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梅益

(中國宣傳活動家、翻譯家)

鎖定
梅益(1914-2003),原名陳少卿,廣東潮安人,中國宣傳活動家、翻譯家。1935年在北平(今北京)參加左翼作家聯盟。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期間,為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員會成員,後任書記。組織創辦《每日譯報》,並主編《華美週刊》《求知文叢》《上海一日》(散文集)。1946年任中國共產黨駐南京代表團發言人。1947-1949年在延安、太行新華通訊社總社任編委、副總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局長、黨組書記。1957年被選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1961、1963年曾率領中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團參加哈瓦那國際記協會議和雅加達亞非新聞工作者會議。1978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秘書長、副院長、黨組第一書記等職。1985年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6年後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總編委會副主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總編輯、社長,又任展望出版社董事長。2003年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總編委會副主任。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著作有《梅益論廣播電視》《梅益論百科全書》,譯作有《紅軍在前進》《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馬》等。 [1] 
中文名
梅益
別    名
原名陳少卿
國    籍
中國
籍    貫
廣東潮安
出生日期
1914年1月9日
逝世日期
2003年9月13日
畢業院校
上海中國公學大學
職    業
中國宣傳活動家、翻譯家
出生地
廣東潮州
政治面貌
中共黨員
譯    作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軍在前進》,《西行漫記》等
性    別
著    作
《梅益論廣播電視》,《梅益論百科全書》

