進入7世紀，儒學在日本進一步傳播，並開始浸入社會意識形態領域。這與當時的社會變革形勢密切相關。自6世紀後半期起，以部民製為特徵的奴隸制行將崩潰，即將誕生的封建社會在意識形態上需要理論指導。攝政的聖德太子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階”，用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來表示官吏等級的高低；次年，頒佈作為各級官吏道德訓誡的《十七條憲法》，以儒教倫理作為指導思想。如“以和為貴，無忤為宗”(第一條)、“羣卿百僚，以禮為本”(第四條)、“信是本義，每事有信”(第九條)等，都是受到中國儒家君臣秩序與五倫觀念的顯著影響。儘管《十七條憲法》不是法律，但卻構造了未來封建國家中央集權的政治原則，為日後的大化改新所繼承。

不僅如此，日本天皇年號也與中國儒家文化同出一轍。根據我國學者統計，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號以來，日本天皇年號的總數為247個，約出自中國106部典籍。在這106部典籍中，儒家典籍就有《尚書》、《詩經》、《周易》、《禮記》、《孝經》、《周禮》、《孟子》、《論語》、《春秋左氏傳》等。中國儒學對日本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日本學者指出：“日本長期是落後於‘中華’之國——中國的後進國，接着是落後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後進國，所以它在能夠創造出達到先進國水平的意識形態以前，必然要從先進國進行移植。”此語不虛。

7世紀：日本成為儒教徒的國度

7世紀中期，日本進入封建社會，儒學得到廣泛發展，封建統治者試圖從中找到可資統治的理論根據。儒學思想的核心是“仁”，“愛人”是其主要特徵。孔子強調“為政以德”，孟子進一步強調“以德行仁者王”。這一思想直接為孝德天皇 (597年～654年)所接受。他在即位不久的詔書中説：“當遵上古聖王之跡而治天下，復當有信可治天下。”“遵上古聖王之跡”，就是像堯、舜那樣以德治天下，達到天下歸心。日本在吸收中國儒家思想的積極成分時，兼收了儒學思想中的“ 天命”觀念，由這一思想衍生出天皇乃“神明”、日本乃“神州”、“大地之元首”的思想，直到19世紀仍有很大的市場。

中國儒學在日本的傳播與發展，加速了日本從矇昧走向文明的歷史進程。儒學正是因社會的需要而被引進、傳播與發展的。被視為儒家五種傳統美德的仁慈、正義、禮儀、學識、信義，自然成為治國治民的利器。文武天皇時期，頒佈《大寶律令》，將《周易》、《尚書》、《儀禮》、《禮記》、《毛詩》、《左傳》、《孝經》、《論語》等，作為大學或國學的必修課程，國家通過行政手段來推廣儒學，使其傳播整個社會。從五世紀初開始，日本就從中國大陸輸入儒學，在隋唐時代又從中國引進文物典章制度，掀起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潮。奈良時代，出現了三教合流，佛教與儒教一樣具有安慰人心、調節社會關係的功能。但與佛教相比，人們普遍接受的是儒教，因為它不僅有識文斷字、吟風弄月的情調，更多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具體原則，難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國度。

江户時代：儒學被異化為御用工具

江户時代(1603年～1867年)，儒學受到異常推崇，達到儒學的極盛時代。一方面，它已顯示出獨特的社會功效；另一方面，統治者出於統治需要，將儒家倫理作為鞏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的思想武器。日本學者指出：“隨着封建秩序的鞏固，對學術的社會需要提高，人們開始意識到儒學，尤其是朱子學作為從倫理上維護封建社會的學問的有效性。因此，日本朱子學尤其本土化的特色，直到江户時代，一直是重要的統治工具。

《宋元學案》、錢穆的《朱子新學案》、《朱子學提綱》、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田亮的《朱熹的思維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