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講話實錄

該書收錄了朱鎔基同志擔任國務院副總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國務院總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間的重要講話、文章、信件、批語等348篇，照片和批語、書信影印件302件。《實錄》翔實記錄了朱鎔基同志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工作歷程。

《朱鎔基講話實錄》收錄了朱鎔基同志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期間的重要講話、文章、信件、批語等348篇，約123萬字。收入照片272幅，批語、書信及題詞影印件30件。編入《實錄》的文稿，是根據朱鎔基同志出席重要會議和到地方、部門考察調研講話的音像資料、文字記錄稿編輯而成，絕大部分是第一次公開發表。

朱鎔基同志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務院總理期間，適逢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關鍵時期。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朱鎔基同志直接主持了財税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價格與流通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國有效治理嚴重的通貨膨脹，實現了經濟“軟着陸”；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扭轉了通貨緊縮趨勢，保持了經濟穩定、快速增長。《實錄》翔實反映了朱鎔基同志在中國改革和發展中的工作歷程，內容豐富，語言生動，圖文並茂，可讀性強。

《朱鎔基講話實錄》的出版發行，對於瞭解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重要意義。

該書分為4個部分，每部分內容按時間順序編排。

第一部分，朱鎔基同志自1998年3月擔任國務院總理後，先後在九屆全國人大會議5次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當時，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和新華網進行了現場直播，世界各大媒體也做了大量報道。

第二部分，朱鎔基同志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採訪內容境外媒體當時報道過，國內尚未公開發表。

第三部分，朱鎔基同志在境外發表演講並回答提問。國內外媒體對此曾做過綜合報道。這次收入本書的是演講和答問的全文。

第四部分，朱鎔基同志在出訪期間接受香港記者隨行採訪。當時海外媒體有過報道，這次選取的是其中的部分內容。

第五部分，朱鎔基同志在其它語錄。

關於質量管理和技術監督工作

(1991年5月15日)

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要強調內因為主

(1991年6月2日、3日)

調整企業組織結構

(1991年6月18日)

地方政府是地方煤礦的安全責任者

(1991年6月28日)

振興阜新首先要振奮精神

(1991年8月1日)

做好棉花的產供銷工作

(1991年8月18日)

清理三角債要抓住固定資產投資拖欠這個源頭

(1991年9月3日)

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意見

(1991年10月1日)

大力發展船舶工業

(1991年10月5日)

“正點”是民航服務質量的中心

(1991年10月7日)

加快技術進步，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

(1991年10月10日)

對江西發展的幾點意見

(1991年10月16日一22日)

控制重複建設的關鍵在銀行

(1991年10月29日)

重大技術裝備國產化最重要的是質量

(1991年10月30日)

機關要為基層辦實事

(1991年11月13日)

關於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幾個問題

(1991年12月20日)

關於組織“中國質量萬里行”活動的批語

(1991年12月21日)

……

房改試點的政策

(1994年8月4日)

跨出金融改革關鍵性的一步

(1994年8月15日)

市場經濟也需要政府管理

(1994年8月19日)

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制

(1994年9月8日)

加強銀行稽核監督工作

(1994年9月19日)

警惕金融、財政“雙松”導致通貨膨脹

(1994年9月20日)

會見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時的談話

(1994年10月24日)

傑出的經濟學家——薛暮橋

(1994年lO月25日)

注意防範三峽工程建設的風險

(1994年11月2日)

現代企業制度改革試點的幾個問題

(1994年11月4日)

企業改革中要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1994年11月6日)

上海要努力搞好國有企業改革

(1994年11月14日)

在一九九四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總結講話

(1994年12月1日)

深化改革，完善税制，強化徵管

(1994年12月17日)

加強國家外匯儲備和外債的管理

(1994年12月19日)

在胡喬木著作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

(1994年12月23日)

就全國人大檢查《農業法》執行情況的報告給中央領導同志的信

(1994年12月29日)

……

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1998年3月24日)

妥善解決下崗職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業問題

(1998年3月25日、26日)

政府機構改革要決心大、步子穩、工作實

(1998年4月10日)

各大銀行都要成立中小企業信貸部

(1998年4月25日)

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刻不容緩

(1998年4月29日)

銀行與所辦公司必須徹底脱鈎

(1998年5月14日)

把握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重點

(1998年6月3日)

會見美國財政部部長魯賓時的談話

(1998年6月26日)

竭盡全力，確保長江大堤安全

(1998年7月5日—9日)

嚴厲打擊走私犯罪活動

(1998年7月15日)

赤峯可以建設成為旅遊城市

(1998年7月29日)

把保證羣眾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1998年8月8日)

農村電網改造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

(1998年8月13日)

對證券公司的違規行為應嚴肅處理

(1998年8月27日、11月8日)

教育和科技的發展也是硬道理

(1998年8月28日)

發揚抗洪精神，抓好災後重建

(1998年8月31日—9月10日)

保護森林資源是千秋萬代的偉業

(1998年9月12日)

……

做好退耕還林還草試點工作

(2000年7月27日)

關於用再貸款幫助地方金融機構還債保支付問題

(2000年8月1日)

淘汰過剩產能要採取經濟手段

(2000年8月3日)

國税局要杜絕營私舞弊行為

(2000年8月6日)

對商業銀行違規貸款要嚴厲查處

(2000年8月6日)

加快政府信息網絡建設

(2000年8月31日)

關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的幾點意見

(2000年9月8日)

關於新疆發展的幾個問題

(2000年9月10日)