梅益人物生平

梅益,原名陳少卿,1913年1月生於潮州西門小卞厝巷一户貧困的人家。
梅益上學晚,13歲才在城南小學畢業,同年考上了潮州省立四中(金山中學),卻因繳不起學費而未能入學。後經其兄的同學龔文河告知校長杜國庠。杜國庠遂破例不收學費。梅益借了別人學過的課本,就這樣上學了。上學之後,梅益很用功,課外還讀了不少書刊。後來,因為參加地下革命工作,梅益的哥哥被捕、龔文河犧牲,杜校長被逼出走,這些都給梅益帶來極大的刺激,讓他產生了離開潮州的願望。高一下學期,梅益班裏有3位同學要到上海讀大學,要他一起去。於是,他們4個人一起到了上海,但是梅益由於交不起學費,又害了傷寒,只能回到潮州,在城南小學任教。 [2] 
1929年考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在校學習期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1931年經友人介紹來到北平,考入中國大學 [3] 
1932年夏天,梅益獨自到北平,一面尋找革命組織,一面到北京圖書館自學英文。從1934年開始,他在北平的《晨報》、天津的《庸報》、上海的《申報》等副刊和一些刊物發表一些散文和譯作,開始靠稿費度日。  
1935年初,梅益參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聯盟,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黑名單,幸得到朋友幫助,逃到了上海,在上海一民立中學教書,但由於他讓班上的學生參加示威遊行而被學校開除。不久,梅益和上海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取得了聯繫,與“左聯”作家何家槐等共同編機關刊物《每週文學》。
1937年,梅益在上海蔘加中國共產黨。上海淪陷後,為突破日偽的新聞封鎖,梅益和夏衍根據黨組織的決定,出版了四開日報《譯報》。1938年《譯報》改名為《每日譯報》後,梅益任總編輯。 [2]  與此同時,他還按照黨組織要求創辦了第一份掛洋商招牌的政治性期刊《華美週刊》,在《華美週刊》上轉載了毛澤東同志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什麼是游擊戰》等文章,這份週刊政治色彩鮮明,是當時最具有戰鬥力的一個週刊,成為中共江蘇省文委進行抗日宣傳的重要堡壘。在此期間,他還負責主編或與別人合作創辦了《譯報週刊》、《求知文叢》和《上海一日》,受到當時負責領導上海工作的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同志的充分肯定。 [3]  同年,梅益接到了翻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任務,他在極端艱苦條件下完成翻譯工作。期間,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都因貧病交加死於非命。  
1941年冬,梅益投奔陳毅領導的新四軍,來到抗日救亡前線。他先後在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工作,在安徽參加創辦新四軍江淮大學和建設大學等, [2]  並擔任兩校的黨委書記。 [3] 
1945年9月,梅益同志奉中央指示返回上海,負責籌辦《新華日報》。
1946年初,他到南京梅園新村工作。同年6月,他擔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新聞處處長兼代表團發言人,新華社南京分社社長。在代表團工作期間,他除了與眾多媒體接觸外,還擔負着統戰工作和保護由於種種原因與組織失去聯繫的黨員,解救與保護革命者和黨外的民主人士。
由於國共和談破裂,1947年3月,他隨代表團全體同志撤離南京回延安。在延安,梅益同志在新華通訊社總社任編委、副總編輯,分管廣播。國民黨軍隊進佔延安後,新華總社先後轉移到瓦窯堡、太行山區的涉縣和河北省平山縣,他除了繼續負責分管的任務外,還按黨的指示在晉冀魯豫地區建立電台,宣傳報道解放戰爭的情況。 [3]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梅益同志隨新華社進北平。隨即陝北新華廣播電台遷入北平,他擔任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即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部第一部長,兼北平人民廣播電台人民管理委員會委員。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在天安門城樓主持了盛況轉播工作。同月,政務院(國務院)決定成立廣播事業局,任命他為副局長。
從1952年起,他擔任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黨組書記。1957年當選為中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他為普及發展我國的廣播事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搞好電台對內廣播宣傳工作的同時,他還積極建立對外廣播電台,開展對外廣播,擴大中國在世界的影響。他遵照劉少奇同志要搞電視播放的指示,帶領廣播事業局的科研技術人員經過艱苦不懈的努力,不斷攻克技術難關,終於在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十週年前夕,建成我國第一個電視台,並錄播了當天慶祝十週年的實況。
為了擴大我國廣播事業的國際影響,梅益同志多次率代表團出訪前蘇聯和東歐各國,以及英國、瑞士、古巴、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國,為我國與各國之間的廣播文化事業交流作了大量的工作。他還到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三國考察,幫助三國建立廣播電視台,受到了三國領導和人民的稱讚。
“文化大革命”期間,梅益同志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被遣送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身體遭受重創。粉碎“四人幫”後,他重新走上領導工作崗位。
1977年5月,梅益同志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1978年後,他歷任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黨組副書記、秘書長、副院長,黨組第一書記、秘書長等職。他進入哲學社會科學這個全新的領域後,虛心地向專家、學者求教,經常登門拜訪著名專家學者,與他們在一起探討學術問題,研究如何發展、繁榮哲學社會科學,在社會科學界的專家學者中交結了許多諍友知己,為社會科學院的初建和發展以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開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86年年初,梅益同志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擔任總編輯,同時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副主任、中國老年學學會會長(後擔任名譽會長),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出版工作,1995年離任。他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任職10年期間,正是《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出版的高峯和完成時期,也是策劃《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的時期。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依舊全身心地投入到百科全書的編纂發行事業之中,帶領大百科出版社的全體職工共同鑄造了中華文化的豐碑──浩浩74卷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他的一系列涉及百科全書的文章、報告、談話和他的著作《梅益論百科全書》,是對我國現代百科全書經驗的總結,也是中國百科事業的一筆寶貴財富。他還主持編輯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簡明版)》、《簡明中華百科全書》等幾十種大型工具書,領導出版了一系列有學術價值的叢書,其中有多部大型工具書獲得了國家圖書獎國家辭書獎等項國家大獎。1997年他榮獲第五屆中國韜奮出版獎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宣傳活動家、翻譯家,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黨組第一書記梅益同志,因病於2003年9月13日18時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3] 
2003年9月25日,八寶山革命公墓莊嚴肅穆,哀樂低迴,在黑地白字“梅益同志永垂不朽”的橫幅下,懸掛着梅益同志的遺像。遺像下方擺放着梅益翻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一段名言:“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説: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5] 

