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德琳·奧爾布賴特

1937年5月15日，奧爾布賴特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個外交官家庭，她的本名是瑪麗娜亞·科貝爾。二戰爆發前，奧爾布賴特的父親是捷克斯洛伐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新聞官員。1939年3月15日，納粹佔領捷克斯洛伐克。3月25日，即納粹佔領的10天以後，奧爾布賴特一家拿着偽造的通行證登上了開往貝爾格萊德的火車，但是在貝爾格萊德僅僅滯留了兩週後，奧爾布賴特一家又逃亡到希臘，後來又從希臘轉道目的地——英國。

1940年夏天，納粹德國對英國進行了持續長達13天的夜間空襲。這期間，奧爾布賴特一家為躲避空襲曾經和鄰居們一起藏身於公寓的地下室。當時的紅十字會曾拍攝過有關防空洞生活的片段，小奧爾布賴特在片中扮演角色，她的片酬是一隻玩具兔子。一天，伴着刺耳的呼嘯聲和強烈的震顫感，一枚炸彈重重地落在了奧爾布賴特躲避的地下室附近，然而這枚炸彈卻沒爆炸，等到專業的清理未爆炸彈人員趕到現場並拆開炸彈後，他們發現在這個炸彈裏有一張捷克工人留下的紙條，上面寫道：“別緊張，我們製造的炸彈永遠都不會爆炸。”

奧爾布賴特的父親到英國後，曾經在兩家報社當了一段時間的新聞記者，之後，他幫助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英國組建了政府情報部。不久，為了能夠及時地把有關戰爭的消息和振奮人心的信息傳遞給國內，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決定在倫敦建立自己的廣播處，以利用英國廣播公司舉辦自己的廣播節目，並同時委派奧爾布賴特的父親擔任廣播處的負責人，這個職位實際上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廣播電台的台長。這一時期，父親的工作並沒有給年僅3歲的奧爾布賴特留下多少記憶，反倒讓女兒常常對從廣播裏傳出父親的聲音感到納悶，對年幼的奧爾布賴特來説，“她搞不懂，爸爸是怎麼進到廣播裏面的”。

10歲時，科貝爾在瑞士上學並改名為馬德琳。二戰結束後，奧爾布賴特的父親科貝爾曾經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駐貝爾格萊德的使館。1948年12月12日，奧爾布賴特跟隨父母移居美國，父親作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代表被派往當時聯合國克什米爾委員會工作。在聯合國工作期間，由於捷克斯洛伐克國內政治形勢的演變，以及他本人的意識形態、政治觀點的背離，奧爾布賴特的父親向美國政府提出了政治避難申請。1949年3月，杜魯門政府正式批准了奧爾布賴特一家的移民要求。

由於童年時曾經在幾個國家間往返奔波，所以，除捷克語和英語外，奧爾布賴特同時還通曉法語、波蘭語和俄語，並能説一些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地亞語。科貝爾一家原本是猶太人的後裔，後改信了天主教，奧爾布賴特也是後來才從報道中得知自己曾經是猶太人。童年的經歷使奧爾布賴特對難民頗為同情，1997年，在探望巴基斯坦一個難民營時，奧爾布賴特曾經對一羣為躲避戰亂而逃到巴基斯坦的難民説：“我小時候也是一個難民。”

1955年，奧爾布賴特中學畢業後，被斯坦福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芝特·霍爾約克大學、丹福大學、韋爾斯利學院同時錄取，她選擇了為她提供了數額最高的全額獎學金的韋爾斯利學院，學習新聞和政治學。進入韋爾斯利學院後不久，她就一邊讀書一邊積極參與《韋爾斯利新聞報》的工作，且曾經一度是這份報紙新聞版的副主編。《韋爾斯利新聞報》是一份以反映校園生活為主的週報，然而，出於對政治的偏愛，奧爾布賴特不時撰寫一些有關國內政治方面的文章。1958年，奧爾布賴特就曾為肯尼迪來韋爾斯利以競選參議員連任而寫過新聞報道。1959年，奧爾布賴特以優異的成績從韋爾斯利學院畢業。1960年，她曾經一度在《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編輯部工作。1962年，她開始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國際關係學院攻讀側重國際關係專業的政治學研究生，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1963年，她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始攻讀博士學位。1967年，成為黑人學生基金理事會理事，華盛頓歌劇社成員，並且於1968年參加了布瓦爾小學理事委員會，後來成了該委員會的第一位女主席。

