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戰略

歐盟:從能源綠皮書、智慧能源革命到節能減排新政策架構

2000年歐盟出台《歐洲能源供應安全戰略》綠皮書。2000年3月23-24日，歐洲理事會里斯本峯會通過了《里斯本戰略》，其總體目標是將環境與能源挑戰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使環境保護、能源政策和經濟競爭力實現最優結合。2001年，歐委會通過了《歐盟可持續發展戰略》，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主要目標之一。歐盟能源政策把能源安全、經濟安全和環境安全相結合，並把新能源戰略作為解決三大問題的基礎，成為最早提出了涵蓋能源安全、經濟安全和環境/生態安全的新能源安全觀的行為體。此後，歐盟於2006年3月發佈了《歐盟能源政策綠皮書》，於2007年通過了《歐洲能源政策》，進一步把能源政策與經濟政策、氣候保護政策相結合，確立了以能源供應安全為基礎目標、以減排為核心目標、以經濟發展為最終目標的新能源政策，在全世界催生了一場後工業時代的能源革命。歐盟建立的排放交易機制是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性的排放交易制度，也是全球最大的排放權交易市場。歐盟通過全方位開發新能源和提高節能技術，最終把能源資源C乏的劣勢轉變為低碳減排的優勢，佔據了新能源開發的領先地位和機制建設的主導地位。

2008年開始，是歐盟新能源戰略的調整期。2008年1月，歐盟委員會提出了有關節能減排的新立法和“一攬子”議案，並於同年12月分別得到歐洲理事會和歐洲議會批准。歐委會於2008年11月公佈了題為《確保歐洲未來能源供應安全》的第二份能源戰略評估報告(SER2)，提出了旨在加強歐盟能源安全的“一攬子”計劃，作為歐盟節能減排新政策架構。2009年12月《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盟的一體化進程翻開了新的一頁，能源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成為歐盟的工作重點。2010年歐盟委員會能源總局的成立，標誌着歐盟將在能源領域以更加積極的姿態突破發展瓶頸，同時，也顯不出其一致對外、一體化發展的決心。2010年3月，歐盟委員會公佈的《歐洲2020戰略》，重點強調歐洲經濟發展方向，即發展智能經濟、綠色經濟和包容性增長，旨在未來10年內在歐盟建立基於知識、低碳經濟和高就業水平的新經濟模式。在2010年7月歐盟一中國智能城市論壇上，我國與歐盟進一步開展積極合作。從能源綠皮書、智慧能源革命到節能減排的融資合作，充分表明歐盟仍將在能源技術領域和低碳經濟的競爭中發揮帶頭作用。

日本:從節能領跑到新能源創新

日本能源戰略的轉變是從第一次石油危機開始的，並非常明顯地分為三個階段，即推動節能政策時期、全面發展新能源時期和能源技術創新時期。日本不僅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比較C乏，而且受國土面積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資源也十分有限。因此，從保障能源供應安全的角度，日本一開始就把目光集中在節能方面，以致日本擁有世界最先進的節能技術，能源利用效率也處於國際領先水平。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首先給日本敲響了警鐘，日本政府立即着手起草節能法。《合理使用能源法》即《節能法》於1979年正式生效，隨後進行了7次修改。為了推動《節能法》的有效貫徹實施，日本已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節能運行工作機制。一是完善的節能管理和服務機構，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完備的能源管理機構和諮詢機構。二是完善的節能工作制度。日本新能源戰略的第二步驟是實施綠色能源戰略。21世紀以來，口本繼續奉行節能政策並推出新能源國家戰略，迅速調整高度依賴石油的能源結構，使日本擺脱石油依賴型的傳統能源經濟，發展成為能源多樣化的國家。2006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出台《國家能源新戰略》報告，對日本能源戰略作了重要調整，把開發利用新能源作為國家重要能源戰略。日本新能源戰略的第三大步驟是能源技術革新。山於日本的能源效率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技術也已經基本成熟，進一步降低成本，提高綠色能源效率成為口本新能源戰略轉變的重要突破口。口本政府、高校、企業正在全力攻堅進行能源技術創新，如實施太陽能光伏發電技術創新。一旦清潔能源技術獲得突破，日本將可能實現從傳統能源進口大國向清潔能源技術輸出國的轉變。為此，日本策劃制定了能源技術戰略，充分利用所積累的尖端技術和專業經驗，加強“革新型能源高效利用技術”的開發與利用，開發能源儲存、運輸技術，提高生物質轉化為生物質燃料的效率等技術。