梅益軼事典故

艱難求學有人助  
梅益小時候家裏很窮,上學晚,1926年才畢業於城南小學,同年考上潮州省立四中,也就是金山中學。可學校開學半年多了,因交不起學費還未能入學,後經其兄同學龔文河告知校長杜國庠。杜校長非常同情他,遂破例免收學費讓他入學。上學以後梅益很用功,課外還讀了不少書刊。後來,因他哥哥參加彭湃領導的嶺東總農會工作被捕,龔文河又犧牲,杜校長被逐出走,這些都給他極大刺激,於是產生了離開潮安的願望。高一下學期,梅益與班裏3位同學一起去上海,他們4人買了偽文憑,考進了由胡適馬君武先後當校長的中國公學。但是學費交不了,甚至連吃飯也沒錢,深秋時候又害了傷寒,沒有上學。當時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潮州人洪應堃給他找到回城南小學教書的機會,還有一位做生意的鄭雪痕資助了他30元,這樣梅益又回到了城南小學任教。  
梅益曾回憶説:“1949年9月2日,全國政協開幕的那一天,我終於在懷仁堂見到了闊別23年的恩師杜國庠。——我含着眼淚緊緊抱住他。如果不是他在我困難的時候扶我一把,我怎麼能在懷仁堂見到他”。梅益還針對杜國庠免費讓他入學一事説“改變了一個本該當學徒的人的生活道路”。
教了一年半的書,積存了130元,1932年夏天,梅益獨自上北平,一面尋找革命組織,一面到北京圖書館自學英文。這個時候,他常常一早起來就懷揣兩個燒餅,直奔圖書館學英語,中午找點開水,兩個燒餅就是午餐了。他身上帶着很多卡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隨時隨地背單詞,就這樣,他學會了“又聾又啞”的英語,後來翻譯出了影響巨大的作品。 [5] 
梅益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梅益從1938年到1941年曆經四年多的歲月,艱辛地完成了小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文譯本的翻譯。其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新中國成立前還有過其他的版本。據説最早的版本是從日文譯本轉譯的,譯者是段洛夫和陳非璜,由上海潮鋒出版社出版。不過,這件事幾乎不為人所知。梅益同志的譯本,是根據紐約國際出版社1937年阿歷斯布朗的英文譯本轉譯的,1942年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此書很快引起轟動,解放區的書店紛紛翻印。雖然該書先後有多種譯本,但最終還是梅益的譯本流傳最廣最久,影響和激勵了中國幾代青年人。
1983年第1期《翻譯通訊》刊登了這篇由梅益同志撰寫、署名“本刊記者”的文章——《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譯者梅益》。  
梅益同志在文章中説,1938年抗戰時,他在上海地下黨文委工作。有一天,劉少文同志帶一本書來看他。這本書,就是紐約國際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英譯本。劉少文對他説:“這是一本好書,描寫一個蘇聯青年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這對我國青年有很大的教育意義。請你把這作為黨交給你的一項任務,把它翻譯出來。”梅益同志高興地接受了這一任務,但由於上海當時已成“孤島”,在艱苦的環境下,他要同時去完成黨交辦的其他幾項任務,所以只能時譯時輟,前後花了近5年時間才譯完,交給新知書店出版。梅益同志還説,他在譯書的過程中曾得到姜椿芳同志(新中國成立後,出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的很大幫助。當時,姜椿芳同志在蘇聯的塔斯社工作,作為掩護,從事地下黨的活動,但他抽空用俄文版仔細地校閲了梅益同志的譯本。英譯者刪節的部分,也做了補充。  
梅益同志還談了他譯書的體會,説他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對作品所描寫的許多事物,特別是蘇聯紅軍的戰鬥生活很不熟悉。當時他只有二十幾歲,完全缺乏對奧斯特洛夫斯基所經歷的社會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親身體驗。他認為,“一部好的文學譯本,不僅要求譯者要有語言修養和藝術修養,更重要的是要譯者熟悉作家本人,熟悉作家的社會經歷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熟悉作家的創作手法等,這些是提高譯本的藝術水平的重要保證。”梅益同志説,當時他唯一的有利條件就是作者和譯者都共同懷着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理想,共同熱愛世界上第一個由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這共同的立場和感情,使譯者對作者所描寫的生活和鬥爭比較容易體會和理解,因而使譯文也比較能夠達意傳神。  
晚年的梅益 李金華攝 晚年的梅益 李金華攝 [4]