1972年，瑪德琳初次踏上與政治相關的工作崗位，她的工作是為緬因州民主黨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籌集資金，同時負責國內政策和立法問題。1978年，在吉米·卡特政府任職一年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曾特別邀請奧爾布賴特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國會聯絡員。1981年，羅納德·里根宣誓就職總統後，奧爾布賴特離開了白宮，轉入學術界，著有《波蘭：政治變化中新聞界的作用》。1983年，與丈夫正式離婚，同一年，奧爾布賴特成為喬治敦大學外交學院威廉·H·多納講席特聘教授和“外交服務新女性計劃項目”的主任。1984年，奧爾布賴特成為傑羅丁·費拉羅競選班子的外交政策顧問。但奧爾布賴特正式展露其才華還是在1988年馬塞諸塞州州長邁克爾·杜卡基斯的總統競選中，儘管這次競選最後失敗了。

1988年7月，奧爾布賴特加入了一個名為“國家政策中心”的小智囊團，併發揮了很積極的作用。1992年12月，克林頓任命奧爾布賴特擔任美國常駐聯合國大使。實際上，正是擔任美國常住聯合國大使的經歷使奧爾布賴特的個人能力和影響力大增。

她曾躊躇滿志地談起自己的那些男性同行：“我既嫉妒他們，又同情他們，他們看起來太相像了。”她還面帶微笑地向同行表示：“我很喜歡這種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感覺。”在聯合國大使的崗位上，她非常善於強行貫徹美國的政策。她曾桀驁不馴地説：美國要想在世界上幹什麼，説到就能辦到。身為聯合國秘書長的布特羅斯·加利，為維護自己的職權獨立性，在一些問題上與奧爾布賴特產生分歧。她要把他拉下馬，加利竟然毫無思想準備。當時的副秘書長、美國人約瑟夫·弗納·裏德曾悄悄對加利説，他聽奧爾布賴特講：“我會讓布特羅斯認為我是他的朋友；然後我會打斷他的雙腿。”加利聽到裏德的這話認為“荒唐可笑”，但後來發現自己真是太天真了。

1993年聯合國在索馬里進行干預失敗，她把責任推給當時的加利。她幾乎是在聯合國單人獨馬向加利發動進攻， 堅決要求加利離開聯合國，她説，什麼人説話也沒有用，美國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不可能妥協。奧爾布賴特終於把加利從聯合國秘書長的寶座上拉了下來，她的強硬態度引起人們的震驚。自此她名聲大振，可以説為她出任國務卿打下了基礎。

奧爾布賴特很清楚，要想取得高級職務，她必須花些時間同那些能夠左右和影響決策的人打交道。1995年9月，聯合國在中國召開第四次婦女大會，奧爾布賴特率領美國代表團前來參加，她邀請了第一夫人希拉里作為名譽主席一同前往。第二年，奧爾布賴特又有機會同希拉里同乘一架飛機，兩人都去佛羅里達的奧蘭多參加在那兒舉行的美國律師協會年會並作大會發言，第一夫人邀請奧爾布賴特一同前往。陪同兩位夫人的有大衞·謝伐爾，兩人之間關係之融洽給謝伐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是妙極了！”他説：“很顯然她們之間關係密切，她們開玩笑、開誠佈公地交談。一會兒談政治、一會兒談家庭。她們兩人都清楚什麼議題重要，然後集中談論。有時很幽默，有時很嚴肅。”

1996年12月5日，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裏，克林頓宣佈他已選定奧爾布賴特作為其國務卿。1997年1月23日，奧爾布賴特正式宣誓就任美國國務卿一職。儘管美國婦女基本上爭到了在各方面同男性平等的權利，但傳統觀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變過來，例如，在美國500家最大的公司中，只有兩家是由婦女領導的，其他公司都是男人的天下。在美國政府中，婦女的任職僅佔21%，而由婦女出任國務卿這種高級職務在美國史無前例。