重視基礎科學研究

(2000年9月25日)

搞好首都的環境治理和市政建設

(2000年9月30日)

給袁寶華同志的信

(2000年10月30日)

轉變政府職能，改進工作方式

(2000年11月7日)

深入開展打擊騙取出口退税的專項鬥爭

(2000年11月17日)

在二00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2000年11月28日)

在二00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總結講話

(2000年11月30日)

對審計特派員辦事處執法犯法問題要嚴肅查處

(2000年12月3日)

農村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

(2000年12月8日

《朱鎔基講話實錄》的獨有特色：

（1）極強的真實性。

（2）“朱氏風格”的可讀性。收錄篇目多為朱鎔基即席講話的實錄，反映出深刻、簡單、直接的“朱氏風格”，有編輯稱是繼《毛澤東選集》之後最為好讀的領導人著作之一。

（3）寶貴的史料價值。是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發展壯大曆程的權威總結。

（4）全面反映朱鎔基經濟思想和心路歷程。

（5）全面透露高層領導處理國家和個人事務的真實狀況。

（6）全面展示朱鎔基直面問題的勇者作風。

（7）全面揭示朱鎔基抓住主要矛盾解決複雜問題的高超藝術。

（8）全面刻畫朱鎔基有血有肉的總理形象。

語錄

1、“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亂批條子，任人唯親，到處搞關係，把國家財產不當一回事，你坐在主席台上面作報告，下面能不罵你？”

————1993年朱鎔基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説。

2、“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998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朱鎔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3、“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絕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發展和老百姓對我們事業的信心。” 　————在查出陳希同貪污腐敗案後，朱鎔基極為震怒地説。

4、“請大家不要誤會，死而後已不是説我要老呆在總理這個位置上，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説只要我活着，還有一口氣，我就要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朱鎔基解釋説

5、“過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難，這個困難超過了我預料的程度。第一，我原來沒有估計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這麼大；第二，我國發生的歷史上罕見的特大的洪澇災害也超出了我的預料。但我感到滿意的是，我們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依靠全國人民的努力，我們站住了。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説了一句：‘來之不易’呀！”

————1999年3月15日朱鎔基説

6、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訪問中國時，我告訴她一句話。我説：“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的歷史比你早得多。”她説：“是嗎？”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説“不是嗎？我比你大10歲，當我冒着生命危險同國民黨政權作鬥爭，參加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的時候，你還在上中學呢。”

————1999年3月15日朱鎔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基辛格為《朱鎔基講話實錄》英文版作序。

《朱鎔基講話實錄》展現了中國前總理朱鎔基為這一進程所作的寶貴貢獻。本書收集了大量演講、談話和內部會議紀要，再現了他在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從事的工作。本書記錄了在江澤民主席和朱鎔基總理的領導下，中國政府改革金融體系、抑制通貨膨脹、完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艱苦談判、使數千萬人脱貧、實施雄心勃勃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使中國躋身世界經濟大國行列和成功申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3] 

（一）1991年4月，朱鎔基同志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後，就着手清理三角債工作。當時企業間連環拖欠貨款形成鉅額債務鏈，嚴重影響國民經濟正常運行。此前國務院有關部門所進行的清欠工作主要是清理流動資金，收效不大，甚至出現前清後欠、邊清邊欠、越欠越多的情況。朱鎔基同志通過反覆調查研究後指出：三角債的主要源頭是部門、地方和企業為追求增長速度而盲目上建設項目，固定資產投資缺口大，造成對生產企業設備、材料貨款和施工企業工程款的大量拖欠。因此，他提出從固定資產投資拖欠這個源頭入手清理三角債、順次解開債務鏈的新思路。實踐證明，抓住這個源頭，收到了投入1元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使經濟運轉恢復正常。

（二）1992年春節前後，鄧小平同志先後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就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抓住時機，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發表了重要談話。全國上下認真學習貫徹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加快了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步伐，但是一些地方也出現了片面理解發展是硬道理，過分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問題。朱鎔基同志及時察覺並指出了當時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1992年3月25日，朱鎔基同志在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海市代表團討論會上的發言中，強調要全面正確地理解鄧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談話精神，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當時有人認為這是同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唱反調。朱鎔基同志感到有很大壓力。不久，鄧小平同志看到了這篇發言的錄音整理稿，予以充分肯定。中共中央決定將這篇發言印發各地區、各部門，並刊載江澤民同志在發言記錄稿上的批示：“朱鎔基同志在人代會上海代表團會議上的發言，有內容、有重點、有分析、有辦法，抓住了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講話的精神實質，使人很開腦筋，值得一讀。”

（三）1992年下半年，中國經濟發展步伐加快，同時也出現了固定資產投資增加較猛，銀行信貸和貨幣投放壓力增大，工業生產高速增長，交通運輸緊張，產成品庫存增加，以及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票熱等問題。特別是1993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達到15.1%，3月、4月物價漲幅突破了10%。1992年10月20日和1993年4月1日，朱鎔基同志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兩次經濟情況通報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注意防止經濟過熱，指出：“當前各種矛盾集中表現為金融形勢緊張，究其根源是投資規模過大，問題在於經濟結構沒有改善，隱患是可能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對於通貨膨脹應當防止於"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嚴重發展後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1993年6月9日，朱鎔基同志受李鵬同志委託，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七次總理辦公會議，針對當時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加劇的嚴峻形勢，研究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措施。他經過反覆考慮，在會上提出了加強宏觀調控的十三條應急措施，同時又指示國家計委補充幾條行政性措施。會後，國家計委補充了三條意見，形成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即“十六條”）初稿，經報請中共中央批准後，於6月24日以中央6號文件下發。這個文件對當時扭轉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實現“軟着陸”，具有決定性意義。

