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1805年2月1日生於距尼斯約五十公里的小縣城普格德尼（阿爾卑斯山——濱海省）。他的父親，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國民公會議員和吉倫特黨成員。他由於贊同波拿巴政變，於1800年被任命為普格德尼的縣長。

路易·奧古斯特的母親索菲·伯利翁費勒（Sophie Brionville），生於皮卡爾迪，姿容秀麗，品德高尚。布朗基從她身上繼承了果敢堅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對她兒子表現了偉大的母愛。

她六十歲時，還為她兒子和她兒子的朋友積極策劃從聖米歇耳山監獄越獄；在她七十五歲那一年，她到了貝爾島再一次幫助她兒子和他的同志卡扎旺（Cazavan）策劃越獄的事。

奧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經濟學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年輕時代和奧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誼；他當時贊同過奧古斯特的政治觀點，可是不久之後就和他分道揚鑣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關係，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愛夫人（Mmes Antoine et Barrellier）在他一生中給了他很大的幫助。

她們同情他的革命活動；他受苦的時候，她們關懷他；他關在監獄裏的時候，她們照顧他，從精神上和物質上幫助他；他住在巴黎的時候，她們掩護他。

布朗基十三歲的時候到巴黎去找他哥哥阿道夫，當時他哥哥在瑪珊學校擔任教師。

在1818—1824年六年之間，年輕的布朗基先後在瑪珊學校和查理曼中學學習。他以極大的熱情和非凡的努力對待他的學業，他的才能使他周圍的人感到驚訝。他哥哥阿道夫在給他父親的信中説：“這個孩子將會震撼世界！”

十九歲的時候，布朗基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中學的學業。最初他在孔龐（Compans）將軍家做了兩年家庭教師，後來又在瑪珊學校當輔導教員。1824年，他加入了燒炭黨人的秘密組織。1827年，他參加了所有的學生運動，曾經三次受傷，兩次被刺刀刺傷，一次是11月19日在烏爾街的街壘上被子彈打傷。

遵照拿破崙一世制訂的中學教學制度，瑪珊學校的高班生在查理曼中學上課。

Garbonari，十九世紀初期在意大利組成的秘密團體，因最初在森林裏燒炭場所集合，故名燒炭黨。復辟王朝時代這一組織擴展到法國。它的主要目的是發揚自由主義思想和爭取意大利的統一。——譯者

在1828—1829年間，布朗基遊歷了法國南方、意大利和西班牙，1829年8月回到巴黎。隨後，他在《地球報》做了幾個月速記員。在這段時間裏，他接觸了聖西門和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説。

1830年7月，反對查理十世法令的浪潮剛剛掀起時，布朗基就離開了《地球報》編輯部，用他自己的話來説，他立即“拿起了槍桿，戴起了三色帽徽”。

在革命的日子裏，他站在巴黎人民一邊，反對查理十世的軍隊。渴望鬥爭的布朗基深信人民必將取得勝利，專制制度和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鎖這一次會被徹底粉碎。革命的結果使他失望：專制制度在新的形式下復活了；“資產階級國王”路易·菲力浦代替查理十世登上了寶座。

革命後不久，布朗基加入了由歌德弗爾樂·卡芬雅克（Gode-froy Gavaignac）領導的、竭力宣傳共和思想的“人民之友社”，布朗基經常在“人民之友社”的集會上發言。

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亨利·海涅（Herri Heine）聽了他在1832年2月2日的講演，認為是一篇“充滿生命力、義正詞嚴、對資產階級充滿憤怒”的演説。這篇演説是對着一千五百個聽眾發表的，演説的氣氛會使人回想起1793年的情況。

在七月王朝的頭兩年，布朗基積極參加了幾次學生示威遊行，1831年初，他被警察逮捕，關進了福爾斯監獄，三個星期以後才被釋放。福爾斯監獄是布朗基所坐過的許多監獄中的第一個，他在這些監獄裏度過了半生。

1832年，路易·菲力浦政府的內務部長加西米爾·彼裏埃（Gasimir Périer）企圖解散“人民之友社”和逮捕該社領導人，並以違反出版法令和陰謀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審判“人民之友社”。

1832年1月，布朗基、拉斯拜爾（Raspail）、託雷（Thouret），於貝（Huber）和其他領導人一起被捕。這就是1月10日到12日在塞納省刑事法庭上公審的著名的“十五人案件”。

刑事法庭宣告了其他被告無罪，而布朗基進行的辯護，卻招致檢察官對他以危害社會治安罪，提起公訴。他被判處一年徒刑和二百法郎罰款。最初他被關在凡爾賽監獄，後來轉到巴黎聖彼拉奇監獄。

然而，這些考驗只能使布朗基變得更加堅強。出獄之後，他更加集中精力來宣傳革命思想。同時，無論是在社會問題方面或者是在政治方面，他都擴大了知識，加深了認識。

在這期間，布朗基受到巴貝夫（Babeuf）的朋友邦納羅蒂（Buonarroti）傳播的“平等思想”光榮傳統的影響。他也受到了學者和革命家拉斯拜爾一定的影響。在七月王朝最初的幾年裏，革命運動風起雲湧。

1831年9月巴黎人民的騷動，1831年11月里昂工人的起義，1832年6月巴黎共和人士的起義，1834年4月里昂工人的第二次起義和它對法國其他城市的影響（4月13日和14日的巴黎起義和它的悲慘結局，特朗斯諾南街的大屠殺），這一系列歷史事件只能更加增強布朗基的革命信念。