她上任後，首先組織班子，任命從大學時代就同克林頓深交的斯特羅布·塔爾博特為自己的第一副手，這樣，她又多了一條同白宮聯絡的可靠渠道。此外還任命了托馬斯·波克林為自己的副手。托馬斯·波克林是一位富有外交經組驗的外交家，她和克林頓、奧爾布賴特的關係都非常密切。奧爾布賴特有這兩位助手可稱其為左膀右臂，她可得心應手地貫徹白宮的外交方針。克林頓任命奧爾布賴特為國務卿，可以説選對了“服從命令的得力助手”，她能圓滿地完成總統的託付，必要時還在外交舞台上為他作“掩護”。當然，由於她受其工作性質———“服從命令”所囿，其自身的政治威望自然受到克林頓政府所奉行的現行對外政策的限制。

當時美國推行外交政策的人可分三派：一派是在越南戰爭受到傷害的人，他們主張“從一切衝突中擺脱出來”；另一派是在海灣戰爭受到傷害的人，他們主張“只參加那些僅動用海軍力量，勝利可以得到保證的戰爭”。奧爾布賴特屬於第三派，主張“立即解決問題。”簡單地説就是，她認為美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奧爾布賴特的工作作風與其前任克里斯托弗完全不同，她辣味十足。1993年，當科林·盧瑟·鮑威爾將軍反對將美軍派往波黑時，她曾當眾謾罵道：“你總在談論超級軍事力量，但是，如果我們不能使用這些力量，那麼我們有一支這麼棒的軍隊，又有什麼意義呢？”後來鮑威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當時驚訝得我連血液都差點凝固了。”

對如何解決科索沃問題，美國決策部門開始意見不一，克林頓一直猶豫不決，他認為用轟炸把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逼到談判桌子來的想法不太實際。他的安全問題顧問塞繆爾·伯傑擔心發動空襲會使科索沃局勢複雜化。五角大樓裏的一些人也對發動空襲持懷疑態度。然而，奧爾布賴特積極敦促總統用“戰斧”懲罰米洛舍維奇。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聯盟發動的這場戰爭，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譴責，使美國在世界上獲得了“胡作非為的超級大國”的壞名聲。

對南聯盟進行空襲實際上是副總統艾伯特·戈爾的決策。在奧爾布賴特的堅持下，美國動用空軍對塞族陣地發動襲擊。但是讓奧爾布賴特出任國務卿的是克林頓。但是自從科索沃戰爭之後，奧爾布賴特在華盛頓的影響逐漸下降，其權力也日漸縮小，似乎從巔峯狀態滑了下來，在美國的報刊上也很少見到她的蹤影。

美國《新聞週刊》以“冬日母獅”為題，在文章的開頭將她稱為“戰爭女人”。文章歷數這位“面孔鐵板的克林頓內閣主戰派”的罪狀：是她竭力促使進行50年來的第一場戰爭；是她因聯合國秘書長不願屈服美國的要求而把他趕下了台；是她在對不論左翼還是右翼國家的行為説三道四。奧爾布賴特總是把“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這樣的話掛在口上。在華盛頓政界，她被稱之為“一條路走到黑的決策者”。

2020年11月25日，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被美國總統特朗普從美國國防政策委員會撤職，美國國防政策委員會是一個由前國家高級安全官員組成的外部顧問小組，他們基於美國國防部長和國防部副部長的具體任務，就國防政策事項提供獨立的建議和意見。 ^[1] 

2022年3月23日，奧爾布賴特因為癌症去世，終年84歲。 ^[4]  美國總統拜登下令，白宮和其他聯邦政府大樓等場地降半旗，直至3月27日。

她在維爾斯利學院讀書時結識了約瑟夫。約瑟夫是美國一個實力雄厚的報業家族的後代，他們認識六周後，奧爾布賴特正好畢業，畢業第3天，他們就舉行了結婚典禮。她感覺自己就像童話中的灰姑娘，一直渴望儘快找到一位知心伴侶。約瑟夫是一名記者，擁有一個龐大家族。一開始，這個家族對奧爾布賴特並不認可，她自己也覺得和約瑟夫處於不同的兩個階層，千方百計尋找一切機會給約瑟夫一家留下好感。婚後，奧爾布賴特第一次懷孕早產，生下了雙胞胎愛麗斯和安妮，這兩個孩子頑強地活下來了。第二次懷孕六個月後，她患上了麻疹。醫生警告説，腹中的孩子可能會受到腦損傷，但當時墮胎是非法的。在分娩過程中，孩子死去。這一經歷讓她清楚地認識到，婦女應該擁有選擇權，特別是她們遇到難題的時候。第三次懷孕，終於生下了一個健康的女孩，她就是凱瑟琳。奧爾布賴特視三個女兒為自己的生命，為了將她們撫養成人，她把自己的職務放在了一邊，全身心地撲在女兒們身上。

