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屏

上海人。原名葆康,字少屏,別號天一、屏子、地一等。因排行第三,又素有朱三之稱。

幼年時就讀於南洋公學,畢業後留校任教。旋赴日本留學。 ^[6] 

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6年冬，朱少屏在秋瑾、陳天華等倡導下回國，在上海組織中國公學。嗣因中國公學排斥江蘇人，他與高旭另行創建健行公學。健行公學實為同盟會江蘇分會之外圍組織，該分會機關就設在健行公學後面的“夏寓”，朱少屏就是“夏寓”的“坐辦”。 ^[4] 

1907年4月2日,于右任主持的《神州日報》在上海創刊,曾得到該校的支持。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主持的《民呼日報》在上海創刊,也持積極支持的態度。同年10月3日,于右任創辦的《民籲日報》發刊,因於不便公開出面,擔任該報名義上的發行人。同年11月參與組織南社。

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主持的《民立報》在上海創刊,協助該報出版併兼任記者。

1911年8月,同美國人密勒和伍廷芳、聶雲台、李登輝等在上海組織英文《大陸報》 (China Press),被推為董事,是同盟會員在國內參與創辦的唯一英文日報。同年10月19日,柳亞子主編的《警報》在上海創刊,任該報編輯和翻譯。11月上海起義時,參與攻打江南製造局,組織滬軍都督府,任總務科長。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總統府秘書。同年4月1日,與姚雨平、葉楚傖等在上海創辦《太平洋報》,任該報經理。曾組織中華民國全國報館俱進會,擔任該會會長。

1916年被推舉為寰球中國學生會總幹事,發行《寰球中國學生報》。

1920年出遊歐美,任《申報》駐歐記者4年,曾代表該報出席華盛頓太平洋會議、日內瓦國際聯盟會議。

1924年回國。

1925年5月,在南京創辦《中國評論》週報,任該報總經理。還曾兼任中華全國道路建設協會、中華麻瘋救濟會董事。30年代任上海通志館副館長等職。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在上海與劉湛恩、林語堂等同組國際友誼社,聯繫中外報紙記者,並出版刊物《回聲》,揭露日寇暴行。

1938年4月7日劉湛恩被日本特務機關暗殺後,流亡到香港。曾陪同朱學範去日內瓦參加國際勞工組織的會議。後被派往馬尼拉任中國駐菲律賓總領事館副領事、領事。

1942年4月17日被日本佔領軍殺害。 ^[6] 

寰球中國學生會可以稱得上是我國最早的留學生中介機構之一。該會出版《寰球中國學生會會刊》, 交流出國留學生信息, 介紹海外教育界動態, 具體指導出國留學, 協助辦理各種手續, 並提供種種服務。 ^[4]  寰球中國學生會是1906年由李登輝、顏惠慶等人創立, 其宗旨是“聯絡感情, 灌輸新知”。朱少屏從1909年開始參與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活動, 1916年起擔任該會總幹事共二十多年。在他的主持下, 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業務十分興旺, 活動內容豐富, 社會影響極大。 它是一個出國留學的中介機構, 它主要的業務就是為出國留學人員服務。會所裏有專門的國外學校資料查閲、諮詢處;編印各種指導出國留學的小冊子;為每批出國留學人員辦理手續、預定船票;還為即將出國留學的學生組織、舉辦歡送會, 一些小規模的歡送會也在會所中舉行。等留學成員學成歸國, 該會還可以幫助介紹工作。 它又是一個民間的教育機構。寰球中國學生會還辦有多種學校, 學校分日校、夜校, 日校就是著名的寰球小學, 共有六個年級, 每級各一個班, 學生總數為200餘人;夜校是成人補習學校, 設有英文、打字、縫紉等職業技能的學習班。日、夜校均由朱少屏親自主持, 並擔任校長。另外, 寰球中國學生會還為貧困兒童辦有貧民學校, 和在暑假期間辦一些短期的如德、法、日文等外語學習班。卡德路的寰球中國學生會會所還作為寰球中國學生會辦公和該會會員的活動場所。寰球中國學生會設有學校、介紹、出版、遊學 (留學) 、演説、招待、交誼、體育、庶務等各部, 在這裏辦公, 還經常要組織各種活動, 如召開年會、報告會, 定期邀請著名人士來會舉行演説等。每年還要出版《寰球》、《寰球中國學生會年鑑》等刊物。 ^[5] 

