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戎光

戴戎光是江蘇省射陽縣通洋鄉人，出生於豪紳家庭。戴戎光兄弟三人，號稱“戴氏三光”。其兄戴克光，早年留學於英國劍橋大學；其弟戴曙光，曾留學日本，抗日戰爭爆發後毅然回國，參加抗日，曾任射陽縣第七區區長兼武裝大隊長，後光榮犧牲，為當地著名的抗日英烈；戴戎光排行老二，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六期，後又就讀於北京清華大學和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並留學於日本上智大學德語班，精通日、德、英三國語言，曾考取過國民黨政府駐德使館武官（未赴任）。 ^[1] 

1934年5月出任航空署防空學校（校長黃鎮球）少校教官。

1938年1月調升第200師（師長杜聿明）第1152團（團長高吉人）第2營中校營長。

1939年1月調升新編第11軍（軍長徐庭瑤）參謀處（處長羅友倫）第1科上校科長。2月新11軍改稱第5軍，仍任原職。

1942年6月調任第96師（師長餘韶）補充團上校團長。

1943年1月升任第96師（師長黃翔）少將參謀長。4月28日敍任陸軍炮兵中校。

1944年10月調任青年軍訓練總監部（總監羅卓英）少將高級參謀。

1945年10月調任第6軍（軍長劉安祺）少將炮兵指揮官。

1946年5月10日晉任陸軍炮兵上校。7月11日獲頒忠勤勳章。10月10日獲頒勝利勳章。9月調任陸軍總司令部兵工處處長。

1948年6月調任江陰要塞少將司令。9月22日晉任陸軍少將。

1949年4月21日在江蘇江陰被炮台起義部隊俘虜後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解放軍官團學習。

1950年3月出任華東軍政大學（校長張雲逸）軍事教員。10月調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軍事教員。

1971年4月在江蘇南京病逝。

戴戎光當上江陰要塞司令完全是唐秉琳幫忙從中活動的結果。 正因為江陰要塞素有“江防門户”之稱，戰略上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國民黨軍隊中一些財迷心竅的人認為，江陰要塞司令是個大有油水可撈的好差事。由於要塞在江陰黃田港設有檢查站，該處是長江南北交通孔道，可走私受賄；沿江一帶有蘆葦收入；要塞附近有礦山開採，要塞境內亦有良田數百畝可出租；外加上能在江陰棉紗廠搭乾股份，可坐地分紅；還可用要塞公款在上海做投機買賣；還有吃士兵空額等外快。因而，1948年5月，當江陰要塞中將司令孔慶桂(江蘇儀徵人，保定軍校畢業)私囊已飽，想辭去要塞司令職務，住公寓享清福的消息一經透露，向蔣介石保薦來要塞的人陸續不斷。孔慶桂曾向蔣保薦江陰要塞的炮兵五十一團團長李道恭或參謀長夏琦繼任要塞司令職務，胡宗南也曾飛電保薦過關瑞充任諺職，而蔣介石是想選一名黃埔系的“少壯派”擔任此職，故這些推薦者均未獲批准。

當時，戴戎光正在南京任陸軍總部兵工處少將處長。因陸軍總司令顧祝同與戴是蘇北同鄉，又是親戚關係，中共地下黨員唐秉琳等人認為戴戎光的胞兄戴克光和胞弟戴曙光是革命幹部，是將來可以接近的人，遂利用顧戴這一微妙關係在國民黨政府軍務局裏進行秘密工作。設法將戴戎光列為第一名送選人，並將戴的考評材料寫得特別好，蔣介石便把經軍務局局長俞濟時簽呈中名列第一名的戴戎光圈上了。