因為大學老師成為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奧爾布賴特進入白宮。在照顧女兒的同時，奧爾布賴特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深造，並獲得“公共法律與政府”專業的博士學位。丈夫則一直從事記者工作，她跟着他從這個城市跑到那個城市，最後在華盛頓定居。女兒們長大成人後，奧爾布賴特開始涉足政界，一開始替民主黨募捐。卡特入主白宮後，她的大學老師成為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奧爾布賴特於是來到老師的身邊工作。里根贏得大選後，奧爾布賴特申請併成為伍德羅·瓦特國際學者中心的學者，到波蘭進行了為期兩週的研究之旅。1982年1月，她從波蘭回國。就在這個時候，丈夫約瑟夫拋出了一枚“婚姻炸彈”。像以往那樣，她和約瑟夫坐在家中起居室的扶手椅裏舒適地喝着咖啡。但是，那個早晨的氣氛卻與往常很不同。他突然對她説：“我想我們必須談談了，我認為我們的婚姻事實上已經結束，因為我現在愛着其他的女人。”丈夫對她説，他當天下午就要搬出去，到亞特蘭大居住，因為他的情人就住在亞特蘭大，也是一名記者。她只知道那是個比她更年輕，更漂亮的女人。約瑟夫遞過來一張離婚協議，拒絕與她討論為什麼不能繼續生活。但是，當他到達亞特蘭大後，又開始對自己的決定產生懷疑。他每天都打電話，用百分比來描述他的感情。“我愛你有60%，愛她有40%。”然而第二天，他又會改口：“我愛她有70%，愛你只有30%。”很顯然，他也在徘徊和煩惱之中。為了挽回兩人的婚姻，他們決定一起到滑雪勝地去滑雪。奧爾布賴特明顯地消瘦了不少，約瑟夫還稱讚她變苗條了，但是，他們的婚姻並未因此轉機。

普利策新聞獎是作為記者的約瑟夫夢寐以求的獎項。一天，他突然對她説出這樣一個讓人吃驚的決定：如果他獲得該年度的普利策獎，他們就會永遠在一起；如果他得不到普利策獎，就立刻離婚。頒獎那天下午，家中的電話鈴響了。約瑟夫對她説，我沒有得到獎，所以，我決定返回亞特蘭大去。終於，一切都結束了。

45歲的奧爾布賴特開始了獨身生涯，她在喬治敦大學找到了一份教授的工作。孤身一人的奧爾布賴特恐懼與男人約會。像大多數剛剛離婚的女性一樣，她很難融入新的社交生活。從她20歲以後，再沒有想過要找第二個男人。由於約瑟夫臨走時對她的評價，使她對自己的容貌一點自信也沒有。後來，雖然與一名大學同事發展了兩年的戀情，但結果還是友好地分了手。最後她發現，沒有人能夠填補生活中的這個空洞，便放棄了尋找。

奧爾布賴特將全部的精力都撲到了事業上，1997年1月23日，奧爾布賴特成為了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國務卿。然而，事業的成功並不能沖淡奧爾布賴特心中的傷痛。回顧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時，奧爾布賴特不止一次地問自己：“難道是我對事業的執着造成了婚姻的失敗嗎？我憎恨這個問題，因為這是對有事業心的女性的侮辱。當我成為美國國務卿後，我終於意識到如果我仍然處在一段美滿的婚姻中，我不會爬到這麼高的位置，也許其他人可以。可是，作為一名女人，我仍然一想到離婚就難過。即使現在，我仍然這麼認為，如果當初約瑟夫能重新回到我身邊，我一定會義無反顧地放棄我的事業，心甘情願做一個賢妻良母。”

奧爾布賴特在回憶錄中強調，美國的一貫政策是不挑戰北京所堅持的“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它認為兩岸對各自的前途都有強烈而互不妥協的主張，北京絕不會在統一問題上讓步，台灣亦絕不會在自身安全問題上棄守。與中國官員會談時，只要一觸及台灣問題，他們就會説出一大串歷史。她説，兩岸問題一直在緊張而又不穩定的狀態下存在，雖然它並不是常處於世界的“熱點”中，但它隨時可能爆發大麻煩。

