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通信使

朝鮮半島與日本一衣帶水，自古就有密切的聯繫。1392年朝鮮王朝建立以後，採取“事大交鄰”的外交政策，“事大”即對中國稱臣納貢，“交鄰”即與日本、琉球等鄰國的對等交往。“交鄰”的表現形式一般是互相遣使報聘以及貿易等。1402年和1403年，日本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和朝鮮國王李芳遠相繼獲得了明朝的冊封，共同被納入華夷秩序之下，為兩國平等往來奠定基礎。1404年，日本室町幕府派出了“日本國王使”出使朝鮮，朝鮮乃於1413年首次派出以“通信使”為名義的使團（未成行），開啓了派遣朝鮮通信使的先河。

“通信使”是朝鮮王朝官方正式使節團，攜帶國書和禮單，要謁見幕府將軍，這也是與譯使等非正式使節的區別所在。所謂“通信”，乃是源於朝鮮王朝“交鄰以信”（與之相應的是“事大以禮”）的外交理念，即溝通兩國關係、傳達交鄰信義的使節。

朝鮮王朝前期一共派遣了8次通信使，其中向室町幕府派出了6次通信使，只有3次成行，即1429年樸瑞生使團、1439年高得宗使團和1443年卞孝文使團。1413年的樸賁使團和1479年的李亨元使團都因故未能成行，而1460年的宋處儉使團則遭海難而覆沒。其後由於日本處於戰國時代，所以朝鮮一百多年沒有向日本派遣通信使。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以後，朝鮮于1590年派出了以黃允吉為首的通信使，但兩年後豐臣秀吉大舉入侵朝鮮，爆發“壬辰倭亂”，致使日朝邦交中斷。1596年，朝鮮又派了以黃慎為首的通信使，跟隨明朝冊封使沈惟敬一行前往日本。以上就是朝鮮王朝前期派往室町幕府和豐臣政權的8次通信使的概況。

但是，一般所説的“朝鮮通信使”，乃是指壬辰倭亂後的通信使，這是因為前期的通信使缺乏連貫性和典型性，數量少，影響小，且相關資料不詳的緣故。而後期的通信使不僅在200多年間來往不斷，而且也制度化地融入朝鮮王朝的外交政策，相關資料詳實、對兩國影響深遠。到1876年《江華條約》簽訂、朝鮮開港以後，朝鮮王朝又向日本明治政府派出了4次“修信使”，雖然大體上延續了通信使的形式，但由於時代已發生劇變，所以也另當別論。因此，一般所説的“朝鮮通信使”即狹義的“朝鮮通信使”是指1607年到1811年朝鮮王朝派往日本江户幕府的12次通信使。

1592年，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大舉入侵朝鮮，史稱“壬辰倭亂”。這次侵略戰爭給朝鮮造成空前的破壞與災難，直接導致了日朝兩國“交鄰”關係的破裂，也使朝鮮人對日本埋下了仇恨的種子。1598年，豐臣秀吉死去，日軍也在中國明朝和朝鮮軍隊的配合作戰下撤出朝鮮半島。雖然朝日已經停戰，但朝鮮仍對日本戒備甚嚴，而由德川家康把持政權的日本則向朝鮮遞橄欖枝，試圖恢復兩國邦交。日朝復交的急先鋒是對馬島，1599年，對馬島就向朝鮮派出使節，請求講和修好。對馬島是日本本島與朝鮮半島之間的交通要衝，長期充當日朝關係的中介作用，而其地山多地少，土地貧瘠，因此嚴重依賴與朝鮮的貿易。壬辰倭亂中斷了日朝關係，同時也切斷了對馬島的經濟來源，因此對馬島對於恢復日朝邦交的要求最為迫切。另一方面，在1600年關原之戰後實際統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也支持恢復日朝邦交，他一方面要通過與朝鮮的貿易來充實其財力，另一方面則是收拾豐臣政權擴張政策所留下的爛攤子，因此急欲恢復同明朝和朝鮮的關係。一旦朝鮮同意復交、遣使來日，不僅可以使德川政權獲得國際承認，也在日本各藩尤其是異己勢力面前展示了德川氏的威望，從而達到樹立政權合法性的目的。

為了確認日方講和的真偽，朝鮮政府於1602年派全繼信、孫文彧以“探賊使”身份前往對馬島偵探。1603年，被扣留在薩摩的朝鮮儒生金光一獲准回國後，向朝鮮國王李昖（朝鮮宣祖）上疏，彙報了日本國內的最新情報，強調了與日本講和修好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引起朝鮮方面的重視。 ^[1]  1604年，朝鮮政府決定派遣和尚松雲大師惟政為“探賊使”，出使日本。惟政曾在壬辰倭亂期間組織義兵抗日，又與日將加藤清正等有過交涉經驗，因此他無疑是與日交涉的最佳人選。惟政於這年七月到達對馬島以後，對馬藩主宗義智要求惟政去日本本島交涉，於是他又在十二月底在宗義智的陪同下前往京都。翌年二月，德川家康率十萬大軍到達京都，三月在伏見城會見了惟政，這次會見系朝鮮王朝與江户幕府間的首次接觸，具有重要意義。德川家康對惟政述説自己與豐臣秀吉不同，明確表示：“我於壬辰在關東，不曾干預兵事，朝鮮與我，實無讎怨，請與通和”。 ^[2]  同年五月惟政回國後，報告了德川家康的修好主張，朝鮮君臣雖然有疑慮，但已意識到與日本修好不可迴避。 ^[3] 