1832年，布朗基和蘇珊恩·阿美利·塞爾（Suzanne－Amélie Serre）結了婚。但是幸福的家庭生活並沒有妨礙他的社會活動。1835年，在他的積極參加下成立了秘密團體“家族社”，它的綱領中不僅提出了政治目標，而且還提出了社會目標。

“家族社”成員在路爾西那大街一百十三號製造炸藥準備起義。1836年3月由於有人告密，警察當局發現了這個組織，逮捕了它的二十四個成員，其中包括布朗基。由於他參加了所謂“炸藥事件”的密謀，1836年10月23日，被判處兩年監禁，二千法郎罰款。他被送進了豐特夫羅爾中央監獄（曼恩-盧瓦爾省）。

1837年5月8日，奧爾良公爵結婚，頒佈了大赦令，布朗基被釋放了，但是把他送到逢土瓦茲地區受警察管制。他和他的全家定居在風景如畫的瓦茲河邊的讓西村。在讓西的這一時期是布朗基一生中最平靜的時期。就是在這裏，他仍然不斷考慮國內大事和怎樣建立人民政權。他認為成功的重要條件是建立一個團結一致、紀律嚴格的密謀者的核心。

1837年，他創立了一個新的組織——“四季社”來代替“家族社”，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有布朗基、巴爾貝斯（Barbès）和馬丁-貝納爾（Martin－Bernard）。

阿爾芒·巴爾貝斯（1809—1870年）法國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曾同布朗基一起成立秘密革命社團，“家族社”和“四季社”，領導過1839年5月12日的起義。在1848年革命初期，擔任“革命俱樂部”主席，被選入國民議會。

在這個時期，巴爾貝斯站在臨時政府方面，他的政治立場向右轉，開始接近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布朗基和巴爾貝斯由於原則性的立場不同而發生衝突，使得巴爾貝斯越來越嫉忌布朗基的威信。——譯者

1839年，布朗基認為發動起義的大好時機已到。這一年，經濟危機進入了激化階段，廣大人民更趨貧困，失業現象日益增加。政治危機進一步加深了經濟危機；下議院已經解散；內閣總理摩萊（Molé）辭職。路易·菲力浦未能組成新內閣。巴黎的人民激憤起來。

1839年初，布朗基回到巴黎。當時，密謀者們認為發動武裝起義，推翻君主政府，建立革命政府的時機已經來臨。可是缺乏武器，他們決定發動起義時，奪取軍械局的武器。

起義的日期定於5月12日，因為那天舉行的賽馬可能會轉移市區警察和部分資產階級的注意，市政廳的防衞工作將會放鬆。到了預定日期，五百多武裝革命者聚集在聖德尼街和聖馬丁街，在布朗基發出信號後，進佔了市政廳。但他們很快就被國王的軍隊包圍起來。一場力量懸殊的戰鬥持續兩天多，起義終於被鎮壓下去了。巴爾貝斯受傷被捕；布朗基僥倖脱逃。

但在10月14日，當他準備乘馬車去瑞士時不幸被捕。在1840年1月受審時，他拒不招認，被判死刑後同巴爾貝斯一樣減為無期徒刑。他被送到聖米歇耳山監獄，這監獄是法國最黑暗的監獄之一，它是矗立在岩石上的一座龐大的石頭建築物，和岩石混成一體。這座古老的修道院，從十七世紀末才成為監獄。

七個月以前，巴爾貝斯、馬丁-貝納爾、德耳薩德（Delsade）和其他一些人曾被關進聖米歇耳山監獄。這個監獄的管理制度是可怕的：鐵鐐、拷打、苦刑、獄吏的辱罵、骯髒、蝨子，這一切痛苦和折磨使一些人自殺，使另一些人發瘋。布朗基立刻準備越獄逃跑。

在動身去聖米歇耳山監獄之前，布朗基已經約定他的妻子遷往離監獄不遠的地方居住，但她由於生病，一直不能實現這個計劃。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裏，布朗基等待着她的病癒。蘇珊恩·阿美利卻不幸於1841年1月31日去世，當時她不過二十六歲。

這個噩耗給布朗基帶來了嚴重的打擊。他自己也承認，在好幾年中，他每天都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布朗基的兒子在外婆家接受了宗教教育，這種教育使他後來反對自己的父親。

越獄工作在布朗基母親的參與下，經過長時間的準備之後，布朗基、巴爾貝斯、馬丁-貝納爾、於貝準備逃走。但這個計劃最後遭到了失敗，監獄的看管比過去更嚴了。監獄惡劣的生活條件威脅着本來就很虛弱的布朗基的健康。

1844年，布朗基被監禁在聖米歇耳山監獄四年以後，被轉移到圖爾監獄，不久送進了醫院，在那裏仍然受到嚴密的監視。而其他起義者則被轉移到別的監獄。當醫生診斷布朗基的病已不可救藥時，路易·菲力浦在1844年12月6日對他宣佈特赦。但是布朗基堅決拒絕接受國王的恩賜。

在他12月26日致圖爾市長的一封措詞激烈的信中，他曾公開地作了這樣的表示。他留在醫院裏，卧牀二十個月。直到1845年10月，才能起牀，並逐漸恢復健康。在圖爾醫院期間，許多工人和政治活動家紛紛前來探望。他又和革命人士重新取得了聯繫。