鄧小平曾對錶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會尋求和台灣統一。克林頓希望和江澤民在1997年、1998年舉行的美中高峯會，能夠建立起兩個領導人之間的私人關係。為準備1998年的第二次美中高峯會，奧爾布賴特飛往北京安排，江澤民帶她參觀中南海。江澤民説他準備和克林頓坐在湖邊長廊上，開會之餘，還可欣賞音樂。江澤民招待她時，表現很是見多識廣，有時説俄語，有時用英語引述格言，有時朗誦詩詞。江澤民和克林頓在白宮舉行第一次峯會時，參觀白宮林肯卧室，江澤民當場背誦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説。

1999年5月7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聯盟使館這一事件發生後。奧爾布賴特深夜從牀上下來，試圖打緊急電話給中國外長唐家璇，但是找不到他。她當機立斷，馬上打電話給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羅斯頓將軍，請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國駐華府大使館作一次深夜拜訪。國務次卿皮克林和白宮國安會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再加上羅斯頓和幾個保鏢，隨同她專程到中國大使館，向李肇星大使道歉。

奧爾布賴特當年做駐聯合國大使時，認識也在聯合國當大使的李肇星，兩人關係還不錯。但那天晚上，李肇星非常生氣。奧爾布賴向李肇星解釋轟炸事件是一樁非常嚴重的意外，她感到極為難過，謹向死者和死者家屬表達慰問之意，同時亦表示關切美國駐華大使館人員的安全。

李肇星聽了她的談話後，表情嚴峻，他要求奧爾布賴特在中國電視上向中國人民正式道歉。突然間，電視攝影機出現了，她發表了簡短聲明後，準備離去。一羣自稱是中國記者的人擋住奧爾布賴特一行人的去路，嚴厲責問美國為何殺害他們的同事。

奧爾布賴特表示，對任何一個美國政府來説，中國太大，美國不能予以忽視，也難能擁抱她；中國很難被左右，因為中國非常、非常自豪。她説，兩國領導人的私人外交併不能改變政府的基本哲學。奧爾布賴特還説，處理對華關係，美國需要作一個長遠的思考，美國不應視中國為敵人，而應期待中國經濟改革成功，與中國進行各種層面的接觸。與中國接觸，並不意味着贊助他們，美國應信守對台灣的承諾，對武器擴散與人權問題應持續表達美國的關切。

習近平2012年2月作為中國國家副主席訪美時，曾與奧爾布賴特、保爾森等美國政壇仍有影響力的前高官座談。奧爾布賴特的印象是，中國領導人有足夠的能力保持對外關係，使中國在世界上處於受尊重的地位上； ^[3]  習近平有願望與美方合作，在許多方面希望得到美國的幫助。她説：“他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沒有疑問的”，與奧巴馬達成氣候變化的協議是個很重要的協議，“一定是一個人有權力的表現”。 ^[2] 

奧爾布賴特從她的父親那裏繼承下來的坦率性格，也成為她日後在一個男人當權的社會里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寶。從她在比維爾小學理事會任職時，這種性格就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這裏與她共過事的博斯德曾經評價道：“我欽佩並欣賞她的思維方式，她是個非常誠實的女性，遇到問題迎刃而上，不避不閃。”當她在聯合國工作時，這位已經逐步適應其職業生涯的政壇新星更加顯露了她率直的本性，安南曾經明確表示欣賞她那種不拐彎抹角的直率，曾經與奧爾布賴特有過密切工作往來的英國駐聯合國大使約翰·温斯頓曾説道，即使產生暫時的爭執，但與那些遇事搪塞，唯唯諾諾，沒有原則的人相比，他更欣賞奧爾布賴特的坦率。

奧爾布賴特是絕對的學者出身，她擁有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的博士學位和教授職稱，因而她也具備作為一個真正學者的特質：堅持主見，有獨立的思想和主張。早在少年時代，奧爾布賴特的這種獨立意識就強烈地表現了出來，當她還在肯特讀中學時，“她總是捍衞民主黨一方的主將”。重權在握後，奧爾布賴特更是如此表現，“她參加會議經常是觀點明確，態度堅決，但卻不願與同事進行無休止的爭論”，完全的學者作派。要在政壇上得心應手就必須有很強的適應力，也許要歸功於童年的逃難生涯以及她母親的影響，奧爾布賴特在不同的環境中都應付得輕鬆自如。馬斯基是“國會中名副其實的最難伺候的參議員”，但初出茅廬的奧爾布賴特卻能和這位要求苛刻的人物和睦相處。當克林頓總統物色新的國務卿人選時，他看重的正是她的這種才能，而且對此大加讚賞。克林頓總統認為她善解人意，在複雜情況下也能夠協調好各方面的關係。“奧爾布賴特面對辦公室之間的政治和鈎心鬥角十分老練，小心從事；在白宮做宣傳時，她從不喧賓奪主；在一些高級政策會議上，她也不怎麼發言，有人曾告訴克林頓，和奧爾布賴特在一起，除了沒有恐懼感外，就像和霍爾布魯克在一起一樣。”