1606年，朝鮮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先為致書”（德川家康先向朝鮮遞國書）和“縛送犯陵賊”（壬辰倭亂時盜掘朝鮮王陵的日本人）兩個遣使議和的先決條件，並於同年八月由全繼信轉達於對馬島。在當時尚未議和的條件下，“先為致書”意味着日本要先向朝鮮屈服，“縛送犯陵賊”則意味着對日本侵略行徑的懲罰，日本很難答應。但出乎意料的是，日本的迴應非常迅速，十一月就由對馬島派遣橘智正帶着德川家康的國書和麻古沙九、麻多化之兩個“犯陵賊”來到朝鮮。但是朝鮮國王識破了德川家康國書為“偽書” ^[4]  ，系對馬島所偽造；而兩名“犯陵賊”則是對馬島的犯人，與壬辰倭亂毫無關係，由此可見日本人並沒有對戰爭罪責的悔過和對戰後修好的充分誠意。儘管如此，朝鮮也有其苦衷——戰後凋敝的朝鮮並沒有與日本討價還價的能力，而且朝鮮也急需派使前往日本將壬辰倭亂中被擄走的朝鮮人帶回國內以補充勞動力，既然朝方所要求之兩項名分已經貫徹，縱使識破其虛偽，也只好假戲真做了。1607年（朝鮮宣祖四十年，日本慶長十二年）正月，朝鮮正式派出了以呂祐吉為正使、慶暹為副使、丁好寬為從事官的496人的使團前往日本，其名稱為“回答兼刷還使”，即其身兼兩項任務，回答德川家康之國書及刷還擄往日本的朝鮮人。雖然名稱不是“通信使”，但作為壬辰倭亂後朝鮮派往日本的第一個正式使團，具有破冰的歷史意義，結束了日朝兩國的敵對狀態，所以仍被歸入朝鮮通信使之列。 ^[5] 

朝鮮王朝自1607年派出“回答兼刷還使”赴日以後，又接連在1617年和1624年派遣了兩次這樣的使團，其主要任務都是“刷還”在壬辰倭亂時被擄走的朝鮮人。壬辰倭亂期間，大量朝鮮人被日軍擄往日本，有記載的薩摩島津家就有俘虜了30700人 ^[6]  ，總人數則可能多至40—50萬，這在當時是相當龐大的數字。 ^[7]  刷還使滯日期間，德川幕府方面也積極配合，命令各藩釋放被擄的朝鮮人。但是由於各藩大多不願意交出朝鮮人，也有一些朝鮮人因為種種原因（如已在日本建立家庭、回國後的待遇與生計問題等）不願回國，因此三次刷還使收效甚微，只有1700餘名朝鮮人被帶回國（加上前後以其他形式回國者共計7800多人）。 ^[7]  但是，這三次刷還使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重新開啓日朝交往，逐漸結束敵對狀態，為正式通信使的派出、兩國邦交的全面正常化做好了鋪墊。

部分朝鮮通信使畫像(8張)

雖然朝鮮和日本尚未完全恢復交鄰關係，但因壬辰倭亂而中斷經貿往來亦重新開始，對馬島在日朝關係的恢復中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1607年，對馬在朝鮮釜山重開倭館，1609年，對馬島方面與朝鮮政府締結《己酉約條》，規定對馬派“歲遣船”來倭館貿易，成為日後兩百多年間日朝貿易的基礎。隨着日朝經貿關係的重新展開，日朝邦交全面正常化也就水到渠成了。另一方面，當時朝鮮北方的女真族興起，建立後金汗國，對朝鮮構成嚴重威脅，並於1627年侵略朝鮮，史稱丁卯胡亂，因此朝鮮迫切需要與日本修好，以穩定後方。

恰在此時，日本於1631年發生了“柳川一件”，對馬藩主宗義成與家老柳川調興之間的爭執導致了對馬島對朝外交的“黑幕”被揭發，因而德川幕府開始着手整頓朝鮮外交問題，最後於1635年裁定對馬藩主宗義成無罪，並完善了對朝外交“幕府-對馬”流程的一元化管理，正式以“日本國大君”為幕府將軍對外稱呼，確立了“大君外交體制”。朝鮮對“柳川一件”的事態非常關注，在此期間暫停了與對馬島的交往，同時還在1632年派出非正式的譯使去弔祭前將軍德川秀忠，1634年應將軍德川家光通過宗義成的邀請派出“馬上才”（馬戲團）赴日，在此期間收集日本的情報。1635年“馬上才”回國，向朝鮮國王仁祖報告了日本的情況及“柳川一件”的處理結果，朝鮮仁祖在分析了日本的情報後判斷日本“無可憂之端矣”。 ^[8]  而日本通過“柳川一件”規範了對朝外交體制以後，德川家光便委任宗義成全權處理對朝外交事宜，並命令他於1636年請來朝鮮通信使。