（四）扭轉金融和經濟緊張形勢的關鍵，是整頓金融秩序。1993年7月2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朱鎔基同志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7月7日，國務院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朱鎔基同志在會上的講話中，就認真貫徹中央6號文件、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整頓金融秩序作了具體部署，特別是明確提出對銀行系統領導幹部“約法三章”的嚴格要求：第一，立即停止和認真清理一切違章拆借，已違章拆出的資金要限期收回；第二，任何金融機構不得擅自或變相提高存貸款利率；第三，立即停止向銀行自己興辦的各種經濟實體注入信貸資金，銀行要與自己興辦的各種經濟實體徹底脱鈎。這些措施對扭轉貨幣供應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亂的局面產生了重大作用。

1993年7月20日至23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和全國税務工作會議。朱鎔基同志在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整頓財税秩序，嚴肅財經紀律，強化税收徵管，加快財税改革”的任務，同時提出財税部門幹部職工要嚴格遵守的“約法三章”：第一，嚴格控制税收減免；第二，嚴格控制財政赤字，停止銀行掛賬；第三，財税部門及所屬機構，未經人民銀行批准，一律不準涉足商業性金融業務，所辦公司要限期與財税部門脱鈎。

1993年7月初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後，金融部門貫徹中央6號文件精神，收回違章拆借資金迅速取得成效，但也出現了銀行只收不貸，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生產困難的問題。為摸清實際情況，及時採取對策，朱鎔基同志於7月29日在南京市主持召開有江蘇、浙江、安徽省政府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研究解決三省資金緊張問題。他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解決資金困難要堵邪門，開正路。講話提出瞭解決資金緊張的八條措施，並決定中央銀行貸給蘇、浙、皖三省專業銀行50億元，由它們有重點地解決流動資金短缺問題。朱鎔基同志隨後從8月初到11月末，先後到十幾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調查研究，並主持召開了八次資金調度會議，研究掌握宏觀調控的力度和銀根鬆緊的程度，具體調整貸款規模，解決各地流動資金緊張問題。

（五）根據黨的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央決定從1994年開始加快進行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一系列改革。針對原有税制税目繁多、徵管混亂、企業難以公平競爭的弊端，1994年全面實施了以公平税負和簡化税制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為主，營業税、消費税為輔的流轉税體系，並對所得税進行了歸併整合。這一改革為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礎。

分税制是按税種劃分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分税制改革是財政體制的重大改革，也是難度很大的一項改革。為順利實施分税制改革，1993年三、四季度，朱鎔基同志率領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先後到十幾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與地方負責同志交換意見。廣東省在此前實行財政包乾體制時地方財政留成比例較大，因而對實行分税制有很大顧慮。1993年9月12日至16日，朱鎔基同志在廣東省就實行分税制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並與廣東省委、省政府負責同志座談，深入交換意見。他在廣東調研時指出：“目前中央財政十分困難，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如果不適當地集中中央財政收入、加強中央財力，日子就過不下去，最終全國都要受害，都搞不下去。”“必須按照國際慣例，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進行財税改革。”他回到北京後，致信江澤民、李鵬同志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了與海南、廣東兩省負責同志商談的情況，反映廣東省希望中央在税收返還基數年、企業減免税的處理等問題上給予照顧。為減少新體制出台的阻力，順利推行分税制改革，朱鎔基同志建議對這些作出讓步，並提出了妥善解決的方案。由於這樣做既堅持改革的原則，又採取適當讓步等靈活辦法，從而化解了矛盾，為在全國順利實行分税制改革創造了條件。

（六）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體制改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部分。1993年12月3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把金融改革作為1994年改革的第一項任務。他指出：“金融改革由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把人民銀行總行變成真正的中央銀行。二是現在專業銀行中的政策性業務分離出去，把專業銀行辦成商業銀行；同時，另行建立政策性銀行。三是建立全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1994年8月15日，朱鎔基同志在中國人民銀行分行行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動金融改革跨出關鍵性的一步，並對人民銀行和各專業銀行的改革進行具體部署。1994年還進行了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實現了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朱鎔基同志一直關心證券期貨市場的規範和發展。他在肯定證券期貨市場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一再強調要防止它脱離法制化、規範化的軌道，出現過度投機。在1992年8月13日召開的部分省市股票市場試點工作座談會上，他強調要加強股票市場的監管工作，保證股票發行和上市公司的質量。1992年10月，成立了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隨後頒佈了一系列法規和規章，初步確立了我國證券期貨市場監管體制。1995年12月19日，朱鎔基同志到上海證券交易所考察時，提出了證券期貨市場發展“法制、監管、自律、規範”的八字方針。

