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階層

“士族”這個字眼在中國歷史上絕對是一個重量級詞彙，但凡學過中學歷史的中國人對這個詞都不會陌生。中學歷史課本對魏晉南北朝士族的描述是：士族制度是一種按門第為標準的選官制度，是貫穿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最有時代特徵的政治制度，是一種腐朽的政治制度。士族生活腐化，是一羣極端腐朽的社會寄生蟲。士族是國家分裂的因素之一。

實際上，作為東漢豪強地主勢力繼續存在和發展的結果，士族制度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其歷史必然性。但是，作為一種按門第為標準的選官制度，士族制度是西周以來封建貴族世襲制度的延續，是對戰國以來中國社會平民化進程的一次歷史反動，而曹丕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作為魏晉南北朝士族制度的起點，也是不折不扣地幽了他老子曹操“唯才是舉”政策。實際上曹操的唯才是舉的法家寒族政權思想其實只是戰爭的需要，而曹丕接受陳羣的建議實行九品中正制，又開始重新重用士族地主階級的這個政策保證了士族階級的既得利益，是與士族階級達成的政治妥協，同時曹丕也在士族的支持下稱帝，這顯現着士族階級和跟統治階級的相互合作和相互利用，是順應封建集權思想的歷史潮流的。直到隋文帝確立科舉舉士制度，並歷經了黃巢起義以及五代之亂之後，具有強烈世襲色彩的士族制度才逐漸退出中國政治舞台。

但是，在當今中國，我們確是實實在在需要警惕“新士族”階層的產生和崛起。

從各級公務員考試和錄用過程中種種暗箱操作和非正常的人為干涉，從國有壟斷企業招聘中司空見慣的不成文和不明言的“子弟優先”的潛規則，從幹部任命、提拔和升遷中若隱若現的家庭背景等門第因素，從公共部門各大單位、各大系統隨處可見的裙帶關係和親情網絡，從各大城市城郊結合部羣聚而居的廣大蟻族，我們隱隱約約可以感覺到一個新的“士族”階層誕生前夕的暗潮湧動。我們實實在在需要警惕這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新士族”階層的崛起。

像歷史上的士族階層一樣，如果這個按門第高低分享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階層在中國崛起，並主導了中國社會的決策和資源，那麼勢必在當代中國形成一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享有特權的特權階層。由此帶來的極端嚴重的惡果是可以預見的：特權的存在加劇了社會的不公平，不但加劇了結果的不公平，更為惡劣的是加劇了機會的不公平，廣大草根出身的精英人士將很難獲得一個公平競爭、脱穎而出和改變自身和家庭境遇的機會；特權階層的崛起必然強化社會逆淘汰，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為嚴重的是，特權階層如果與掌握財富的資產者結合起來，將很大程度上封堵下層社會升入上層社會的通道，

科舉制度取代按門第為標準選官的士族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制度的巨大進步，這一制度不但讓皇權最大限度地籠絡和選拔優秀人才為自己的統治服務，而且讓廣大下層人民看到了改變自身命運的希望，對於“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憧憬，成為出身底層的廣大寒士的巨大的精神支柱，由此迸發出的維持社會穩定的力量絕對不可小覷。而下層寒士上升通道的堵塞往往是社會不安定的根源，歷史上可以説不乏此例。

市場經濟條件下，遵循公平競爭的規則，出身中下層但是聰明勤奮的人士可以通過把握市場機會，擁有獲得巨大財富的機會，一如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一樣獲得成功。但是，“新士族”階層憑藉自己對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壟斷，將會逐漸封閉這扇中下層民眾改善自身境遇的大門。

十八世紀以來，在歐洲，正是由於終生都在競爭中拼搏的資產階級對世襲的貴族的替代，建立了遵循公平競爭、機會均等規則的現代社會，也造就了現代歐美文明；但國外的資產階級其本身是壟斷階級，是變相的士族階級。他們的大企業主依然是父傳子的企業制度。但其廣泛性在所有行業裏並不明顯，究其原因在於西方的政治是在基督教義下建立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權利制約機制成熟。並且歷史上沒有冗長的封建體制，奴性思想殘留少，民主和自由思想深入人心。同時法律體制較健全，西方英美法系和我國所借鑑的大陸法系相比較來説盲點少，約束性和自主性更強，從而影響“士族”的發展和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