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濤

曾濤，男，漢族，原名曾海仙，1914年5月1日出生在江蘇泰興姚王鎮曾家莊一箇中農家庭，四歲時，祖父和父親在一個星期內相繼病故，孤兒寡母，生活困難，靠外祖父家的幫助讀完小學，考上當時有助學金的江蘇無錫洛社鄉村師範。

1933年畢業後當了幾年小學教員。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和八位立志抗日救國的進步青年離家去陝北尋找共產黨。經過一番艱辛的長途跋涉到達西安，進如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學習，幾個月後，分配到浙江去做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5月在浙江麗水參加中國共產黨。 此後，在公開工作的掩護下，在浙江麗水、慶元、永康、富陽等縣做黨的組織宣傳工作，曾任支部書記、中共富陽、建德中心區委書記，蘇中一地委組織部部長，工委書記、宣傳部長等職。

1940年底由組織上北撤至蘇中抗日根據地。

1941年以後，歷任泰興中心縣委青年部長，靖江縣委書記兼縣獨立團政委，蘇中三分區總抗會組織部長，如西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寶應縣委書記兼縣獨立團政委，蘇中黨校組織處長等職。

解放戰爭期間任華中二地委組織部長、民運部長。

1947年1月因病到華東療養院治療，病癒後留在山東任膠東區黨委辦公室主任。

1949年3月隨軍南下，先後任中共鎮江地委副書記，蘇南區黨委秘書長。

1952年8月調任中共上海市委任副秘書長，1956年1月任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

1960年1月，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批准，調至外事部門工作，以新華通訊社哈瓦那分社社長名義去古巴任外交代表。

1961年3月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秘書長。

1962年11月以後，歷任中國駐阿爾及利亞、南斯拉夫、法國等國大使，為維護和發展同駐在國的友好合作關係做出顯著成績，多次受到周恩來的表揚。

1977年2月調新華通訊社任副社長、黨組副書記，同年10月任新華通訊社社長、黨組書記，為新華社的撥亂反正，打開新局面竭盡全力，為新華社的建設和發展傾注大量心血，為新華社走向世界奠定了堅實基礎。

1978年11月親自以“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為標題播發有關新聞，使全國人民為之歡躍。

1979年11月至1983年6月兼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秘書長，分管外事工作。

1980年4月恢復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時，被推選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團執行主席，任職至1983年3月。

1983年6月至1993年3月任第六屆、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人大中國——歐洲議會友好小組主席，為發展中國和多國議會之間的友好關係做了許多工作。

1979年11月至1993年3月，擔任第五、六、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期間的大會副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面對來自世界多國的記者，思維敏捷，從容對答，深得中外記者的稱道。

他是中共第十一次、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95年離休。

1997年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1-2] 

1914年5月1日，曾濤出生。4歲時，祖父與父親在同一個夏天去世，由於父親是單傳，家裏一下子失去了經濟來源，日子非常艱難。曾濤的母親雖然目不識丁，但是個十分要強的人，她一直沒有再嫁，咬緊牙關，靠賣田借債將曾濤撫養成人。曾濤在他的外祖父、舅舅及姑父的資助下讀完小學，又考上了不需交學費的無錫洛社鄉村師範。

受到當時進步思想的影響，曾濤經常參加學生運動，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第一線。1937年，與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學一起前往延安投奔革命。年底，他們在西安經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參加了革命工作。曾濤曾先後在浙江麗水、慶元、富陽和江蘇泰興、靖江、寶應以及華中區和華東局等開闢農村工作。

20世紀初，隨着中國解放的隆隆炮聲，從家鄉扛起槍桿參加拯救民族危亡使命的曾濤，從一個充滿愛國熱情的小知識分子，逐漸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和革命幹部。

1959年10月18日午夜，時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的曾濤，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組織部的電話：中央決定調他到外交部工作，並準備派他去古巴。當時，古巴革命剛剛成功，對中國很友好，但國民黨的“大使”還在，所以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向中國提出派一位負責幹部為正式建交做準備。由於古巴緊靠美國，古巴又是我國政府在拉丁美洲派常駐代表的第一個國家，情況比較複雜，中央組織部在好幾個候選對象中選中了曾濤。

去古巴之前，周總理對古巴工作的任務、方針等作了很具體的指示，當時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也對曾濤作了很多鼓勵。陳老總是曾濤在蘇中、上海工作時的老領導，對他十分了解和信任，“曾濤，你打了那麼多年的游擊戰，大不了你跟着古巴人上山打游擊，我相信你能應付得了。”就這樣，沒有任何外交經驗的曾濤，連電台和機要員也沒有，便以新華社古巴分社社長的名義，帶着準備重過遊擊生活的思想到達古巴，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在古巴，曾濤廣泛接觸古巴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和各界人士，結交了許多朋友，其中包括著名的革命人士切·格瓦拉和菲德爾·卡斯特羅。1960年9月2日，哈瓦那舉行了百萬人蔘加的古巴人民全國大會，菲德爾·卡斯特羅慷慨激昂地演講時，突然把坐在主席台上的曾濤拉到講台邊，握着他的手高高舉起，然後大聲宣佈：“從現在起，古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讓台灣的代表馬上離開！”當時只見近百萬雙手舉了起來，廣場上頓時響起了震耳欲聾的“中國”、“中國”的歡呼聲。

