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仁

李東仁本貫遂安李氏，生於朝鮮慶尚道梁山（一説釜山），1864年出家為僧，法名“淺湖”（一説“西明”）。他是釜山梵魚寺的僧侶 ^[1]  ，也有一説他屬於釜山附近的梁山通度寺。 ^[2]  李東仁曾在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郊外的奉元寺活動，與早期開化思想家劉鴻基（劉大致）過從甚密，劉鴻基從他那裏修習佛學，而他則從劉鴻基那裏接受了開化思想，開始致力於朝鮮的文明富強。 ^[3]  據《花房義質關係文書》中所收錄的《東仁聞書》記載，李東仁稱劉鴻基為“以先輩受敬仰之人” ^[4]  ，可見劉鴻基對李東仁的影響。通過劉鴻基，李東傑結識了金玉均等青年開化派官僚，李東仁曾謂：“予同志之巨擘而可依賴者，弘文館校理金玉均是也。……出身素封之高門，才德兼備，十分謙讓，頗愛敬志士”。 ^[4] 

除了與國內開化派人士的交往，李東仁很早就與日本接觸。《江華條約》簽訂後，朝鮮開港，日本人開始出沒於朝鮮境內，李東仁在當時便與日本辦理公使花房義質一行的通譯官、本願寺僧侶楓玄哲交往，開始接觸新文明。 ^[3]  1877年，日本京都東本願寺的和尚奧村圓心來朝鮮傳教，在釜山建立東本願寺別院。最晚從1878年9月開始，李東仁就頻繁出入別院，與奧村圓心等人往來，不僅探討佛教，還有機會接觸新式文物，甚至還曾登上日本軍艦“比叡”號參觀 ^[5]  ，極大地開拓了視野。

1879年春，李東仁來到漢城，有一天金玉均率樸泳孝、洪英植、徐光範、徐載弼等開化黨人士前往奉元寺拜訪他。李東仁給他們出示了世界各地風土人情的照片和一本叫《萬國史記》的書，開化黨人十分好奇，爭相傳看。金玉均便問李東仁還有沒有這類書，李東仁回答説沒有，只有這一本，但有錢可以弄到很多。金玉均又問他從哪裏搞到這些東西，李東仁説：“我是釜山人，由於懂些日語，又去過幾次日本（此處可能是誇大其辭，將他與日本人的交往説成是去過日本，也有可能是徐載弼回憶有誤），因此可以把這些東西弄到手。目前，日本人廣交西洋人，又積極學習和引進西洋的各種制度，正以此振興本國文明。”金玉均聽説後當即給了李東仁一些經費，委託他潛入日本帶來更多新式文物。 ^[6]  由此開始了李東仁的日本之行，而李東仁渡日又是開化黨形成後最早的活動，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李東仁也成為朝鮮近代史上私費渡日第一人。

1879年4月，李東仁來到釜山，他在那裏會晤了日本駐朝辦理公使花房義質，花房義質説他“衣袴頭髮，皆如顯堂之官吏或書生，坐作言語，異於我人。僅就應答之間而言，似是能説會道，然不免在明白理解意思上有些困難。” ^[4]  李東仁向花房義質交代了朝鮮的政局及開化黨的情況與主張，並提出了日朝經貿合作、向日本借款併購入機械、船舶及派考察團學習日本等構想。 ^[4] 

在東渡日本以前，李東仁留在釜山東本願寺別院學習日語，奧村圓心記載説：“東仁原為僧侶，居常為愛國護法之神經家。晚近朝鮮國國運日益衰頹，宗教既一蹶不振，此時革命黨樸泳孝、金玉均等憤慨國家之衰運，欲大行刷新，東仁又與其意見相符，樸泳孝、金玉均兩氏引見東仁，遂至重用。故為了解列國公法等，歸入我宗門（淨土真宗大谷派），將以渡日本。東仁將從樸泳孝送來的四個純金丸棒（長二寸餘，寬一寸餘之物）出示於餘，稱此為渡日之路費。故於和田（圓什，東本願寺別院教育課錄事）氏及總領事官前田獻吉氏商議，決定（將李東仁）送入本寺。是即韓國改革黨渡海日本之始也。” ^[7] 

