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鵬

先後擔任上海市中醫文獻館、上海市中醫藥科技情報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上海市繼承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研究班副主任、導師。上海中醫藥大學、上海市中醫藥研究院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名中醫學術之家辦公室主任。上海市高等學校老師高級職稱評委員會成員。上海市衞生系統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名老中醫學科組成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醫政司腦病急症協作組顧問、上海市中醫中風醫療協作中心顧問。中醫疑難病研究所特約研究員、風濕病研究所特約研究員、良春中醫藥臨牀研究所名譽董事暨專家委員。上海市名老中醫診療所特約專家、上海市中醫醫院中西醫專家診療所特約專家、中華全國中醫內科學會委員、上海市中醫藥學會理事、香港國際傳統醫學研究會國際學術顧問。香港中華中醫藥學院客座教授。英國世界傳統醫學會理事。1987年被評為：“教書育人優秀教師”稱號。1992年被國務院表彰為發展我國醫療衞生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待遇。1996年獲“上海市老有所為精英獎”。1997年榮列當代世界傳統醫學傑出人物。1997年人事部、衞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確認為全國名老中醫藥學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1997年榮獲“全國老有所為奉獻獎”。

在人生道路上遵循“唯物求是、以和為貴、精誠服務、旨在奉獻”的主張。以“寬容、至誠、創新、求效”八字為座右銘。在中醫臨牀、科研、教學、文獻研究40餘年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以仲景學説為經、百家論述為緯,兼收幷蓄、融合匯通、堅持發展、重在實效的治學思想。對中醫理論《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外感温熱論》、《温熱經緯》有深邃的造詣。在傷寒與温病之爭中,主張“統一溶化論”。對思邈、河間、子和、東垣、丹溪、景嶽、獻可、鞠通、士鐸、旭高、清任、容川、山雷等學術思想,均能吸其所長,為我所用。識疾治病，主張整體出發、多項辨證,明析標本、分清緩急、堅定果斷、機動靈活的原則。醫術精湛、臨牀豐富、辨證細緻、療效卓著。對熱病、高血壓病、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脂症、中風、腦血管疾病有獨到見解與用藥新招;治療乙肝、脂肪肝、肝硬化、肝癌也積累豐富的臨牀經驗,頗有特色;對婦科月經不調、不孕症、老年病、養生保健等亦有深入研究。辨證深思明鑑,用藥廣取巧配,鑄成自己的獨特風格,自成一體。擅治疑難雜症,總的思路是全局着眼、調理臟腑、分清虛實、標本兼顧、抓住難點、綜合施治。賞用蟲類藥及補腎温陽,治療疑難雜病;善用攻下法及清熱解毒,以救危急,屢建殊功。

先後在上海、北京、雲南、山東等地,擔任不少中醫傷寒、温病、診斷、內科、婦科等教學任務和講學活動,為培養國內外中醫、西醫學習中醫人才，作出積極貢獻；在國際交往中，如1986年在國際科技交流傳統醫學專修班講授“心病中醫療法”,深受國外學者歡迎。經培養的學生遍及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台灣等地。

發表論文,“傷寒論要義”、“不整派特徵及中醫治療探討”等82篇;主編《中國曆代中醫格言大觀》、《中國中醫獨特診斷大全》等著作4部;協編《心臟病基本知識》等著作7部。曾獲“高血壓病臨牀初步研究”等科技成果獎9項;還有“缺血性中風辨治規律及運用通腑化痰法診治的臨牀研究”獲衞生部科技成果乙級獎;“肝病辨治心法”等2項,獲世界傳統醫學國際優秀成果獎,“脂肪肝防治要領”獲98世界醫藥成果優秀獎;“姜春華學術思路與方法的研究”獲上海市衞生局中醫藥科技三等獎。由於悉心鑽研中醫學術與臨牀,成績顯著,引起國內外醫學界、學術界的重視,深受海內外廣大病員的歡迎和讚揚。主要傳略業績,先後被《中國中醫名人辭典》、《中國名醫列傳》、《世界名醫大全》、《上海高級專家名錄》等18種辭書、史書所登載。 ^[1] 