韋爾斯利學院的座右銘乃是：“不需別人照顧，但需照顧別人”，並且有着“走出韋爾斯利，讓世界有所不同”的傳統。如果照此標準，奧爾布賴特無疑是韋爾斯利學院最好的學生之一，她的一生就是對這些標準的精彩演繹。正如約翰·温斯頓所言：“奧爾布賴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家，一個徹頭徹尾的女人，熱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豐富。”

奧爾布賴特與國際政治結下不解之緣，與她的父親約瑟夫·考貝爾的影響有着密切的關係。她的父親曾經任丹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後來又擔任丹佛大學研究生院的院長，常常有一些學生到家裏做客，與父親分析國際形勢，談論外交政策。勤奮嚴謹的父親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老師，他的嚴格要求讓奧爾布賴特從少年時代起就已經在同齡人中脱穎而出。

奧爾布賴特對父親的熱愛與崇敬人人皆知。在就任國務卿宣誓時，她曾稱父親為“教我熱愛自由和政治的人”。但是，考貝爾的歷史中還有一些部分，他的女兒卻從沒在公開場合討論過。要想了解奧爾布賴特，就必須瞭解約瑟夫·考貝爾。他們父女兩人在學術和情感上都十分相似，他們都是睿智聰明且擅長社交的外交家，能説6種語言，可讀8種文字。考貝爾有一種神奇的生存本能，這種本能使他放棄自己的姓名、公民身份、政治，並且又隱瞞自己的宗教傳統。

考貝爾的後半輩子在丹佛大學教歐洲史並指導二十幾名學生。他的女兒瑪德琳是他最專心的學生。正是他讓瑪德琳知道，一個領袖必須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講述清楚，因為在危急關頭，除非公民們知道某件事將會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產生影響，否則他們是不會為此而站到一起的。考貝爾曾經一度是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和外交部長揚·馬薩里克的忠實助手，但他卻批評這兩人對慕尼黑協定的處理方式，因為他們沒有向捷克人民解釋清楚。考貝爾還認為，如果貝奈斯稍微修飾一下，使他的外表顯得更有個性的話，那麼他可以成為一個更有效的領袖，考貝爾認為“他那毫無吸引力的外表減弱了他本身的超凡魅力”。

在自覺或不自覺中，馬德琳·科貝爾·奧爾布賴特有效吸收了這些由父親傳授給她的教訓，她的父親對慕尼黑事件的分析，成為她一有機會就拿到美國領導人政治枱面上的東西。把複雜的外交政策問題簡化成可貼在汽車保險槓上的小標語也是她最拿手的本領之一。

1996年12月3日，星期二，克林頓總統的那位高大、嚴肅的新辦公室主任厄金斯·鮑勒斯給美國駐聯合國紐約使館的奧爾布賴特打電話，詢問了兩個問題：“如果總統授予你國務卿之位，你願意接受嗎？”奧爾布賴特説願意。第二個問題：“明天早上9點你在家接總統的電話好嗎？”奧爾布賴特以一生中最富掩飾的平淡口氣説，“好的，我會在家等的”。第二天上午9點45分，電話鈴響起，奧爾布賴特正式得知克林頓總統提名她擔任下一任的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當時就告訴她的朋友們，就職那一天她會穿紅色的衣服。

克林頓曾説:“奧爾布賴特最高明之處是，她瞭解美國政治，是一種要求能夠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遊戲，而且不可避免的是，這種遊戲很大程度上還要靠運氣，以前，都是由那些毫無外交經驗和悟性的政治家來決定外交政策，這些外交家幾乎不瞭解那些他們以其名義制定政策的人們的願望和文化。奧爾布賴特是我國領導人中一個少有特例，她既瞭解美國政治和外交文化，又知道二者相互影響的方式。她是一位大師，她最會與美國人民溝通，進而把我們的外交政策傳達給國內的人們。”備受人們尊敬的英國駐聯合國大使約翰·温斯頓勳爵曾經起草過一份關於奧爾布賴特的專稿，他明確地寫道，“奧爾布賴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家和女人，熱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豐富，能夠抓住人心和把握局勢，從中提煉清晰的觀點”。

