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

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的發展大致上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批判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尤其是揭露現實主義背後所隱藏的男性特質如何造就了性別化的國際關係認識，並將婦女與婦女問題引入國際關係研究，提醒應注意佔全球一半人口的婦女角色（經驗論）。換句話説，此階段僅是將女性經驗加入到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框架內來研究。 ^[2] 

第二階段更多地嘗試從社會性別而非單一性別的角度來理解國際關係，並建構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學。在本體論上以個人取代國家，從社會結構層面和個人日常生活實踐來建構理論；在認識論上是反對實證主義的主/客二元論與價值中立的宣稱；而方法論則是在性別的視角下，採用交叉學科的多元研究方法（立場論）。同時，不再將女性視為鐵板一塊，而是重視西方/第三世界以及白領/藍領婦女處境的差異性，並且體認到性別是與其它形式（如階級和種族）的認同（後現代、後殖民主義觀點）交錯在一起的。 ^[2] 

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現實主義長期以來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在其他社會科學門類已經給女性主義提供機會參與本學科的研究和建設以後，女性主義一直未在國際關係領域進行拓展。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研究才作為國際關係的分支學科，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幾乎同時發展起來。經過20多年的發展，為國際關係的研究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1988年6月，倫敦經濟學院的《千禧年》雜誌舉行了一個主題特別的會議——“婦女與國際關係”學術討論會。同年，該院刊物《千禧年：國際研究雜誌》(Millennium：JournalofInternationalStudies)冬季號發表相關會議文章，這一事件通常被認定為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正式確立的標誌。

以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的正式確立為節點，其發展可以分為前期的醖釀和萌芽階段以及學科正式確立後的發展階段。 ^[3]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婦女運動的發展，掀起了婦女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義學術應運而生，並深入到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各個領域。女性主義的研究也開始出現了涉及戰爭與衝突等傳統觀念中的“高級政治”的內容，指出傳統國際政治理論與實踐中的男性偏見。在這些早期的著作中，較為經典的有：1981年，簡·愛爾希坦的《公共的男子和私人的婦女》[1]出版；1987年，她的另一著作《婦女與戰爭》[2]面世；1984年，漢娜·皮特金出版《命運之神是一位婦女：社會性別與尼科洛·馬基雅維利思想中的政治》[3]；1987年，澳大利亞社會學家康奈爾的《社會性別與權力》[4]出版。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女性主義學者探討第三世界國家與婦女地位問題的著作。例如，西方後殖民理論思潮的代表人物斯皮瓦克的《他者世界：文化政治文集》(1987年)[5];斯里蘭卡女性主義學者庫馬裏·賈亞瓦迪那的《女性主義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1986年)[7]。1970年，丹麥女經濟學家埃斯特爾·博瑟魯普的《經濟發展中的婦女角色》[7]出版，此書以其嚴謹的學術性得到廣泛關注，聯合國以及國際援助機構因此開始注意到，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給兩性帶來的影響和變化是不同的。有關第三世界經濟發展、女性的貧困問題和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影響的著作還有吉塔·森與卡倫·格朗合著的《發展、危機和可替代的願景：第三世界婦女的視角》(1987年)[8]等，對全球經濟和一國經濟的宏觀發展與婦女狀況的關係進行了探討。以上涉及女性問題的著作較為零散，有的作者也並不是長期或專門關注女性問題的專家，因此，這一階段可以看成是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醖釀和萌芽時期。 ^[3] 

使女性主義思想在國際關係領域得以紮根併成長的標誌是三次研討會：1988年在倫敦經濟學院舉行的《千禧年：國際研究雜誌》研討會，1989年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研討會和1990年韋爾斯利大學的研討會。1988年倫敦會後，《千禧年》在其冬季號刊中收錄了此次會議的論文。其中包括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的開創者安·蒂克納的《漢斯·摩根索的政治現實主義原則：一種女權主義的重新闡釋》，該文是批判漢斯·摩根索著名的現實主義六原則的文章，還有弗雷德·哈利迪的《隱藏在國際關係背後：婦女和國際競技場》等。1989和1990年年會後，加利福尼亞大學研討會的組織者彼得森在1992年出版了韋爾斯利大學研討會的論文集——《性別化的國家》。