課題名稱:肝炎辨證探討

意義:對肝炎病機的分析、辨治施治以及對肝功能異常的治療研究,單獨負責

獲獎情況:有社會效益,獲昆明市衞生局1979年科技二等獎

課題名稱:高血壓病臨牀研究

意義:臨牀觀察155例得到西醫內科、眼科協助,單獨負責

獲獎情況:有社會效益、學術意義,獲得昆明市衞生局1980年科技一等獎

課題名稱:日全食對人體有無影響的觀察研究

意義:1980年2月16日昆明地區看到日全食,上海中醫學院與我們共同研究,主要負責人之一

獲獎情況:對氣象醫學有重大意義,獲得昆明市衞生局1980年科技三等獎

課題名稱：攻下法在急症領域中的應用研究

意義：在臨牀實踐中研究其應用廣闊性與現實性，豐富急症的治療手段，單獨負責

獲獎情況：有積極的學術意義，獲昆明市衞生局1981年科技三等獎

5.時間：1981年-1982年

課題名稱：不整脈的特徵及中醫治療研究

意義：研究不整脈的脈機、產病之因及脈證參治，獨立工作，得到心電圖室協作

獲獎情況：有積極的學術意義，獲昆明市衞生局1982年科技三等獎

課題名稱：中風證候類型及治療要點的研究

意義：臨牀觀察178例主持負責研究，得到科室人員的共同協作

獲獎情況：有社會效益、學術意義，獲得昆明市衞生局1983年科技一等獎

課題名稱：不整脈與心電圖及臨牀診斷辨證的相互關係的研究

意義：臨牀觀察100例主持負責研究，得到心電圖室人員的協作

獲獎情況：有學術意義，獲得昆明市衞生局1983年科技三等獎

課題名稱：脈塞通治療急性腦血管病的研究

意義：三七提取物製成針劑治療中風,療效滿意,主持負責研究,得到藥廠與科室人員的合作

獲獎情況：有社會效益、學術意義，獲得昆明市衞生局1984年科技二等獎

課題名稱：王清任瘀血學説與常見心血管疾病的臨牀研究

意義：探討活血化瘀與心血管疾病的關係，主持負責研究科室人員合作

獲獎情況：有社會效益和學術意義，獲得昆明市衞生局1984年科技二等獎

課題名稱：中風臨牀治療規律及診斷療效標準的研究

意義：由北京中醫學院牽頭，全國協作進行，本人擔任部分工作

獲獎情況：有重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獲衞生部1986年重大科技成果乙級獎

課題名稱：姜春華教授臨牀思路與方法的研究，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課題

意義：以姜春華學術思想為中心,臨牀經驗為重點的研究,本人為負責人,得到有關人員的協作

獲獎情況：有社會效益和學術意義，出版“姜春華學術經驗精粹”專籍，獲上海市衞生局中醫藥科技成果獎1998年局級三等獎

課題名稱：肝病辨治心法

意義：對甲肝、乙肝、肝硬化進行臨牀研究，提出獨特的治療方法，主要負責人

獲獎情況：有社會效益和臨牀有指導意義，獲世界傳統醫藥突出貢獻國際優秀成果獎。1996年美國

課題名稱：脂肪肝防治思路新探

意義：對脂肪肝進行系統研究，提出分期辨證論治的規律，主要負責人

獲獎情況：有臨牀指導意義，獲第四屆世界傳統醫學大會國際優秀成果獎，1998年美國

課題名稱：脂肪肝防治要領

意義：提出多向調節，綜合施治是脂肪肝防治要領

獲獎情況：有社會效益,有經濟效益,有實踐意義,獲98世界中醫藥傑出成果優秀獎,1998年馬來西亞,檳城

先生從事臨牀40餘年,逐步形成以仲景學説為經,諸家論述為緯的學術思想由來和淵源。仲景所著《傷寒論》一書,是在“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的基礎上,總結古代醫學的精華,並結合自己的臨牀實踐所寫成的。他創造性地闡明瞭“辨證論治”的重要法則,從此奠定了祖國醫學臨牀治療學的思想體系,使後世醫家擁有了診斷和治療疾病的準繩。正如清·徐靈胎所説:“醫者之學問,全在明傷寒之理,則萬病皆通。”先生精通傷寒,崇尚仲景學説，在80年代,先生就發表了長達數萬字的“《傷寒論》要義”,認為：整體觀念是《傷寒論》的基本精神；辨證準確是《傷寒論》的精髓所在；論治嚴密是《傷寒論》的特色；六經提綱是《傷寒論》的辨證要領；合病並病是《傷寒論》的常中之變；而湯證對比分辨異同指導臨牀，更是後世醫家處方的楷模。