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服務是“有償”的。解放初期, 陳毅就曾與機要秘書朱青 (朱少屏的女兒) 談起朱少屏時開玩笑説:“你父親還敲了我五塊大洋的竹槓!”意即他們當年還給寰球中國學生會交了五塊大洋的赴法手續費 。但是, 向警予稱讚該會“辦事諸君均有真實之誠意, 對於吾人之扶助不遺餘力, 雖瑣碎之事莫不詳為指導”, 恰恰説出了許多赴法留學生的真實感受, 這正是寰球中國學生會的辦事風格。

周恩來對“華法教育會辦事人之方針”有如是評價：“諸先生創意之善，設備之周，非特吾身處局外者無間言，即身當其境之人，亦僅能如吾之所謂盡善未盡周，固不忍任意挑剔，曰不善不周也。然諸先生所委託辦事之人，所應付之方法，則又不能稍為之曲護，總謂之處置失當。”

寰球中國學生會的“不遺餘力”不排除帶有“爭搶生源”的味道。《申報》1919年9月29日《寰球中國學生會歡送赴法學生》：“第五次（實為第七批）赴法勤工學生有已定乘今日晨十時啓碇之‘博多斯’船赴法者，寰球中國學生會於昨日新鍾（夏時制）十時開聯歡會。……首由該會總幹事朱少屏君演説。略謂：昨晤高博愛君，始知諸君有已定明日啓行者，故邀諸君來此一談。但時間短迫，未及預備，故今日之會，甚為簡單。甚望諸君到法後隨時賜教。”顯然，這批赴法學生原與該會無緣，朱少屏僅從華法教育會的幹事高博愛處得到消息便即“開聯歡會”。雖謙説“甚為簡單”，卻很能產生影響。該會印有調查表一種，對每一批赴法學生的情況都詳細記載，並在報紙上發表，頗有“金榜題名”的味道。此外，每一次歡送會上，該會皆要“攝影一張以志紀念”，有的還刊登在報紙上……諸如此類，皆能留下“不遺餘力”的口碑。

再説“雖瑣碎之事莫不詳為指導”。寰球中國學生會特地印製了《西禮須知》一書，贈送給每一個留學生。每一批赴法學生在旅途之中，該會皆當場“組織同舟代表團，以便在船互相扶助”。5“以十人為一團，團設代表一，如百五十人，則選舉代表十五人為領袖；並可設種種部分，如研究學術、注重衞生等，以謀途中之公眾利益。”即便是預訂船票之類的瑣碎事宜，寰球中國學生會也辦得一絲不苟。

在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的華法教育會檔案中，還保存着朱少屏為留法學生代訂艙位，致華法教育會幹事沈梁（仲俊）的三封信，內容分別如下：

仲俊先生大鑒：晨間由電話中承允為周璜君買一赴法之艙位，甚感！茲由周君趨謁台端，用特為之備函介紹，請即賜予接洽為幸。

此上, 並候

大安

朱少屏啓十月十七日

仲俊先生大鑒：茲有浙江學生姚紹虞擬留學法國，關於艙位等種種手續，均須先生詳為指示，用特介紹，請即賜予接洽為荷。

此請公安

朱少屏啓十月廿八日

仲俊先生執事：茲有楊瑞君曾在洪秉端君主事時入貴會，取有會證。現楊君欲赴法國勤工儉學，查楊君曾業於杭州甲種工業學校，且曾學過法文，似尚合格，敬乞先生即為之設法購一艙位以便成行。

又有趙仲華君，系浙江諸暨縣立中學畢業，能自備費用華幣六百元，赴法國補習法文，亦乞代為設法定一艙位為盼。此上敬頌

時祉

朱少屏謹啓十一月廿四日這三封信用寰球中國學生會公用箋，鋼筆書寫，彌足珍貴。正因為寰球中國學生會“辦事諸君均有真實之誠意，對於吾人之扶助不遺餘力，雖瑣碎之事莫不詳為指導”，加上總幹事朱少屏“美風姿，濯濯如春日柳，西裝革履，精通英文，辦事又幹練”，自然就容易贏得赴法勤工儉學學生的讚譽。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會務也日趨擴大，陸續開辦協助國內各著名大學在上海招生、為歸國留學生介紹職業等項業務，且形式也日益豐富。 ^[4] 