美國:奧巴馬的綠色能源新政

奧巴馬上台後，美國的能源政策核心調整為加快新能源開發以及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強調能源安全，促進經濟增長，減緩氣候變暖等。在一定意義上，奧巴馬的的綠色能源新政，標誌着美國實現了能源戰略的轉移，即從傳統能源戰略到新能源戰略。儘管奧巴馬的綠色能源新政並沒有大的建樹，但是，其能源戰略的調整對美國和全世界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其核心的戰略轉變是爭取美國在清潔能源技術和氣候變化問題領域的領導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開始把能源安全與經濟復甦、國家安全和氣候變化視為同一個問題的多個方面。新的和改進的能源技術將在21世紀的全球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而奧巴馬政府致力於推動美國在這一領域裏保持領先地位是試圖把美國帶入清潔、安全和獨立的能源未來，並將美國經濟推向全球領先地位。

在當今世界新能源戰略實施浪潮中，各國既有共同趨勢又有各自特徵。前者包括:應對全球氣候環境挑戰，開源節流，謀求安全、經濟、清潔的可持續能源發展戰略，並與擺脱國際金融海嘯衝擊、實現經濟復興相結合;後者包括:面臨不同國情和發展層次，起步基礎和利用條件不一，戰略目標重點和主要路徑手段各異，所遇障礙和實施效果有別。

以美國和歐盟國家為例作比較:2010年初美國釋放出要進行氣候和新能源立法的信息，但奧巴馬政府優先解決醫療法案的做法使得能源立法被排在了次要地位。這給了其他期待美國帶頭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和新能源發展的大國以不良影響，即美國上下本質上對氣候變化議題持懷疑態度，導致政府對解決氣候變化這一國際問題的消極態度間接影響了美國對新能源產業的投資力度。同時，美國傳統能源相對豐富，發展新能源的迫切性還不十分明顯，美國政府的新能源發展主要限於新能源的研發，大部分還沒有進入生產過程。只要美國確保在新能源產業技術方面佔據優勢，就可以隨時把這種優勢發揮出來，控制新能源產業和低碳經濟制高點。與美國不同，鑑於西歐各國面臨的嚴重能源短缺，發展新能源已經迫在眉睫。歐盟將面臨着人口增長的壓力，作為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歐盟電力需求壓力倍增。以英國為例，到2060年，英國人口將從6100萬增長到7700萬，增幅達25%0即使在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泄漏事故之後，大多數西歐國家也沒有放棄利用發展核電來緩解電力短缺。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反覆和有限發展新能源產業的政策選擇，給其他國家的大規模新能源產業投資釋放出了不良信號，而各國新一輪能源戰略的跟進調整正在進一步影響國際能源安全局勢。

從整個歷史進程來看，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以節能為主要特徵;20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末以減排為主要特徵;2000-2008年金融危機前，低碳概念出現;2008年以來出現低碳經濟，低碳與經濟的各個環節相結合。發達國家走過了這一完整的歷史過程，而發展中國家是跳躍式發展。如今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四個階段結合在一起走過，這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説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發展中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新能源產業革命不僅是必須的，更是追趕超越的一次機遇。我國政府或者實施恰當的管理和刺激措施，在能源產業革命中確保我國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要競爭對手和夥伴，或者坐失良機，置能源安全、氣候變化、國際輿論於不顧，使經濟被自身造成的污染所窒息。同時需要注意研究各國新能源戰略背後的政治經濟意圖，而不是盲目跟進。

廣義上的新能源產業革命既包括節能技術產業、無碳和低碳能源技術產業，也包括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這些都會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提高能源的生產效率。從某種程度上説，當今世界經濟制高點之爭就是新能源產業之爭。