先生對傷寒六經有深入的研究，且有獨到的見解。早在六十年代，就發表了“對《傷寒論》與《內經·熱論》有關六經的論述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所謂聯繫，是從發展上來認識，《傷寒論》六經名稱，淵源於《內經》；所指區別，是從內容實質上來考察，仲景的六經論述較之《內經》有了不同的涵義和不同的內容，因此，在實質上和《內經·熱論》有了原則性的區別，其主要表現在六經主要證狀不同，六經傳變規律不同，六經治療法則不同三個方面。先生的論點曾在學術界引起爭鳴，得到不少從事傷寒論研究專家的讚賞。”

先生在85年還發表了有關厥陰病中寒厥和熱厥、以及從厥陰病探討危重症的辨治法則等多篇文章。關於《傷寒論》的厥陰病，歷代醫家爭論頗多，而先生從臨牀實踐觀察中認為：厥陰病並不少見，特別在不少危重病人臨終前有厥陰病的厥證表現。特別指出：寒厥有裏真寒，外假熱之象；熱厥有裏真熱，外假寒之候。因此識別寒厥與熱厥，特別是熱厥的辨證和急救，在臨牀上是首要一環。先生遵仲景“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之旨，應用承氣湯之類攻下通裏治療不少熱厥邪盛的患者，喜獲良效。

仲景之方，藥簡效捷，配伍嚴謹，立方之意，深隱其中，只有潛心研究，方能解其理，悟其法，得其旨。先生善用經方於臨證。如桂枝湯治外感風寒表虛證、營衞不和諧自汗症以及雷諾氏症、凍瘡等；桂枝麻黃各半湯治汗出不徹外邪不解證及身癢證；麻杏石甘湯治邪熱壅肺之咳喘證；芍藥甘草湯治胃腸痙攣及肌肉攣急證；小陷胸湯不僅可治消化系統的痰熱互結證，也可治呼吸系統的痰熱互結；主湯辛開苦降治心下痞胃氣不和以及寒熱錯雜偏於濕熱的消化道疾病；小柴胡湯常治寒熱往來半表半里少陽證，也曾加大劑量治腎周圍膿腫之寒熱往來而取效；大柴胡湯治胰腺炎，還治肝膿瘍；茵陳蒿湯治陽明發黃，肝膽濕熱所致的陽黃；白虎湯為陽明經症之主方，又治病毒性腦炎有效；大承氣湯攻下通腑，多用於急腹症，收到滿意效果，同時對中風閉證有釜底抽薪之妙；四逆散先生非常推崇，常説此方是柴胡疏肝散、消遙散的祖方，以疏肝解鬱、升降氣機、調和透邪見長，可治肝鬱氣滯、月經不調、邪熱內鬱以及情志不遂等多種疾病；四逆湯回陽救逆治少陰陽虛而陰寒內盛之證，並可統治各種疾病發展到陽氣虛脱，周圍循環衰竭，休克之證。