（七）1993年11月，國內市場糧食價格突然暴漲。當時糧食庫存充足，糧食供求關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糧價暴漲主要是受到羣眾對通貨膨脹心理預期的影響，糧食市場有人乘機炒作，哄抬糧價。糧價事關民生和社會穩定。朱鎔基同志在12月12日，就調運和拋售糧食以平抑糧價問題一天之內連續三次作出批示。12月18日，朱鎔基同志正在安徽省作調查研究，接到國務院有關部門關於糧食價格的緊急請示，當即下決心動用國家專儲糧，向市場拋售，要求國有糧店掛牌降價，儘快將糧食價格降到合理水平。12月25日，朱鎔基同志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平抑糧油價格、穩定市場供應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作了全面部署，很快扭轉了糧食市場的形勢。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生產是農業的基礎。朱鎔基同志主管經濟工作以後，始終十分重視農業生產。為了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穩定糧食生產和供應，他在糧食購銷體制改革上下了很大功夫。《實錄》中有多篇文章是圍繞這個問題的。1994年5月27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糧食價格改革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糧食價格和購銷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建立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放而有管、管而不死、購銷方便、調度靈活的現代化的糧食市場；不能把放開價格理解為放開不管。1995年2月27日，他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糧食購銷體制改革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也可以説是它的靈魂，就是糧食的定價要符合價值規律。”“定購糧的定價原則有三條：一是要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二是要有利於縮小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三是要讓城市人民能夠承受得了。”實行糧食價格和購銷體制改革後，糧食形勢好轉，產量連創新高，1996年突破了1萬億斤大關。1997年1月13日，他在《糧食豐收之後怎麼辦》的講話中強調，要堅持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議價糧，保護好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朱鎔基同志根據在安徽等地的調查研究，把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重點概括為“三項政策，一項改革”。1998年6月3日，他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糧食購銷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貫徹落實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的餘糧、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實行順價銷售、農業發展銀行的糧食收購資金封閉運行這三項政策，加快國有糧食企業自身改革步伐。”直到2000年3月19日關於“糧食保護價必須高於種糧成本”的批語，朱鎔基同志仍然強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影響農民種糧的積極性”。2000年5月25日，他在全國糧食生產和流通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針對1995年以後我國糧食連續五年豐收，一些地方出現農民賣糧難、市場糧價下跌、農民增產不增收、農民減少農業投入等新情況、新問題，指出：“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是中央關於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的政策沒有得到完全落實”，強調必須採取切實措施加以解決，要堅持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餘糧。

（八）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朱鎔基同志對於國有企業改革傾注了大量心血和氣力。1994年，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創造了條件。這一年11月4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全面、正確地理解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並強調深化企業改革的重點是實行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搞好企業內部經營管理，逐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1995年3月9日，朱鎔基同志在參加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遼寧省代表團討論時的講話中強調，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只在產權上做文章，並要糾正企業為把銀行債務沖掉而假破產的做法，企業破產拍賣所得要首先用於安置企業職工。1996年3月24日，朱鎔基同志到山東省諸城市考察。他在講話中肯定諸城採取多種形式搞好小型國有企業改革的探索精神，同時也強調小型國有企業改革不是“一賣就靈”。關於“賣企業”問題，朱鎔基同志在1997年9月26日，1998年4月25日、6月6日又作了三次批示，精神都是一致的。

（九）1997年11月和2002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召開了兩次對金融改革和發展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1997年11月18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分析了當時金融領域隱患和風險不斷積累的突出問題，總結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對深化金融改革和防範金融風險問題作了全面部署，宣佈國有銀行和人民銀行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同時佈置了清理整頓金融市場的任務。2002年2月5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的問題還相當嚴重，根本原因是銀行體制陳舊，經營機制落後，內部管理鬆懈。他提出，要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具備條件的可以改組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條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十）1998年3月17日，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朱鎔基同志為國務院總理。新一屆政府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推進政府機構改革。此前，朱鎔基同志經過兩個多月的深入調查研究，提出了改革力度比較大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經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批准後組織實施。經過改革，撤銷了9個工業部門，國務院組成部門由40個減少到29個，機關工作人員減少近50%。3月24日，朱鎔基同志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對與會人員提出要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能搞特殊化；要恪盡職守，敢於説真話；要從嚴治政，不怕得罪人；要清正廉潔，懲治腐敗；要勤奮學習，刻苦工作等“五條要求”。並且對與會人員國內考察、出席會議和參加事務性活動提出了“約法三章”。1999年3月5日，他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

（十一）1998年上半年，正在蔓延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衝擊逐漸加大。中央果斷地把宏觀調控重點從治理通貨膨脹轉向擴大內需和抑制通貨緊縮趨勢，從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轉向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擴大內需的方針，並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1000億元財政債券，相應增加銀行貸款，用作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1999年3月以後，我國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更為突出：外貿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下降，消費需求不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放慢，物價總水平持續下降，出現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和通貨緊縮的趨勢。1999年7月15日，朱鎔基同志在《完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制止經濟增長下滑趨勢》的講話中指出：要進一步加大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力度，重點是從投資和消費兩個方面增加社會需求，還要努力擴大出口，積極利用外資；同時，加快結構調整，穩步推進改革，確保社會穩定，扭轉通貨緊縮的趨勢，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從1998年到2002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共發行長期國債6600億元，帶動銀行配套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形成了3.28萬億元的投資規模，重點投向基礎設施建設，使水利、交通、通信等建設顯著加強，並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也多渠道增加了城鄉居民收入，擴大了消費需求，有效拉動了經濟增長。對此，朱鎔基同志在2002年12月25日接見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代表時的講話中作了全面的總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紛紛大幅度貶值，對中國出口形成越來越大的壓力。1998年5月以後，中國出口持續負增長，國外輿論普遍預測人民幣將大幅度貶值。1998年6月26日，朱鎔基同志在會見美國財政部部長魯賓的談話中明確表示：“無論貶值會給我們帶來多大好處，我們也不能那樣做。對別人損害太大，最後也會損害我們自己。”在隨後繼續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的幾年間，中國一直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贏得了亞洲和全球輿論的廣泛讚譽。事實也證明，這個決策有利於我國對外開放和出口貿易的長遠發展。

