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發言人制度

根據我國學者劉建明主編的《宣傳輿論學大辭典》中解釋，新聞發言人是指國家、政黨、社會團體任命或指定的專職(比較小的部門為兼職)新聞發佈人員。其職責是在一定時間內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時局問題，舉行新聞發佈會或約見個別記者，發佈新聞或闡述本部門的觀點，代表有關部門回答記者的提問。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主要是以政府為傳播主體，以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為傳播客體，通過發佈、傳播與公眾利益相關的政務信息和重要新聞來實現政府與社會的溝通，它是一種相對穩定和規範的公共信息傳播機制。

具體而言，政府新聞發言人向社會發布的信息應該包括政府規章、規範性文件以及與經濟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相關的其他文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計劃及其完成情況等；發佈重大疫情災情的預報、處理情況；發佈政府財政預算、決算和實際支出以及審計狀況，政府投資建設的社會公益事業的建設和運行情況等；發佈行政許可的依據、條件和程序以及行政收費項目的依據和標準；扶貧、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方面的標準、條件及實施情況以及其他應當依法主動公開的信息等。當然，上述信息的發佈在具體操作程序上是政務信息的公佈與公眾知情權實現的雙向互動。

20多年來，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發揮着引導社會輿論、改善政府形象的特殊功效，對改善政府的管理和公眾知情權的實現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時，在向全世界展現中國良好形象，為各國媒體提供有關中國的權威信息，讓世界充分了解中國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隨着我國經濟的不斷髮展，法律法規相繼建立和完善，促進了政務公開和政府信息公開化進程。在當今社會，信息成為一種寶貴的資源，公眾對信息的知情權需求越來越強烈，同時，政府希望通過公佈信息的制度化和規範化對社會輿論施加影響，提高政府的決策水平、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並藉此改善政府形象。於是在公眾和政府共同需求的推動下，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逐步走向制度化、規範化和社會化。

世界上最早的新聞發佈會

世界上最早的新聞發佈會是在中國舉辦的。不過這次新聞發佈會實在不值得中國人驕傲，而且應該以之為恥。時間是1904年2月，日俄為爭奪在華利益，在中國東北打響了日俄戰爭。當時戰地記者很多，但日本軍方禁止媒體記者赴前線採訪，這讓記者們很不滿，同時因為得不到日本官方消息，各種猜測就見諸報端，這些消息對日軍很不利。為了扭轉這種被動局面，1904年7月，日方將許多記者召集到長春，對戰況進行了介紹。這次發佈會被學術界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政府新聞發佈會，產生了最早的新聞發言人。

西方的新聞發言人制度

西方新聞發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國總統新聞發言人。（順便説一句，傳播學的很多理論都來源於總統選舉，因為要贏得大選，必須要考慮怎樣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有效地傳遞給選民，怎樣才能得到投票者的歡心，象沉默的螺旋等理論都是在大選過程中產生的。）

19世紀20年代，美國普通民眾獲得了選舉權；19世紀30年代，便士報出現。新聞發言人正是誕生在這樣一個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傳媒大眾化的年代。

19世紀30年代擔任美國總統的安德魯·傑克遜最早聘用了新聞發言人，不過當時的新聞發言人作為總統的私人助理，不佔用政府編制，不領政府的薪水，所以並不能稱之為白宮新聞發言人。直到1897年，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任命了6名領薪水的助理，其中包括負責新聞宣傳的喬治·B·科特柳。1900年，為了應付每天守候在白宮大門和周圍街道的眾多記者，麥金利總統專門任命了一位助手每天向這些一記者做一次簡報。這便是最初的白宮新聞發言人。

1909年，美國第27任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脱(任期1909年一1913年)上任。為了改變前任與新聞界的不和諧關係，他安排了每週兩次定期的記者招待會。這是第一位舉辦正式的定期記者招待會的總統。但是，這一制度沒有堅持下來。

