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模式

是30年前小平同志首創的改革開放的直接成果，是“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真實反映。自從建立了特區，短短20多年時間裏，深圳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其高速發展的記錄估計至今沒有被任何一個城市打破。之後雖然陸續出現了“浦東模式”、“温州模式”等，可基本上都和“深圳模式”一脈相承，或者説，換湯不換藥。這種模式的特點：講究效率，相對開放的市場，比較自由的經濟，加上政治上有限度的思想解放。

應該説，“深圳模式”雖然沒有推廣到全國，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基本上都是循着這個思路與方向在實施。深圳、上海與温州只不過走在全國的前面。然而，“深圳模式”發展到今天，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貧富差距加大，貪污腐敗盛行，民眾的不滿日增，近幾年經歷了“民工荒”、買不起房到富士康跳樓事件，“深圳模式”漸漸失去了光環，“不缺錢”的“深圳模式”缺少了點什麼，是公平正義，道德水平，還是文化與精神？ “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還是“硬道理”嗎？經濟高速發展了這麼多年，蛋糕也做大了，社會卻越來越不公，民眾的幸福感卻並沒有增加，部分底層民眾的生活甚至不升反降。

無論是“深圳模式”還是“浦東模式”，都只不過是一種經濟發展措施，一種提高效率、快速圈錢與積累財富的方法與手段，在政治與思想、精神層面，根本稱不上一種“模式”。正因如此，當迅速崛起的“重慶模式”不但以其發展民生的經濟措施，而且以其“唱紅打黑”的政治思想模式挑戰“深圳模式”的時候，沒有一個像樣的學者説得清“深圳模式”是個神馬東西，更不用説奮起辯護了……

2011年1月2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在《南方日報》刊登題為《新“廣東模式”向縱深化延伸》的文章。文章認為，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很多根本性的矛盾單靠經濟領域的改革已經無法完成，改革的基本停滯帶來的是經濟發展的活力不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改革束縛經濟發展的僵硬的體制機制，這個體制機制必須而且已經開始從以經濟改革為主轉化為以政府改革為主。廣東已經推動了深圳、珠海、順德的大部制改革試點，成效很好。下一步，廣東將繼續在全省進一步推廣改革試點經驗，並利用深圳、珠海、汕頭特區的政策優勢率先在政治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駕護航。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當改革進入深水區，觸及行政體制、社會管理等“硬骨頭”時往往就會陷於停滯。但面對在以往不想碰不願碰不敢碰的敏感區，廣東卻沒有繞着走、避着行，而是正視問題，並用自己的探索實踐去闖出一條新路。作為先發地區的整個廣東，都先期遇到了社會深刻變革所帶來的種種挑戰：經濟主體多元、利益訴求多樣、社會矛盾增多、管理難度加大。經濟改革與發展“腿長”、而社會建設與管理則“腿短”。深入進行行政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是改變跛足局面的迫切需要。

2007年末來到的廣東的省委書記汪洋在應對這些由社會變革所來的問題時誕生的“廣東模式”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2007年12月，新到廣東上任的中共省委書記汪洋告誡廣東官員，“必須認識到，再不解放思想，鋭意進取，用改革創新來解決這些問題，廣東排頭兵的位置將難以自保，全面實現小康的目標將難以實現”。 但最令全省乃至全國震撼的，是這位現年53歲的安徽籍國家領導人，在第一次主持的廣東省委會議上，一口氣説了22個“解放思想”，向廣東全省發出了“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推動新一輪大發展”的總動員，倡導廣東官員要重拾改革開放初期“殺開一條血路”的氣魄，在胡錦濤總書記倡導的科學發展觀實踐上闖出一條新路。他説到：“如果現在的廣東不能‘特’，缺少‘特’，那就是我們自己的思想束縛了自己。”他尤其提醒廣州和深圳兩市官員要有“世界眼光”，“30年來，廣東佔全國經濟總量第一，如果還沒有一兩個像樣的城市和國際水平叫板，那絕不代表成功。我們將來能牛的，就是可以跟新加坡、韓國叫板，你能做到這一點，就算行，在國內叫板是沒有出息的行為。”