（十二）1998年7月至8月，長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發生了特大洪水，九江長江大堤潰決。朱鎔基同志多次親臨抗洪一線視察並指導防汛工作。8月8日至9日，朱鎔基同志到湖北省直接指揮防汛抗洪工作。他傳達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關於長江抗洪工作的決定精神，強調要把保障人民羣眾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大災過後，8月28日至9月12日，朱鎔基同志先後到內蒙古、黑龍江、吉林、湖北、江西、湖南、四川、重慶等省區市考察抗洪救災和災後重建工作，提出了“封山植樹，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以工代賑，移民建鎮；加固幹堤，疏浚河道”的三十二字工作思路，並且作出了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的決策。1999年8月6日，朱鎔基同志到延安等地考察，提出為了加強生態環境建設，要採取“退耕還林（草）、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的政策。

（十三）1998年7月，針對走私活動猖獗的嚴峻形勢，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雷厲風行地深入開展反走私鬥爭。7月15日，朱鎔基同志在全國打擊走私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在全國迅速開展大規模的反走私聯合行動和專項鬥爭作了部署，強調要集中力量查處大案要案；要深化改革，建立反走私新體制，組建國家緝私警察隊伍，建立以海關為主，公安、工商等執法部門聯合緝私，對查獲的走私案件由海關統一處理的制度。針對當時一些地方黨政軍機關和執法、司法部門所辦公司和掛靠公司走私問題，朱鎔基同志指出要“着重打擊法人走私，特別是要打擊那些有特殊背景的法人走私”，“黨政機關和軍隊、武警部隊是吃"皇糧"的，絕不能經商辦公司”，“各地的黨政軍機關和執法、司法部門都要堅決清理所辦公司及其掛靠公司，並限期同所辦公司和掛靠公司在人、財、物等方面徹底脱鈎”。

（十四）推進住房制度改革，是朱鎔基同志在新一屆政府成立時提出的五項改革中的一項。早在1991年，朱鎔基同志在東北地區調研時，看到居民住房十分困難，就提出要研究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居民住房條件。此後，他在多次講話中提出，要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通過國家、集體、個人一起拿錢，來解決住房問題。1994年8月4日，朱鎔基同志在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召開的貫徹《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根據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2日關於房改政策的談話和上海市在1990年至1991年搞房改的經驗，強調了城鎮住房商品化和建設“安居工程”等政策。同時，他指出實行住房商品化要有一個過程，要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要讓老百姓買得起，要多建普通住宅，嚴格控制高檔房地產項目。在三年多的改革實踐基礎上，1998年上半年，朱鎔基同志主持制定了《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於1998年7月3日下發。《通知》指出：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體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對不同收入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供應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購買、租賃市場價商品住房。同時提出，要調整住房投資結構，重點發展經濟適用住房（“安居工程”），加快解決城鎮住房困難居民的住房問題。新建的經濟適用住房出售價格實行政府指導價，按保本微利原則確定。

2002年1月9日，朱鎔基同志主持召開總理辦公會議，研究加強城鄉規劃管理問題，針對當時在城市建設方面存在的浮誇、鋪張和不顧實際情況之風,指出要制止城市建設盲目擴大的勢頭,城市建設要先規劃後建設，“工作重點要放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上，像修上下水道、解決城市交通等。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是重點，不是去蓋那些高樓大廈”。2003年2月1日，他到北京市看望工作在一線的公安民警和公交職工時，指出改善城市交通“一定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發展公共交通方面，不要放在發展小汽車上面去”。

（十五）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新一屆政府提出的一項重大而艱鉅的任務。亞洲金融危機導致我國出口貿易鋭減，加上多年重複建設造成國內產能過剩，幾乎所有工業產品都供大於求。這種狀況使歷史包袱沉重而且經營機制轉換又未到位的國有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大批企業停產或半停產，上千萬職工下崗。針對這種狀況，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了用3年左右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脱困境，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朱鎔基同志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脱困大有希望》等講話中，對當時國有企業面臨困難的原因作了全面分析，強調在國家大量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國內需求的同時，要堅決制止重複建設，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改善國有企業的宏觀經濟環境；強調必須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使企業富餘人員能夠分流；強調辦好企業的關鍵在領導班子，不要由行業主管部門管企業，要通過稽察特派員等制度加強國家對企業的監督。朱鎔基同志指出：“整個這一套辦法，就是有中國特色的搞好國有企業的道路。”1999年7月15日，朱鎔基同志在省、部長經濟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支持國有企業脱困的三項重大措施，即“債轉股”、用國債資金支持企業技術改造、企業上市融資。在實現國有企業三年脱困和改革目標的同時，朱鎔基同志力推打破國有企業行業壟斷的改革，通過改革政府機構以實現政企分開，並在電力、電信、石油石化、航空、軍工等系統推動分拆重組，打破這些領域獨家壟斷的局面，推動國有企業參與市場競爭。

（十六）建立統一、規範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項帶有根本性的制度建設，也是一個具有開拓創新性的重大改革任務。針對一些地方出現的擅自破產、兼併和下崗職工無人管等問題，1997年1月6日至8日，國務院召開了全國國有企業職工再就業工作會議，提出了“鼓勵兼併、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實施再就業工程”的方針。朱鎔基同志在到會講話時指出，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就沒法分離和安置富餘人員，這就需要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需要搞再就業工程。1998年3月25日，朱鎔基同志在東北地區就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進行調研時強調，對於符合政策的下崗職工，一定要保障其基本生活。從1998年開始，為保障退休職工、下崗職工和城市低收入羣體的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我國逐步建立了“三條保障線”，即：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業保險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1月13日，朱鎔基同志在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上講話，要求把“兩個確保”落到實處，即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按時足額髮放。2000年5月26日，朱鎔基同志主持召開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座談會，他在講話中全面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工作重點、範圍、目標和要求。