1846年，由於經濟危機，圖爾市發生了多次暴動，當時有人告發，説當地的共產主義社團是在布朗基的唆使下發起暴動的。因此，布朗基再度入獄。1847年4月26日到29日在布盧瓦進行審判時，由於缺乏證據，布朗基又被放回，重新回到圖爾醫院。1848年的二月革命，才解放了他。

2月25日他到達巴黎。許多秘密社團的成員，他的新老擁護者和年輕的革命者，都開始團聚在他的周圍，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布朗基的名字就是為共和政體而鬥爭的象徵。

就在2月25日，布朗基得知臨時政府無視人民羣眾的要求，竟然拒絕在市政大廳上空懸掛紅旗。秘密社團的成員知道這個消息後，感到極大的憤慨，他們都聚集到普臘杜大廳，商討措施，準備向政府施加壓力。

當時，成千上萬手拿武器的秘密社團的成員和革命青年，準備前去推翻臨時政府。而布朗基卻以有力而冷靜的演説，勸告當時在場的人不要這樣做。他主張先看一看臨時政府今後的行動，不要魯莽從事，以免政權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裏。

同一天晚上，布朗基和德薩米（Dézamy）在普臘杜大廳成立了一個取名為“中央共和社”的俱樂部。從此，布朗基主要就在這裏從事他的活動。他成了這個社的主席和思想領導人。每天，布朗基都在“中央共和社”所在的貝熱爾街音樂學院禮堂內講演，向“中央共和社”的成員們講解當時發生的事件，提出未來的計劃，並號召他們行動起來。

在革命的初期，布朗基對工作從來沒有放鬆過。不管是在工人住宅區，還是在俱樂部內部，他都注意發展社員，團結那些忠於革命的人。他不久就對臨時政府的政策感到失望。從3月2日起，他一直要求臨時政府採取堅決的行動。

布朗基看到人民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在思想上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如果立即進行選舉，結果必然會使政權落入反動分子的手裏。因此，在3月7日和14日，他在“中央共和社”發表演説，要求推遲原定在4月9日舉行的選舉；3月17日，他又組織了一次和平的，但給人深刻印象的示威遊行，在遊行時參加者高呼口號，要求延期舉行選舉。

法國的階級鬥爭日益尖鋭。資產階級完全瞭解布朗基是他們最危險的一個敵人。反革命當局不遺餘力地想消除布朗基對工人羣眾的影響。他們對他發動了一次誹謗運動，其中最醜惡的攻擊是警察當局編造了一本所謂《塔色羅文件》的誹謗性小冊子。

簡單地説，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塔色羅（Taschereau）是一個毫無原則的新聞記者，他毫無區別地效忠於各個不同的政府，在現政府的唆使下，1848年3月31日，他在自己發行的《回顧雜誌》第一期上發表了一個文件，題為“×××就1839年5月12日事件向內務部長的招供”。

根據這份文件，供詞是1839年10月22、23、24日招認的，那正是布朗基由於5月12日事件被捕的時期。供詞的內容和觀點企圖使人相信，這一“供詞”是布朗基招供的，彷彿是布朗基在同內務部長三次會面中泄漏了“家族社”和“四季社”的秘密，出賣了這兩個組織的主要領導人，最後還供出了5月12日示威前的一些情況。

這個文件沒有人簽名，看得出是根據打入秘密組織的特務偽造出來的。發表這個文件的目的顯然是要用造謠誣衊的手段來毀壞布朗基的威信，減少他對革命的影響。

4月14日，布朗基發表了《公民奧古斯特·布朗基的公開回答》，上面有他的五十個朋友的聯合簽名。在這篇文章里布朗基痛斥了《塔色羅》文件編造者的無恥行徑，指出這些造謠誣衊是荒唐無稽的。我這個衣衫襤褸、遍體鱗傷、衰弱不堪的人，竟被栽上了叛徒的罪名！而路易·菲力浦的走狗反而搖身一變，成了擁護共和國的漂亮蝴蝶，在市政廳的地毯上翩翩起舞……

市政廳的反動分子們，你們是下流的東西！四百多個前政治犯聯名抗議對布朗基的誣告。這抗議書發表在4月14日《論壇報》和4月15日的《國民報》上。捍衞布朗基的聲譽的人中間有德薩米。而布朗基的一位老戰友，阿爾芒·巴爾貝斯卻站在誹謗者一邊。

這一打擊是沉重的，然而布朗基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一天的革命工作。4月16日，他來到馬爾斯廣場，工人們正聚集在那裏選舉國民自衞軍的參謀。他們將從那裏出發到市政廳去向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組織勞動就業，取消人剝削人的制度”。但是，工人們遇到藉口“挫敗共產主義者陰謀”而動員起來的國民自衞軍的阻擋。

4月23日立憲會議選舉的結果證明了布朗基要求推遲立憲會議的選舉是英明和有政治遠見的。選舉那天，許多城市都發生了街壘戰。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衝突，4月27和28日在魯昂表現得最為激烈，工人們真正地遭到了屠殺；這是一次新的“聖巴託羅繆之夜”。布朗基為這一事發表了聲明，指出政府要對這一次屠殺負責，他問道：“這是對人民的背叛還是怯懦的行為？人民流的鮮血，不應該也不能白流。”

立憲會議於5月4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議會正式承認在法國成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是合法的。在新政府裏，沒有工人代表的席位。巴黎的人民羣眾大失所望。5月15日的示威表現了他們對政府新措施的不滿情緒。工人們為了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衝進了正在進行立憲會議的會場。他們要求政府立刻援助波蘭的起義者。