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幾次思想解放，也都有一脈相承的主題，那就是擴大社會和民眾的自主空間。解放思想實質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擴大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自由。實踐證明，自由的空間有多大，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大。有了解放思想的號召和決心，隨之而來的創新政策一一出台，南方頓時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汪洋“騰籠換鳥”的切入點，選在經濟對外依存度最高的東莞。有媒體統計，短短一年多時間，汪洋先後九進東莞抓“升級”。改革開放30年，是東莞快速發展的30年。東莞人從來料加工做起，發展起幾大產業集羣。但這裏的工廠大多無自己的核心技術、無品牌、無市場渠道，企業老闆能賺到微利，當地農民收取廠房租金，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這就是著名的東莞模式。但到2007年底，這種模式在東莞已經走到了盡頭，企業倒閉的消息不斷傳出。為此，汪洋語出驚人：“如果東莞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要被產業結構所調整”；同時也語重心長：“只要下決心邁出第一步，把‘籠子’騰出來，不愁引不來‘金絲雀’。”東莞由此被視為珠三角產業轉移升級的橋頭堡和試驗田，積極貫徹‘雙轉移政策’，試圖通過提高租金的方式來淘汰低端產能和勞動力。

產業升級是一個市場化過程,沒有外部的壓力和內部的動力,成效就比較緩慢。金融危機的到來，為廣東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產業升級提供了外部壓力，而汪洋書記“騰龍換鳥”的提議更為產業升級指明瞭方向——也可以説提供了內部動力。當然，任何轉型都意味着利益調整，政府和社會都應該為這種調整做好思想和物質準備。

汪洋書記認為落實《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突破口在於珠三角城市一體化，而推動珠三角城市一體化的突破口在於廣佛同城化。

目前，廣佛兩市的GDP總量達12500億元人民幣，超過澳門，直追香港，如果把廣佛兩地看作一個省級行政單位，則其GDP總量將排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第八位。廣佛同城，有利於廣州市的服務業與佛山的製造業進行優勢互補，有利於兩市實現雙贏。佛山和廣州的關係是密切的，用廣佛一體化帶動珠三角，廣佛同城化可以互補共贏，因此廣佛同城化是比較容易融合的。廣佛同城化的定位很高，而廣州和佛山產業的互補性也很強，北面是汽車、物流，中間是房地產和區域的銜接，南面是港口和重工，廣州是以重化工和汽車為主，佛山是製造業之都，是以輕工產業為主，包括陶瓷、家電等，這一輪珠三角一體化如何將產業整合，對於國家未來的發展，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國家為了新一輪經濟的發展，實施區域一體化是很有必要的。

汪洋説，除了粵港政府間合作機制外，兩地也正在建立民間的溝通渠道。廣東準備成立一個由各界人士組成的團體，與香港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等民間團體加強交流合作，調動兩地民間力量，成為政府間溝通的重要補充。目前，廣東正在和香港特區政府協商，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要求，制定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港合作的具體新動作到時就會揭曉。

香港作為一個金融、貿易、旅遊、專業服務中心的優勢，仍然是廣東乃至中國其他城市都無法取代的。而且，香港是歷史悠久的自由港，對進出口貨物免徵關税，也不實行外匯管制，人員、資金、貨物可自由進出。它們與國際市場保持密切聯繫，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密切的經濟文化交往。這些也是內地城市(包括上海)在短期內都無法超越的。香港的人均GDP，仍然是珠三角、長三角的幾倍，至於內地其他地方就更加無法與其相比了。

2009年，橫琴新區掛牌，並宣佈橫琴重點項目正式啓動，這標誌着橫琴開發建設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這也標誌着粵奧合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只有全力促進粵澳的緊密合作，才能發揮兩地獨特優勢和形成強大合力，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經濟的全面復甦和更好發展。

2009年，廣州市全部114個政府部門公開2010年預算，隨即因為蜂擁而至的下載瀏覽而“癱瘓”了。這是國內城市第一次在網絡上將政府“賬本”完全“曬”在了陽光下。廣州市財政局局長張傑明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這只是一個開始，明年只要我們的部門預算經過人大會議審議通過，就立刻上網，向社會公開。”