1879年9月，李東仁偷渡日本，先到達京都東本願寺。他在那裏滯留了7個月以後，於1880年4月赴東京，住在東本願寺轄下的淺草別院。李東仁化名“朝野繼允”（“朝野”有“從朝鮮來的野蠻人”的意思），在淺草別院住持兼東本願寺外國佈教長鈴木惠淳等的斡旋下與日本各界進行廣泛交流，包括慶應義塾校長福澤諭吉和英國駐日公使薩道義等，他還加入了新成立的團體“興亞會”，深受興亞會人士的讚歎。 ^[8]  不久後，以金弘集為首的修信使團來到日本，李東仁欲前往會晤，駐朝公使花房義質擔心他見了官方人物後會被指控裏通外國而遭不測，遂委託鈴木惠淳勸李東仁不要見金弘集。李東仁聽了後説：“我來日本，就是決心為了報答國恩、報答佛恩。為了國家，我可以忍受一切。願一見金修信使。”最後李東仁穿着日本人的衣服見金弘集，金弘集感到可疑，便仔細詢問。李東仁説：“我為了國家，昨年以來滯留日本兩京，不僅會晤了貴人，還見了在野有志之輩，知道了他們（對朝鮮）懷着怎樣的心思。他們對朝鮮別無他意，只是希望將朝鮮引入開明而已。”金弘集聽了後撫膝嘆曰：“嗚呼！此奇男子在此報答國恩乎，不勝佩服！” ^[9]  於是李東仁便獲取了金弘集的信任，於1880年9月29日隨修信使團歸國，10月15日抵達漢城。

李東仁回國前夕，用東本願寺給他的錢買了火柴、煤燈等大量新式文物，帶回國展示給金玉均等開化黨人看，令其大開眼界；另一方面則購買了獻給朝廷權貴的禮物。 ^[10]  結果金弘集回國後，就將李東仁介紹給當時的外戚權貴閔泳翊並盛讚他，因此李東仁得到了閔泳翊的信任與厚待，並踏入政界，為朝鮮接下來的內政外交而奔走。朝鮮王朝以崇儒排佛為國策，僧侶不得入城，李東仁因而還俗，不僅投入閔泳翊門下，還進出宮廷。 ^[1]  由於他深知日本國情，熟悉新式文物，所以受到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的召見與委任。當時隨金弘集使團一道流入朝鮮的有清朝駐日使館參贊黃遵憲寫的《朝鮮策略》，其內容為勸朝鮮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並接受西方文物。高宗贊成《朝鮮策略》的主張，決心實施開化政策，而李東仁則在開化政策實施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首先，他在1880年11月作為高宗的密使再次東渡日本，會見了宗主國清朝的駐日公使何如璋及參贊黃遵憲，轉告了《朝鮮策略》傳入後“朝鮮朝議現今一變”的狀況，並呈上朝鮮君臣會談記錄和大臣會議節略，表達了朝鮮對外開放的決心及希望清朝斡旋朝美建交的意願。 ^[11]  滯日期間他還曾短暫供職於日本外務省。

歸國以後，李東仁參與組建朝鮮第一個近代機構——統理機務衙門，並被任命為該衙門的參謀官。 ^[12]  在短短一兩個月間，李東仁做了很多事。他擬定了《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草稿 ^[13]  ，還積極籌劃紳士遊覽團的派遣。如前文所述，派遣人員考察日本一事是李東仁之前就有的構想，這一想法不僅對花房義質吐露過，也曾告訴英國駐日公使薩道義。但此時他的目的是為他的主子閔泳翊服務，即通過派遣紳士遊覽團來提升閔妃集團的地位以壓制大院君為首的“衞正斥邪”保守派。 ^[14]  所以李東仁原先構想的是派遣他的開化黨同志10餘人赴日考察，但這時所物色的卻變成閔妃集團的權貴官僚了。不管怎樣，紳士遊覽團的派遣對朝鮮而言仍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作為開化政策的一環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除此之外，李東仁還計劃與日本交涉借款、招聘陸軍教官、購買武器等事宜。 ^[15] 

1881年3月，李東仁奉命前往日本購買軍艦與大炮，開始逐步實現他的計劃。 ^[16-17]  但此一去之後，他便失蹤了。失蹤前還曾留給閔泳翊一封信，閔泳翊打算南下釜山尋找而無果。 ^[18]  日本方面流傳他是被暗殺的 ^[8]  ，1882年壬午兵變後逃到日本的開化黨人尹雄烈在被《朝野新聞》記者問及李東仁是否被暗殺時表示：“此人之失蹤，或往日本，或逃俄國，説法很多。但無論怎樣搜索都無法知道他的行蹤。至今日來看，遭遇暗殺是完全有可能的。朝鮮開化黨皆為失去此人而痛惜。” ^[19]  一般認為李東仁被大院君一派的保守勢力所害。 ^[20-21]  但是，也有不同的説法，1881年4月，李東仁的同志、開化黨僧侶卓挻埴（法名“無不”）東渡日本，臨行前與日本駐釜山領事近藤真鋤會晤，提到了李東仁的情況。其後近藤真鋤向花房義質公使報告説：