梅益同志説,他的另一個困難是從英譯本轉譯,使譯文的“信”和“達”受到了限制。他説,考慮到民族語言的因素,譯文的“信”和“達”也不是絕對的。文學譯本不應當單純是一種精確的複製品,它既要求準確性,又要求藝術性。文學譯本最好是直接從原文譯出,效果較好,經過轉譯後,總不能很好地傳神。他認為,他的中譯本由於是轉譯的,因此在充分傳達原著的藝術風格上“很可能有缺陷”。但,他考慮到譯本的主要讀者是青年人,包括文化水平不高的職業青年,因此不是緊扣字面、死譯硬譯,而儘可能使譯文通順流暢,讓讀者能夠讀下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梅益同志對譯文曾多次進行過修改,但他謙虛地説:“遺憾的是一直沒有做好。”
梅益在江蘇
1946年國共和談,梅益被調到南京中共代表團。6月底,梅益由上海到達南京的當天晚上,周恩來和他做了一次談話,周恩來讓梅益負責新聞處的工作。梅益任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新聞處處長、新華社南京分社社長,同時擔任中共代表團新聞發言人。梅益的工作對象主要是中國記者,代表團的另一位發言人王炳南主要是對外國記者。在代表團,梅益的主要工作是:把中國共產黨包括前線戰事等消息通知新聞界,“讓他們瞭解談判和戰場上的情況、我黨的政策和對時局的態度等”;“回答新聞界提出的問題”;“蒐集情報”,梅益利用新聞記者接觸面廣,消息靈通的職業特點,多方瞭解國民黨方面的動態。一次,有記者告訴梅益,國民黨準備在蘇北戰場使用毒氣彈,梅益立即將這一消息向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彙報,並通過報紙予以揭露,使國民黨陷於被動之中。梅益還積極主動的做記者工作,既爭取反動記者,又團結進步記者,“除向他們透露一些重要消息外,還和他們交朋友、談政策、給他們出版物,使他們看問題、寫東西能夠深入一步。”“還做一些接待工作,當時許多要找黨或是與黨失掉關係的人都到代表團來接頭”,梅益經常接待這些人。
1946年6月,國民黨開始向中原解放區大舉進攻,發動全面內戰,國共和談破裂。11月16日,周恩來在南京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宣佈國共和談徹底破裂,19日,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部分人員返回延安。按照中央的安排,梅益需留下來協助董必武處理善後事宜而沒有馬上離開南京梅園新村,直到1947年3月,中國共產黨駐南京辦事處即將撤離時,梅益等衝破國民黨的重重阻撓,在《南京人報》等報紙上發表了《告別聲明》,隨後和董必武及代表團的其他留守人員一起撤退到達延安。 [7] 
創建嶄新廣電事業  
從1947年開始的20年時間裏,梅益把他一生的黃金歲月毫無保留地獻身於中國的廣播電視事業。因此,有人説,梅益上世紀40—60年代的經歷,等於一部中國廣播電視事業的創業史;也有人説,梅益是中國廣播電視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著有《梅益論廣播電視》一書,從中可以驗出他灑在中國廣播電視事業上的心血。現在我們僅就幾個側面看看他在任廣播事業局局長期間是如何進行工作的。  
梅益在大抓事業建設的同時,對編播部門進行了重大調整,把單一的廣播機構,分成三個相對獨立的台。首先,確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作為專門從事對國內廣播的電台。然後,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對外部獨立出來,成立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用43種語言(其中有38種外語)從事對外廣播。隨後,各地省市也都成立了廣播電視台。就這樣,在我國建成了一個龐大的廣播電視網。  
早在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時候,梅益就注意培養播音員。我國早期的著名播音員齊越,就是他親自培養出來的。1949年進城以後,廣播事業迅猛發展,需要大量人才,開展對外廣播,外語幹部十分奇缺,靠自己培養,遠水解不了近渴。因此,通過多種渠道,採取許多措施,直接從當時的蘇聯和東南亞各國的華僑中物色幹部。在中央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一批熱愛祖國的華僑青年冒着生命危險,紛紛來到北平,投入祖國的廣播事業,成為對外廣播中,越、柬、老、泰、印(尼)、緬、馬、菲、俄和閩南話、廣州話、客家話、潮州話等語言的開播元老。  
1957年梅益在任廣播事業局局長期間,被選為中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他多次率代表團出國訪問和參加有關國際會議。  
1965年,梅益帶着一個會講潮州話的工作組到澎湃烈士的家鄉廣東貧困的海豐參加“四清“。1966年奉命回京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衝擊,開鬥爭大會的第一天,對他提出的第一個“批判”就是他一貫不敬重江青:江青要譚鑫培的唱片他不給,江青要80盤進口磁帶他要江青付外匯,江青到廣播局7次他都沒有接見。 [5] 

