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內戰

《法蘭西內戰》共分為三部分：恩格斯寫的導言、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兩篇宣言和正文。 ^[3] 

導言對馬克思寫的關於普法戰爭的兩篇宣言和《法蘭西內戰》正文作了總的介紹和高度評價，總結了法國五十年來階級鬥爭的基本經驗，指出了無產階級掌握武裝的極端重要性。同時，對《法蘭西內戰》正文進行了一些補充和發揮，包括：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勝利，必須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無產階級要認清國家的實質，必須剷除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此外，還列舉和總結了巴黎公社關於無產階級政權建設的重要措施。 ^[3] 

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兩篇宣言中，第一篇宣言指明無產階級應該堅決反對掠奪性的戰爭，必須以革命手段加以制止，揭露法國統治階級發動戰爭的罪惡目的，為法國工人階級制定了對待戰爭的方針和策略，戳穿了普魯士統治者參加戰爭的險惡用心，為德國工人階級制定了正確對待戰爭的方針和策略，説明只有在全世界消滅剝削制度以後才能根絕一切戰爭，實現人類的持久和平；第二篇宣言指出了普法戰爭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揭露了普魯土政府的掠奪計劃和德國資產階級所謂愛國主義實質，指明德國工人階級對待戰爭應採取的方針和策略，戳穿了法國“國防政府”的反動本質，指明瞭法國工人階級鬥爭的方針和策略原則，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發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反對侵略戰爭。 ^[3] 

正文四章中，第一章是全書的主線，中心思想是敍述普法戰爭所引起的法國政局的變化，揭露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投降賣國、挑動內戰的政策。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記述梯也爾政府發動內戰和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階級武裝起義的經過，分析和總結了巴黎工人階級用革命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的經驗教訓。第三章是全書的重點，中心思想是馬克思根據巴黎公社的實踐經驗，論述了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用暴力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原則。第四章的中心思想是揭露梯也爾政府玩弄反革命策略，勾結俾斯麥，殘酷鎮壓巴黎公社的罪行，歌頌巴黎無產階級的英勇鬥爭和自我犧牲精神，論述了巴黎公社與第一國際的關係，闡明瞭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 ^[3] 

1848年革命失敗後，歐洲工人運動走向低潮。但是，進入60年代，它又開始升騰。1864年9月，有英、法、意、波等國代表參加的國際工人代表大會在英國倫敦召開。大會宣告成立“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併產生其領導機構總委員會，馬克思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和精神領袖。 ^[2] 

在第一國際的指導下，法國革命形勢得到迅速的發展。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變後，法國工商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大金融資產階級實際上控制着國家，這個階級的寄生腐朽生活和廣大人民的貧困形成非常鮮明的對照。路易·波拿巴的專制主義恐怖政治，也使羣眾難以容忍，這一切都在促使法國工人階級的新覺醒。他們從要求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時間的經濟鬥爭，很快轉向反對帝制政府、爭取民主權利的政治鬥爭。1865年1月所建立的第一國際巴黎支部，到1870年春季已增長為25個，因而便組成第一國際巴黎支部聯合會，其會員和同情者近25萬人。 ^[2] 

法國工人運動的高漲，對路易·波拿巴的帝國構成嚴重的威脅。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路易·波拿巴決定採取發動對外戰爭的冒險辦法。1870年7月19日，其向普魯土帝國宣戰。但普法戰爭伊始，法軍便處於被動地位，節節失利。9月2日色當戰役，10萬法軍投降，路易·波拿巴也做了俘虜。法軍失敗的消息傳到巴黎，廣大工人、市民和自動組織起來的人民武裝國民自衞軍戰士包圍了政府大廈，宣佈廢除帝制，成立共和國，並組成“臨時政府”。但是，由於工人階級的真正領導人都囚禁在路易·波拿巴的監獄裏，所以政權被資產階級共和派（“國民報派”）和君主派竊據，第二帝國的將軍特羅胥成了政府首腦兼任巴黎總督。這一小撮政治投機家們將臨時政府稱為“國防政府”，揚言要繼續作戰，實際上是要防止工人掌握國家權力。9月19日，普魯士軍隊包圍巴黎。巴黎人民立即把國民自衞軍擴大為3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工人。他們選舉軍官，建立國民自衞軍中央委員會。每個戰士都配備槍支，市民們集資鑄造大炮，修築防禦工事。 ^[2] 