（十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於我國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國內改革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歷經十多年的曲折歷程，其中與美國的談判最重要也最艱難。朱鎔基同志1999年4月訪問美國期間，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與美國總統克林頓進行了直接談判，充分闡明我方的立場和誠意。1999年11月13日和11月15日，朱鎔基同志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關鍵時刻，兩次會見美國貿易代表團。《實錄》收入了他與巴爾舍夫斯基等人的這兩次談話，生動記錄了朱鎔基同志親自與美方進行談判的具體情節。經過15年的艱苦談判，中國終於在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十八）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一直是朱鎔基同志十分重視的問題。2000年3月13日，朱鎔基同志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安徽省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在農村實行“費改税”，是減輕農民負擔的一個根本性政策；為慎重行事，先在安徽省搞試點。農村“費改税”以後，只要是收費都一律不允許。為避免把收費轉移到税負上，朱鎔基同志提出要下大力氣抓精簡機構、抓轉變幹部作風，從源頭上減輕農民負擔。

（十九）實施西部大開發，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具有重大和深遠意義的戰略部署。2000年1月，國務院成立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朱鎔基同志任組長。在2000年1月22日召開的西部地區開發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指出，今後一個時期，西部地區大開發的重點是加強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發展科技教育。力爭用五年到十年的時間取得突破性進展。國家已經決定對西部地區實行重點的傾斜政策，在建設資金投入、項目安排和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同時制定了鼓勵國內外投資者參與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措施，先後決定了西電東送、西氣東輸、青藏鐵路等一批西部大開發的重大工程項目。

（二十）進一步完善財税改革，是朱鎔基同志提出的新一屆政府五項改革任務之一。實行分税制改革後，個人所得税全部劃分為地方税，企業所得税按企業隸屬關係分別劃歸中央或地方收入。這種劃分方法，不利於制止重複建設和促進企業公平競爭，也不利於中央調劑地區之間財力差距。2001年11月27日，朱鎔基同志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經過反覆考慮，並經中央同意，決定企業所得税不再按隸屬關係劃分，全部和個人所得税合在一起，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中央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於支援西部地區開發。這項改革是1994年財税體制改革的延伸和完善。

（二十一）朱鎔基同志十分重視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他多次強調“質量是企業的生命”，“質量問題始終是我們經濟工作的生命線”。2001年，為解決假冒偽劣商品嚴重氾濫的問題，黨中央、國務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決定將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合併，組建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調整為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將國家新聞出版署調整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將這三個市場監管部門升格為正部級。同時，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與所辦市場徹底脱鈎。2001年7月13日、7月27日和12月13日，朱鎔基同志分別參加這三個部門的幹部座談會，他在講話中指出：強化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的職能，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重大舉措。

（二十二）朱鎔基同志十分重視加強審計和輿論對政府工作的監督作用。1998年12月15日，他在聽取審計署工作彙報時的講話中指出，審計部門要站在國家和法律的立場上，對外公佈和報告審計結果，誰幹預就處理誰。2002年1月4日，他在聽取審計署工作彙報後指出，要建立審計公告制度，使審計工作發揮效果，起到威懾作用。為表示對輿論監督的支持，1998年10月7日，他專程到中央電視台，看望了《焦點訪談》節目組的工作人員，並題詞：“輿論監督，羣眾喉舌，政府鏡鑑，改革尖兵”。2001年12月6日，朱鎔基同志在新華通訊社總社各部門負責同志座談會上再次強調，對不良現象要進行揭露，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羣眾的擁護，也才能使人民羣眾看到信心。

（二十三）2003年1月27日，朱鎔基同志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回顧五年總理任期的工作時説：“這五年，形勢的確很好，我們自己都沒有想到會這麼好，但是絕不可以盲目地樂觀，然後就浮誇，就折騰。我們歷史上有過這種教訓，形勢發展都是有周期的。我們不要走歷史的老路，這就是我留給同志們的一句話。只要在這個問題上不出毛病，其他問題上就好辦了，就不會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問題、不可收拾的問題。”

《實錄》內容豐富，語言生動，文風樸實，充分體現了朱鎔基同志講真話，辦實事的風格。 ^[4] 

《朱鎔基講話實錄》收入照片272幅，批語、書信及題詞影印件30件。編入該書的文稿，均根據朱鎔基出席重要會議和到地方、部門考察調研講話的音像資料、文字記錄稿和手跡編輯而成，絕大部分是第一次公開發表。朱鎔基逐篇審定了編入本書的全部文稿。

(1992年4月1日)

四十多年前，母校電機系主任章名濤教授在一次會上對我們講過這樣一段話：

“你們來到清華，既要學會怎樣為學，更要學會怎樣為人。青年人首先要學為人，然後才是學為學。為人不好，為學再好，也可能成為害羣之馬。學為人，首先是當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

哲人已逝，言猶在耳。清華就是教我們為學，又教我們為人的地方。它以嚴謹的學風和革命的傳統，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獻身革命和建設祖國的“有骨氣的中國人”。飲水思源，終生難忘。

