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吏

清廉守正的官吏。

《史記·滑稽列傳》：“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 ^[1] 

《東觀漢記·周澤傳》：“ 北地 太守 廖信 貪污下獄。詔以 信 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常 周澤 。”

唐 嚴維《送崔峒使往睦州兼寄薛司户》：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露濤。使者應須訪廉吏，府中惟有範功曹。

明·周楫《西湖二集·祖統制顯靈救駕》：“你在衙門中一清如水，朝廷知你是個個廉吏，異日定來聘你為官。”

清 陳康祺 《郎潛紀聞》卷三：“幸際聖明，直道之獲伸如此，廉吏之可為如此！”

我國曆史上，湧現出了一大批敢於為民請命，剛正不阿，不惜丟官罷職的直臣廉吏，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被百姓譽之為“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包拯和敢於責備皇帝的海瑞，以及抗旨斬弄臣的袁可立，受重用關鍵時刻挽救國家危亡，死時沒有多餘的錢財的于謙。這些出於公心不惜觸怒當朝天子和權貴為民辦事的行為，是有丟官殺頭危險的，遠比一些表面上吃糠咽菜和穿破舊官服的“豆腐湯”、“南瓜胡”和“玉米耿”等作秀模式換來的清官更為珍貴，此類清官曆來少之又少，其意義往往能推進一個時代的改革，能保護和拯救一批人。

春秋戰國時期魏國人。當時鄴地是魏都的重要門户，且是戰略要地，但天災人禍不斷，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門豹擔任鄴縣令，治理鄴地。西門豹到鄴地後，微服私訪，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婦”事件，智懲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實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時，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發展農業生產，使鄴地百姓逐步富庶起來。西門豹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後，鄴地百姓專門為他在漳水邊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字子都，西漢時期涿郡蠡吾縣人。曾任守京兆尹、潁川郡太守、京兆尹。在潁川郡任太守期間，是趙廣漢前期治理的最佳階段，他不畏強權，精明強幹，剛到任的幾個月時間，就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打擊豪門大族的勢力，緩和社會矛盾；二是加強地方管理，轉變當地的不良風氣。其威名由此流傳，《漢書》本傳中就把擅長 處理政務説成是他的天性。趙廣漢在擔任京兆尹時，表現出高度的責任心，處理各項公務，往往通宵達旦。並且善於思考，講究辦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間，京兆地區政治清明，官屬和百姓無不交口稱讚。但京兆尹的職責在於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腳下，日常處理政務容易得罪皇親國戚和當朝顯貴，所以，雖然趙廣漢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斬的下場。趙廣漢任京兆尹期間，為官廉潔清明，威制豪強，深得百姓讚頌。?

（？ - 公元前 51 ），字次公，西漢時期淮陽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學家班固評論説：“自從漢朝建立以來，要講治理百姓的官吏還是數黃霸第一。”黃霸還在年少時，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於漢時並無科舉制度，漢武帝為緩解財政困難，發佈詔令，凡是向國家貢獻財產的給官做。黃霸便用糧食換了一個卒史。 從政後，奉公守法，以廉為本；體察民情，以勸課農桑為重。特別是黃霸斷案，崇尚仁政，反對酷刑；對疑案堅持從輕處理；主張對犯罪實行外寬內明，教化為先，把重點放在防患於未然上，所以，黃霸為官，百姓擁護，朝廷滿意，屬下悦服。黃霸也因此從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當時的大郡 -- 潁川郡任太守的政績最為突出。此前，潁川郡是一個豪強地主稱霸一方，百姓流離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後，大刀闊斧，佈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視農桑，施行教化，經過幾年的精心治理，潁川出現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產發展，“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詔稱頌黃霸是良吏中的最優秀者。?

（？ -702 ），本名徐弘敏，唐朝長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專司審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數官職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專門的審案官，但在官僚體系中地位極低，也難有作為。徐有功雖長期擔任專職審案官，卻因敢於嚴格守法，犯顏直諫，執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達萬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 功先後任過蒲州司法參軍、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員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職。徐有功為官之時，正值武周時期，上有武后作亂，下有酷吏網羅，執法守正彼為不易。由於徐有功前後執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數以萬計，因而難免得罪酷吏、奸臣，頻遭彈劾、推審，但最終皆因找不出他貪贓或徇私枉法的證據，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兩次被罷官又兩次復出，儘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諛奉承，一心執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一位名留青史的專職 " 法官 " ，被當時人譽為 " 自古無有 " 的好官。?