從這一天起，曾濤成了中古兩國建交談判的中國政府代表，後來代表中國政府在中古建交公報上籤了字。曾濤在完成了初步的建館任務後奉調回國，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秘書長。

1962年，曾濤被任命為中國駐阿爾及利亞首任大使。由於古巴與阿爾及利亞關係很好，切·格瓦拉幾乎每年都去訪問阿爾及利亞，而且每次去都要到中國使館看望曾濤，留下吃一頓中國菜。

1963年，中國外交部通知駐阿使館，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將訪問阿爾及利亞。但幾天後，曾濤接到周總理給他本人的一份電報説：有同志提出阿爾及利亞內部矛盾很多，局勢不穩，在總理訪問期間可能會出現政變，建議推遲訪阿時間。周總理要曾濤提出意見。

這是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既關係到訪問成果，又涉及代表團的安全。曾濤立即召開黨委會議，當時使館領導也知道阿政府內部有矛盾，遲早會發生問題。經過審慎而周密的分析研究，曾濤向周總理報告：阿內部確實存在分歧，但暫時尚不會發生政變，建議按期訪阿。總理採納了他的建議。

1963年12月21日，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如期訪阿，取得了圓滿成功。周總理表揚曾濤説：“你還是大膽的，敢於提自己的意見。”還説：“向上寫報告，不要像有的人那樣，先摸上面的意圖，按上面的看法寫，那樣是會誤事的。”

周總理應邀訪問阿聯酋、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的消息傳出後，在一個招待會上，突尼斯駐阿爾及利亞大使主動找曾濤攀談。他問：周總理有可能訪問還沒有建交的國家嗎?曾濤答：據我所知，這次訪問的都是已建交的國家。突尼斯大使的詢問引起了曾濤的重視，他立即把談話內容報告國內。很快曾濤接到指示，要他告訴突尼斯大使，如果兩國能建立外交關係，周總理訪突就容易了。在周總理訪問阿爾及利亞的最後一天，突尼斯駐阿大使告訴曾濤：布爾吉巴總統邀請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訪問突尼斯。周總理接受了邀請。中國在突尼斯沒有任何機構和人員，駐阿使館負責了總理訪問突尼斯的有關工作。

1964年1月9日上午，周總理、陳毅副總理飛抵突尼斯，受到隆重而熱烈的接待。短短兩天的訪問，雙方通過會談增加了瞭解，結下了友誼。在會談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宣佈中突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1970年6月，在首任駐南大使伍修權回國12年後，為了改善中南關係，周總理要曾濤出使南斯拉夫。曾濤到達貝爾格萊德時，南斯拉夫的重要報紙都在顯著位置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當時尚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一書的影響尚未消除，曾濤在周總理的支持下，成了鑿開中南冰河的大使。從此，中南兩國的關係進入了新的階段。

曾濤被調任駐法國大使，正值1973年6月。3個月後法國總統蓬皮杜將作為歐洲主要發達國家的第一位元首訪華，意義重大。到法國後，曾濤除必要的拜訪外，集中精力進行多方面的調研工作。蓬皮杜總統當時已經得了癌症，但仍堅持要到中國來訪問。當他把這個情況及時報告國內後，中國的接待計劃更加嚴格、細緻，周總理表示滿意。

駐法期間，曾濤曾經兩次接待過鄧小平同志。第一次是1974年4月初，鄧小平時隔近半個世紀重遊巴黎。在使館吃飯時，鄧小平專門提出要吃法國很普通的牛角麪包，因為當年他們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非常窮，很便宜的牛角麪包一個星期也只能吃上一次。臨走前，鄧小平還委託曾濤讓使館的同志買了一些牛角麪包帶回去，分送給曾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老同志、老朋友。1975年5月，鄧小平正式訪問法國，這是中國向法國派出的最高級別的代表團。

在法國，曾濤和多位法國政要交上了朋友，以至於1974年法國總統德斯坦親自出席曾濤舉行的國慶招待會。據法外交部禮賓司官員説：在法蘭西共和國曆史上，總統出席外國使館國慶招待會，這是第一次。1997年3月法國駐華大使毛磊獲悉曾濤逝世的消息後，立即報告法國當局，法國當局委託駐華大使向曾濤的夫人及家人表示最誠摯的哀悼。唁電中有這樣的評價：“曾先生在他豐富的事業中，展現了一位外交家的優秀品質，法國人民在他任駐巴黎大使期間有幸欣賞到了他的外交才能，他曾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為法中關係的發展作出了很有意義的貢獻。”