布朗基在立憲會議上發表了演説；但他並不是這次示威運動的倡導者；相反，他認為這次示威可能失敗，曾試圖阻止他的俱樂部成員參加。在立憲會議上，布朗基要求立即支援波蘭人民，追查魯昂事件，懲辦兇手，更重要的是要求實行社會改革：使全體失業工人就業，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

示威羣眾宣佈解散立憲會議後，衝向市政廳，在那裏成立了由巴爾貝斯、拉斯拜、阿爾伯（Albert）、賴德律-洛蘭（Ledru-Rol-lin）、路易·勃朗（Louis Blanc）等人組成的新政府。布朗基當時沒有到市政廳。

但是，市政廳很快就被軍隊佔領了。軍隊驅散了羣眾，逮捕了巴爾貝斯和阿爾伯。布朗基躲藏了十一天，到5月26日被捕，並被送入了文森堡監獄。布朗基聽到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起義被資產階級淹沒在血泊中以及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的消息時，對於自己在獄中無能為力而感到痛苦。

一直等列1849年3月7日，在布朗基入獄九個月以後，高等法院才在布爾日審訊5月15日示威參加者的案件。審判在布爾日舉行。這時布朗基已經四十四歲。他臉色蒼白，形容憔悴，頭髮全白，看起來象一個老人。但是，儘管監獄生活還是艱難困苦，都沒有動搖過他的意志。像在1832年“十五人案件”時一樣，布朗基是自己的辯護人。站在維護人民事業的前哨，我所受到的打擊從來不是直接針對我的。

時間已經完全證明：不論用誰的手向我發射的箭都是通過我的身體打擊革命。這就是我的辯解，也是我的榮譽。在最後一次法庭審判中發生了巴爾貝斯和布朗基衝突的痛心場面，因為巴爾貝斯又提出了“塔色羅”文件來攻擊布朗基。在答覆巴爾貝斯的攻擊時，

布朗基説：古希臘把英雄時代的一切豐功偉績都歸功於赫克勒斯（Hercule）；反動派則把一切罪惡和暴行都歸罪於我。

國家高等法院在布爾日審理的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告人案，1849年波爾多工人聯合印刷所。布朗基在回答誣衊他和他的朋友們曾經在5月15日企圖用暴力解散立憲會議的指控時，帶着譏諷的口吻回答説：他們是有組織起義和秘謀經驗的，所以絕對不會做出像5月15日那種示威的行動。於是他就在法庭上熱烈地陳説了解散立憲會議可能採取的計劃。

1849年4月2日，布朗基被判處10年徒刑。他和巴爾貝斯被送進了小縣城杜朗（松姆省）的一所監獄。布朗基在杜朗監獄裏呆了19個月。在這所監獄裏，他按照平日的習慣，讀了許多書，寫了許多文章。1850年10月20日，他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移送到大西洋中的貝爾島監獄。在轉移到貝爾島的途中，布朗基在巴黎的馬紮斯監獄中呆了一個短時期。

在貝爾島的監獄中，布朗基一直呆到1857年12月。當時在貝爾島監獄裏，將近有二百五十名政治犯。這個監獄的制度並不十分嚴格。犯人們每天在一定的時間能夠見面、談話、在一起吃飯，等等。在這種時候，他們常常對政治和哲學的問題展開熱烈的爭論。

他們很快就形成了兩個對立的派別：布朗基派和巴爾貝斯派。起初，布朗基分子佔少數。巴爾貝斯恰恰相反，他的周圍聚集了那些反對布朗基和迫害布朗基的人。

有一個時期布朗基甚至擔心有生命的危險。他曾經建議同巴爾貝斯進行公開的辯論，但遭到了後者的拒絕，慢慢地，布朗基團結了大部分犯人，主要是工人囚犯。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來聽布朗基講解政治經濟學。

1851年2月，在二月革命三週年的時候，布朗基寫了一篇給在倫敦的法國流亡者的著名“獻詞”，題目為：“人民要警惕”，他譴責了路易·勃朗、賴德律—洛蘭和其他1848年“社會主義者”的叛變行為。當時馬克思住在倫敦，他把這篇“獻詞”譯給了德國共產主義者看。馬克思認為，這篇“獻詞”是對不久以前的階級鬥爭的總結。

在貝爾島，布朗基讀了許多書，研究了哲學、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和地理學，而他最喜歡的是地理學。他的母親和姐妹給他寄了許多書籍和地圖。布朗基常寫一些文章、新書評論，並且和他的朋友們通信。他熟悉監獄外面發生的事情。

1851年11月，他寫給曾在貝爾島監獄中囚禁過的魯日埃（Rouget）的一封信中，就預言法國發生政變近在眉睫，果然，1851年12月2日政變就發生了。1853年，他就提到克里米亞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在監獄裏度過半生的布朗基，對監獄環境有着驚人的抵抗力。像他這樣衰弱的身體竟能經得住如此多次的考驗，實在使人感到驚訝。由於他有一種罕見的精神力量，使他能夠擺脱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全神貫注於自己的內心世界。

他規定了一套日常飲食起居的制度，嚴格地加以遵守。他注意體育鍛煉，嚴格控制飲食：——不喝酒，少吃肉，儘量多吃乳製品、蔬菜和水果。在貝爾島監獄，他花費了許多時間和勞動來種植窗前的一小片菜園，種植了草莓和蔬菜。