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正式出現是在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任期(1913年一1921年)內。1913年，威爾遜總統上任後，恢復了定期的新聞發佈會，但卻沒有任命相應人員，總統自己擔任了新聞發言人的角色，但其寡言少語的個性和乾癟的語言詞彙導致與新聞界的溝通很不和諧，直到發生“盧西塔尼亞號郵輪事件”。

“盧西塔尼亞號郵輪”是英國丘納德輪船公司在大西洋航線上最大的客輪。1915年5月7日，該船在愛爾蘭海岸附近被德國潛艇擊沉。船上1924名乘客中1198人遇難，其中有114名美國乘客。噩耗傳來，美國舉國震驚，引起了強烈公憤。迫於輿論壓力，威爾遜總統正式任命他的秘書約瑟夫·P·圖馬爾蒂擔任政府的新聞發言人，負責與新聞界溝通，定期舉辦主持記者招待會。這就是現代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發端。這一制度被後來的繼任者哈丁、柯立芝、胡佛、羅斯福等總統繼續沿用。20世紀50年代始，美國在白宮設立了新聞辦公室和發言人，標誌着建立新聞發言人在美國正式成為一種政治制度。

在美國政府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同時，美國民間的類似做法也發展起來。一些社會團體、大型企業乃至於社會名流、電影明星等興起僱用新聞代理人，為他們處理對付越來越多的與新聞界的聯繫，比如安排接受記者採訪、回答問題等等。

目前，新聞發言人制度在西方十分普遍。據美國全國政府傳播者協會估計，“如今的美國，各級政府大約有4萬名新聞發言人。稍有規模的企業都會設立專職的新聞發言人，即使是十來個人的小企業，也會有兼職的新聞發言人。”

中國的新聞發言人

在中國，人們比較熟悉的如外交部、每年“兩會”的新聞發言人等都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出現的。特別是2003年SARS疫情過後，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我國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從中央國家機關到地方政府、從社會團體到羣眾組織都紛紛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

據考證，早在民國初，中國就出現了記者招待會。上海《申報》1912年5月24日報道：國務院於前陸軍貴胄學堂內特設新聞記者招待所。18日下午2時特邀在京新聞記者在國務院開第一次談話會，唐總理及各國務員均出席，新聞記者共到20餘人。首由唐總理宣言，每日下午2時派秘書2人於招待所接待，遇有可以發表之文件，即交新聞記者帶回，諸君遇有質問之事，亦隨時可以質問等雲。”唐總理指當時北京臨時政府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

新中國成立前，在國民黨統治區，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就普遍採用記者招待會這種形式發佈新聞。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兩黨和談期間，周恩來同志就經常親自擔任新聞發言人代表中共中央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中共對和談的主張，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1945年8月16日，毛澤東主席為新華社寫的社論《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就是反駁蔣介石發言人8月15日在重慶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

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團在南京與國民黨談判期間，因經常要舉行新聞發佈會，黨中央考慮到梅益同志一直從事新聞工作而且能言善辯，就決定讓他作為中共代表團首席新聞發言人，這在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梅益隨中共代表團回到延安時，毛澤東握住他的手説：“呵！我黨第一位新聞發言人回來了!”可見當時國共雙方對於新聞發言人的使用和重視。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很少運用新聞發言人形式來發布新聞。這期間只舉行過少數幾次記者招待會，比較有影響的有：1965年9月29日，時任外交部長陳毅同志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駁斥美蘇超級大國對我國實行軍事包圍，有300多名中外記者進行了採訪。

1980年9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曾濤就五屆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決定成立特別監察廳和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0名主犯的問題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在當時轟動一時。

同年，中國政府還召開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新聞發佈會，這就是向國內外公眾發佈關於“渤海二號”石油鑽井船翻沉事故調查和處理結果。這次新聞發佈會，是中國首次對突發事件進行新聞發佈。這一時期還曾就其它一些重大事件舉辦記者招待會。但嚴格地説，新聞發言人並沒有形成制度。