1636年（朝鮮仁祖十四年，日本寬永十三年）二月，對馬島正式請求朝鮮派出通信使 ^[9]  ，其名義是賀日本“泰平”。 ^[10]  朝鮮方面很快接受了日本的請求，於同年八月派出了以任絖為正使、金世濂為副使，總成員達475人的龐大使團，這是日朝兩國復交後第一個冠以“通信使”之名的朝鮮使團。通信使一行攜帶朝鮮仁祖的國書，十月自釜山啓程，十二月抵達江户，遞交國書，受到了德川幕府的隆重款待，並邀請使臣參拜德川家康神社所在之日光山。次年（1637年）三月，通信使回國覆命。1636年通信使的派遣標誌着日朝邦交的全面正常化，即恢復壬辰倭亂以前的交鄰關係。隨着日朝關係邁上正軌， 通信使也得以制度化，其後每逢幕府將軍襲職時朝鮮王朝就派遣通信使以示祝賀，而德川幕府則答書贈物以示感謝。朝鮮派遣的通信使如下表：

朝鮮王朝自1636年正式派遣通信使以後的100多年的時間裏，先後派了8批通信使團，對朝日邦交鞏固和經濟文化交流發揮重要的作用。龐大的通信使團由日方負責接待，糜費鉅萬（一次接待約花費100萬兩白銀，動員33萬人，需要7600匹馬 ^[13]  ），而朝方也要準備大量的賀禮。這些鉅額花銷在兩國國力充實之時尚能應付自如，而等到兩國衰落以後，便力不能支了。1786年（朝鮮正祖十年，日本天明六年），江户幕府第10代將軍德川家治去世，養子德川家齊襲位。按慣例應由日本對馬藩邀請朝鮮通信使，但此時的日本國力衰落，連逢天災，尤其是“天明饑饉”導致社會動盪，財政困難，無法接待通信使，故幕府老中松平定信指示對馬藩延期邀請通信使，1791年江户幕府又提出“易地通信”，即通信使交聘地點不在江户而在對馬島，朝鮮方面以違背前例為由未予接受。 ^[11]  1809年（朝鮮純祖九年，日本文化六年），日本重提派遣通信使，朝鮮也作出讓步，同意易地通信的方式，遂於兩年後（1811年）派遣金履喬為首的使團前往日本對馬島，此次通信使團遲來了20多年，不僅沒能直接去江户謁見將軍，人員構成中也沒有了“馬上才”（馬戲團），過去日朝人士間廣泛深入的交流也不復出現。此次是最後一次通信使，其後50多年中，德川幕府先後換了4任將軍，雖然都曾試圖讓朝鮮派通信使，甚至日方還曾計劃將交聘地點改到大阪，但因兩國財力不足等原因都沒能成行，進而無期限地拖延下去。

1868年（朝鮮高宗五年，日本明治元年），日本發生劇變，德川幕府倒台，明治政府建立，並開始實施“明治維新”，將日本改造為近代國家。明治政府收回了對馬島處理對朝外交的權力，並多次向朝鮮傳遞國書，希望建立近代外交關係，但朝鮮方面則以國書中有“皇”、“敕”等字樣為由予以拒絕，兩國遂處於斷交的狀態。1876年，日本透過“雲揚號事件”，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打開了朝鮮的國門。但朝鮮王朝最開始只是將《江華條約》理解為重修日朝間的“三百年舊好”，換言之即“交鄰”關係的恢復，而尚未洞悉已被納入以萬國公法為基準的近代條約體系之中，於是便在條約簽訂後不久即延續通信使的慣例，派遣了以金綺秀為首的“修信使”赴日聘問。但是正如名稱有所改變一樣，其形式亦與過去的通信使有所區別，即朝方只遞國書而不再攜鉅額賀禮，日方亦不全包朝鮮使節的接待。 ^[12]  隨後朝鮮又於1880年、1881年和1882年派遣了金宏集、趙秉鎬和樸泳孝為首的修信使，其活動不再限於傳統的“交鄰”範疇，而進行修約、換約、締約交涉等近代外事活動，這也反映了朝鮮王朝外交觀念的轉變。所以這幾次“修信使”的派遣可看作是傳統交鄰體制下的通信使向近代外交體制下的使節制度的過渡。

1880年，日本派遣花房義質到朝鮮任辦理公使。1886年，朝鮮任命李𨯶永為辦理大臣，常駐日本，是為朝鮮派遣駐日公使之始（實際到任的首任駐日公使是1887年任命的閔泳駿）。至此，日朝關係正式轉換為近代外交體制，通信使徹底成為歷史。

朝鮮通信使具有如下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