先生學宗仲景，旁及諸家，既悟經方之旨，也集時方之長。對漢唐以後的各家學説，善於吸收，研究各家學説不先存成見，而是獨立思考，臨牀驗證，為我所用。金·張子和強調汗吐下三法，先生認為：其以汗吐下攻治疾病很有獨特，但也有缺陷。然對張氏的“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之論，先生頗為贊同，成為臨牀上“祛邪為先”的理論依據。明代張景嶽學識廣博，張氏《類證》、《景嶽全書》集前人理論，加以本人思考，很有見地，所組新方頗多創新。理論上亦有創見，有新解。眾所周知的左歸丸、右歸丸，茲不多贅。我們觀察到先生治咳喘，寒者從《傷寒論》選用小青龍湯，熱者從《景嶽全書》選用桑白皮湯， 不囿一家之見。趙養葵在論述命門相火時指出：“命門有兩竅，右出相火，左出真陰真水，上行至腦，泌其津，注之於脈，外營四肢，內主五臟六腑，亦隨相火潛行周身，人體十二官，無不受其影響。”趙氏喻如走馬之火，有之則走，無之則停。其上行於腦，泌津之論，與現代醫學中所稱腎上腺皮質激素、腦垂體功能之説吻和，對後世頗有啓迪。先生由成形成腎為機體調控中心，從腎着手診治雜病的經驗。

明代傑出的傳染病學家吳又可,創立“雜氣”學説,指出瘟疫均為“雜氣”傳染,主張治療用藥針對病因,確為真知灼見,可稱中醫學上的重大突破。吳氏的“邪為本,熱為標，結糞又其標也”，“熱由邪生,不祛邪,熱焉能清”,主張祛邪以宣通為主,急症急攻,常用下法,喜用大黃,先生十分欣賞，並在黃疸、中風、腸梗阻、中毒性休克、肝膽疾病中使用，得心應手。

先生也熟悉葉天士的温病學説,認為葉氏的逆傳心包,驗齒、察斑疹白喑,用藥主張養陰生津、芳香開竅等,的確補充了《傷寒論》的不足。先生在臨牀實踐中不斷推敲總結,如治療昏迷、譫語病人,既遵《傷寒論》陽明腑實症以攻下通腑,又從温病逆傳心包理論,配以芳香開竅之藥；又如治邪熱壅肺,既用麻杏石甘湯清泄肺熱,也加用銀花、連翹清熱解毒。從而提出“傷寒温病統一溶化論”,創熱病分期分類的辨證綱要。《臨證指南醫案》中指出:“今葉氏發明內風,乃身中陽氣之變動,肝為風髒,因精氣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榮,故肝陽偏亢,內風時起。治以滋液熄風,濡養營絡,補陰潛陽。”先生很讚賞此段有關中風的論述,結合《內經》“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為大厥”的著名論斷,從而提出中風發病重在“氣血逆亂”。

清·王清任治病重視人體的解剖，重視實驗，不盲從古人，認為凡血瘀能致多種疾病，治療上常採用活血化瘀。先生佩服王清任也敢指出前輩不能自圓其説矛盾的勇氣和創新的精神，尤其是活血化瘀法，對後人很有啓發和推廣使用的價值。曾撰寫“王清任瘀血學説與常見心腦病的臨牀探討”一文，參加全國王清任學術思想討論會(84年7月，河北)。先生臨牀常用活血化瘀法治療中風後遺症、高脂血症、心血管疾病、瘀滯型肝炎黃疸、肝硬化腹水及各種疑難雜症。

清·餘霖治疫所創“清瘟敗毒散”，是白虎、犀角地黃、涼膈散合劑加味，餘氏治病不循衞氣營血規律，大膽用清瘟敗毒飲，重用石膏和清熱解毒藥，為先生治療外感熱病，大膽用藥，提供了借鑑。

清·陳士鐸的《辨證錄》，先生非常推崇，指出陳氏辨證細緻，用藥精當，在某些藥物上劑量較大，有異軍突起之妙，符合抓住事物主要矛盾，解決主要方面的辯證思維邏輯。先生在用藥構思時，某種程度上引進了陳氏的觀點。

總之，先生尊重歷史，更注重時代的變遷，從實際出發，融合匯通，形成堅持發展，重在實效的治學思想。

作為一位成功的名醫，誠然需要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從前人的肩膀上汲取祖國醫學無比深厚的精華，但沒有有效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來指導，那也是無法達到兼收幷蓄，融匯貫通，發展壯大的。本世紀二十年代奧地利學者貝塔朗菲在研究理論生物學時首先提出的系統科學，正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系統科學雖然沒有哲學那樣高的普遍性和世界觀的意義，但由於它的橫向學科性質，從某一側面揭示了客觀世界和人類知識中共同性的東西，從而能夠在各個學科、各個領域發揮它的方法論作用。四十年代，美國貝爾公司在發展微波通訊網絡時，首創了系統工程學的名稱。六十年代，美國電子工程師學會設立了系統科學委員會，至此，系統工程已形成一門學科。七十年代由於電子計算機的廣泛應用。系統工程進入到解決和研究更復雜的系統－－社會工程，並進行了廣泛的國際合作。