1852年底，布朗基準備越獄。那時，他母親和他十五歲的兒子來到貝爾島。他母親為他的越獄作了一切必要的準備。但是，內務部截獲了他放在一個漁夫簍子夾層裏的一封信，知道了這件事情。因此，布朗基單獨被關進了地牢，看管也更加嚴了。

1853年，布朗基和關在他隔壁牢房的卡扎旺重新準備越獄。他們想逃到英國去。於是他們設想了一個大膽的計劃，要實現這個計劃需要很長的時間。布朗基和卡扎旺在他們牢房裏放了兩個假人，穿着他們的囚衣，象他們平常那樣坐着。為了使他們的越獄不被立即發現，在一個長時期裏，他們兩人不再回答看守的問話和點名。看守們不久習以為常，便不再注意他們了。

1853年4月5日，布朗基和卡扎旺冒着傾盆大雨越獄。他們到了一口井邊，沿着繩索滑到井水的水面，在這井裏一直待到巡邏兵走過，然後，他們爬出水井，翻過圍牆，摸索一整夜才穿過了小島，最後，走得精疲力竭，才到了預定的地點一個漁夫的小屋，躲藏在閣樓上，一直等到天明。

那個漁夫已經從布朗基和卡扎旺手中得到一筆鉅款，答應把他們送到大陸去，但他出賣了他們，向監獄當局告發了他們的越獄逃跑。布朗基又被投入貝爾島富凱監獄的地牢，不久，他被轉到政治犯監獄，但是受到較前更為嚴密的監視。1854年秋，巴爾貝斯獲釋，監獄中兩個對立黨派之間的關係有了改善。

1857年，布朗基和三十一個難友一起被押送到科西加島的科爾特，在這裏，他們受到了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布朗基被關在陰暗、潮濕的科西加監獄，直到1859年4月2日。後來，根據1858年頒佈的所謂公共安全法，布朗基被送到非洲的麥斯卡拉。

1859年8月16日大赦之後，布朗基才獲准重返巴黎。但在返回巴黎途中，他在土倫又二次被捕，有被流放到開雲去的危險。後來，在他姊姊昂土瓦恩夫人的協助下，終於獲得了釋放，返回巴黎。在巴黎，他見到了他的兒子。這時候，他兒子已經二十四歲。布朗基在坐牢的歲月裏，僅僅和他兒子見過五六次面。

他兒子是一個鼠目寸光、精神空虛的人，和他父親毫無相同之處。他對他父親的瞭解如此不夠，以致要他父親拋棄政治鬥爭，和他一起過小市民的生活。

在巴黎，布朗基又遇到另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他得悉他保存在母親那裏的手稿——長年累月的勞動果實，已經按照他母親1858年逝世時的遺囑被燒燬了。這消息使布朗基極為傷心。

布朗基回到巴黎不久，又訪問了倫敦。在這裏住着許多避難的法國政治家，其中有布朗基的朋友拉康勃勒（LacamAbre）和巴特爾米（Barthélemy）。回到巴黎以後，布朗基又從事革命活動，積極重建一個社團。他巧妙地躲開警察，但警察追蹤不放，最後還是逮捕了他。

1861年6月，他被控告參與組織一個秘密團體，而被判處四年徒刑。這一判決引起了廣大革命人士的憤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布朗基有很高的評價，把他看作是“法國革命黨”的代表，因此，他們在經濟上幫助他的朋友德隆維耳（Denonville）出版一本揭露對布朗基進行卑鄙陷害的小冊子。布朗基又一次被關進聖彼拉奇監獄。

早在1832年為十五人案件辯護和在1835年“家族社”案件後，他就在這裏坐過牢。這個監獄曾經監禁過許許多多法國的政治家。在1793年就關過羅蘭夫人和一些吉倫特黨人；隨後又有貝朗熱（Béranger），保羅·路易·庫裏埃（Paul-Louis Courier）、馬拉斯特（Marrast），歌德弗樂·卡芬雅克、陶米埃（Daumier）、拉梅耐（Lamennais）、費利克斯·皮阿特（Félix Pyat），1848年的革命者們。

布朗基沉默寡言，不愛交際，對不相識的人存有戒心，然而他象一個磁極那樣吸引了牢裏的犯人，他們中間有些人成了他的朋友或者忠實的信徒。他那淵博的知識，堅強的性格，長期“被監禁”的命運，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和對議會共和黨所採取的尖鋭批評的態度，都使他的威信不斷提高。

布朗基同居斯塔夫·特里東（Gustave Tridon）和醫學院學生維爾納夫（Villeneuve）、克雷門梭（Clemenceau）等人的關係特別密切。在這裏他也同阿爾杜爾·朗克（Arthur Ranc）很接近，正是這個朗克把自己的《浪漫主義密謀》一書獻給了布朗基，有一個時期成了狂熱的布朗基主義者。也就是在這聖彼拉奇監獄裏，誕生了布朗基派。

1864年，布朗基患了病。人們把他送進耐格醫院，放在一間單人病房，受着警察的監視。他的朋友們常常去探望他。就是在這裏，他認識了沙利·龍格（CharlesLonguet）①。

①沙利·龍格是法國新聞記者，工人運動的參加者。六十年代中，他在巴黎出版了一些反政府的報紙，如《學派報》、《左岸報》等。這兩種報紙都被查封。龍格流亡到了比利時，繼續出版《左岸報》。1866年1月，龍格被選進第一國際總委員會，代表法國參加洛桑、布魯塞爾和海牙會議。積極參加巴黎公社。在巴黎公社遭到鎮壓後逃到倫敦，到1880年才回國，並接近激進分子，同克雷門梭合辦《正義報》。他曾把馬克思的著作《法蘭西內戰》譯成法文。他是馬克思的女婿。