學科創立後，大量以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為主題的出版物湧現出來，包括文集、專著和學術刊物上的論文。其中代表性的有：1991年，由麗貝卡·格蘭特和凱瑟琳·紐蘭主編，英國開放大學出版社和《千禧年：國際研究雜誌》聯合編輯出版的論文集——《社會性別與國際關係》。此書是1988年《千禧年：國際研究雜誌》專刊的續本，共收錄了十篇文章，分別就國際關係領域不同的主題進行了研究。內容涉及分析國際關係中性別歧視的根源和表現，披露在第三世界發展進程中女性所處劣勢地位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從國別的角度分析探討女性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並研究了國際關係的變化對女性的影響。近 年來，後殖民女性主義學術開始關注種族、性別和階級在國際政治中的互動關係，如2002年喬杜裏和奈爾共同編輯出版的《權力，後殖民主義與國際關係：種族、性別與階級解讀》[9]，為國際關係研究作出了恰逢其時的貢獻，受到了普遍讚賞。

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研究的專著也逐漸增多。例如：1989年，辛西婭·安羅出版《香蕉、海灘和基地：對國際關係的女權主義理解》[10]，此書將研究對象選擇為被傳統國際關係忽視了的女性，如外交官夫人們、軍事基地和第三世界國家旅遊區的女性、好萊塢拉美女演員等，對這些女性的活動進行分析，揭示國際關係中的女性活動是如何一貫被忽視的以及國際關係在何種程度上受到社會性別的影響。1992年，安·蒂克納又出版了《國際關係中的社會性別：實現全球安全中的女性主義觀點》[11]一書，書中用社會性別分析論述了女性主義對國際關係、國家安全、全球經濟安全、生態環境安全的觀點，展示了不同女性主義派別對全球安全的不同看法。1993年，辛西婭·安羅出版了《逝去的清晨：冷戰結束的性政治》[12]。1994年，在《後現代時期的女性主義理論》[13]一書中，作者從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視角追溯了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理論發展史上的三次理論爭論以及女性和女性主義理論對爭論的參與和影響，指出在這些爭論中，有關社會性別方面的內容存在嚴重缺失。1995年，《國際政治中的婦女》[14]一書出版，此書的研究對象是可以對國際關係產生影響、具有一定權力的女性，如女總統、女總理、女政治家、女社會活動家。通過對國際政壇上的女性領導者進行分析，揭示了女性與國際關係之間的相互影響。1996年，《有女人的世界：女性主義國際政治》[15]則試圖通過女性主義對國際關係的重新建構，使人們突破傳統的對國際關係的理解，拓寬國際關係研究的視域。該著作把女性、社會性別關係和女性主義學術融入到國際關係研究中，分析了政治認同問題，探討了國際風雲的變化如何在一國國內的政治認同中發揮作用，國家認同、公民認同、殖民關係認同中的社會性別因素以及女性的經歷在上述認同政治中發揮的作用。作者還集中討論了戰爭與和平問題，論述了男性與戰爭、女性與和平的關係。該書還就國際化的勞動性別分工，發展、環境與人口問題中的性別政治等進行了分析。1998年以後，更多的女性主義研究專著面世。例如《民族主義的社會性別反諷：民族的性別化》[16]、《你變了嗎？：使婦女生活軍事化的國際政治》[17]、《社會性別的全球建構》[18]以及關於1981年來自西方多個國家的婦女在英國格林漢姆·康芒軍事基地外進行和平示威的《格林漢姆的女權主義酷兒：普通的婦女，不普通的行動》[19]等。2001年，奧佩爾的《男性氣質、國際關係與性別政治》[20]出版，集中討論了國際政治中的社會性別認同和社會性別主觀性的問題。

同時，西方國家更多的學術刊物將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這一新議題納入視野。由於部分刊物有較高的權威性和學術影響力，它們對女性主義學術的接納可以看作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研究已經被主流學術界所關注，再加上有國際關係研究的知名學者對其進行評論，使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研究得以同“主流”進行一定程度的溝通和對話，這是女性主義研究在此領域繼續前行的重要動力。

專門的女性主義刊物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國際關係方面的著述。如1988年《婦女與國際關係》專刊之後，多期《千禧年》雜誌都有涉及這一領域的文章。在女性主義雜誌《徵兆》(Signs)、《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Studies)以及《婦女研究國際論壇》(WomensStudiesInternationalForum)上也都陸續登載了相關的文章。1998年，為紀念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研究創建十週年，倫敦經濟學院出版了《千禧年：國際研究雜誌》紀念專刊：《用社會性別研究“國際問題”》。同年3月，桑德拉·惠特沃思的《女性主義與國際關係》一文在《女性主義法律研究》[21]上發表。文章在綜述學科發展狀況的同時，重點分析了國際計劃生育委員會(IPPF)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政策受到社會性別影響等方面的問題。