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出現是在1982年，第一位新聞發言人是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同志。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聯合發文《關於實施<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和加強對外國記者工作的意見》，要求外交部和對外交往較多的國務院各部門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發佈新聞。1983年3月1日，新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被正式任命為第一任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並舉行了首次新聞發佈會。1983年4月23日，中國記協首次向中外記者介紹國務院各部委和人民團體的新聞發言人，正式宣佈中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

2003年SARS疫情爆發後，從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衞生部連續舉辦了67次新聞發佈會，是舉辦新聞發佈會最密集的時期，也是全國全面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標誌。

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已經成為政府管理和服務的必要和有效方式，在政府與公眾溝通中體現了它的實際價值和效能。如，在面對各種突發事件、國際局勢、國內外事務等方面，政府新聞發言人基本能夠迅速及時地作出反應，為媒體提供權威性的信息，保持與公眾的信息通暢，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引導社會輿論，促進社會穩定。各級政府積極探索立足於實事求是，按新聞規律辦事，推進政府資訊公開、透明，促進我國政治民主建設。在信息技術和大眾傳媒飛速發展的今天，信息對公眾具有很強的導向作用，公共信息可以影響公眾的思想和行動，也為公眾保護自身利益提供了依據。實質上，政府信息公開的主要動力源於公眾知情權的需求。公眾知情權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是監督公共權力的有效手段，也是新聞發言人制度賴以存在的法理基礎。

關於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實際效能，我國學者和專家普遍認為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滿足公眾知情權，實現公眾的民主權利。

知情權指的是民眾享有了解政府工作情況的權利。而新聞媒介對政府行為的報道就成了公眾享有和行使知情權的重要途徑。公民通過新聞媒體獲得和傳播國內外信息，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通過新聞媒體對國家的重大事務、國家工作人員實行監督，尊重和保護新聞記者採訪、報道和反映真實情況；通過新聞媒體獲取知識，參加娛樂，滿足文化生活的需要。由此可見，公眾的知情權是現代社會公民的權利，是實現民主權利的基礎。人們先要知情，才談得上去行使其權利。滿足公眾的知情權是政府部門的責任和義務。從理論上説，政府的一切行為，除涉及國家安全、保密的信息外，都要公開。滿足公眾知情權的方式有很多，部門公告、公眾主動詢問、領導發表講話等，但新聞發言人制度是最便捷、及時、有效的方式。它可以以較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方式，向最廣大的公眾傳達政府的信息。

(二)引導輿論，協調政府與社會公眾溝通之間的矛盾。

新聞發言人制度是政府藉助媒介平台與公眾溝通，為公眾提供信息，在公眾中塑造良好形象，獲取公眾的參與和支持，成為現代高效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新聞發言人可以協調政府機構想要在相對保密的環境下工作的要求和新聞記者及公眾要求充分披露政府信息之間的衝突。從西方國家的實踐來看，新聞發言人制度就是一種有限的信息源，作為一種潤滑劑，協調政府、媒體和公眾關係，同時，在此基礎上引導輿論。從傳播學角度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通過議程設置對輿論進行控制。麥庫姆斯在其議程設置理論中認為，大眾注意某些問題，忽略另一些問題的做法本身可以影響輿論，人們將傾向於瞭解大眾媒體注意的那些問題，並採用大眾媒介為各種問題所確定的先後順序來安排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關注程度。新聞發言人制度的主體就是通過定期發佈一些權威的、經過審定的信息來引導公眾關注哪些事情，忽略哪些事情，從而引導輿論，協調政府與社會公眾溝通之間的矛盾。

