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²，適³於義⁴而已，不顧人之是非⁵：皆豪傑之士，信道篤⁶而自知明⁷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⁸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⁹而不顧者也。昭¹⁰乎日月不足為明，崒¹¹乎泰山不足為高，巍¹²乎天地不足為容也。

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¹³賢¹⁴也，抱祭器¹⁵而去之¹⁶。武王、周公，聖¹⁷也，從¹⁸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¹⁹獨²⁰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²¹，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²²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餘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²³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2] 

讀書人的立身行事獨特，符合道義罷了。不理會別人的讚譽或批評的，都是豪傑之士，也是忠實地相信自己的道並且清楚知道自己的人。全家的人批評他，仍堅定執行而不迷惑的人很少。至於一國一州的人批評他，仍堅定執行而不迷惑的，大概整個天下只有一人罷了。若是到了全世界的人都批評他，仍堅定執行而不迷惑的，則千百年來只有一人罷了。像伯夷這樣的人，是窮盡天地，經歷萬世也不回頭的人。（與他比較），即使光明的日月也不算亮，雄峻的泰山也不算高，寬廣的天地也不算能包容。

當殷商要滅亡而周要興盛時，微子這樣的賢人都抱着祭祀的器具離開殷商。武王、周公是聖人，率領天下的賢士和諸侯前去進攻殷商，未曾聽説有人批評過他們。獨有伯夷、叔齊認為他們不該。殷商滅亡後，天下承認周為宗主國，伯夷、叔齊二人獨認為吃周的糧食是羞恥的，即使餓死也不後悔。由此説來，他這樣做難道是要博取甚麼嗎？是因為忠實地相信自己的道並且清楚知道自己罷了。

現今的所謂讀書人，當有一人稱譽他，自以為該得到更高的讚譽。有一人不滿他，自以為別人的話未盡正確。他可以獨自批評聖人而自以為是到如此的地步。聖人的行事是萬世的標準啊。所以我認為，好像伯夷這樣的人，是立身行事獨特，窮盡天地，經歷萬世也不會回頭的人啊。雖然這樣，如果沒有他們二人，亂臣賊子便會接連不斷地出現在後來的世代了。 ^[3] 

中唐時期，官場黑暗，不少人明哲保身，與世俯仰，作者對此十分不滿，於是借《伯夷頌》歌頌我行我素，卓而不羣的精神。 ^[2] 

全文僅三百十餘字，短小精悍，由三段組成。首段提出中心論點：對“士”的要求“特立獨行”“不顧人之是非”“信道篤而自知明”。立身行事，決不人云亦云，是“士”對待外界環境總的態度；不顧別人的抨擊、議論，是對外界反應採取獨立的看法，乃“特立獨行”的具體化；有堅定的信念又瞭解自己，是對內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獨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緊扣中心論點展開論述，讚歎伯夷“特立獨行”，不為世俗所困。可分三層。第一層就“不顧人之是非”闡發、議論。全家人都指責他不對，仍能堅持不動搖的人，是很少的，“一國一州非之”“舉世非之”卻“力行不惑者”，則“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謂“不顧人之是非”之難。第緊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評價。伯夷，乃“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因此，日月沒有他光明，泰山沒有他高峻，天地沒有他宏大。先頌後敍，以伯夷、叔齊“叩馬而諫”，“餓死首陽山”的事例印證“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第三層，點出他們能這樣做，沒有別的想法，原因在於“信道篤而自知明”。

第三段，聯繫現實，總結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獨行”精神對後世影響之大。“今世之所謂士者”與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讚美他，他就以為了不起；毀壞他，他就以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齊卻與眾不同，敢於“非聖人而自是”，而“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並不因伯夷的反對，就丟掉其“聖”。在作者眼裏，伯夷最可貴之處就在於“非聖人而自是”，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聖人乃萬世之標準”，這句並非打馬虎眼，而是表明作者對聖人的崇敬，可見作者並不否定周武王伐紂之偉業。

這篇文章在寫作上特點明顯，主要是：前呼後應，對比、遞進。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獨行”，篇末仍以“特立獨行”結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後面則有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之呼應。第三段寫殷、周交替之際，殷紂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軍前投誠，武王伐紂，未嘗聞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寧願餓死，也不吃周粟對比，以強調伯夷、叔齊“特立獨行”、“不顧人之是非”。從不顧人之是非，説到不顧一家、一國、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説到不顧天地萬世之對錯，逐層推進，從而突出伯夷、叔齊的特立處。呼應、對比、層遞的靈活使用，使得文章論點鮮明，論證有力。 ^[4] 

唐順之《唐宋八大家文鈔·韓昌黎文鈔》卷十：昌黎此文，分明從《孟子》中脱出來，人都不覺。

沈德潛《評註唐宋八家古文讀本》卷一：夷齊何待稱揚？頌夷齊，為千古臣道立坊也。用意全於掉尾見之。武王伐紂，所以救天下也；夷齊恥食周粟，所以存臣道也。二者並行不悖。乃王介甫駁夷齊無餓死事，謂與太公同有伐紂之心，是將使亂臣賊子，公然以伐暴為詞，而賈充褚淵輩俱得藉口矣。君子立言，何如此顛倒耶？

蔡世遠《古文雅正》評論卷四：激昂峻拔，讀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卷八：舉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平生制行作文宗旨。此自況之文也。

文學家林紓《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唯《伯夷》一頌，大致與史公同工而異曲，史公傳伯夷，患己之無渤傳，故思及孔子表彰伯夷，傷知己之無人也。昌黎頌伯夷，信己之必傳，故語及毫豪傑，不因譭譽而易操。曰“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鐾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見得伯夷不是凡人，敢為人之不能為，而名仍存於天壤。而己身自問，亦特立獨行者，千秋之名，及身己定，特借伯夷以發揮耳。蓋公不遇於貞元之朝，故有論而泄其憤。不知者謂為專指伯夷而言，夫伯夷之名孰 則弗知，寧待頌者！讀昌黎文，當在於此等處着眼，方知古人之文，非死為而作也。

教育家錢基博《韓愈志》：《伯夷頌》，論體而頌意，其實乃補太史公《伯夷列傳》後一篇贊巽耳。《原毀》以慨世道，為是非之公言之也；《伯夷頌》則以自況，為斯道之重言之也。《原毀》賦，而《伯夷頌》則比意；其文破空而來，寓提折於排宕，亦學《孟子》 以開蘇氏，蘇軾策論多仿之。 ^[2] 

毛澤東 《別了，司徒雷登》：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陽（今河南晉孟縣）人，唐代文學家、哲學家。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貞元年間進士。任刑部侍郎時，曾因上疏諫迎佛骨觸怒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後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卒諡文，又有“韓文公”之稱。

韓愈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家道統自任，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在文學上，韓愈反對駢文，倡導散文，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主要領導人，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雄奇奔放又曲折變化，其詩常“以文為詩”，追求奇險。于山水旅遊詩，則另創一派，擴大了創作領域，對後世影響深遠。有《韓昌黎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