為學在嚴，嚴格認真，嚴謹求實，嚴師可出高徒。

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後正人。

(1993年8月25日)

對假冒偽劣商品要從嚴把關，你們這兒是最後一關，這兒把不住，就流向了國外，問題就嚴重了，影響到我們國家的形象。最近，我看到許多材料，是俄羅斯有關方面反映我們的假冒偽劣商品太多，嚴重影響了我們國家的聲譽。

假冒偽劣商品危害極大，一定要卡住假冒偽劣的商品，不讓它們過關。靠假冒偽劣商品，國家是發展不起來的，是繁榮不起來的，也是沒有前途的。

如何解決假冒偽劣商品流向國外的問題？我想無非就兩條。

一是海關要從嚴把關，嚴格檢查制度。現在你們可能人力不足，檢查全部商品有困難，但可以實行抽查，對一批商品抽查幾處。一旦發現問題，要從嚴處理，成倍或幾倍地罰款，把出口假冒偽劣商品的人罰得傾家蕩產。

二是通過各種渠道，讓廣大人民羣眾檢舉揭發，發揮“隱線”的作用，鼓勵羣眾揭發假冒偽劣的行為。對於羣眾揭發並能查到實據的線索，要重獎揭發檢舉的羣眾，要逐步地形成全社會抵制假冒偽劣商品的社會風氣和環境。

在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的鬥爭中，還要充分發揮公、檢、法、司的作用，搞綜合治理。 ^[5] 

自2009年9月8日《朱鎔基講話實錄》（一至四卷）一書全國出版發行，這本帶着明顯“朱式風格”的前總理新著就引發了廣泛關注。

《朱鎔基講話實錄》的出版，在國內引發一輪朱鎔基“熱”。對於過去甚少公開論及的領域，《朱鎔基講話實錄》中屢見驚人之語。其實早在2009年《朱鎔基答記者問》出版，就讓國人對這位“鐵腕總理”的答問風格留下深刻印象，書中選錄的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今廣為流傳。隨着口語化濃重的《朱鎔基講話實錄》出版，朱過去不為人所知的講話，在微博等社交網絡上迅速傳播。多數人認為，這些“非正式講話”如實反映了朱鎔基的思想特質，和中國法治的複雜性。 ^[6] 

《朱鎔基講話實錄》上市兩天，銷售火爆，這只是籠統的陳述；未來的銷售總量，也只是抽象的統計數字；而隨處碰到的老百姓，提到“朱鎔基”3個字時臉上迸出的光彩，是對這套書最形象、最生動的註釋。

“我們有個由五六個人組成的整理該書的領導班子，忙碌了8年時間。作為講話實錄，也是逐漸形成的。”在9月8日的新聞發佈會上，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如此介紹。8年，掐指算來，從2003年朱鎔基退休起，這套書稿的資料收集與整理工作，就已經展開了。

人民出版社經過慎重考慮，在2005年前後，指定副社長任超牽頭，統籌負責朱鎔基著作的出版工作。書一出版，任超就累倒了。記者聯繫採訪時，他還在病中。他告訴記者：“這五六年，我們社裏前前後後至少有上百位同志，全身心投入這套書的編輯出版工作。”2名編輯參與前期資料整理和編輯，12名責任編輯參與後期書稿編輯，1名設計人員全程跟進裝幀工作，校對、編審、出版和發行等方面的人員更多。

選擇什麼樣的人蔘與朱鎔基著作的編輯，是很有講究的。他説，“既要政治可靠，經驗豐富，編輯水平過硬，又必須有熱情，甚至得有體力，才能承擔得起這項長期的、宏大的工作。”除此之外，專業背景也要搭配。學政治的、學歷史的、學經濟的、學法律的……挑人的過程，幾乎把社裏中青年編輯的畢業院校和所學專業，從頭到尾篩了一遍。

女編輯魯靜就是這樣被選中的。她是歷史學博士，在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室等多個部門工作了十多年。2007年11月，她被借調到“朱辦”（朱鎔基同志辦公室的簡稱），參與第一階段編輯工作。

翻開《朱鎔基講話實錄》，《編輯説明》裏介紹了參與編輯工作和資料收集整理工作的成員。除魯靜和另外一名編輯外，其他人均在經濟學領域有不同建樹。既然是“講話實錄”，用黃書元社長的話説，“這幾本書是講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所以，蒐集和整理的對象，主要是朱鎔基出席重要會議和到地方、部門考察調研的會議視頻、講話錄音、現場速記等。一遍遍看錄像，一遍遍聽錄音，把他説過的話一字不漏地整理下來，僅此一項工作，就可以用“海量”來形容。全部形成文字後，總字數多達1500多萬字。

魯靜告訴記者：“在這1500多萬字裏挑選文章，如何取捨，是這4年中最棘手、最難解決的事。”朱鎔基給工作人員確定了一個挑選原則：凡是重複的、已公開發表的、別人代筆起草的，一律不收。據此，魯靜等人開始了漫長的整理過程。“背後的辛苦是一般人無法想象的。為了核對一個人名、地名或者數字，經常要到處查資料、詢問當事人或有關部門，花費幾天甚至一週的時間。”

2010年，按照朱鎔基的“原則”挑選出來的初稿，共計120多萬字，送到了人民出版社12名責任編輯的案頭。12個人分成了4組，每3人負責其中一卷。如何分組也是精心考慮過的：3人必須老中青結合，其中必須有一人是學經濟的。