美國、西歐等發達國家利用技術領先和資源優勢，享有世界資源的控制權，大量輸入廉價資源，高價銷售新能源技術，並通過低碳經濟的方式限制我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其實質就是限制後發展國家越來越多地佔有資源，永遠掌握能源領域的領導權和話語權。對於我國等新興國家來説，一味地追求低碳和單純的低碳經濟無法保證國家的競爭優勢，必須結合新能源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許多學者把低碳經濟與減排、氣候變化掛鈎，認為低碳的最終目的是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達到減排目標，減輕國際減排壓力，承擔國際減排責任。西方主導國家也把低碳經濟作為國際感召的口號向發展中國家施壓，從國際道義的角度引領減排。如果單純從追求低碳和減排的角度實施低碳經濟戰略，不僅不利於提升國家競爭力，反而會真正陷入“低碳陰謀”。

低碳經濟本身並沒有錯誤，關鍵是低碳經濟的發展能否成為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切實可行的道路，這將取決於我們運用低碳經濟理念走向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選擇。一方面，新能源產業應當成為低碳經濟中觀層面的重大戰略選擇;另一方面，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應當成為低碳經濟微觀層面的重大戰略選擇。

首先，發展新能源可以減輕我國對傳統能源的依賴。最近兒年，我國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費量不斷上升，可再生能源所佔比重上升緩慢。2011年，我國煤炭消費量在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中所佔比重為70%以上，石油和天然氣為22.2%，核能、水電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等清潔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中所佔比重僅為7.4%;相比之下，美國清潔能源所佔比重為13.6%。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可以平衡煤炭和石油消費比重的持續提高，有利於優化我國能源消費結構，另一方面也可以減輕我國面臨的減排壓力。其次，發展新能源可以降低我國能源的對外依存度。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需要進口大量能源資源，2011年石油對外依賴度達到56%。根據國際能源署(IEA)估計，若一切照舊，到2020年，我國石油對外依賴度將達到75%。經濟對外部能源的依賴度持續上升不利於能源安全和經濟安全，新能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我國經濟對外部能源的依賴程度。

在低碳經濟的大背景下，我國經濟在全球產業鏈上的位置將山加工製造環節向兩端延伸，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將成為經濟新熱點，促使我國企業從“製造”轉向“創造”。例如，最近幾年，環境保護以及化石燃料的供需矛盾和價格波動催生了汽車工業節能和新能源應用領域的研究與創新。當前全球汽車行業都在關注新能源汽車，包括純電動汽車、混合動力汽車等，美國、歐洲、亞洲等地區的汽車產業都在調整汽車能源政策，以期引領汽車產業的未來。替代燃料能在何時、何種程度上代替石油等傳統能源驅動汽車決定了汽車產業升級的速度和高度。山此可見，產業轉型的競爭已經開始，傳統產業漸進黃昏，成功實現產業轉型，關鍵是要發展新能源產業。為了不再次落後於工業化國家，我國必須在儘早參與能源革命的同時，爭取在新能源產業方面有所創新，避免陷入能源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雙重被動。唯有深入瞭解當前和未來全球能源發展趨勢和新能源革新的動向，迎合當前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國際潮流，才能在這場競爭中拔得頭籌。

要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協調，一方面要依靠市場的力量，加快各項税制完善和改革，如環境税費改革、資源税和碳税的完善。但是通過提高企業成本來降低高碳能源需求是一種基於市場調節的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手段，有其侷限性，例如會降低國家某些高碳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利於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產業轉移和碳排放的全球轉移可能導致全球碳排放量不降反升等。此外，以市場控制為基礎的手段會忽視發展中國家所處發展階段的特殊性及提高生活水平的訴求，碳交易和碳税等自山市場主義的解決辦法可能會成為經濟投機、商業欺詐的温牀，使人們對貧困發展中國家的處境態度冷漠。因此，作為市場手段的補充，政府應當發揮主導性作用，制定各項法律和規劃，從宏觀層面調控，實現能源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同時，在國際上達成大國間的行政協定，實現國內環境保護和國際氣候變化問題的雙贏。例如，我國和美國之間可以在清潔能源領域實現合作，我國有資金優勢，美國的技術可以轉移給我國，實現技術和資金在汽車項目等領域的雙輪驅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