我國從五十年代中期由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主持，開始了系統工程的研究。八十年代，先生有幸與錢學森博士會見，對錢氏淵博的學識非常敬仰。現在，不但有一大批系統工程的專業聯合會，還有一大批科學家、經濟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學家等等正在各個臨域從事系統理論的探索研究和開發應用。

可以這樣説，系統科學是一種觀察問題的方式。作為它的研究對象，不但各個要素的聯繫、要素與系統的聯繫，而且系統和環境的各種聯繫、現在的聯繫和狀態與未來的聯繫和狀態等等，都被納入了考察問題的參考系之中。因此，系統論研究的主要不是“物理”而是“事理”，包括着人的因素的“事理”的聯繫。

現代科學表明，物質世界普遍具有系統形式或屬性。整個自然界，從微觀粒子到宏觀天體，從無機界到有機界，從原生生物到人，一般地説，都是由部分組成，而具有一定層次和結構並與環境發生關係的整體即系統。生命機體可以説是最典型的系統，因此，系統論對人體科學具有特別重大的理論和方法論價值。現代醫學已從分析時代逐漸轉向“系統中心論”，如神經內分泌學説、應激學説、免疫學説、受體學説等等，從不同方面揭示出人體的統一性與集成功能。人們的思維，開始從細胞、分子等“實物”轉移到微觀與宏觀、結構與功能、物質與運動、人體與環境等種種“關係”上來，醫學已走向“辨證綜合階段”。

先生非常重視系統科學的發展及其與中醫學理論的相關性。認為：系統科學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整體性”、“巨系統”、“母系統”、“子系統”、“多層次觀念”、“加和性與非加和性”、“綜合性原則”等，在祖國醫學的“整體觀念”、“天人相應”、“三因論”、“髒象論”、“元氣學説”、“辨證論治”等等中，幾乎都可以找到某種原始思想。早在八十年代，先生就應“光明日報”之約，撰寫一篇“中醫學理論與現代科學發展總趨勢相適應”的文章，並得到北京有關人士的好評。系統觀念也包括生物圈的概念，醫學氣象學研究的興起，使天人相應的觀點得到重視。先生八十年代與上海中醫學院有關專家合作，進行了日全食對人體有無影響的觀察研究，主要負責觀察日全食對心血管疾病患者心電圖、血壓、症狀的影響，客觀地揭示了天人相應觀點的正確性。此項研究，獲得了科研獎。

先生從系統觀念出發主張多元辨證，提從多層次、多側面、多因素、多變量、多方位地考慮疾病的始因與變化。運用系統觀念的“關係”，辨人、辨時、辨地、辨病位、辨病因、辨病態、辨病機等等，對疾病的認識不但要看到現在症狀，還要了解過去症狀，同時要預測未來的症狀。就辨證而言，中醫有八綱辨證、病因辨證、氣血津液辨證、臟腑辨證、經絡辨證、六經辨證、衞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七情辨證等等。醫者，必須整體出發，全面審察，統籌考慮，優化選擇，不能執一而論，失之偏頗。在多項式的辨證過程中，必然導致運用綜合調節原則。疾病是複雜多變的，證候的顯現有真象也有假象，故有“舍脈從症”和“舍症從脈”的理論。還有，在治症、治病、治人上，何者為先，何者為急，都必須在系統整體觀念上，採用綜合的原則去認識疾病，分析疾病，處理疾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説“治病必求其本”，這個“本”是指凡屬一切造成這疾病的因素的綜合性名稱，治其本也就是綜合調節，使生命回覆到一定的軌道上。