梅益主要作品

梅益同志在上海地下黨工作時,擔任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文委書記。在此期間,他還翻譯了史沫特萊介紹紅軍的文章《紅軍在前進》(1938年)、描寫日本海戰的《對馬》、《尼特魯自傳》(1941年)、《列強軍備論》,和他人共同翻譯斯諾的《西行漫記》(1938年)、斯諾夫人威爾斯的《續西行漫記》,以及在國內影響很大、教育幾代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42年)。 [3] 
著作有《梅益論廣播電視》《梅益論百科全書》等。 [1] 

梅益後世紀念

為紀念我國老一輩傑出的新聞出版工作者、翻譯家梅益同志逝世一週年,近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了《八十年來家國―――梅益紀念文集》。該文集由圖片和文字兩部分組成,濃縮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文字部分按內容的不同分為四個單元:第一單元包括梅益同志逝世後國內主要報刊上登載的有關報道;第二單元收錄了梅益同志生前所做的口述回憶《八十年來家國》和他的遺作;第三單元收錄了梅益同志生前的同事、戰友、學生和親屬的回憶文章;第四單元為附錄,收入了5篇有關梅益的採訪報道及生平介紹類的文章。 [6] 

梅益歷史評價

梅益翻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目前公認為質量最佳、流傳最廣的譯本,影響和教育了中國的幾代人。他主導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是中國第一部大型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是世界上規模較大的幾部百科全書之一。它是東方文化傲立於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象徵。梅益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人類最壯麗的事業,黨和人民將永遠銘記他的功績。 [2] 
梅益同志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堅強的黨性。在長達68年的革命生涯中,雖歷經曲折,但他始終不渝地忠於黨、忠於人民,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即使在離休後和病重期間,還始終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為革命事業奮鬥終生的崇高品質。他知識淵博,勤于思考,理論聯繫實際,注重調查研究,具有很強的組織領導能力和開拓精神,無論在哪個崗位,都是一位出色的領導。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視專家學者為良師益友,並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他作風民主,為人正派,謙虛謹慎,密切聯繫羣眾,傾聽羣眾意見,關心羣眾疾苦。他艱苦樸素,不計名利,為人坦誠,光明磊落,受到了各級領導和羣眾的稱讚。
梅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學習的一生、奉獻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們黨失去了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和宣傳文化戰線的一個重大損失。他在新聞、出版、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黨和人民將會永遠銘記他的功績。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