幾天後，蔣介石在官邸親自召見戴戎光進行就職前的淡話。他除了勸勉客套以外，又特別對江陰要塞的整個防務作了嚴格訓示。此後，戴戎光便到江陰要塞赴任。

1949年4月21日夜，江陰要塞蔣軍經過中共華中工委領導的地下特別黨員唐秉琳、唐秉煜等人的長期策反工作，終於在人民解放軍渡江戰役中成功地舉行了戰場起義。俘虜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此舉使人民解放軍在東線順利地渡過長江，並迅速佔領蘇州、無錫，切斷滬寧鐵路和寧杭幹線，為聚殲寧滬杭地區的敵人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雖已時隔四十多年，但1991年4月，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四期的封面上，還赫然以“江陰要塞毀於唐家班”為大幅標題刊登文章要“國民黨應記取心臟中的歷史匕首。”足以表明當年江陰要塞起義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之痛之深。

長江南京至江陰一段的江面有寬有窄，特別是到了江陰附近，因受黃山基岩控制，江面收縮僅有一千二百多米寬，一過江陰，江面就豁然開闊，形成一個喇叭形。

淮海戰役後，蔣介石不甘心失敗，一面製造“和談”陰謀，一面拼湊殘餘軍事力量，積極佈置“江防”，妄圖憑藉長江天險，繼續頑抗。這時江陰要塞的火力配備和防務情況是：炮兵總枱，配備口徑100毫米加農炮和100毫米榴彈炮各12門，三七戰防炮16門，二五機關炮2門，共計42門，士兵1000餘人，相當於一個重炮團；遊動炮團，約3000人，下設3個營，配備五七戰防炮36門；重炮中，有德制克虜伯18式150榴彈炮，射程13250米；德制萊因18式150榴彈炮，射程15100米；德制(仿瑞士的)博福斯式加農炮，射程22000米；美製伯斯列恆式155加農炮，射程22860米。以上重炮的射速為每分種3～5發。57戰防炮(美製)射程9930米，射速每分鐘10發。這些火炮，是當時世界上最大口徑的先進兵器。江陰要塞配置近100門火炮，比國民黨一個集團軍的火力還多還猛烈。控制江陰東西25公里狹窄的江面和河漢，可以達到嚴密封鎖的火力密度。步兵輕、重火器，打擊千米左右江面上的船隻可以説是完全有效的。我軍從江陰正面渡江，如不奪取要塞，難度是很大的。另外還有守備總隊，下設三個大隊；約3000人，相當於一個加強步兵團；工兵營約200人；總兵力約7000餘人，相當於一個師的建制。特別是1948年後，又換上了一個“少壯派”要塞司令戴戎光，以加強江防，企圖阻止解放軍從東線渡江南下。

早在1946年春，當時擔任中共華中五地委組織部長的唐君照(曾任中共射陽縣委第一任書記)接到他四弟唐秉琳(黃埔十期畢業、時任國民黨國防部特種兵科上校科長)和其五弟唐秉煜(1938年2月參加新四軍，後入黃埔十五期學習，中共黨組織委派他從事地下工作，此時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工兵24團上尉連長)用約定的暗語寫來的信，想離開國民黨軍隊，回解放區來參加正面鬥爭。信的內容是“我們在外跑單幫，小本經營蝕了本，做生意很難，希望回家做大生意。”唐君照當即向中共華中五地委書記營荻秋作了彙報。營根據當時的鬥爭形勢，明確指示要他們繼續留在國民黨軍隊裏做地下工作，並派人和他們暗地裏取得了聯繫。