1977年元旦之後，曾濤離別法國擔任新華社社長。當時“四人幫”剛剛倒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路線並沒有得到肅清。為了進一步明辨是非，1978年11月，中央召開了一個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北京市委召開了市委常委會，會上提到“1976年清明節，廣大羣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曾濤一下子看到了這一消息的重要性，馬上找到當時《人民日報》社總編輯胡績偉和《光明日報》社總編輯楊西光，商量就此專門發消息，以推動“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曾濤親自起草了新聞稿，標題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並由新華社發出通稿。第二天《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就在頭版頭條刊出，引起極大轟動。當時中央還沒有改變“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提法，曾濤作為這條新聞的主要負責人，冒了很大的政治風險。于光遠在《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一書中，詳細描述了這一經過，並評論曾濤是“膽大包天”。

在擔任新華社社長期間，他和社黨組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在做好為報紙、電台、電視台供稿的前提下，先後創辦了《半月談》、《瞭望》、《經濟參考》、《環球》等報刊和新華出版社，形成了新華社多層次、多渠道、多功能的宣傳報道體系。他還十分重視新華社與國外通訊社和其他新聞機構的友好交往，多次率新華社代表團赴國外訪問，與多家外國通訊社簽訂了交換新聞的協議。

在擔任新華社社長時，曾濤兼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主管外事工作，時任大會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1982年至1992年，他當選為第六屆、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繼續任全國人大會議期間的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任期結束時，曾濤已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了13年，做了三屆全國人大開會期間的新聞發言人。

對於中外記者來説，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打交道最多的是曾濤。在新聞發佈會、記者招待會上，曾濤氣宇軒昂，舉止有度，坦然自若。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傳媒的記者立場不同，政治態度不同，所關注的問題也不同，提出的問題五花八門，其中不乏刁鑽古怪、具有挑釁性的問題。對此，曾濤總是面帶微笑，從容對答。他獨特的風格給記者們留下了鮮明而深刻的印象。

在人大工作期間，曾濤充分施展外交才能。他每年都要率人大代表團出訪一兩次，多次參加接待來訪的外國議會代表團。不論是出訪還是接待來訪，他都會利用各種時機和方式瞭解對方，宣傳中國。10年中，他的有關報告和建議，為高層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1993年，曾濤以79歲高齡從人大常委的崗位上退下來，1995年獲准離休。1997年，曾濤因病醫治無效，走完了革命的一生。

“揚威敵後，擘畫申城，持節聲名盈海外；業著新華，功留人大，長垂典範勵來人。”穆青題寫的這則輓聯高度概括了曾濤的光輝一生。 ^[3] 

2006年8月21日，泰興籍著名外交家曾濤同志的子女曾遼東、曾東漉回到故鄉，與泰興市有關單位就增加曾濤助學獎勵金、建立曾濤展覽室、資助廣陵小學等事宜進行商談。泰興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顧弘慶出席。

按照曾濤同志的遺願，2005年曾濤同志的子女捐助3萬元在省泰興中學設立曾濤助學獎勵金，15名品學兼優的高三學生得到了資助。8月21日，曾濤同志的子女決定將曾濤助學獎勵金的金額提高到5萬元，以幫助更多的學生改善學習生活條件。

曾濤同志為回報家鄉的養育之恩，生前囑咐家人將書籍捐給故鄉學校，同時要求家人變賣珍藏的書畫作品，所得款項用於資助家鄉貧困學生。

曾濤同志曾在廣陵鎮曹市小學讀過書，按照他的遺願，2006年8月21日下午，曾遼東、曾東漉來到廣陵鎮，就資助廣陵小學與校方進行了洽談，並與泰興市有關部門就建立曾濤展覽室進行了商榷。 ^[4] 

曾濤是麗水市抗日戰爭初期黨的領導人之一，1999年，關心革命老區建設的原戰鬥在大港頭一帶的曾濤同志遺孀朱黎青女士及其子女遵照曾濤先生的遺囑，捐款40萬元建設了麗雲中學（今大港頭學校）曾濤教學樓。2001年，朱黎青女士考慮到老區人民生活還比較困難，從自己的工資中每年捐出2萬元，設立曾濤獎學金。專門獎勵品學兼優的麗雲學子。2007年3月5日，朱黎青女士考慮到學習費用的上升，毅然決定將獎學金金額提至萬元。 ^[5-6] 

2011年12月21日上午，著名的外交家曾濤先生塑像落成儀式在麗水市蓮都區大港頭學校隆重舉行。曾濤先生的子女和蓮都區區委副書記、代區長王小榮，副區長雷勇軍出席了儀式，並一同為曾濤先生的塑像揭幕。

落成儀式上，王小榮對曾濤先生多年來對蓮都教育事業的關心、關愛表示感謝。曾濤先生的子女表示會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大港頭學校的發展。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