書名是朱鎔基自己定的。“現在領導人的著作，很少再用‘某某文集’這類書名了，從上一本《朱鎔基答記者問》到現在的《朱鎔基講話實錄》，可以看出總理對書名的要求，還是簡潔明瞭。”阮宏波説。

2011年年初，全書基本定稿，出了一批徵求意見的樣書，送國務院各部委、各省市相關領導審閲。“不少部委吃了一驚：這個朱總理會議上的講話，怎麼和我們部裏存檔的講稿完全不同？一查，部委存檔的是書面講稿，但朱總理來了後，書面稿請大家自己看，他脱稿，就某個問題，即席講話。”

如此大篇幅的即席講話，真實再現了當年的場景，很多都充滿朱鎔基特有的“火藥味”，或是充滿了“解密高層會議”的味道。對這些，朱鎔基都沒有避諱。書送到當年曾挨批捱罵的部委、省市或企業那兒，結果沒有一個提出要修飾、要抹去的。有的部委和省市一字不改，有的部委和省市還主動提供當時的照片和其他材料。

對比2011年初征求意見的樣書和現正式上市的書，有兩處明顯的不同，一是封面，二是結束篇。這兩點，正是根據朱鎔基本人提出的意見而改的。任超告訴記者：“4月份朱總理帶到清華大學去的書，封面還是白色的，用的照片是一張他表情比較嚴肅的。後來，朱總理在我們裝幀設計人員提供的十幾個封面中，選擇了現在這個，紅色的，微笑的。”

至於結束篇，編輯團隊原先的構思，是以朱鎔基2003年1月最後一次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的講話《值得紀念的五年》作為結尾。“不但時間恰好合適，內容也水到渠成，完全可以收得住這套書”。但是，朱鎔基決定末尾增加一篇他2003年2月在北京市看望一線公交職工時的講話《大力發展公共交通》。

所有的修改完成後，2011年8月29日，人民出版社靜悄悄地發了一條徵訂通知。當時，除了各地新華書店的工作人員外，幾乎沒有人留意到這條通知。10天后，9月8日，《朱鎔基講話實錄》新聞發佈會舉行，除了出版方和學者，再沒什麼“大人物”出席。任超説：“朱總理對發佈會的要求，就是不願意有官員參加。他更關心全國各地同步上市，不希望北京上市了，較遠省市或農村卻買不到，那有失公平。所以，這次有些地方，書是空運過去的，確保同步上市。”

然而，再怎樣低調，再怎樣靜悄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上市，還是舉國轟動。這一幕和2009年《朱鎔基答記者問》問世時的情況非常相似。那次，徵訂通知發出後，起初各地書店報來的數字並不多，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幾經考慮，覺得可以“搏一搏”，首印數便在市場報數的基礎上擴大了兩倍。結果，上市兩天，蜂擁而來的訂單比首印數還多出兩倍。迄今為止，《朱鎔基答記者問》的銷量已達到100多萬冊，有媒體估計已經超過150萬冊。

説到這裏，任超想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這4本書看上去比上本單冊貴。但實際上，以平裝版為例，為保證首次披露的272幅珍貴照片和30件總理手書影印件的質量，採用了雙色印刷，平均每個印張的成本在2元左右，應該是標價60元才能掙錢。我們49元的定價算下來，每個印張1.5元，或許不會虧本，最多隻有微利。我記得，上一本書，朱總理再三提的意見是，‘封面上的答記者問四個字要比我的名字大’。這一套書，朱總理再三提的意見是，‘一定要讓老百姓買得起’。這句話，我們牢記在心。” ^[6] 

朱鎔基， 1928年10月生，湖南長沙人，194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12月參加工作，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制造專業畢業，大學文化，高級工程師。 1947年至1951年在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制造專業學習並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

1951年至1952年任東北工業部計劃處生產計劃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在國家計委燃動局、綜合局任組長，國家計委主任辦公室副處長，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1958年至1969年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1970年至1975年下放國家計委“五七”幹校勞動。1975年至1979年任石油工業部管道局電力通訊工程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2年任國家經委燃動局處長、綜合局副局長。1982年至1983年任國家經委技改局局長，國家經委委員。1983年至1985年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黨組成員。1985年至1987年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7年至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

1991年至1992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生產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兼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1992年10月當選為第十四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93年3月在全國人大第八屆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93年6月至1995年6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1997年9月19日在中共第十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98年兼任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組長。

圖書名稱：《朱鎔基講話實錄》（線裝本）

作者：朱鎔基

出版社：中南傳媒嶽麓書社出版 ^[7] 

出版時間：2012年9月

《朱鎔基講話實錄》（線裝本）首發式 2012年9月8日上午在湖南省長沙舉行。 國家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華大學圖書館、湖南圖書館、長沙縣和長沙市一中等單位在首發式上獲贈《朱鎔基講話實錄》（線裝本）。 ^[7] 

內容與板式

《朱鎔基講話實錄》（線裝本），一盒四函，每函四冊，每冊約95簡頁（190面），繁體豎排，全手工裝訂，內容與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至四卷相一致，是繼平裝本、精裝本之後，出版界推出的又一經典出版樣式。 ^[7] 

《朱鎔基講話實錄》（線裝本）設計大氣、裝幀精美、工藝獨特，整套書古樸、典雅、精緻，不僅給廣大讀者尤其是習慣於閲讀繁體豎排書籍的大陸及港澳台和海外華人讀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版本，具有很高的文化藝術價值，而且是限量發行，是集珍貴文獻價值和傳世典藏價值於一體的精品之作。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