1865年初，布朗基參加了《誠實報》的出版工作，該報主編是布朗基的得意門生居斯塔夫·特里東。布朗基用蘇珊美耳（Suzamel）（蘇珊恩·阿美利是他妻子的名字）的假名在《誠實報》發表了幾篇有關哲學和科學的文章。但是，該報只出版了八期，報社就被查封，領導人也被逮捕。布朗基試圖從醫院裏逃走。他重新在晚餐和點名時缺席，並且使得監視者對於這件事漸漸習慣。

有一天，他裝上淡色的假髮，戴上寬邊的帽子，混在他朋友卡扎旺、朗布蘭（Lamblin）和勒夫勞（Levraud）兄弟中間，在看守他的警察面前走過，乘火車順利地到達布魯塞爾。布朗基逃脱的第二天給巴黎報界寫了一封公開信；信裏説，被判處四年監禁卻坐了四年零六個月的牢，“責任迫使他謝絕這一百天追加的贈禮”。他因為害怕在監禁期滿後被送往開雲監獄，因而不得不逃跑。

在布魯塞爾，他住在他朋友瓦託博士（Dr．Watteau）家裏。在這裏他認識了許多人，又見到他的朋友沙利·龍格，龍格這時在布魯塞爾編輯《左岸報》。

1865年在列日召開的國際學生代表大會①上，布朗基遇見了特里東，認識了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②和格朗日（Granger），格朗日後來成了布朗基最親密的朋友。在這幾年裏，布朗基寫了許多文章。他在六十年代末所寫的一些研究政治經濟學、哲學和社會主義問題的文章，在他死後編成兩卷出版，書名叫做《社會批判》。

國際學生代表大會（1865年10月29日到11月1日）在列日召開。巴黎代表們回去後就被學院理事會叫去詢問，受到了各種不同的紀律處分。1865年12月底，在大學裏引起了巨大的騷動。各學院的課程都暫時停止了。

保羅·拉法格（1842－1911年），法國社會主義者、哲學家和政論家。年輕時代信仰蒲魯東的思想，後來信仰布朗基的思想。1865年同馬克思認識後，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後來終身廣泛宣傳馬克思的思想。他同蓋德一起建立了法國社會黨，拉法格寫了許多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傑出的文章。拉法格的理論著作中最有名的有《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語言和革命》。拉法格是馬克思的女婿。——譯者

在這時期，布朗基繼續同他巴黎的朋友們通信。就在這個時期，在法國成立了布朗基戰鬥隊，隊員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到1870年，戰鬥隊的人數達到二千五百人。布朗基經常秘密來到巴黎呆一個短時期。後來，當組織活動大發展時，布朗基有時還在巴黎住上幾個月。

1867—1868年，布朗基寫了《有關武裝起義的指示》，詳細闡述了革命和巴黎專政建立後應該採取的措施，説明了他的鬥爭計劃，指出應該在哪些街道上修築街壘，提供了告人民書和告軍隊書的典範，等等。布朗基的朋友催促他轉入反對帝國的公開鬥爭，他們認為全國總形勢和人民對現政府的普遍不滿情緒有利於起義。

但是，布朗基由於害怕再度失敗而採取慎重的態度。在為被波拿巴家族的一個成員殺死了的那個年輕記者維克托·努瓦（Victor Noir）舉行葬禮的那天，布朗基還試圖舉行起義。但是這次嘗試沒有成功；儘管議院和人民中的情緒慷慨激昂，但廣大羣眾和軍隊之間並沒有發生衝突。

1870年普法戰爭時期，法國軍隊一開始就節節失利，引起人民羣眾對帝國的極大憤慨。人民聚集在協和廣場上公開表示憤慨不滿。布朗基派認為，此刻可以輕而易舉地推翻帝國，於是急忙把布朗基從布魯塞爾叫來。布朗基在8月12日抵達巴黎。預定14日在工人區中心拉維萊特大街舉行起義，他們打算佔領拉維萊特大街的消防隊兵營，奪取武器，然後宣佈成立共和國。但這次起義又遭到失敗。大部分起義的倡導者被捕，有些人被判處死刑但是沒有執行。

9月2日拿破崙三世在色當投降以後，帝國就垮台了。9月4日法蘭西共和國宣告成立，由阿拉戈（Arago）、克萊米約（Cré-mieux）、法弗爾（Favre）、甘必大（Gambetta）、加爾涅－帕熱斯（Garnier－Pagès）、洛許福（Rochefort）、儒爾·西蒙（Jules Simon）和特羅胥（Trochu）將軍等人組成的國防政府在巴黎成立。

在9月4日革命後不久，布朗基建立了俱樂部，並出版了《祖國在危急中報》。在9月7日該報第一期上，布朗基號召人民羣眾支持政府；在共同敵人面前應該消除一切分歧。他不懂得資產階級政府由於它的反革命本質是不可能保衞祖國的，是不會按照民族利益行事而只會按照階級利益行事的。布朗基辦報最親密的合作者特里東、勒夫勞兄弟、雷格那（Regnard）、格朗日和魏萊（Verlet）也同樣號召人民聯合起來保衞祖國。