1947年春，中共華中五地委通過建陽縣委(現建湖縣)派上岡區委副區長唐堅華(唐秉琳的堂侄)去上海，和唐秉琳會了面，要唐秉琳弟兄繼續留在白區，“深入國民黨部隊抓實力”。並傳達上級指標：為了要分散敵人重點進攻解放區的力量，直接減輕敵人對解放區進攻的壓力，把戰鬥引向國民黨統治區，黨決定派一支先造縱隊從江陰方面過江，到江南地區開闢新的戰場，直接威脅國民黨的心臟地區南京。這時，唐秉琳已調江陰要塞任上校參謀處長，唐秉煜也通過他的介紹，到了國防部三廳(作戰廳)任主管要塞工作的少校參謀。此後，唐堅華就擔任了中共地下政治交通員，專門負責和唐秉琳弟兄保持單線聯繫，經常來往於江北、江南之間。1948年6月，唐堅華在鎮江不幸被捕。此後，中共改派吳銘繼任政治交通員，負責和唐秉琳兄弟的聯絡工作。不久，又派共產黨員唐仲衡(唐秉琳的堂兄)到江陰城內設立了固定的聯絡站，直接歸中共蘇北區黨委領導。

1947年6月底，解放軍劉、鄧大軍南渡黃河，挺進大別山，牽制了蔣軍的主力，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對解放區能猖狂進攻，揭開了我軍戰略進政的片幕。由於實行挺進中原的戰略行動，原來派先遣縱隊去江陰開闢新的遊擊根據地，以威脅南京的作戰計劃就暫緩實施。

1947年11月，中共華東局成立華中工作委員會，為了加強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華中工委決定把江陰要塞列為策反工作的重點。同月，華中工委常委、華東野戰軍華中指揮部司令員管文蔚代表華中工委批准唐秉琳、唐秉煜、吳廣文(鹽城縣人，黃埔八期畢業，和唐乘琳為嫉表兄弟。當時任國民黨國防部一廳上校參謀)三人為中共地下特別黨員。從此，在江陰要塞內部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此間，華中工委書記陳丕顯、華中指揮部司令員管文蔚，對江陰要塞的策反工作多次作過明確指示：“要加強做上層工作”，“要大力抓實力”，“設法架空要塞司令孔慶桂”。工作上“要特別謹慎”、“要絕對保密”、“要在相當可靠的人中間做工作”。這對江陰要塞中共地下黨的策反工作極為有利。

根據華中工委的指示，唐秉琳等中共地下特別黨員利用同學、同鄉、同事的關係，採取聯絡感情，幫助解決困難等辦法，把那些遭到排擠、對國民黨統治不滿的中下層軍官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中共地下黨員唐秉琳等人取得了戴戎光的信任，便利用戴擴編增加兵員的機會，按照蘇北華中工委“多抓力量”的意圖，讓戴戎光出面巧妙地把吳廣文和他的黃埔軍校的同學--原兵工處副處長王德蓉(後為中共地下特別黨員)一起調進江陰要塞，吳廣文任參謀主任(起義前改任守備總隊長)，王德蓉任要塞參謀長(起義前改任遊動炮團團長)，唐秉琳本人也從守備總隊長調任炮兵總枱長。 吳廣文、王德蓉到達江陰要塞以後，中共地下黨在要塞內部的力量得到了壯大，策反工作也進一步深入。他們在炮兵總枱、遊動炮團、司令部直屬分隊，以及新組建的工兵營(唐秉煜由於工作需要、兼任營長)中開展了團結爭取工作。到起義前不久，江陰要塞幾支部隊的實權都已掌握到中共地下黨員手中，要塞司令戴戎光實際上也已經被架空，中共地下黨完全控制了江陰要塞。