朱少屏的女兒朱青，1924年出生於上海, 早年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1942年參加新四軍, 當過新四軍軍長陳毅的英文翻譯。上海解放後擔任市長陳毅的秘書。1953年進入外交部, 歷任亞洲司邊界處處長、專員, 第一亞洲司副司長等職。1981年至1984年任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出的第一位女總領事。1984年至1987年她的丈夫田進任中國駐瑞士大使, 她隨丈夫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任參贊。1994年11月, 她在出席一次外交活動時突然發病倒下, 醫治無效去世。

朱青出身在一個外交官家庭, 父親朱少屏在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駐馬尼拉總領館的領事。珍珠港事件後, 日軍佔領馬尼拉, 強迫中國總領館敦促重慶政府對日“媾和”和宣佈承認南京汪精衞的偽政府, 還要求總領館組織華僑為日本當局籌集鉅額捐款。中國總領館對日本的無理要求一一嚴詞拒絕, 8名外交官沒有一人屈從。日軍惱羞成怒, 把他們抓起來施以酷刑, 最後集體殺害。

當朱青還沒有從父親被日軍殺害的悲憤中平靜下來的時候, 她的一位女同學又遭日軍異常殘忍的殺害。朱青在得知這一消息後, 義憤填膺, 毅然放下書本, 離開上海奔赴抗日根據地參加了新四軍。

朱青參加新四軍後曾在山東擔任新華社地方分社記者, 如有外國記者到山東新四軍根據地採訪, 她還擔任英文翻譯。1949年5月, 朱青跟隨陳毅南下進駐上海, 在從國民黨手裏接管上海市政府的儀式上, 坐在陳毅市長右邊作記錄的女秘書就是朱青。

朱青是上海人, 在她回到上海後的很長時間裏, 卻沒有回家看看。在她心裏, 對自己國民黨外交官的家庭背景保持着距離。面對日本侵略軍, 她有殺父之仇;可對為國捐軀但卻是國民黨外交官的父親, 又有一種矛盾的心理。一天, 陳毅在辦完公事後問朱青是否回家看望過。朱青低沉地回答:“沒有, 我的家庭關係複雜得很。”陳毅對她説:“你父親不就是朱少屏嗎?我在你還沒有出世時就同他打過交道。”原來, 30年前陳毅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出國手續就是朱少屏負責辦理的。陳毅鼓勵朱青回家看看, 並交代她利用回家的機會接觸社會, 瞭解市民對政府的意見和要求。

1950年清明節前, 朱青一家準備去南京菊花台為父親掃墓。朱青請示陳毅她能不能去。陳毅説:“怎麼不能去呀?你父親面對日本侵略軍保持民族氣節, 是烈士嘛, 應當去。” ^[3] 

這是一張有上海灘“大亨”形象的照片, 居中者為有“三色大亨”之稱的張嘯林;右立者則是被稱為上海青幫“教父”的杜月笙;而左面的一位 (穿白色西裝者) , 大多數人雖不認識他, 但這張照片還是被想當然地認為是上海幫會頭目的合影而多次編入有關的書刊中, 甚至還有人將左立者誤當成黃金榮。其實, 這位左立者不是別人, 他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上海著名的社會活動家、1942年在馬尼拉拉殉職的外交烈士—朱少屏。朱少屏的兒子朱桐生先生對這張照片以及有關的事記記憶猶新。

這要先從寰球中國學生會説起:朱少屏從1909年開始參與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活動, 1916年起擔任該會總幹事共二十多年。在他的主持下, 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業務十分興旺, 活動內容豐富, 社會影響極大。