在非女性主義的刊物中，女性主義學者的成果也逐漸被接受。美國重要的國際關係期刊《外交事務》、《外交政策》、《國際研究季刊》等都先後採納了女性主義研究的成果。《國際研究季刊》1997年冬季號刊登了安·蒂克納的文章——《你們只是不理解：在女性主義者和國際關係理論家之間令人煩惱的婚約》。該刊還於1998年3月首次進行了關於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與交流。1998年10月的《外交事務》雜誌刊登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婦女和世界政治的演變》一文，1999年2月號接着刊登了有關此文的討論。《外交政策》也於1997年秋季號上發表了有關女性主義的文章。從1999年11月起，《國際女性主義政治雜誌》(InternationalFeministJournalofPolitics)開始出版。到2001年4月，該雜誌已有3卷7期面世，內容涉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處於衝突中和致力於衝突後重建的國家、地區以及蘇聯東歐各國家的婦女兒童狀況，也包括對女性特徵、男性特徵、認同政治、民族主義、全球化等問題的探討。

上述近些年西方出版的國際關係理論著作、論文集和期刊論文，雖然從數量上來看，在國際關係學界所佔的比例仍然很小，影響依然有限，但女性主義學者的努力已經為國際關係的研究奉獻了出色的才智，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3] 

女性主義認識論作為一種新興的認識論，為國際關係已有的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認識論之爭增添了新的看待國際關係的方法。關於女性主義認識論的最系統、最為廣泛接受的論述是由桑德拉·哈丁作出的。她把女性主義認識論視為證明女性主義研究合法性的辯護策略，將女性主義認識論劃分為三種形式：女性主義經驗論、女性主義立場論和後現代女性主義。[22]相應地，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的經驗論、立場論和後現代理論也都為女性主義研究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

女性主義經驗論主張把女性經驗加入到已有的國際關係研究對象中，通過揭示女性在國際關係中的缺失，批判國際關係的各個層面對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的忽視。女性主義經驗論努力的另一方向是發現國際關係中已有的女性，發現她們曾有過的貢獻，她們的觀點、地位和作用。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者作為處於弱勢和邊緣位置的羣體，耕耘並收穫了獨具特色的果實，使人們對國際關係面貌的瞭解更為全面。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框架內加入女性，是女性主義經驗論者的主要成績。

女性主義立場論被稱為女性主義特有的認識論，對國際關係具有多方面的啓發意義。女性主義立場論的主要觀點有：

第一，知識的積累和研究是不可能摒除主觀因素的。知識事實上是由知識主體以其特有的社會觀念建構而成的，絕對和純粹的價值中立和客觀性是不存在的，任何知識主體都無法超越自身觀念的偏好、傾向和侷限性。因此，從不同的社會價值觀為出發點來進行研究是可行的，也是有意義的。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即使是以堅持價值中立著稱的實證主義研究，尤其是傳統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實際上都內含着其理論擁護者的主觀因素，在其理論深處或隱含着承認強權的價值觀，或對有失公正的國際體系和制度持接受和維護的態度。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出發，以追求兩性平等和公正為目標的女性主義立場論批判了主流理論中冰冷的、貌似中立的價值無涉姿態，揭示了主流理論中具有男權特徵的價值取向，倡導並逐步構建性別平等的、飽含關愛情懷和正義觀念的國際關係理論。

第二，客觀與主觀、理智與情感、主動與被動等因素是相互聯繫、互為補充的，不應該把它們對立起來。女性主義立場認識論認為，在研究中應該認真對待情感等主觀因素在認識論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這些方面在傳統認識論中是經常被刻意迴避和忽視的。在國際關係中，面對一個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男人和女人造就的世界，就其研究對象來説，遠不是僅僅用客觀性和物質性能概括的，因此在研究中更需要將主觀與客觀、理智與情感、主動與被動等因素聯繫起來，從而構造出更符合人類進步要求的國際關係理論。

第三，主張以多重視角來觀察世界。女性主義立場認識論提倡用社會性別視角進行分析觀察，彌補了以往研究中性別視角的缺失，在很多問題上，以社會性別視角進行研究可以看到事物未曾開啓的一面，豐富研究的角度和成果，是值得重視的。和其他社會科學相比，國際關係中的社會性別視角是到來得最為遲緩的，主要是因為國際關係主流理論中以國家為主要行為體的前提假設模糊了其中的性別問題，該領域被認為是與性別風馬牛不相及的，隱藏了在國際關係中依然存在的性別差異和歧視。經過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者的努力，發掘出了埋在國際關係深處的性別問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社會性別視角分析國際關係中與性別有關的議題，以社會性別視角闡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無法成功解釋的問題，是女性主義立場論對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大貢獻。