江陰要塞中共地下黨的活動，曾經引起過對方的懷疑。1948年冬天，有幾個在江陰和上海的蘇北逃亡地主曾向國民黨江蘇省保安司令部告密説：“江陰要塞有一個姓唐的團長，他的哥哥是共產黨，他也靠不住”。這些話雖然對唐秉琳的威脅很大，但是由於戴戎光對唐的信任，就起了“保護”作用。有一次，戴戎光出席江蘇省政府的聯防會議，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司令兼江蘇省政府主席丁治磐和保安司令都曾向戴追問唐秉琳的情況，戴戎光心中有數，便連忙解釋説：“對唐秉琳的傳説都是猜測，我知道他的根底，他是小老弟(指黃埔後期同學)，對校長是忠誠的。他的哥哥是共產黨，這也是各為其主嘛!我也有一個弟弟是共產黨，難道我也是共產黨?所以，這種傳説不可輕信”。經戴這麼一説，果然使有些上層人士釋去疑竇，但有些頑固派後來對戴戎光也懷疑上了。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曾接到密報説：“江陰要塞共產黨活動猖獗，要塞司令戴戎光預備在解放軍渡江時叛變響應。”李宗仁為此事特地去找參謀總長顧祝同討議，提出要將戴調開。顧祝同則認為流言不可輕信，言戴為黃埔學生，為蔣所器重，才委以江陰要塞司令的要職；加之顧祝同自言與其是親戚，信其無他。在此同時，國防部保密局安插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內的軍統頭頭毛森也得到情報，正準備要對戴下手，後被戴的同鄉、上海軍統頭頭楊斌也以顧祝同為名，在毛森面前將戴戎光保了下來。

解放軍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後，即進行渡江戰役的準備工作，這時要塞的策反工作也到了關鍵時刻。1949年2月，唐秉煜在國民黨國防部參加了一次作戰會議，乘機獲得了經蔣介石親自審批的國民黨《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戰方案要圖》這份絕密軍事情報。他以探親為名義來到了江陰要塞，在黃山炮台總枱長辦公室和唐秉琳、吳廣文、王德蓉一起研究了鬥爭形勢和要塞策反情況。為抓緊準備工作，迎接我軍勝利渡江，決定由唐秉煜秘密過江向華中工委彙報工作和請示具體任務。

1949年，陰曆年初二夜晚，唐秉煜在要塞守備總隊長、中共地下特別黨員吳廣文的佈置和掩護下，裝扮成商人，於張家港秘密渡江。連闖數道險關，終於勝利到達江北，在鹽城會見了唐君照同志。然後，由唐君照同志陪同去淮陰，向華中、領導詳細彙報了整個情況。受到防丕顯、管文蔚、劉先勝等領導同志的歡迎，並給予江陰要塞地下黨的工作很高的評價。

管文蔚同志代表華中工委就當前形勢和黨中央的會議精神，對要塞地下黨策反工作的任務和渡江準備做了一系列指示。他説：“全國的解放已為期不遠了，我軍已臨近渡江。我們要有大部隊從江陰過江，江陰是我軍渡江的主要方向和地段。這是戰略的，不是戰術的。要塞的地下工作已經到了最後階段，你們的任務是保障渡江部隊順利安全地登陸，鞏固登陸場。以地下黨為中心組織這次起義，讓開正面，必要時用要塞炮台炮火掩護，保證我軍安全渡江。這個擔子很重、也很艱苦。”

1949年4月，渡江戰役前夕，中共華東局派社會部情報王徵明，通過華中工委安排秘密扣進了江陰要塞，協助中共地下黨組織進行策反工作。

四月初，華中工委為了配合大軍渡江，把江陰要塞的策反工作交給人民解放軍三野十兵團黨委領導。當時，三野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委韋國清當面向派往江陰配合要塞地下黨工作的王徵明交待江陰要塞策反工作的基本任務是：“保持六十里防區，控制三個到四個港口，迎接我軍部隊登陸。所謂迎接，即不打槍，不打炮。完成這個即為渡江第一功。”根據要塞中共地下黨員唐秉琳等人的要求，三野十兵團又從二十九軍中選派了團長李乾和教導員徐以遜與陸德榮、王剛等四位同志分別以“衞士”、“勤務兵”等身份為掩護，秘密打入江陰要塞，唐秉琳和唐秉煜將他們安插在炮兵總枱、遊動炮團和守備總隊裏工作。

4月18日晚，王徵明在中共江南工委交通員的護送下到了江南，亦打入了江陰要塞。翌日午後，王徵明召集要塞地下黨員，傳達了三野十兵團首長的命令和起義當日要塞部隊的口令以及左臂戴白布為標記等，並作了具體分工。會後，要塞地下黨移極行動起來，準備迎接大軍渡江。