（公元 630-700 ），字懷英，唐朝幷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應試明經科（唐代科舉制度中科目之一），從而步入仕途。從政後，經歷了唐高宗與武則天兩個時代。初任幷州都督府法曹，轉大理丞，改任侍御史，歷任寧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職。狄仁傑為官，如老子所言 "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 ，為 了拯救無辜，敢於拂逆君主之意，始終保持體恤百姓、不畏權勢的本色，始終是居廟堂之上，以民為憂，後人稱之為 " 唐室砥柱 " 。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處理了前任遺留下來的 17000 多件案子，其中沒有一人再上訴伸冤，其處事公正可見一斑，後人據此編出了許多精彩的傳奇故事，連荷蘭也有人以此為題材，編了 一本《大唐狄仁傑斷案傳奇》。

包拯（公元 999-1062 ），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開始立志要為國家出力，“竭忠死義”。包拯仕途的起點是知縣，後歷任知府、轉運使等地方行 政長官；擔任過監察御史等監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國家財政的高級官員、都部署等軍事要職；當過外交使節出使遼邦；最有名的是做過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所以後人稱他為包待制、包龍圖、包學士。他在開封任知府雖僅一年多的時間，但死後，開封百姓卻在開封府署旁邊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紀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簡樸，從不講究排場，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與布衣時一樣；對貪污深惡痛絕，在給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贓吏》中説“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 他一生嚴於律己，身體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頓吏治，打擊貪污，深受百姓歡迎，離任時當地精製一好硯相送，他都婉言謝絕，“不持一硯歸”；他一生鐵面無私，不避權貴，執法如山。對皇親國戚、宦官權貴的不法行為，一律極力主張繩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獄，是包拯生前與死後深為百姓所讚揚和稱頌的主要內容。包拯在當時和後世都享有盛名，特別在死後，作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體裁的文藝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帶有神奇色彩。隨着國際上文化交流的進展，包拯這個歷史人物和藝術形象還贏得了世界的聲譽。雖然史料中的包拯與藝術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懸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統治者的賞識，也受到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下層人民的擁護和愛戴，作為清官確實是非常典型的。《二刻拍案驚奇》講過一個故事。朱熹在福建崇安縣當知縣時，有一天接到一件案子，一個小民狀告大姓侵佔自己的祖墳。古人重風水，朱熹就是風水高手，當時豪門富户佔奪小民好墳地的案子很多，朱熹決定親自去查驗。到墳頭一看，果然是塊風水寶地。大姓申辯説：“這本來就是我家新修的墳頭，大人您看，泥土還沒幹呢，怎麼成了他家的祖墳？”小民申辯道：“墳頭雖然是新的，那是新蓋的，底下還有老土，卻是我家的。”朱熹令人拿鐵鍬挖，果然挖出了一塊墓碑，上面赫然列着小民祖先的名字。朱熹一看大怒，墓碑為憑，鐵證如山，必然是大姓貪圖小民祖墳風水好，惡意侵佔。於是判了大姓一個強佔田土之罪，將墳地判給了小民。 朱熹斷了此案，好不得意，覺得“此等鋤強扶弱的好事，不是我，誰人肯做？”卻不料真相是另一回事：原來小民知道朱熹一向專門打擊富豪大户，憎惡他們欺侮百姓，所以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大姓家墓地，然後來告狀，朱熹果然中計。包拯也是宋朝有名的清官，《夢溪筆談》記載過他的一件糗事。包拯坐鎮開封府時，有人犯法，按律應處脊杖。這人賄賂了一個小吏，想讓其幫忙免去這頓皮肉之苦。小吏拿了錢，與他約定：開堂時只管大聲喊冤，其他的事交給我。開堂問罪，那人果真呼號喊冤，分辨不已。小吏故作不耐煩，惡聲呵斥：“不就是脊杖嗎，受就受了，囉嗦什麼？”包拯見小吏如此越權跋扈，大怒，將其杖責，卻把犯法的從輕發落了。小吏雖捱了打，卻得了錢，犯法者出了錢，免了一頓打，大家雙贏，輸的是包拯。