第四，女性主義立場論強調從弱勢羣體的視角認知世界，重視邊緣和弱勢羣體的利益。這一主張對以西方主流話語所霸佔的社會各研究領域都起到了警醒作用，促使各主流強勢羣體傾聽弱勢邊緣羣體的聲音，反思主流話語所忽視的世界的其他層面以及強勢羣體對非主流羣體造成的偏見和歧視。

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的認識論強調差異，反對一切形式的“宏大敍事”。比如用性別、階級、種族、民族等概念所作的分析，在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者看來都過於籠統，掩蓋了所有分類中事實上存在的差異。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的認識論非常重視性別問題在不同種族、膚色、民族、宗教和文化中的不同表現。近 年來，在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中，除了其最活躍的陣地美國外，德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國家，甚至非洲、亞洲等發展中國家也都出現了各具特色的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研究成果，這不能不説是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積極影響。

女性主義各個認識論派別雖各不相同，互有爭論，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為處於弱勢的女性羣體爭取平等權益，具有積極的政治意義。 ^[3] 

女性主義學者在運用其獨特的認識論進行國際關係研究的同時，也為傳統的方法論注入了新的內容。有學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説，女性主義就是指以性別視角來看待和分析問題的一種方法論原則，並且試圖建立一種不同於非女性主義研究的“女權主義方法論”。

女性主義學者桑德拉·哈丁將這種“女性主義方法論”的獨特特點作了一個總結：

（1）新的經驗來源和理論來源：女性經驗。正如安·蒂克納所説的，“有關國際體系中國家行為的知識依靠的是以男性經驗得出的假定，所以它忽視了很大一部分人類經驗，而這些經驗有着擴大選擇範圍以及為思考國家間實踐開闢新途徑的潛在可能”[23]。由於婦女在社會中扮演着與男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她們看事情的角度與男人不同，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同。她們更少求助於武力，而更願意通過協商和合作來化解衝突。從這一點來看，婦女具有與男性極為不同的才能，而且可能更加優越，因為她是合作性的，這一點在解決問題時往往更有效。然而，傳統研究僅從男性的觀點出發來定義和解釋社會現象，其結論必然是偏狹和不公正的。女性主義研究的特點之一就是從女性經驗的視點出發，並把它作為衡量現實世界的一個重要指標。

（2）新的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的劃定不再以男性視角作為標準，即通過“挖掘”工作，轉變男人所關注的重心，重新尋找被劃入邊緣和處於弱勢地位的問題。

（3）新的研究目的。女性主義者追求這樣一種方法論，它既能提供有價值的研究，又有利於女性價值的提升。這些女性主義方法論原則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帶有性別偏見的、不公正的所謂價值中立的客觀性研究的新的嘗試。[24]

從上述總結可以看出，女性主義方法論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包容性。批判性表現在對傳統的體現男權特徵的方法論原則和實證主義學術的批判上。包容性表現為，在性別視角下，可以採用多種方法或根據具體問題來決定採取何種方法，並不囿於或排斥某種具體方法。而且，女性主義從關注女性羣體的利益逐步拓展到關懷所有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弱勢羣體的聲音，女性主義的方法論也由此從基於性別分析的方法取向延伸到基於平等追求的、反對一切等級和權威的研究理念，不僅僅為消除性別不公平，而且以一切弱者的利益作為關注點的研究模式。因此，女性主義方法論的包容性也體現在既以研究女性議題為主，又不僅僅侷限於女性議題，在這個意義上雖然可能模糊女性主義研究的邊界，但的確表現出女性主義在方法論上採取的是一種包容和開放的選擇。正如女性主義學者舒拉米特·瑞恩哈茨所指出的：“在女性主義研究中，不存在‘方法論的精英主義’或‘方法論上正確’的定義，取而代之的是許多個體的創造性和多樣性。……女性主義研究就像是變形蟲，它發生於任何地方，走向任何方向，遍及所有的學科，運用所有的方法……這條變形蟲是由婦女運動滋養的，而女性所受的凌辱和懷抱的希望又孕育了婦女運動。”[25] ^[3] 