(三)促進政府形象的建設，提高政府在公眾中的美譽度和公信力。

政府形象是公眾進行評價的，政府在公眾中的美譽度是根據公眾的讚賞度來衡量的。美譽度和公信力是公眾對政府信任度的綜合體現；是對政府共同的總體認識和評價。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正是政府信息公開的一種實踐，它本身就體現了政府的開放形象。政府的開放程度影響到公眾對於政府的廉潔、勤政、效能等程度的具體評價。由此看來，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塑造政府形象的一種途徑。政府信息公開體現了政府對於民眾的信任，新聞發言人主要是代表政府的形象，由於政府在公眾中的形象具有權威性，政府對某一事件發表的看法、言論是通過新聞發言人發佈的，所以在公眾的心目中，新聞發言人的形象往往就是政府的形象。

建立政府新聞發佈制度，讓新聞發言人統一發布事件的真相與處理結果，是社會進步的體現，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體現。然而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實行在給社會、公眾帶來積極意義的同時，也存在不夠成熟完善的地方。我們應該認識到，建立政府新聞發佈制度，需要保持一定的規範性、實效性、穩定性、連續性，在不斷的完善和改進中，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發佈制度。

概括目前政府信息公開存在的偏頗和不足，首先我們會發現目前政府信息公開的內容有限：形式上公開多，實質上公開少；結果公開多，過程公開少；原則方面公開多，具體內容公開少；公眾被動接受的多，主動參與的少；公開政府“正面”信息多，公開政府“負面”的信息少。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甚至認為，公開那些涉及政府決策失誤、吏治腐敗、官場歪風等負面信息，會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社會安定，總是想方設法掩蓋起來。

其次，缺乏系統戰略，信息蒐集工作相對薄弱，新聞發佈只看到新聞宣傳這一外在表現形式。一些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是迫於行政命令的壓力而建立的，沒有將信息公開看作系統化的、需要整個部門通力合作、相互配合的工作，而只着眼於如何應付記者、回答問題上。同時由於長期的部門分工，在信息蒐集過程中沒有完整的信息系統可以利用，新聞發言人能獲得的信息也存在侷限性，容易造成發佈的內容籠統模糊，難有全面、清晰、明確的信息和中肯的分析。

再次，缺乏有效的互動機制，更多注重了發言而忽略了反饋。目前我國大多數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政府部門在與公眾雙向互動溝通的環節上相對薄弱，更多關注了向媒體發佈信息，忽略媒體反饋的公眾意見，不知道公眾關注什麼，需要什麼，對政府的政策法規支持與否，下情上達的作用沒有很好的體現。

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利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對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從國際上看，國際社會對我關注度越來越高，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發展處於一種全開放的環境，黨的方針政策、一舉一動都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從國內看，我國正處在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凸顯，面臨着十分複雜的形勢。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制度化、規範化十分重要、十分迫切。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進一步推進黨務公開，實現黨的工作公開透明，是我們黨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具體表現，是我們黨努力建設現代化政黨的重要舉措，體現了黨執政理念的發展。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推動黨的工作公開透明，有利於我們黨積極主動地適應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及時妥善地應對社會發展的新要求，有利於改進黨的工作，增強黨的生機活力，實現黨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有利於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偉大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利於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發展黨內民主。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黨內民主是增強黨的創新活力、鞏固黨的團結統一的重要保證。”這就要求切實推進黨內民主，落實和保障廣大黨員的各項民主權利。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助於切實落實和保障黨員對黨內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通過開展黨務信息發佈工作，及時介紹黨的有關工作進展情況，有利於暢通黨內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增強黨組織工作的透明度，使黨員更好地瞭解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和決策過程；有利於提高黨員對黨內事務的參與度，增強黨員參與黨內生活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廣泛凝聚廣大黨員的意願和主張，充分發揮黨員在黨內生活中的主體作用；有利於在黨內形成公開、透明的環境，引導、鼓勵和保護黨員敢講話，講真話，講心裏話，營造黨內民主討論、民主監督的良好氛圍，加強黨組織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強黨組織的戰鬥力號召力，保障黨的堅強有力和團結統一。