報紙從9月7日到12月9日一共出版了89期，每一期布朗基都發表了文章、號召或聲明，指出應該如何保衞巴黎，以及為了保衞巴黎必須採取哪些措施。這些建議顯示了布朗基的高度智慧，他的高瞻遠矚和豐富的軍事知識。每天晚上，布朗基在俱樂部裏揭露政府的錯誤和罪惡，並指出應採取措施來建立一支國民軍。

9月，在一次國民自衞軍集會上，布朗基發表了演説，之後被選為第一百六十九營的司令。但他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並不長，因為特羅胥將軍在10月19日解散了這個營。布朗基在一期《祖國在危急中報》中寫道：“國防工作的第一個行動應該是撤換那些使國防癱瘓的人。”國防政府和領導巴黎武裝力量的特羅胥將軍在法國人民面前暴露了他們民族叛徒的真面目。

10月31日，當麥茨投降的消息傳到巴黎時，人民羣眾表示極大憤慨。麥茨的投降使巴黎受到威脅；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來保衞首都。這一天，人民羣眾和國民自衞軍的各營佔領了市政廳，並準備在逮捕政府閣員之後，組織臨時委員會來負責保障公共安全和確定市政選舉。布朗基和他的擁護者領導了10月31日運動，布朗基被提名為新政府的候選人。

但是，10月31日運動和以前歷次運動一樣遭到了失敗，國防政府把持了政權，但保證不追究起義的參加者。布朗基仍舊留在巴黎。在他繼續發行的報紙中，他號召全體武裝公民保衞巴黎，譴責政府不採取行動：合法的權力屬於堅持抵抗的人，今天的選票就是子彈。

布朗基和他的夥伴在1871年2月22日為推翻國防政府而舉行的示威遊行中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巴黎無產階級這次的示威遊行也和其他示威遊行一樣，因為缺乏充分的準備而遭到失敗。甚至在巴黎投降和1月28日簽訂停戰協定之後，布朗基還希望法國能得到挽救。

1871年2月8日將進行國民議會的選舉。在各俱樂部、委員會和報紙編輯部所提出的四十三個候選人名單中沒有布朗基的名字。然而布朗基在選舉中還得到了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九票。選舉結束之後，他決定去波爾多。2月12日布朗基離開巴黎時，發表了一篇公告，題為《最後一言》。

在公告中，他概述了他在《祖國在危急中報》中所闡述的一切論點。他談到巴黎被圍時政府應該採取的行動，保衞巴黎本來應該採取的措施，談到必須把首都一百萬婦女和兒童疏散到外省，從外省調集同樣數目有作戰能力的青年到巴黎來，談到巴黎的給養問題，談到徵發外省軍火庫中的武器供巴黎使用，等等。《最後一言》結束時控訴了政府的叛賣行徑。

為了擺脱巴黎的事件，得到短時間的休息，布朗基從波爾多到了路里埃（洛特省）他侄女家。但他休息不久，就病倒了。就在這時，3月9日，他因參加10月31日的起義而受到審判。

政府背棄了不追究起義倡導人的諾言。根據司法部的決定，布朗基於3月17日在路里埃被捕，儘管他病情嚴重，3月18日還是被送進了斐熱克醫院。就在這同一天，巴黎的工人階級奪取了政權，宣告成立巴黎公社。當公社的劊子手梯也爾聽到捉住布朗基的消息時高聲喊道：“我們終於抓到了這個大壞蛋。”

3月20日，布朗基被轉移到卡奧爾監獄，同普通刑事犯關在一起，直至後來又把他送進隔離獄室。3月26日，巴黎兩個區選舉布朗基為巴黎公社委員，同時當選的布朗基主義者有特里東、厄德斯（Eudes）、夫路朗（Flourens）、埃杜華·瓦揚（EdouardVaillant）、裏果特（Rigault）等人，他們都在3月18日革命中起了積極作用。

在第十八區和第二十區當選。在公社的第一次會議上，布朗基被選為名譽主席。布朗基的朋友們想向梯也爾政府建議，公社以達爾布瓦（Darboy）總主教等某些人質交換布朗基。總主教的一個心腹和梯也爾進行一個多月的談判，但毫無結果。甚至用七十四個人質作為交換，梯也爾也不願意釋放布朗基，他説：“把布朗基交給叛亂分子，就等於給他們輸送一個團”。

談判失敗之後，公社撥了五萬法郎以便幫助布朗基逃出卡奧爾監獄。這項任務交給了布朗基的密友格朗日，但他沒有能夠完成任務。5月22日，布朗基被送往位於莫爾來海灣的託羅監獄，他晚了兩天，才到達那裏。那時，布朗基已經六十六歲，他的健康受到了損害，而託羅監獄的制度又十分苛刻。

布朗基的牢房在地下室，寒冷、陰暗和潮濕。這裏的防範也非常嚴密。衞隊長奉命發現布朗基稍有逃跑的企圖就向他開槍；布朗基散步時總有武裝衞兵跟着；船隻不準靠岸，等等。另外，監獄裏不斷髮出的嘈雜聲，妨礙布朗基的工作和休息，飲食也十分惡劣。在他自己只有一人時，布朗基常常陷於沉思。

散步時，他觀察天空、海洋，注視行星的運動。他那觀察的結果在《星體永恆論》和有關黃道光成因的報告中重新出現，這個報告後來於1872年1月8日在科學院宣讀，並且在1月27日《法蘭西共和國報》上發表。同一年，《星體永恆論》的單行本也在巴黎出版。