在武裝的工人階級和人民面前，國防政府十分恐懼，因而便於1871年1月28日同普魯士簽訂《停戰和巴黎投降協定》。2月17日改組政府，梯也爾擔任新政府首腦。他一上台就同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簽訂《臨時和約》，割讓亞爾薩斯-洛林地區給普魯士，賠款50億法郎，以換取俾斯麥政府的支持。梯也爾感到自己有了後盾，就毫不猶豫地發動反革命的內戰。3月18日，政府軍企圖奪取蒙馬特高地上國民自衞軍的417門對付普魯士軍隊的大炮。消息傳出，巴黎的工人和市民（包括婦女和兒童）傾城出動，包圍了政府軍。於是，法蘭西內戰正式開始。在人民的反擊之下，梯也爾幾乎陷於絕境，帶着一批官吏和軍隊逃往凡爾賽。“三一八”起義獲得勝利，巴黎的政權由國民自衞軍中央委員會所掌握。在他們的主持下，3月28日舉行普選，產生了巴黎公社委員會。5月21日，梯也爾在俾斯麥放回的10萬俘虜軍的增援之下，攻入巴黎，於28日佔領全市，進行血腥的大屠殺，對革命人民加以報復。至此，僅僅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被摧毀。 ^[2] 

從巴黎公社宣佈成立那天起，馬克思便開始蒐集和研究巴黎公社活動的消息，其中有法、英、德各國報刊資料，巴黎來人和來信中提供的情況等等。1871年4月18日，在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思提議就法國“鬥爭的總趨向”發表一篇告全體會員的宣言。總委員會批准了這一建議，並當即委託馬克思進行草擬。馬克思於4月下旬開始寫作，初稿完成後，又經過反覆修改，連續寫了三稿。巴黎公社失敗兩天之後（5月30日），馬克思向總委員會的委員們宣讀了這篇宣言，題目為“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致協會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並於6月13日以“法蘭西內戰”為標題在倫敦出版（英文版）。 ^{[2]  [5]} 

《法蘭西內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發展過程和歷史意義，總結了巴黎公社經驗教訓，提出了巴黎公社的原則即建設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軍隊、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權的一系列思想，具體可以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

①建設好無產階級政黨，堅持黨領導革命武裝。巴黎公社是第一國際的精神產兒，但“國際沒有動一個手指去促使它誕生”。正因為如此，巴黎公社沒有建立起堅強有力的無產階級政黨作為革命事業的領導核心。巴黎公社不缺乏民主，每個代表都能根據自己的職權發號施令，缺乏的是無產階級政黨對革命鬥爭集中統一的領導與指揮。巴黎公社失敗後，馬克思意識到無產階級“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工人階級這樣組織成為政黨是必要的，為的是要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這一革命的最終目標——消滅階級”。通過自己的政黨掌握革命武裝是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的首要條件，巴黎公社對此作出了生動驗證。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夠存在72天，就是因為組織了國民自衞軍；巴黎公社之所以只存在了72天，就是因為沒有用好用足國民自衞軍的強大力量，沒有立刻向當時毫無防禦能力的凡爾賽進軍，一舉粉碎梯也爾和他的那幫鄉紳議員們的陰謀。馬克思在總結中指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其首要條件就是組織無產階級的大軍；“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贏得自身解放的權利。” ^[6] 

②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雖然馬克思密切關注巴黎公社革命進程，並通過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向巴黎公社領導者提出過不少正確的決策建議，但並未得到熱忱採納。實際情形是巴黎公社委員分為多數和少數兩派：多數派是布朗基派，他們在國民自衞軍中央委員會里佔統治地位；少數派是國際工人協會會員，他們多半是蒲魯東派信徒。兩派罕有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者，“絕大多數的布朗基派不過憑着革命的無產階級本能才是社會主義者；其中只有少數人通過熟悉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瓦揚，比較清楚地瞭解基本原理。”正如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導言中所指出的，巴黎公社實踐宣告布朗基派社會主義破產，是蒲魯東派社會主義的墳墓，“無論是蒲魯東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歷史的嘲弄”。巴黎公社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但不夠徹底。馬克思認為：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應當落實到改變社會所有制結構的深層次當中去，“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制。”要剝奪剝奪者，把現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剝削勞動的手段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的工具。並進一步總結説：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與此同步，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藉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因此，“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6] 