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利於保持黨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不斷鞏固擴大黨的羣眾基礎。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可以在黨務部門與羣眾之間搭建新的溝通橋樑，實現良好互動。一方面，黨委新聞發言人通過及時發佈黨務信息，回答羣眾關注的問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基層黨員和廣大羣眾介紹黨的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解疑釋惑，能夠使黨的政策和工作為廣大羣眾瞭解、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黨委新聞發言人及時發佈黨務信息並將收集到的社情民意向黨委反映，做到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充分考慮羣眾利益和承受能力，能夠切實增強黨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召開後，一些地方黨委大膽探索，設立黨委新聞發言人，開展新聞發佈工作，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和好評，也讓廣大人民羣眾和黨員幹部對黨務新聞發佈工作給予很大期望。可見，把這一制度建設好，作用發揮好，對於實現人民羣眾對黨內事務的廣泛參與和切實監督，架起黨組織和人民羣眾之間的“連心橋”，擴大黨的羣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之基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利於在輿論傳播中把握話語權、贏得主導權，為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營造良好輿論環境。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是在國際國內新形勢和新的輿論傳播格局中把握話語權、贏得主導權的客觀需要，有利於樹立和展示黨和國家民主、進步、文明、開放的良好形象。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要求黨中央各部門和各地黨委及時、準確、主動、全面地向黨內外介紹各項黨務工作，及時就涉及黨務工作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熱點問題表明立場、觀點，及時澄清涉及黨的工作的各種誤解，批駁謠言，消除不實或歪曲報道的影響，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發揮重要作用。在應對熱點敏感問題和突發事件時，通過及時、準確地發佈權威信息，牢牢掌握輿論引導主動權，迅速佔領輿論制高點，保障突發事件的及時應對和妥善處置。近年來，黨中央有關部門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對營造良好輿論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央紀委多年來通過多種形式反映反腐倡廉的工作進展，展示我們黨從嚴治黨、懲治腐敗的決心。中組部及時充分地對外發布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和組織工作等各方面進展，公開有力地表明瞭黨抓好乾部選拔任用工作、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信心和決心。中宣部也在今年推出了新聞發言人，成為社會各界瞭解中央宣傳思想工作狀況的重要窗口。這些工作都得到了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羣眾的歡迎和擁護。今年“七一”前夕，中央外宣辦舉行黨中央有關部門新聞發言人中外記者見面會，11個黨中央有關部門和單位的11位新聞發言人集體亮相，對進一步推進黨務公開，發展黨內民主，樹立我黨開明開放良好形象產生了積極影響。

紮實有效地做好推進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各項工作　一是穩步推進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既要加大工作力度，積極推動，又要紮紮實實，務求實效。一方面，黨中央有關部門和各地黨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要充分認識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重要意義，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加強領導、精心組織，紮實推進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特別是各地各部門主要領導同志要切實負起責任，按照有關工作要求，認真抓好這項工作。黨中央各有關部門，各省(區、市)黨委及主要工作部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及主要工作部門要抓緊建立和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已經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黨委和部門要認真總結經驗，進一步完善發佈形式，豐富發佈內容，規範發佈程序。尚未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黨委和部門今年要抓緊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開展新聞發佈工作。另一方面，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要注重實效，防止“一哄而起”。市(地、州)黨委要在上級黨委指導下，根據實際情況逐步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各地各部門還要根據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進展情況，開展調研，加強檢查督促，及時總結交流經驗體會，推動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積極穩妥、紮實有效地開展。