廣州市財政公開的舉措表明，隨着法律和行政體制的不斷完善，中國各級政府部門的預算公開決心和力度正在持續加大，這對於社會進步和穩定具有廣泛的積極意義。只有透明的財政，才有透明的支出，也才有廉潔的政府——民主也包括政府財政民主。廣州的做法值得全國推廣。

2009年，廣東省委、省政府正式批覆，同意在維持順德區目前建制不變的前提下，除黨委、紀檢、監察、法院、檢察院系統及需要全市統一協調管理的事務外，其他所有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事務，賦予順德區行使地級市管理權限。和各地“行政大部制”改革不同，順德改制直指除人大、政協之外的黨政工羣全套系統：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殘聯等羣團組織，以及由廣東省、佛山市垂直管理的工商、地税、質監、藥監、公安、國土、規劃、社保、氣象局九個部門，一併納入機構整合範圍，原來的41個機構，被一次性精簡到16個，其中政府部門由29個調整為10個，機構精簡近2/3；設置黨委機構6個，全部與政府機構合署辦公。

機構臃腫的結果不僅使我們改革的大部分成果成為政府冗員的腹中之物，無法轉化為社會財富，更滋生腐敗，敗壞了政府和民眾關係，為社會動盪埋下伏筆。順德的大部制改革讓我們對人事改革走出這“黃宗羲定律”看到了希望——只是：精簡人員後，不希望降低效率，也不希望時過境遷反彈，而且彈得更高。

汪洋認為：有的GDP數字好看但浪費了大量財富。比如講，建大橋，這是GDP，讓大橋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橋還是GDP，這樣幹了三次GDP，浪費了大量社會財富，但是真正形成的財富就那一筆。如果大家在經濟下滑的時候為了趕數據，又把什麼落後生產力全都上起來了，就是在違反市場經濟規律。

GDP是西方發明的衡量經濟增長的一個指標，它考慮的主要是絕對的數量增長，並不會把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計算在內，也不能夠反映經濟發展的環境成本。目前，我國對地方政府行政官員的考核體系中，當地的經濟發展佔了很大的比重，考核體系的主體是GDP，導致經濟“大幹快上”，數字出政績，政績出官。根據有關專家的介紹，目前GDP數字裏有相當一部分是靠犧牲後代的機會來獲得的。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學的發展觀去衡量和評價，不但不是業績，反而是一種破壞。汪洋這番話，就是理性認識的基礎，當然，要真正杜絕這種惡性GDP增加，還必須從制度上把地方政府官員的注意力從單純的GDP數字上解放出來。

今年7月，汪洋書記第三次與網友交流座談，就廣東如何建設文化強省問計於網民。網民代表“拍磚灌水”暢所欲言。汪洋表示，網民的意見“説了不白説，提了不白提”。而對網友稱其有“作秀”之疑，汪洋表示，網上問政不是作秀，而是倡導一種新風氣。汪洋主政廣東以來，曾三次在網上拜年，三次在網上問政。此次汪洋問政的主題是“我為廣東建設文化強省建言獻策”，旨在為《廣東建設文化強省規劃綱要》尋求智力支持。汪洋倡導的問政於民，激勵網友參政議政，為全國官員作出了良好的表率。

汪洋注重與媒體的交流和溝通，被稱為中國最敢講真話的媒體——廣東南方報業在汪洋的主政下，即便全國各地官員千方百計掩蓋真相、打壓媒體人士，廣東傳媒業依舊興旺並且呈現勃勃生機。媒體信息的暢通無阻，使廣東在第一時間接收到確切的資訊，對經濟和社會的良性發展起到極為關鍵的作用。廣東的開放和接納，享譽全國乃至世界。

以往，來到廣東主政的要員們到任不久，便會帶領官商到江浙地帶考察，想學習江浙的發展模式，然而時間長了，就會發現其實廣東人注重“悶聲大發財”，藏富於民，沒有非常突出的炫富，但是廣東人的富裕程度是全國無可比擬的，廣東省的海關、地方税務每年為中央政府貢獻了相當可觀的財政收入，也是江浙一帶無法比較的。包容、審慎、開放，是汪洋主政下的廣東傳統，也是當之無愧的“廣東模式”的精髓所在。