（公元 1383-1442 ），字伯律，號如愚，明朝江西靖安縣龍岡州人。況鍾一生出色政績在蘇州知府任上，他直接減輕官糧，實行折徵的辦法減輕百姓負擔，穩定和發展經濟。同時，整肅吏治、端正風氣，注意清理冤獄，為民伸冤。他排了一個日程表，每天勘問一個縣的案，週而復始，從不間斷。在剛到任的八個月中，就清理了1500 多件案子。經他審理過的案子，無論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為非作歹。只要一提起況鍾，人們立即就會想到《十五貫》故事裏那位甘冒風險、敢於伸張正義、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還做了興修水利、舉辦學校、推薦賢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況鍾任職十三年間，三次離任三次留任，替蘇州百姓辦了不少實事，最後積勞成疾，病逝於蘇州任上。當地百姓為紀念況鍾，在他死後，蘇州和七個縣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 （公元 1514-1587 ），字汝賢，海南瓊山縣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轉折時期。表面一片昇平，其時危機四伏。海瑞年青時，便對社會問題表現了極大的關注。在户部供職時，出於對國家財力的憂慮，為進諫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縱容各地大興土木修建廟壇道觀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決心毅然上疏。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後人稱為《治安疏》。奏疏遞上後，海瑞即被入獄，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階的勸説之下，才得以獲赦，官復原職，並逐步升至應天十府巡撫等職。之後，他為匡正時弊，嚴肅法紀，主持制定了貪污滿“八十貫絞”等嚴刑。他鐵面無私，對一直有恩於他的老丞相徐階也毫不留情，將徐家仗勢多佔的 40 萬畝良田退還原主，將欺壓良民的徐階的兩個兒子及 20 多個家人依律問罪。縱觀海瑞為官，歷經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多次冒死進諫，雖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根本利益，但他嚴於執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撫流亡，注意發展生產，興修水利，限制大地主無止境的盤剝，改革落後的風俗習慣，等，得到了百姓的廣泛擁護，其行為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進步作用。明朝大清官海瑞曾經研發過一套斷案標準：“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世事繁雜，海大人不是福爾摩斯，遇到斷不了的案子，乾脆一律傾向弱者，自以為心安理得。海瑞絕不是這套原則的唯一奉行者，在他前後，有很多官員都曾這麼幹過，他們有一個統一的稱號——“清官”。

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號節寰，河南睢州（睢縣）人，明萬曆十七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敢於為民請命，廉直公方，不阿權貴，是明代後期著名的清官廉吏。

袁可立正直敢言，為民請命。萬曆十九年，除蘇州府推官。時“胥吏抱牘如山，公片言立決，如風掃籜。”（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太守石崑玉以廉直著稱，按治豪橫而忤應天巡撫李淶，巡撫反誣石太守有罪。時巡撫與蘇州申時行、王錫爵二相故交，百官憚其威不敢言，袁可立不惜丟官罷職，力雪其冤。“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以治行第一擢袁可立山西道監察御史，吳民簞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絕。

以御史巡視西城，時有皇帝弄臣殺人，有司不敢問，袁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門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會有一璫殺人，公廉其狀，捕而繩之，法不少借”（《墓誌銘》）。遂將弄臣正法於市，萬民呼“袁青天”。

因直諫觸帝怒，削職為民二十六年，史稱“震門之冤”。萬曆時皇帝寵信後宮，朝綱廢弛。二十三年九月，雷震景德門，袁可立直言問責皇帝：“若郊視不親，朝講久廢，章奏之批答不時，宮府之賞罰互異，敍遷有轉石之艱，征斂有竭澤之怨。是非倒置，賢奸混淆。使忠者含冤 ，直者抱憤，豈應天之實乎？ ”（《節寰袁公行狀》）。疏上，削職為民，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

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間，官拜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書，贊理遼戰軍務，數百年間傳記資料為滿清所忌。天啓年間，魏忠賢專權亂政，朝中黨派紛爭。袁可立深為國事所憂，本意取中立，但思想傾向東林，魏忠賢由是恨他。他的同年東林黨領袖高攀龍致書袁可立：“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從此袁可立與閹黨的關係勢成水火，每議事“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節寰袁公傳》）。魏忠賢欲構陷可立，派出大批爪牙對袁可立“卒日環伺公門，思坐以不法”，但終因袁可立公正廉潔“而無可乘借。”（《墓誌銘》）

