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魯帖

仲淹頓首：李寺丞行，曾□□□□遞中，亦領來教承動止休勝。仲淹此中無□□，兒了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田元均書來，專送上。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已安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為能樂□，正在此日矣。加愛加愛不宣。仲淹□師魯舍人左右。四月二十七日。 ^[1] 

《師魯帖》在宋代並未收入范仲淹文集或尺牘集，今人所編《范仲淹全集》中補入。這封信是慶曆六年（1046）四月二十七日范仲淹自鄧州（今河南鄧州市）寄給時以崇信軍節度副使在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監酒税的好友尹洙的。

清代著名鑑藏家安岐在《墨緣匯觀》中記載：“前七月十四札，白紙本，行書十三行，內有文正十六世孫謹藏圖書印，前後收藏舊印難辨，後四月二十七札，淡黃色紙本，行書十一行，前後押有收藏舊印”。清吳昇《大觀錄》也記為兩札，至《石渠寶笈》著錄僅此後札，故前札在入清內府前已佚。

此札原附洪邁、尤袤、楊萬里、泰不華、胡助、柳貫、汪澤民、鄭禧、戴仁、吳寬、王世貞等宋、元、明人題跋，跋文見吳昇《大觀錄》。入內府時僅見尤袤跋，其他已佚。

范仲淹（989-1052 ），北宋大臣，文學家。字希文，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幼時家貧，日食三餐不繼，不得不將米煮成薄粥，凝結後劃成四塊，早晚各食其二，流傳下“斷齏（切碎的醃菜）劃粥”的故事。乃發奮攻讀，“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七歲時中進士，晏殊薦為秘閣校理。宋仁宗天聖初（1023），任西溪鹽官。寶元初（1038）。因挾擊宰相呂夷簡多用私人，謫知饒州，與尹洙，歐陽修等並指為“朋黨”。康定元年（1040）在“憂讒畏譏”的逆境中，聞西夏李元昊反叛，毅然“自請行邊”，以屯兵營田，招撫流亡，聽民互市。不數年，各族人民漸得安居樂業，西夏元昊請和。西夏軍民畏其威，羌族老幼感其德，稱他為“龍圖老子”，為朝廷所倚重，旋召拜樞密副使。

慶曆三年（1043）任參知政事，富弼、韓琦為樞密副使，奉詔條上十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輕徭役”，仁宗頒行，史稱“慶曆新政”。新政推行不到半年，因貴族官僚的反對而失敗。即罷參知政事之職，離京出任陝西四路宣撫使，抵禦西夏。慶曆五年（1045）初，仁宗廢新法，范仲淹被罷免。皇佑四年（1052），范仲淹病死，卒年六十四歲，諡文正。

范仲淹是宋代一位正直的有遠大理想的政治家。據《宋史》記載他“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雖然幾次遭受貶謫，朝中又有不少政敵，但他依然“以天下為已任”，“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的君國大事。”他的著名散文《岳陽樓記》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被後世廣為傳頌。“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把個人的恩怨、榮辱、得失置之度外，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他憂君、憂國、憂民之心，未嘗稍去於懷。

范仲淹一生薄以待已。他為廣德軍司理參軍任滿離職時，“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晚年，子弟要為他建住宅作為致仕後養老之用。他極為反對，説：“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平時，“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身居高位，而始終自奉儉約，以“施貧活族”為終身之志。錢公輔曾作《義田記》，讚揚范仲淹“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者、疏而賢者鹹施之”。

他的詞作保留下來的很少，如《漁家傲》，把邊塞詩的內容帶進詞的領域，抒發了作者萬里戍邊、禦寇保民的壯烈懷抱，具有較多的社會內容和開闊豪放的風格，在北宋詞中較為罕見。著有《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善書。宋黃庭堅《山谷題跋》中雲：“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沉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許一世人，惟稱文正公與《樂毅論》同法，……蓋文正鈎指回腕，皆優於古人法度。”又云：“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朱長文《續書斷》謂仲淹晚年學王羲之《樂毅論》，亦一代之墨寶也。明唐錦《龍江夢餘錄》評范仲淹書極端勁秀麗，無毫鋩縱逸之態。”清高士奇亦云文正書法挺勁秀特，肖其為人。 ^[2] 

范仲淹流傳作品較少，現存有《伯魯帖》、《遠行帖》（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邊事帖》（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