2009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慶模式”首度被提出，解讀這一模式，並將之與廣東等模式進行對比，是近年來中國學界討論熱點之一。

近日肖濱教授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認為，“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均可視為中國模式下的典型範本，短期內，基於各種原因與氣候，“重慶模式”可能在中國大陸佔據某種優勢，但長遠來説，“廣東模式”將更具有生命力。肖濱認為，重慶模式重視“對體系的維繫與鞏固”，廣東模式則“強調國家治理體系的創新”。在經濟領域，重慶與廣東都重視經濟發展，也關注民生問題，但前者突出經濟發展中的政府作用，後者則更重視經濟發展中的市場機制；在涉及意識形態的價值領域和輿論空間，肖濱表示廣東一直嘗試在體制和價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權利等新元素，當局也確有一些具體工作，包括廣州近年推進依法治市，實已產生一定效果。另外，在全國各地的媒體中，廣東媒體的表現有目共睹，最能體現開放、理性、寬容、競爭與批評的態勢。重慶則強調價值重建中的紅色話語，試圖以“唱紅歌”之類的活動來重建民眾的價值觀；重慶模式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在社會控制中主動出擊，集中體現在重慶近年的強勢“打黑除惡”。而廣東模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體系機制的不斷改革，一直在為中國的城市治理與改革開放提供具有創新意義的選項，包括廣州政府的預算公開化、順德的“黨政聯動”大部制改革、河源與惠州的網絡問政、深圳黨內民主的試點以及廣東各地推行社會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廣東這些試點可能會連成線，最後連成面，為中國政治改革探路”。

肖濱認為，“目前看來，‘左’的勢力與聲音確實是在放大。”不過，他強調説，迄今為止並無證據顯示中央最終肯定哪個模式，雖有重量級人物對重慶給予肯定，但也無事實表明有誰在公開否定廣東模式，目前作出判斷為時過早。他也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還有一年多時間，關於兩種模式的爭論，不僅為十八大的人事佈局埋下伏筆，也將影響中共高層對下一步中國發展路徑的選擇和確立，為十八大之後中國的發展方向、發展節奏的調整提供選擇空間。

在中國模式這個宏大框架之下，同時運行着兩套治理機制，其一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資源的大政府管理機制，這是從前三十年傳承而來的。其二是市場經濟和社會自治的治理機制，這是前一個統治機制有所鬆動，而在過去三十年中逐漸生成的。總體上而言，這兩套機制處於某種膠着狀態，也可以説是某種平衡狀態。在這種混合的體制下，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增長，但同樣是在這種混合體制下，這種快速經濟增長也伴隨着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都試圖對目前的混合體制的內部緊張作出迴應。區別在於，重慶模式準備通過部分地迴歸原有體制，緩解當下的社會衝突。廣東模式則因應市場和市民社會的擴展，推動制度變遷。對於重慶模式、廣東模式，以及其他可能存在、只是沒有被人總結出來的模式，人們不必忙於下結論，更不應刻意壓制。無論如何，這樣的制度競爭本身是一件好事，它有助於發現最有助於解決當下中國所存在的諸多問題的方案。

重慶模式的本質是用紅歌“教育”人民，用打黑對付不聽話的人民。而廣東模式，自從汪洋提出思想解放，到幾乎每年一次與網友交流，以及每年兩會等在各種政府部門會議的講話，汪洋書記幾乎從來沒有直接面對廣東民眾“發號施令”過，更沒有以任何方式要“教育”廣東人民(當然包括我在內)。他一方面同網友平等交流，另外一方面卻向官員聲嘶力竭地灌輸執政理念，他的很多講話，都能夠成為教育黨員幹部的經典(例如諸如“官員認為老百姓不聽話，老百姓認為官員不像話”等等)。自始自終，汪洋始終避免扮演一個“教導”民眾的導師角色，在廣東的民間，你幾乎聽不到有人會提起汪洋如何如何，而在重慶，民眾常常提起“我們的薄書記”……