天啓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公推袁可立為南京户部尚書，再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急於奪權的魏忠賢從中作梗，以心腹劉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自袁可立去職，天下兵馬大權魏閹一手握定，忠賢推戴之勢成矣。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黃道周説：“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節寰袁公傳》）

（1617-1684） 字北溟，號于山，清山西永寧（今呂梁離石）人。諡“清端”、贈太子太保。于成龍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舉副員，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和總督、加兵部尚書、大學士等職。在20餘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舉“卓異”，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和康熙帝讚譽，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聲朝野。

康熙二十年春，康熙帝當面褒讚他為“今時清官第一”。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他從利用中秋節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於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很快頒佈了《興利除弊約》，他舉優劾貪，寬嚴並濟，時人説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

于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了。為扼止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僕”。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僕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於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20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髮妻闊別20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據載，當他出任兩江總督的消息傳出後，南京布價驟然上漲，“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驅從，毀丹亞，至有驚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鳥獸竄”。卒後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無長物”。

他祖先是戰國時齊國的田氏。田氏在西漢初遷徙至皇帝陵園的很多，所以以遷徙的次序作為姓氏。第五倫少年時耿介而好義氣。王莽末年，盜賊四起，宗族鄉親爭着依付第五倫。第五倫於是在險要之處修築堡壘，賊人來後，他便率眾引弓持矛堅守自衞。先後有銅馬、赤眉的軍兵數十部圍攻他們，都無法攻克。

其後來任鄉里嗇夫，均平徭役，調解怨忿，很得鄉里人歡心。他自認為長久任官不能升遷，於是帶着家人遷居河東郡，改名變姓，自稱王伯齊。載鹽來往於太原、上黨之間，所過之處，都把糞便打掃乾淨才離去，路人都稱他為有道之士。親友和過去的熟人卻不知他在哪裏。多年以後，鮮于褒把他推薦給京兆尹閻興，閻興當即徵召他為主簿。當時長安鑄錢的官吏多耍奸弄巧，閻興任命第五倫為督鑄錢掾，管理長安的市場。第五倫統一衡器，糾正鬥斛，市場上再沒有弄虛作假，欺騙買主之事，百姓歡悦歎服。

建武二十七年，被舉為孝廉，補任淮陽國的醫工長，隨同淮陽王到他的封國。光武帝召見他，深感他與眾不同。建武二十九年，隨從淮陽王至京城，與其他官屬一同被接見，光武帝向他詢問政事，第五倫趁機對奏為政之道，光武帝非常高興。第二天，又特地召見他入宮，和他一直談到天黑。第五倫出京，有詔令任命他為扶夷縣長，還沒有到任，又追任為會稽太守。他雖然身為二千石一級的官員，仍然親自鋤草餵馬，妻子下炊作飯。所得到的俸祿，也只留一個月的口糧，其餘都低價賣給貧苦百姓。會稽地區風俗，多濫設祀廟，喜歡占卜。民眾常常殺牛祭神，百姓的財產因此睏乏，那些自己食用牛肉而祭祀的人，發病將死時，先作出牛鳴。先後幾任郡長官都不敢禁止殺牛祭祀的作法。第五倫到任以後，給各屬縣發佈文書，曉諭百姓，凡是巫祝有依託鬼神以詐術恐嚇愚昧百姓者，都要捉拿問罪。胡亂殺牛的人，官吏都必須給予處罰。從而百姓得以安定。永平五年，第五倫因觸犯法令被徵召，郡中的老少百姓攀住他的車子，拉着馬，啼哭着跟隨，每天只能走幾里路，無法趕路。第五倫於是假裝住在亭舍裏，卻暗中乘船離去了。眾人知道後，又前來追趕。及至被送到延尉，官民到京城上書為他求情的有千餘人。