先生對疑難雜病尤宗綜合調節，採用温涼並進，從本施治的方法。如曾治風濕性心臟病伴心腎衰竭，見全身浮腫，心悸氣促，腹脹難忍，不能平卧，小便五日不利，舌質暗紅，脈沉細而促。中醫辨證陽氣衰微，水濕氾濫，氣機升降失常。急予扶正與祛邪相兼，理氣與化瘀並舉，用制附子90克，肉桂、黑白醜、五加皮、白朮各15克，生黃芪、丹蔘、茅根各50克，木香、葶藶子、桃仁、砂仁各10克，大腹皮20克，益母草30克，茯苓60克，紅棗5枚。藥後小便200-300毫升，效不更方，後水腫退，脱離危險出院。

先生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構成人體的各個組成部分，以各自不同的功能在生理上即相互依賴又相互制約，而一旦外感六淫邪毒，內傷七情鬱結，或氣化功能障礙產生痰飲、水濕、瘀血等病理產物，或臟腑功能失調，導致機體的這種依賴和制約失衡，則疾病就應變而生。取決於疾病是逐漸向愈，還是日趨嚴重，這其中的關鍵所在，是人體的邪正態勢。有時扶正為了祛邪，有時祛邪為了正安，醫者要根據邪正態勢，來正確掌握祛邪與扶正。先生正是善於從眾多的症狀中抓住要領，分清邪正盛衰，主次關係，矛盾的主要方面，正確觀察疾病邪正的走勢，不失時機地運用有效的攻與補，治癒了很多疑難雜症。

這個學術思想充分體現在肝病的治療中。先生認為：肝病的發病，感受病邪是主要因素。無論甲型肝炎還是乙型肝炎，整個疾病演變過程，是因邪致病，表現為邪實為主。雖然可以因病傷正，由實致虛，從而出現虛中夾實、虛實錯雜的情況，但“邪實傷正”應該是肝病的主要徵結所在。先生在1989年第4期發表於“中國醫藥學報”的“清解活血法治療病毒性肝炎240例臨牀觀察”一文中，所提到的240例均屬於邪實為主的病證。疾病的邪正態勢，與 性質，邪入途徑、受邪輕重、機體狀態及體質因素關係非常密切。如甲型病毒性肝炎，發病急，來勢兇，有強烈的傳染性，先生認為是感受時行疫癘之邪，具有外感熱病中瘟疫病的特徵。肝膽濕熱，熱毒內盛是甲型病毒性肝炎的主要病機。因此治療着眼於消除疫毒，疏理肝膽。急性期以祛邪泄熱為主，穩定期以調整機體為主。祛邪不要太猛，扶正不宜蠻補，理氣防止過分香燥，疏肝注意耗傷陰液。先生以上述方法治療甲型肝炎肝功能持續異常者240例，臨牀治癒率達96.7%。半年後隨訪，仍達到基本治癒標準。甲型肝炎多數有黃疸，先生往往用茵陳、大黃來攻下退黃，收到很好的臨牀療效。

不但急性肝炎是這樣，慢性肝病也是實證為多。如先生在1963年發表於《上海中醫藥雜誌》的“中西醫合作治療慢性肝炎的療效觀察及中醫分型的初步探討”一文中，收治的72例患者，其中除按中醫辨證為脾虛濕阻型的9例為虛實夾雜外，其餘的濕熱瀦留型、肝鬱氣滯型、血瘀痞塊型均屬實證。臨牀按證型的不同，以中藥或清熱化濕，或疏肝理氣，或化瘀軟堅，或健脾化濕，再配以口服複合維生素B，臨牀有效率達79.1%。

再如脂肪肝，是由各種原因引起的肝細胞內脂肪異常增高的臨牀徵象。其發病原因，多數為營養過度，與較長時期攝入高脂肪、高膽固醇、高糖飲食有關；也有少數營養不良，食物中缺乏疏白質、維生素；還有肝細胞中毒，內分泌障礙等引起。先生認為此多由膏粱厚味，酒食內積，肝鬱氣滯，痰濕內壅，瘀阻肝絡所致。此類患者如為單純性脂肪肝，多數肥胖，有高脂血症，先生認為此類患者既有可攻之症，又有可攻之體，用降脂理肝法，重用大黃，化痰攻下治療脂肪肝，取得了臨牀93.35%的有效率。至於夾雜有肝功能異常、肝臟腫大、乙型肝炎的脂肪肝，先生則依照不同態勢或降酶、或化瘀、或清熱。