從兩個地方處理勞資關係方式的不同着手，嘗試比較這兩個模式。並指出，用“廣州模式”來代替“廣東模式”會指代更加明確。在國家治理方面，廣州政府表現出理性官僚和受民意約束的一面，如番禺垃圾焚燒場在強大的民意前擱淺就是一例。在媒體上，廣州媒體的自由、寬容是有目共睹的。在緩解社會矛盾上，廣州政府已經開始能較好使用疏導的方式來解決，如南海本田罷工和南沙豐田電裝廠罷工事件都被定性為勞資糾紛，得到很好的解決。但是，並不是整個廣東省都有體現這樣的一種模式。廣東省其他城市，特別是珠三角以外的城市，依然在遵循着舊的國家治理方式，如政府與黑社會勾結、無視民意的“大氣”規劃、封閉無獨立性的媒體等。肖濱教授認為，黨對權力的壟斷邏輯和市場經濟的競爭邏輯存在內部緊張性是中國模式的困境。筆者進一步認為，對這種緊張性的不同處理方式體現在“重慶模式”和“廣州模式”對勞資關係的不同認識上。重慶在勞資關係上是一種政府通過行政權力來干擾市場運行的做法，而廣州在對待勞資關係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這從南海和南沙罷工的妥善解決都可以看出。當然，我們不可忽略這樣養一種進步是在多年來犧牲了許多農民工的利益後換來的，而且廣東省其他各地的勞資關係依然沒有顯著的改善。當我們用對待勞資關係的態度來看“重慶模式”和“廣州模式”時，更加清晰看出兩者的不同。一是用國家權力控制社會來滿足資方的要求，以此獲得經濟增長來換取合法性；另一個是從偏袒資方到幫助勞方，以犧牲一定的經濟效益來換取合法性。這兩者的不同顯示了處理黨對權力壟斷邏輯和市場經濟競爭邏輯的不同方法。筆者認為“重慶模式”還是沒能走出中國模式中經濟和合法性互動的舊邏輯，而“廣州模式”的嘗試更能為我們提供有益的經驗借鑑。

可以説“模式”理論是一個非常壞的理論，正是這個“模式”論害苦了中國社會，往往“模式”論的極端引述，就會造成了姓“社”姓“資”和行“左”行“右”的爭論和鬥爭。這種“模式”論扼殺了中國社會很多基層地方的創新事物，這種“模式”理論完全是社會發展的障礙物，是創新新事物的殺手。模式論的爭論者們，你們的爭論應當休也，當今中國社會現狀要求就是要儘快的讓人民真正的富起來、幸福起來、尊嚴起來、讓社會公平正義起來，只要當地的人民自願接受、不反對、不拒絕當政者的做法，而當政者的做法真的給當地的人民帶來好處，不管所謂“模式”的好壞，都是正確的。我希望中國大地上處處都有自己的所謂“模式”，就是不要一個統一的一模一樣的“模式”。

我認為作為模式，動態發展是其根本特性之一。而我們提出並倡導“浙江模式”，其重大意義顯而易見：我們希望中國的未來不侷限於某些不成熟的模式構建，而是為大家提供更多發展路徑的選擇，並從中確定最佳道路，特別是在當前已經提出的若干模式被證實具有先天性缺憾的背景之下。

如果説過去中國的官員走的是低調路線，那麼現在當他們從高調中獲得了民意的甜頭，意識到政績是可以被民眾接受用來宣傳造勢的，並且中共高層對輿論的評價也已經開始認可，就會出現另一種政治風向，也就是各地方大員都在通過打造以自身命名的發展模式，來進行光明正大的政治公關。現在來看，輿論政治公關已經初現端倪。不過當這種政治口號與真實的政績不再緊密附着，而是演化過頭，成為一種純粹的政治作秀，中國的民眾也已經從最初的好奇政治風向變化，轉變為對政治作秀的厭惡，那麼就會又到了要轉變的時候了。不過中國的官場習性和文化積澱決定了中國的官員短期內不會如西方政客一般成為專業的煽情家，所以從一個轉變到另一個轉變的過程必然會很長，中共高層領導人應該有充裕的時間來化解政治風氣走極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