數年之後，他又被任為宕渠縣令，舉薦鄉中佐吏玄賀為官。玄賀後來先後任九江、沛郡兩郡的郡守，以清正廉潔著稱，所到之處，教化得以推行，官至大司農。第五倫任職四年，遷升為蜀郡太守。蜀郡田地肥沃，官民富裕，掾史家中的資財多至千萬，都乘坐漂亮的車子，以高頭大馬駕車，很多人因為有財產得以擔任官職。第五倫把家境豐足的官吏全部精簡掉遣送回家，改選孤弱貧寒有節操的人擔任屬吏。從此爭相賄賂之風便被禁絕了，官員的職守得到整飭。他所舉薦的人多官至九卿或二千石級的官，當時人們都認為他”善於識別人才。任蜀郡太守的第七年，漢章帝繼位，把第五倫從邊遠郡調入朝廷，代替牟融任司空。

于謙（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號節庵，漢族，明朝名臣、著名清官、民族英雄，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宣德元年（1426年），漢王朱高煦在樂安州起兵謀叛，于謙隨明宣宗朱瞻基親征。于謙被任命為御史，待高煦出降，明宣宗讓于謙數落他的罪行。于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朱高煦在這位御史的凌厲攻勢下，被罵得抬不起頭，趴在地上不停地發抖（伏地戰慄），自稱罪該萬死。明宣宗大悦，當即下令派于謙巡按江西，平反冤獄數百起。宣德五年（1430），宣宗知道于謙可以承擔重任，當時剛要增設各部右侍郎為直接派駐省的巡撫，於是親手寫了于謙的名字交給吏部，越級提升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于謙到任後，輕裝騎馬走遍了所管轄的地區，訪問父老，考察當時各項應該興辦或者革新的事，並立即上書。一年上書幾次，稍有水旱災害，馬上上報。^[3] 正統六年（1441年）上書説：“現在河南、山西都積蓄了數百萬斤糧食。請在每年三月份時，令府州縣報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户，然後按分額支給他們糧食，先給豆類和高粱，其次給小米和麥子，最後給稻穀，等秋收後償還。因年老有病以及貧困而不能償還的則給予免除。州縣官吏任期已滿應當升遷的，如果預備糧不足，不能離任。還要命令風憲官員經常監察。”皇上下令施行。河南黃河沿岸，經常被洪水衝開缺口。于謙令加厚建築堤壩，每個鄉里都要設亭，亭設亭長，責令其督率修繕堤壩。又命令百姓種樹挖井，結果當地榆柳夾路，行人也不再受渴了。大同孤立在塞外，按撫山西的官員常走不到，于謙請另設御史來治理。又把鎮邊將領私人開墾的田地全部收為官家屯田，以資助邊防開支。于謙的恩威遠為流行，太行山的盜賊為此而不敢露面。正統年初，楊士奇、楊榮、楊溥主持內閣朝政，都很重視於謙。于謙所奏請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楊”主辦的。但于謙每次進京商議國事時，都是空着口袋進去，那些有權勢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到了“三楊”已經去世，太監王振開始掌權，作威作福，肆無忌憚地招權納賄。百官大臣爭相獻金求媚。每逢朝會期間，進見王振者，必須獻納白銀百兩；若能獻白銀千兩，始得款待酒食，醉飽而歸。而於謙每次進京奏事，從不帶任何禮品。有人勸他説：“您不肯送金銀財寶，難道不能帶點土產去？”于謙瀟灑一笑，甩了甩他的兩隻袖子，説：“只有清風。”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宮門前上書，請求于謙留任的人數以千計，周王、晉王等藩王也這樣上言，於是再命于謙為巡撫。當時的山東、陝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餘萬人，于謙請求發放河南、懷慶兩府積儲的粟米救濟。又奏請令布政使年富安撫召集這些人，給他們田、牛和種子，由里老監督管理。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瓦剌俘獲，他力排南遷之議，堅請固守，進兵部尚書。代宗立，整飭兵備，部署要害，親自督戰，率師二十二萬，列陣北京九門外，破瓦剌之軍。加少保，總督軍務。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復辟，石亨等誣其謀立襄王之子，被殺。被害時“陰霾四合,天下冤之” 到抄家的時候，家裏沒有多餘的錢財，只有正屋關鎖得嚴嚴實實。打開來看，只有朱祁鈺賜給的蟒袍、劍器。《明史》稱讚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