由於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活動逐步擴大, 會所的用房日顯窘迫, 而且這幢房子和設施也漸趨陳舊, 於是, 重建新會所就成為寰球中國學生會的迫切需要。朱少屏為此事到處活動, 積極籌劃。經過他的努力, 首先在戈登路 (今江寧路) 選好了一塊土地, 又請上海知名的建築師范文照設計、繪製了新會所的效果圖和鳥瞰圖, 並初步估計出需建築費約十餘萬。寰球中國學生會由於其本身在社會上的影響和名望, 再加上朱少屏等人的活動能力, 確實經常得到很多社會各界人士的捐款贊助, 但是, 這些錢維持學生會會務需要尚可以, 若再要十餘萬造房子則差遠了。如何籌到這十餘萬錢呢?這成了寰球能否重建會所、進一步發展會務的關鍵。

不知怎的, “聞人”張嘯林聽説此事, 居然表示願意為寰球學生會重建會所捐贈所需的十餘萬資金 (至於張嘯林如何會願意向寰球捐款, 桐生先生也説不清楚) 。但這僅僅是一個許諾, 卻給寰球和朱少屏帶來了極大的希望。為了使張的許諾成為現實, 此後的一段時間裏, 朱少屏着實在張嘯林身上花了不少的功夫, 他或寫信, 或託人, 或登門拜訪, 聯繫捐贈事宜。

1936年6月22日, 張嘯林迎來了他的六十歲壽辰。在海格路大滬花園 (即今華山路的丁香花園) 裏舉行了盛況空前的祝壽慶宴。在宴會上, 張嘯林當場宣佈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他準備將這次六十大壽收到的350萬壽銀捐出來, 其中大部分賑濟陝甘、兩廣、四川、蘇皖的災民, 餘下的捐給寰球中國學生會作為建設基金 (也流傳另一種説法, 是張以其中100萬賑災, 餘下的250萬捐贈寰球中國學生會作為獎學金和建設基金) 。

這僅是眾所周知的冠冕堂皇的報道, 但是, 桐生先生説, 這只是張嘯林沽名釣譽的宣傳。實際上, 寰球要想拿到張嘯林的這筆“善款”還真不容易, 因為張還有兩個附加條件:一、這筆錢不能馬上兑現, 必須先存入中匯銀行 (杜月笙為董事長;黃金榮、張嘯林為常務董事) 。二、以後若要取款動用, 必須要有張嘯林的親筆簽名。這對急於解決會所用房困難的寰球中國學生會來説, 實在是望梅止渴, 遠水救不了近火。但是不管怎樣, 張嘯林總算當眾宣佈了向寰球捐款, 於是, 朱少屏當即上去代表寰球中國學生會接受這筆贈款, 表示感謝, 並和張嘯林、杜月笙 (代表中匯銀行) 合影。這就是這張朱少屏、張嘯林、杜月笙合影的產生背景 (這張照片後來被登上寰球中國學生會的紀念冊, 並稱張是“支持本會之最力者”) 。

一年後的1937年7月,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朱少屏即挺身而出, 積極投入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而張嘯林則於1939年附逆投敵, 當了漢奸, 次年1月被軍統收買的貼身保鏢林懷部擊斃於上海, 成為遺臭萬年的歷史罪人。而所謂張嘯林捐款給寰球中國學生會之事, 自然就不了了之, 張嘯林那筆“善款”一直存在他自己的中匯銀行, 未被動用一分。用桐生先生的話説:“結果, 寰球中國學生會不但沒有得到張嘯林一分錢, 朱少屏卻為此事倒貼了大量時間精力。” ^[5] 

女兒朱青。 ^[3] 

兒子朱桐生。 ^[5] 

1942年，日軍佔領菲律賓，中國駐菲律賓馬尼拉和北婆羅洲的楊光泩、卓還來、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蕭東明、楊慶壽、盧秉樞、王恭瑋這九位外交使節，沒有隨美軍撤離，為護僑而留守，最終被日軍逮捕。最終慘遭日軍秘密殺害。

在南京大屠殺事件中，日軍佔領南京後，選擇在菊花台這個制高點建立一座“表忠碑”。抗戰勝利後，南京市民要求把“表忠碑”炸掉，在這裏建九烈士公墓。　　

1947年，九烈士的忠骸被專機接回國內。同年9月3日，在南京菊花台舉行了公祭九烈士的安葬儀式，此地改名為“忠烈公園”。1982年，江蘇省暨南京市人民政府修復九烈士墓，並擴建菊花台公園。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