基於以上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以女性主義的視角觀察國際關係，使人們聽到了未曾聽到過的聲音，這一點可以説是女性主義為國際關係理論多元化作出的最突出貢獻。尤其是女性主義視角在論述國際關係中有關性別偏見或性別差異的問題方面取得了不錯的進展，成功地顯示出了自身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女性主義發出了國際關係領域未曾出現過的聲音，最初起源於女性主義學者的疑問：在眾多的國際關係事件中，無論是歷史上還是在當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占人類數量一半的女性到哪裏去了？為什麼在國際關係的所有研究領域都鮮有對女性的記載？為什麼眾多的國際關係研究者中極少有女性的身影？鑑於女性關於國際關係的經驗和觀念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很少被承認甚至不被提及，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大量的成果是以發現國際關係理論和實踐中的女性及性別問題介入該領域的。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許多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者開始了拓荒的研究，努力“發現”了國際關係中的女性，併力爭發掘出更多的女性。在此基礎上，致力於尋找造成此種性別極度不平衡狀況的原因，為女性爭取平等權利尋求出路。女性主義認為國際關係的主流理論其實是反映男性的經驗。在此類成果中，有的描述了外交官夫人在外交事務中的調節作用，有的蒐集整理日本近代以來一貫的“公娼制”對日本女性的壓迫和控制，也有的挖掘韓國妓女在駐韓美軍中的作用，還有的強調女性在戰爭中與戰後重建中的作用和遭遇等等。1981年，簡·愛爾希坦的著作《公共的男子和私人的婦女》，用女性主義的視角對西方哲學傳統中的一個普遍傾向進行了剖析，即對公共領域的尊重和對私人世界的貶低，而這二者是由男人和女人分別掌管的。愛爾希坦用女性主義理論重新構建了她眼中的公共領域和私人世界，重申了家庭的重要性並倡導一種“倫理政治”。該書揭示了在政治領域中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及其根源。愛爾希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女性與戰爭》論述了在有關戰爭的故事中，男性的角色都被定位為國家代言人、民族的衞士、女性的保護者；而女性都被描述成消極、被動和依賴的角色，而真實生活中男性和女性實際做了什麼則常被忽視和省略。這些故事中塑造的模板一樣的男性和女性形象又作用於現實生活中的男男女女，迫使男性按照故事中的男性標準去參加戰鬥，充當女人和孩子的保護者，並希望女人們對他們的保護心懷感激。實際上，這些故事中的女性也是戰爭的支持者和參與者，而男性作為戰場上的勇士和婦女孩子的保護者，實際上卻使更多的婦女、孩子被傷害。這部著作對人類戰爭故事中的女性形象、男性形象以及二者的關係進行探討，並把故事背後隱藏的與男性、女性和戰爭有關的價值觀導向作了深入剖析。涉及女性和戰爭關係的最有影響力的著作當屬《違揹我們的意願：男子、婦女和強姦》。該書由美國著名女性主義學者蘇珊·布朗米勒於1975年出版，它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用大量的案例對強姦問題進行剖析，並從心理學、社會學、犯罪學、法學、歷史學的角度全面分析了男性強姦女性這一由來已久的社會問題。書中對兩次世界大戰及越南戰爭中的強姦問題、白人和黑人種族間的強姦問題等都有深入的分析。該書出版後影響廣泛，被譯成17種文字。1995年，紐約公共圖書館把《違揹我們的意願》選為20世紀最重要的100本圖書之一。該書關注的主題也屬於戰爭中的女性問題，成為“女性與戰爭”問題的先行者。

與女性主義在學術界的成果相呼應，在國際關係的實踐中，與性別相關的議題也逐漸得到重視。1999年12月，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內的14位女外長寫信給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要求解決世界範圍內拐賣婦女和兒童的問題。2000年10月31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以“婦女、和平與安全”為主題的第1325號決議。

可以看到，上述研究成果及其影響已經使一直處於隱形狀態的女性漸漸顯出輪廓，讓人們看到了傳統國際關係遺漏掉的女性羣體，同時批判了傳統理論、觀念和實踐中對女性的歧視、貶低、不公正甚至是徹底的抹殺，拓寬了人們認識國際關係的視野。 ^[3] 

經過多年努力，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已取得長足進展，國際學術界有眾多代表性著作問世，包括中國大陸已翻譯出版的辛西婭·恩洛著《香蕉、沙灘與基地：國際政治中的女性主義》、布魯克·艾克里等主編《國際關係女性主義方法論》。《國際女性主義政治》已發展為成熟的學術平台，選題範圍廣、覆蓋面寬，跨越了各式各類的傳統學術邊界。《國際組織》《國際研究季刊》等主流國際關係學術期刊都發表了相關成果。中國學術界出版了《社會性別視角下的國際政治》《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等專著、教材及一定數量的論文。

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婦女運動、全球治理日程處於相互影響中。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制定和落實過程，都體現出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研究的意義。在女性主義學術、全球婦女運動和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動下，聯合國安理會於2000年10月通過關於婦女、和平與安全的第1325（2000）號決議，形成 “婦女、和平與安全”議程；而落實議程的實踐反過來又助推“‘婦女、和平與安全’學術”的發展。這是將性別平等納入國際關係“高政治”議題的集中體現。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