③廣泛結成革命統一戰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早在總結1848年－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時。馬克思就説過：小農人數眾多，無產階級是他們的天然同盟軍和領導者；結成工農聯盟，“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不免是要變成孤鴻哀鳴的”。巴黎公社成立之際，農民們正受着憲兵、税吏、省長、僧侶和土地巨頭的統治，他們“自然地選擇了工人的巴黎而不是騙子們的凡爾賽”。但巴黎公社領導者缺乏對農民問題的足夠了解，也沒有足夠的時間深入農村發動羣眾，以致勢單力薄，遭受失敗。馬克思強調結成革命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認為不僅要聯合農民，還要團結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外國工人，共同反對高級僧侶、大地主、富有的資本家的反動統治。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擔負着人類解放的使命。無產階級革命同歷史上一切形式的革命一樣：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在於創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並以此作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物質前提與制度基礎。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政權性質給予高度肯定，認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6] 

④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組織建設廉價政府。在對巴黎公社的深刻總結中，馬克思創造性地提出了“議行合一”政體，這一政體以人民民主的新型國體為基礎。按照馬克思的構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要促使國家公共權力迴歸社會，實現人民對公共事務的普遍參與。由此，必須用直接民主與普遍選舉代替資產階級多黨共和與議會民主制，實現民主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馬克思盛讚巴黎公社成立後由人民直接行使權力，“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而且，武裝力量按民主原則組織、司法機關的官吏由選舉出來的法官取代、所有公職人員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等等。“公社是法國社會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國民政府。”“廉價政府”是馬克思提出的重要思想之一，其核心涵義有二：一是低廉的政府成本投入，二是擁有精幹、高效、廉潔的政府機構。馬克思高度讚揚了巴黎公社用國民自衞軍取代常備軍，將國家法官、警察和行政官員等國家官吏換成巴黎公社的機構和人員，取消政府兩個最大的開支項目。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把議會變成爭吵不休的清談館，巴黎公社擺脱了官僚主義和空談習氣，“公社是一個實幹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 ^[6] 

⑤實踐社會公僕理念，嚴格管控國家權力。馬克思澄清了國家起源之因，指出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由維護社會共同利益的管理機關發展而來。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些機關為追求自身利益逐漸與社會脱離，演變成凌駕於社會之上的主宰者。馬克思的論述暗含了權力異化的觀點，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使命就是要把這個被顛倒了的關係重新顛倒過來，確保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始終是人民的政權和為人民服務的政權。“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巴黎公社創設了多項新型制度安排。其中“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和“對所有公務員，無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等倍受馬克思恩格斯嘉贊。恩格斯在評價巴黎公社的兩個根本措施時説：“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代表機構的代表簽發限權委託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是剝削階級國家生成和演進的內在邏輯，《法蘭西內戰》高度肯定社會公僕必須由人民選舉產生、接受人民監督和人民羣眾有權罷免公僕等內容。 ^[6] 

1871年－1872年，《法蘭西內戰》先後被譯成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蘭文等多種文字。1891年，為紀念巴黎公社二十週年，柏林《前進報》出版社出版《法蘭西內戰》德文版第三版（紀念版）時，恩格斯重新校訂了譯文，併為該版撰寫了導言，還把馬克思寫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兩篇宣言收入這一版。此後，在《法蘭西內戰》的各種文字的單行本中均收有這兩篇宣言。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由吳黎平、劉雲（張聞天）翻譯的第一個《法蘭西內戰》中文版。1939年，上海海潮社出版了郭和依據《法蘭西內戰》日文本而翻譯的中文版，題為“巴黎公社”。1961年5月，為紀念巴黎公社九十週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其中第一次收錄了《法蘭西內戰》“初稿”和“二稿”兩個草稿的全文。同年，人民出版社還根據該書出版了單行本。1963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17卷，依據英文原文對《法蘭西內戰》中文版和兩個草稿進行了重新校訂。1964年，人民出版社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重新出版了《法蘭西內戰》中文版的單行本，並在1964年、1970年多次再版。《法蘭西內戰》的中文譯文還被收入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 ^[1] 

馬克思，全名卡爾·海因裏希·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出生在德國特里爾市。1835年至1841年，先後在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法律。1841年4月，獲得耶拿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842年10月至1843年3月，在《萊茵報》工作，並且擔任《萊茵報》的主筆。《萊茵報》被查封之後，於1843年5月與阿·盧格創辦《德法年鑑》。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和恩格斯受委託起草《共產黨宣言》。1848年至1849年歐洲革命中，和恩格斯創辦了《新萊茵報》。1864年9月28日，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的成立大會，並創作了《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國際工人協會臨時章程》。1875年德國工人運動愛森納赫派與拉薩爾派合併時，創作了《哥達綱領批判》。晚年根據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的新發現，研究東方社會特別是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創作了《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逝世後被安葬在倫敦海格特公墓。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