又如肝硬化,其病理特點為廣泛的肝細胞變性和壞死,纖維組織瀰漫性增生,並有再生小結形成,正常肝小葉結構和血管解剖的破壞,導致肝臟逐漸變形、變硬,後期可出現肝功能減退,門脈高壓症、腹水和多系統受累的各種表現。先生認為此係邪毒久戀,痞塞中焦,脾不運化,肝失疏泄,氣鬱血凝,肝絡瘀阻,脾腎兩虛,三焦壅塞,氣化失司,水濕內停所致。正虛為本,瘀濁阻結為標,是虛實夾雜、寒熱交錯的複雜重證。治療主張攻法與補法相結合,內服與外治相結合。內服湯劑重在辨證施治,調節整本,提高免疫功能。當見到肝硬化腹水,胸腹膨脹繃急,氣急不能平卧,飲食不下,大小便少而難解,苔膩,脈弦數有力者,先生常用舟車丸、葶藶子等攻下逐水;外敷利於藥物吸收,直達病所,疏通經絡,改善門靜脈血流。先生認為:病達肝硬化腹水階段,已是邪既實而正卻虛,攻逐腹水,雖可緩一時之急,但畢竟是權宜之計,臨證要根據患者的寒、熱、虛、實、氣滯、血瘀、兼濕、夾痰、臟腑虛損的不同,結合肝功能生化指標的具體情況,分清主次先後,何時可攻，何時則補,做到攻補有序。一般採取首先退黃疸,依次是降酶、降球蛋白、升白蛋白,三陽轉陰。先生以此法治療87例肝硬化患者,經過1-3個療程的治療,都獲得良好效果。其中41例腹水患者有22例B超複查腹水退淨。

明察邪正態勢,果斷攻補有序,作為一種治病方法,先生亦用於其它疾病的治療中。曾治一肺炎患者,先予麻杏石甘湯治療,患者服藥後症狀有好轉,但發現患者面色蒼白,汗出較多,脈細無力。表現為陽氣不足,先生認為:此患者有邪實的一面,但不能忽視陽氣虛的另一面,故採用麻杏石甘湯中加入附子治療,果然藥到病除。

總之,掌握邪正的不同態勢,做到攻補有序,説到底是正確處理邪正關係,祛除邪氣,匡扶正氣,冀以改變邪正雙方的力量對比,使之有利於疾病向愈的轉化。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先生在40餘年的臨牀實踐中,比較推崇“祛邪為本”,“邪去則正乃安”,“祛邪即是扶正”。這充分反映了先生治病如用兵,主動出擊,掌握有利時機,進退有節,積極進取的將軍風度。

先生有很深的中醫學理論造詣,是中醫領域的專家,但他從不滿足,而是不斷學習一切時代新知,為我臨牀所用。先生早年又從陳大年、章次公、曹惕寅諸名醫為師,後又參加上海市開業醫師學術研究會醫學進修班學習現代醫學知識,不斷補充時代新知,由此被領導選派到綜合性醫院籌建中醫科病房。其後,先生在綜合性醫院當過多年的中醫科主任,與西醫同道密切合作,經常中西醫聯合大查房,建立了很好的友誼。先生從不排斥西醫,而是不斷學習先進的診斷方法、手段和用藥規律。先生一向認為,中西醫互有長短,應該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一切從病人利益出發,不要有門户之見。先生強調,時代在進步,科學在發展,作為一名中醫,臨牀診斷疾病,已不能僅滿足於中醫病名,因此,常採用中西醫知識參合,力求達到簡明扼要,使患者能正確認識自己的病情,更利於配合治療。先生在治療中風中臟腑、肝昏迷病人及尿毒症病人時,經常使用鼻飼、高位保留灌腸的西醫給藥途徑,來保證藥物的有效攝入。先生認為廣泛的給藥途徑,本無中醫或西醫之分,只要對病人有利,誰都能加以應用。