二是加強指導，統籌協調，形成合力。在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工作中，要處理好黨務信息發佈和政務信息發佈的關係。黨務公開、黨務新聞發佈與政務公開、政務信息發佈既密切相關，又相互區別。黨務部門和政府部門都有各自的工作內容，在新聞發佈工作中，黨務部門和政府部門要明確分工，理順關係，相互配合，形成合力。黨委新聞發言人負責發佈黨務和與黨的工作密切相關的信息，政府新聞發言人負責發佈政務和與政府工作密切相關的信息。經濟發展社會管理事務和突發事件的有關新聞信息一般應由政府新聞發言人及時主動發佈，黨委應做好協調指導工作，避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按照中央統一部署，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作為中央推進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的職能部門，也要加強對中央有關部門和各地黨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的指導、協調。地方黨委和政府要加強在新聞發佈工作方面的溝通協調，既要防止出現發佈工作缺位、錯失新聞發佈和輿論引導時機的現象，又要避免出現重複發佈、多頭髮布和交叉發佈特別是發佈信息不一致、口徑不一致等問題，維護黨和政府新聞發佈的權威性和公信力。黨中央各有關部門要加強對本系統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的指導協調，統籌做好新聞發佈工作，形成輿論引導合力。

三是建設一支高素質的黨委新聞發言人隊伍，開展多種形式的新聞發佈。黨中央各部門和地方黨委應特別注重加強隊伍建設，要認真挑選政治素質強、政策水平高、具備一定新聞宣傳工作經驗的同志擔任黨委新聞發言人，條件成熟的也可設立專職新聞發言人，定時開展例行新聞發佈。要關心、支持黨委新聞發言人開展工作，使新聞發言人有一個便於逐步提高水平的寬鬆環境。要為黨委新聞發言人開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條件，安排新聞發言人參加與新聞發佈內容有關的會議，閲讀有關文件，及時瞭解掌握相關情況，保證發佈信息的準確性、權威性。要積極開展黨委新聞發言人培訓工作，不斷提高黨委新聞發言人和各級領導幹部的新聞素養和新聞輿論意識，積極探索和掌握新聞傳播規律，善待、善用、善管新聞媒體，提高同媒體記者打交道的能力和水平。同時，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應該充分吸收、借鑑政府新聞發佈的成功經驗，豐富發佈形式，通過召開新聞發佈會、背景吹風會，組織集體採訪和互聯網訪談，接受媒體專訪，答覆記者問詢，發佈新聞稿等多種形式，及時準確發佈權威黨務信息。要對外公佈新聞發言人或新聞發佈機構聯絡電話，開設門户網站或開辦專題網頁、開通電子信箱，拓展黨的聲音的傳播渠道。除特殊安排外，新聞發佈會和其他新聞發佈活動應面向所有具有采訪資格的境內外新聞媒體記者。

新聞發佈工作實踐證明，許多情況下，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導權，時效性決定有效性，透明度決定公信度。各地各部門要根據中央的中心工作和引導輿論的需要，充分運用好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全面權威、準確真實、公開透明地發佈黨務信息。各級黨委新聞發言人要把黨務部門想説的、媒體關注的、黨員和廣大人民羣眾關心的涉及黨的工作的內容結合起來，加大黨務信息公開力度，及時發佈權威黨務信息，充分展示我良好形象，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營造更加良好的輿論環境。 ^[3] 

由中新智庫（北京）文化發展中心、中新智庫網共同主辦， ^[4-5]  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係研究中心提供學術支持。 ^[4-5]  以“新時代、新使命”為主題的“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化建設十五週年論壇”於2018年6月24日在北京舉辦。論壇對十五年來新聞發言人制度化建設的發展進行了回顧和總結， ^[4]  推舉出了在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化建設進程中具有開創、探索、推動作用的八位“貢獻人物”，並向他們頒發了“貢獻人物”紀念牌。這八位貢獻人物是： ^[5] 

王惠：原北京市新聞發言人

焦揚：原上海市新聞發言人

武和平：原公安部新聞發言人

王勇平：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

王旭明：原教育部新聞發言人

毛羣安：原衞生部新聞發言人

楊宇軍：原國防部新聞發言人

黃毅：原國家安監總局新聞發言人

論壇也向趙啓正先生頒發了“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化建設的引領者和示範者”紀念牌。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