1949年4月20日，國共兩黨的和談未成。戴戎光接到蔣軍第一綏靖區司令丁治磐“準備作戰”的命令後，下午即驅車趕到黃山炮台，坐鎮指揮。入夜，蔣軍二十一軍佈置在靖江八圩作橋頭堡的一四五師遭到解放軍炮火襲擊，該師參謀長打電話給要塞炮兵總枱長唐秉琳，要求“炮火支援”。唐秉琳接到電話後，一面表示支援，一面命令黃山炮台減縮四百米射程，使炮彈落在蔣軍一四五師陣地上，因炮彈甚密，有的電話線都打斷了，打得該軍鬼哭狼嚎，急得一四五師師長在報話機裏苦苦哀求：“請停止炮擊!” 此時在江北的三野十兵團葉飛司令員也從報話機內聽得清楚，便高興地一拍桌子命令説：“時機已到，全體登船出發!”

21日凌晨一時左右，解放軍渡江先頭部隊在肖山和長山北麓登陸。中共地下黨員徐以遜在肖山腳下接到了解放軍渡江登陸部隊，立即帶領其往黃山與要塞起義部隊會師。

凌晨兩點以後，從各種情況判斷，確認解放軍渡江部隊前鋒已抵達南岸，為不失戰機，配合大軍渡江，唐乘琳一面佈置王剛和李勇有立即切斷江陰要塞對外的通訊聯繫；另一方面佈置了傭基炮台執行佯攻射擊計劃(即用不卸保險，不裝引信的炮彈發射)，藉以繼續迷惑蔣軍。

此時，戴戎光在總枱指揮所裏。他的警衞都已經被中共地下黨員設法支開，他本人也受到了唐秉煜和李幹、吳銘等同志的監視，但他仍然矇在鼓裏，直到唐秉琳命令發射不卸保險的炬彈時，戴戎光才發現情況不妙，氣急敗壞地叫嚷：“你們打的什麼炮?這打的是歡迎的禮炮呀?!”但為時已晚，他身邊一個衞士也沒有了，心裏雖有數嘴裏卻不吭聲。

天矇矇亮，徐以遜帶領解放軍渡江先頭部隊到了黃山腳下，與要塞起義隊伍會師，並在唐秉煜的佈置下，在黃山各炮台換崗放哨，唐秉煜召集吳銘和李乾等人，在總枱指揮所門外商量後，3人便持槍衝進指揮所，槍口對準戴戎光，由吳銘向戴戎光宣佈説：“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表，江陰要塞全體官兵宣佈起義了，要你繳械投降!”戴戎光聽了，頓時嚇得臉無血色，急忙表白道：“我跟貴軍從未作過戰，我對貴軍向來是友好的。”吳銘説：“你的情況我們瞭如指掌，不必多説了!”戴戎光見狀便無可奈何地説：“既然事已如此，我就繳槍投降吧!”説着戴將所佩帶的左輪手槍和子彈袋解下，交給身旁的唐秉煜，然後癱坐在行軍牀上。

這時，唐秉琳立即命令江陰要塞各炮台和遊動炮團全部調轉炮口，舉行戰場起義。我南下大軍在東線未費一槍一彈、全部勝利渡江。

當年江陰要塞起義，曾經震動中外。然而事實如何，多年來卻論述不一。國民黨內部曾經有人把江陰要塞起義胡説是中共用“五百根金條”收買了要塞司令戴戎光。中共黨內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存在不同説法。

其實，江陰要塞起義的成功，首先要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善戰，鋭不可擋；另一方面也是要塞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在華中工委以及三野士兵團黨委的正確領導下，長期進行艱鉅的策反工作的佳績；再次，幾位黃埔軍校將士和廣大要塞官兵痛惡內戰，一致希望和平，戰場起義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