儘管奧爾布賴特並不像美國的第一任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那樣是一個幻想家，同時也不是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那樣的戰略家，但她在另外一些方面的能力使她完全能夠勝任這項工作。她有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方面的博士學位，曾經在國會山工作過，在卡特的白宮班子裏擔任過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喬治敦大學的外交學院教授過外交政策課程，曾代表美國出任駐聯合國大使。她這種個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體現。另外，為逃避納粹而逃離祖國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歷，也使她明白在一個充滿壓迫的社會中生活是多麼艱難。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曾經評價道，“她知道，當有權者決定無權者的命運時意味着什麼，她也知道，當他們對利益範圍進行劃分時，就會導致戰爭和不幸。”從1990年初次相識起，他和奧爾布賴特就成了好朋友。

奧爾布賴特在許多方面曾經是，且仍是連接代與代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的橋樑，在這方面幾乎無人能比得上她。在孩童時代，她就渴望使自己的捷克家庭背景能融入美國的新生活中；當她作為一個年輕的母親進入華盛頓布瓦爾小學的高級董事會時，她努力使學校官員與家長間獲得更好溝通；在白宮做職業婦女時，她成為自己好戰的波蘭導師們——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她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時的老闆）以及國務卿埃接蒙·馬斯基（也正是他給了她在國會山的第一份工作）間的友誼紐帶。後來，身為國務卿的奧爾布賴特，居然不可思議地同保守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傑西·赫爾姆斯發展了十分友好的關係。而此人的合作或拒不合作可以決定克林頓政府外交政策的成敗。當奧爾布賴特在國與國、文化與文化、戰區與戰區、婚姻與個人、學界與政界間，一步步緩慢地爬上政治的階梯時，她伸出了自己的雙手，與人交朋友，慷慨地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成果，但與此同時，她也從未放棄自己的偉大抱負，並一直把目光盯在成功上。

1999年5月7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美國戰機轟炸，奧爾布賴特的行政助理告訴她，CNN正報道此事，3名中國人被炸死，20人受傷。北京認為是美國蓄意進行轟炸。奧爾布賴特為此深夜從牀上下來，試圖打緊急電話給中國外長唐家璇，但是卻找不到他本人。她當機立斷，馬上打電話給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羅斯頓將軍，請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國駐美大使館作一次深夜拜訪。當時，助理國務卿皮克林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加上羅斯頓將軍和幾個隨從保鏢，隨同她專程到中國大使館向李肇星大使道歉。

奧爾布賴特十分看重與中國的關係，她曾先後5次訪華。她在回憶錄中説，“美國在亞洲的最重要關係，乃是和日本的關係；但美國在亞洲的最複雜關係，則是和中國的關係，這個關係需要長年不斷地進行照料，而美中之間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台灣問題”。奧爾布賴特強調，美國的一貫政策是不挑戰北京堅持的“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她認為兩岸對各自的前途都有強烈而互不妥協的主張，北京絕對不會在統一問題上做出讓步，台灣也絕對不會在自身安全問題上棄守。她認為，兩岸問題一直在緊張而又不穩定的狀態下存在，雖然它並不常處於世界“熱點”中，但它卻隨時可能爆發大麻煩。鄧小平曾對奧爾布賴特説，表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會尋求和台灣實現統一。

奧爾布賴特表示，對任何一屆美國政府來説，中國太大了，美國不能忽視她，但也很難擁抱她；中國很難被左右，因為中國非常、非常的自豪。她説，兩國領導人的私人外交併不能改變政府的基本哲學。奧爾布賴特同時也認為，在處理對華關係問題上，美國需要有一個非常長遠的思考，美國不應視中國為敵人，而應當期待中國的經濟改革成功。奧爾布賴特意味深長地説，150年前，法國政治學家托克威爾曾預言，美國和俄國的關係將塑造未來世界之命運，但如果托克威爾在21世紀能夠重臨世界的話，他也許不會忽視俄羅斯，但他肯定會先寫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