“依無不所言來看，東仁乃僨事之人，惜哉惜哉。國王似疑心（李東仁被害）是大院君所為，然金玉均等則懷必是金宏集、李祖淵所為之疑心。蓋無不作為完全得到宏集之信任、此次又被該人（金宏集）保薦為擔當清國（駐日）公使館通信之任者，以其言觀之，豈非多半為金宏集等謀殺者乎？東仁從前排斥宏集、祖淵之議，大有出入閔家、貪圖急功之意，在新論黨中亦頗忌之。故玉均異常擔憂此事，多次給予（李東仁）忠告，然終不聽，乃及於禍……”。 ^[22] 

從這段記述來看，李東仁可能是被金弘集或李祖淵害死的，而這二人正是1880年朝鮮派往日本的修信使團的正使和從事官（相當於副使），也就是將李東仁帶回國並加以引薦的人。而他們害死李東仁的原因則是由於李東仁回國後過於高調，張揚於朝廷之上，出入於權貴之門，大有反客為主之勢，這是他們當初帶其回國時所沒料到的，因此出於嫉恨轉而反感李東仁。更重要的原因是，金弘集使團回國後，因從日本帶來的《朝鮮策略》而飽受反開化的士林的攻擊，而同樣是從日本帶來的李東仁則積極推進開化政策，無疑會像《朝鮮策略》那樣成為讓他們麻煩纏身的禍根，故他們必須趁李東仁尚未完全嶄露頭角之際將其除掉。

金弘集、李祖淵態度的微妙變化在李東仁失蹤前後已露出蛛絲馬跡。1881年2月24日，日本駐朝公使館官員石幡貞來金弘集府邸打探朝鮮派遣赴日遊覽團及購買日本軍艦大炮之事，李祖淵也在座，金弘集對此以筆談形式回答道：“朝士幾個人之行，甚屬秘事，非向貴國人秘之，乃我邦之所秘也。其概聞專為遊覽，恢拓見聞，而求購炮艦，初無此計，想出訛傳耳。”李祖淵在中間添了一句“是亦東仁之説，不於朝士諸人”。而後李祖淵又補充道：“昨年我道園公（金弘集）奉使，在貴國本願寺始見東仁，變換我衣冠，操貴國語言，殆疑他日人，以渠脱逃潛入貴國，及其還到東萊，罪在不測，賴我儕出力辯護，以致有今日。渠之輕躁喜動亦已甚，此次起債、購炮艦等之事，似出於其計劃，未知貴政府能聽之否？庶幾貴政（府）諸公，（擇）其可信之人而後信之，若或不然，甚致他日悶。朝士諸人雖非任此事者，然非落拓東仁之比……”李祖淵的言辭充滿了對李東仁的不滿，並試圖阻止李東仁購買日本軍艦大炮的計劃，甚至警告日本政府聽信李東仁會有後日麻煩，語氣可謂非常嚴重。隨後石幡貞又為李東仁緩頰，稱“以僕觀東仁，彼在我國不過數月，而能察我國近狀，能操我國語言，出入我國大官間，見其知遇，是亦髦士也，頃讀《循環日報》（香港刊行），極贊東仁之事，安知他日彼有能成其志，大為貴國所重哉？”並奉勸李祖淵不要詆譭誹謗李東仁。 ^[23]  其間金弘集雖未提及李東仁，但李祖淵在筆談時插入攻擊李東仁之句應是得到他的默許的。而石幡貞言及“彼（指李東仁）有能成其志、大為貴國所重”正戳中了他們的痛處，或許成為不久後他們動殺機的原因。李東仁失蹤後數月，金弘集在上疏中説“噫彼東仁，本以我國緇流，變服犯越，按以國律，即當擒斬之不暇，臣非病風喪性，豈或有招引潛隨之理乎？此則聖明已所悉燭，同朝亦當見諒，今其捏合無據、一唱羣和者，抑又何故？” ^[24]  可見帶回李東仁早已成為攻擊金弘集的一個把柄，金弘集也竭力與李東仁劃清界限。但他顯然不可能辨清他帶回李東仁的事實，唯一的辦法就是趁早讓李東仁消失，杜絕其進一步發揮影響。當然，無論是大院君為首的保守勢力暗殺，或金弘集、李祖淵的謀害，都沒有確鑿的證據，故李東仁的下落成為朝鮮近代史上的一樁懸案了。

後世對“開化僧”李東仁的評價一般以正面為主。他是朝鮮開化黨不能不提到的人物，被譽為一代“奇傑”，推崇他是朝鮮近代化的先驅，肯定他為朝鮮開化運動作出的貢獻，強調他的過早死去是民族國家的不幸與損失。 ^[25-26]  然而，李東仁與日本人過從甚密，加入興亞會，甚至還曾供職於日本外務省，其言行表現出濃厚的親日色彩，客觀上符合日本對朝鮮的侵略政策，故又被批評為“附和雷同於日本侵朝勢力的典型的親日人物”。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