1871年11月12日，布朗基突然被移送到凡爾賽監獄。被拘留了差不多一年之後，到1872年2月15日和16日，凡爾賽第四軍事法庭才對他的案件進行審判。罪名是他參加10月31日事件和其他幾次運動，以及對巴黎公社應負“道義”上的責任。

那時布朗基六十七歲，已經是一個滿頭白髮、臉色蒼白，形容憔悴的老人。但是，任何一個監獄都不能從精神上摧毀他。他在法庭上駁斥了一切控告的論據，並在最後驕傲地宣告：我在這裏受審並不是為了10月31日事件。這事件只是我的罪過中的最小的一個。我在這裏代表的是共和國，被君主政體拖到你們法庭上來受審。政府委員先生先後審判了1789年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9月4日的革命。

正像他所説的那樣，這是用君主政體的思想，用和新的法權對立的舊的法權名義來審判我，而我身在共和國，卻要被判罪。布朗基被認定有罪，判處流放，並褫奪公民權利。最高法院撤銷了這一判決，但是4月29日，第六軍事法庭又將布朗基判了刑。

有人打算把布朗基放逐到公社社員流放的地方新喀里多尼亞島去，但醫務委員會認為他受不住長途跋涉。這個終身罪犯就被押到克萊爾沃中心監獄（奧布省）。克萊爾沃原來是一座古老的修道院，1789年改成了監獄。布朗基到這裏時，發現已經在這裏關着一百四十名政治犯，他們都是因為參加巴黎公社而被判罪的。

布朗基被關在一個長二米、寬一米五、只有一條狹窄窗縫的單人牢房裏；他同其他犯人隔離了，很少允許他接見親屬的探望。在克萊爾沃潮濕的牢房裏，布朗基的健康徹底地受到了損害；長年累月，他病在牀上不能起來。後來，給了他一間寬一點的牢房，但仍然使他處在以前一樣的隔離狀態中。他寫信給他姊姊説，在這間牢房裏他感到象被“活埋了”一樣。

1878年1月，社會主義的《平等報》發動了一個要求釋放布朗基的運動。人們提他為議會選舉的候選人。1879年4月的第二輪選舉的結果，他以六千八百零一票對五千三百三十票擊敗了資產階級共和黨候選人甘必大的朋友拉凡屠容（Lavertujon），當選為波爾多的議員。但下議院宣佈布朗基當選無效。

然而，要求釋放和選舉這個“獄中人”的積極活動，終於迫使政府於1879年6月特赦了布朗基。布朗基在克萊爾沃監獄被監禁了八年零三個月。這是他一生中所坐的最後一個監獄。他一共被監禁了三十七年。

他出獄的第二天，已經七十四歲了。在他七十六歲的姐姐陪同下，他回到了巴黎。布朗基於6月25日動身去向波爾多選民表示感謝和以競選者的身份在他們面前出現。布朗基受到波爾多市民的熱烈歡迎。但在競選時，他的敵人搬出了《塔色羅》文件，雖然文件裏並沒有任何證據説明他有罪，他還是比他的競選者少得了一百五十八票。但這次挫折並沒有使他灰心失望。

他採取走遍全法國的辦法，在許多工人集會上發表演説，受到工人羣眾的熱烈歡迎，在波爾多、馬賽、土倫、里昂、尼斯等地，人們還為他舉行宴會。1880年夏天，布朗基又被提名為里昂的候選人，但他沒有得到多數票。6月，他恢復了公民權。11月初，他作為共和國委員會代表團的成員去意大利出席紀念加里波第（Garibaldi）慶祝活動。

11月底，布朗基和他的朋友格朗日、厄德斯、瓦揚與其他一些人創辦了《既非上帝又非主人》日報，由布朗基擔任主編。由於缺乏資金，自第二十五期起被迫由日報改為週刊。在這同時，他還寫了一本小冊子，題為《被奴役和受壓迫的大軍》（《Armée esclave et opprimée》）。

11月21日，在格朗日的陪同下，他向里爾六千名羣眾發表了演説，受到了熱烈的歡呼。一直到逝世時為止，布朗基似乎是為了彌補他在監獄裏喪失的時間，在巴黎工人集會上作了多次的演講。

1880年2月27日，他出席了在勒古爾帕街拉卡西禮堂召開的工人集會，作了擁護紅旗反對三色旗的最後一次演講。布朗基午夜一點鐘回到家裏，突然得了中風，跌倒在地。

1881年1月1日，經過五天與病魔鬥爭之後，不幸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六歲。1月5日舉行了葬禮。布朗基逝世的噩耗震動了所有的法國革命者。送葬的人數將近二十萬。全法國的進步組織都派遣代表攜帶花圈紛紛來到巴黎。布朗基的遺體葬在拉雪茲神父公墓。

1885年8月9日，巴黎工人在布朗基墓前修建了一座紀念碑，上面有儒爾·達路（Jules Dalou）精心雕刻的布朗基銅像。

布朗基的社會政治思想是在實際鬥爭中，在空想社會主義特別是巴貝夫學説影響下形成和發展的。他的實際革命活動和關於武裝奪取政權實行革命專政的思想遠優於一般空想社會主義者。

但他強調由少數革命者通過起義推翻剝削制度，他主張的專政仍然是少數革命家的專政，而不是整個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布朗基的革命活動和英勇獻身精神給予很高評價，同時對布朗基主義的錯誤觀點給予原則性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