現代社會文明程度不斷提高,但社會競爭日益激烈，優勝劣汰，無疑加重了人們的心理壓力，因此心理因素對疾病的影響越來越不容。這也是近幾年來治病中出現的新動態。先生不失時機地學習有關心理學方面的知識,並結合祖國醫學在治療七情致病方面的有效方藥應用於臨牀。早在86年就在《中醫心理學論叢》上發表了“不寐的心理過程與治療”一文,分析了不寐形成的心理狀態及其對策。在心理障礙的疾病中,先生主張要在“松”字上下功夫,這“松”字既包含了藥物的治療,更多的是通過語言,以合情合理的分析、安慰、誘導,為患者打開精神上的“結”,調整患者的心態,醫病又醫心。這種醫學模式的改變,反映了中醫的特色,同時也是先生治病療效顯著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中藥藥理的研究及其新的進展,先生在臨牀實踐的同時,不斷予以關注。如威靈仙治痛風、蒲公英治胃炎及膽囊炎、石葦治尿蛋白、葛根治腦血管疾病、蘆薈軟化血管、馬鞭草抗肝纖維化、黃芩降血壓、水牛角解毒保肝、苦蔘治心動過速、桂枝治心動過緩等。先生常在辨證施治的基礎上加以應用,提高了臨牀療效,再如黃芪除在傳統的補益中氣的功能外,很多實驗研究提到其有調整機體免疫的作用,先生據現代醫學認為乙型肝炎的組織損傷並非肝炎病毒在肝細胞內增殖的直接結果,而是通過一系列免疫反應產生的,自創了“解毒調控免疫方”治療乙型肝炎。方中白花蛇舌草,味苦、甘，性寒。歸心、肺、肝、大腸經。清熱解毒,抑制體液免疫,使E抗原轉陰的作用,是從實的方面考虛的。生黃芪,味甘,性温。歸肺、脾經。補中益氣,具有提高補體水平,增強T細胞功能,誘生干擾素,抑制乙肝病毒繁殖的作用,是從虛的方面悟出來的。丹蔘,味苦,性微寒,歸心、心包、肝經。涼血活血,對已沉着的免疫複合物有促進吸收和清除的作用,是從改善肝臟病理出發的。鬱金,味辛、苦，性寒。歸心、肝、膽經。行氣解鬱,具有清除血中過剩抗原,防止免疫複合物形成的作用,是從恢復肝臟功能着眼的。四藥共奏清熱解毒、益氣活血、抑制病毒、調控免疫之功。先生既採用傳統的常用藥物,同時又重視民間野生草藥,如研究雲南小紅參治療心血管疾病、用江西與福建的葉下珠治乙肝等等。先生經常關注中醫藥研究動向和新信息,有報道提到温病氣分證已存在微觀血瘀病變,並提供了動物實驗及電鏡依據,提出在清氣分熱藥物中加丹蔘、赤芍治療較傳統的白虎湯更有效。先生表示贊同,認為這是從實際出發的，因為先生在醫療實踐中發現,外感熱病的各階段均存在程度不等的微循環障礙,如肺炎,雖在衞氣同病階段,但每每加入活血藥就會縮短療程,有利肺炎的吸取。先生還將這種思路用於慢性病的治療,對肺源性心臟病、糖尿病以及一些難證和怪病,在臨牀尚未發現明顯的血瘀徵象前,即加入活血化瘀藥,果然提高了療效。

先生善於吸取前人的有效經驗,更時刻關注着現代科學的新進展,以此來不斷開闊、充實和提高自己,從而在臨牀實踐中不斷有新思路、新方法、新方藥形成,隨師侍診3年,我們經常被先生淵博的知識,引經據典的娓娓道來,參古論今、靈活清晰的思路火花所折服。先生常説,只要有益於患者,有益於疾病的恢復,都可以為我臨牀所用。但先生的拿來從不盲從;為我臨牀所用,但從不被其所惑;繼承不泥古,創新不離宗。立足於中醫,立足於臨牀,立足於療效,為中醫事業不斷作出貢獻。這是先生一貫的主張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