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

1908年8月9日，出生於湖南省益陽縣（今赫山區）資江畔鄧石橋清溪村的一箇中農兼自由職業者的家庭裏。1914年，在父親任教的私塾發矇。1916年，正式進周姓祠堂私塾就學。1921年秋，考入縣立第一高級小學（即龍洲書院），編十四班。1924年秋，考入長沙省立第一中學，編入三十班。 ^[2] 

1927年“馬日事變”後，學校被迫停課，周立波輟學離開長沙，返回益陽，後在縣立第一高小和第二高小任算術教員。在縣立第二高小任教期間，公開散佈對反革命大屠殺劊子手、縣團防局長曹明陣的不滿，大罵其屠殺工農的罪行，因而被人告密為赤色分子，受到曹明陣的嚴厲追查，後由校長張尚斌先生親自作保，才免殺身之禍。 ^[2] 

1928年2月至3月，為避曹明陣等國民黨反動派加害，前往上海，住在公共租界勞勃生路東海里（後搬至北四川路餘慶坊）。1929年秋，憑着一張假造的信義中學的畢業文憑和幾張小學教員的聘書，考取了江灣勞動大學，被分配到該校經濟系學習；同年11月6日晚，參加慶祝十月革命節散發傳單活動。 ^[2] 

1930年2月，應江灣勞動大學附屬中學同學之邀去參加上海大示威籌備會；3月，參加法租界大示威；4月底，因屢次參加革命活動，引起校方注意和惱怒，終以“品行不良”罪名被開除；5月初，從上海回到了益陽家鄉；9月，再次返回上海，後與周揚合譯了一部蘇聯小説——《狗衚衕》（又名《蘇聯大學生私生活》），同時又翻譯了蘇聯盧卡契論小説的論文，以周紹儀原名在《北新》半月刊上發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經勞大同學夏偉介紹，前往神州國光比當校對員。 ^[2]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後，神州國光社爆發了工人的自發罷工，周立波在張貼罷工宣言時，被工頭湯福彪抓住關押到上海提籃橋（即西牢）監獄；4月，偽高等法院根據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以“煽動工潮”罪，判處周立波二年半徒刑；5月5日，國民黨當局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遇大赦，減刑十月。 ^[2] 

1933年11月20日，本該刑滿釋放，但因其“不予悔悟”，拒不接受官方讓其自首坦白的勸告，又被送到蘇州反省院繼續服刑。1934年7月，交保獲釋，出獄後，先抵達上海，再回家鄉休養了兩個月；9月中旬，秘密潛回上海，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2] 

193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擔任了編輯左聯秘密會刊的工作，並與王淑明、徐懋庸一起任《每週文學》（《時事新報》副刊）編輯。 ^[2]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參加了郭沫若等發起的“文藝界戰時服務團”，與左翼文藝界人士一起到街頭募捐；9月，遵照上海地下黨組織安排，與第二批文藝工作者一起撤出上海。途經西安時，與舒羣轉赴華北抗日前線做戰地記者，並先後為來中國採訪的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與美國參贊卡爾遜作翻譯，其間，走訪了晉察冀邊區。

1938年春，從晉察冀邊區再回洪洞縣八路軍前方總部，並受到朱德總司令接見，後奉命前往漢口寫作，寫出了報告文學集《晉察冀邊區印象記》、散文集《戰地日記》；同年夏秋之際，受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委派，陪同蘇聯塔斯社軍事記者瓦里耶夫到了江西國民黨軍顧祝同司令部，後再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會見了項英；11月，調至八路軍長沙辦事處，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長沙大火後，受周恩來派遣，到湖南沅陵地區擔任地下黨的領導工作，與廖沫沙、歐陽山、草明等人一起編輯《抗戰日報》，並以《抗戰日報》記者的身份走訪了湘西山區，對湘西抗日運動和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進行了調查，寫了《湘西行》和《湘西苗民的過去和風俗》等作品。 ^[2] 

1939年5月，據周恩來電示調任桂林《救亡日報》編輯，同時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籌備會，被選為籌委會委員；11月，洛甫、周揚電召周立波赴延安；12月，抵達延安橋兒溝，被安排在魯迅藝術文學院工作，任編譯處處長兼文學系教員，並擔任世界名著選讀課程的教學工作。 ^[2] 

1940年1月，參加了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委員，後又補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 ^[2] 

1941年5月15日，出席了延安“魯迅研究會”的成立大會，並專門撰寫論文《論阿Q》，同時參加了有關的紀念和研究活動；同年，與何其芳、嚴文井、陳荒煤等組織文學社團——“草葉社”。參與“草葉社”期間，周立波寫了從事文學活動以來的第一篇短篇小説《牛》，後又以自己20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西牢監獄的鬥爭生活為素材寫了一組連續性的短篇小説《麻雀》《第一夜》《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紀念》。 ^[2] 

1942年5月，參與延安文藝座談會；6月12日，發表《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闡述了作家深入生活對實現作品內容形式統一的指導作用。1944年2月，離開魯藝調到《解放日報》社工作，任副刊部副部長，後參與南征開創抗日民主根據地；11月10日，在延安飛機場南下部隊舉行暫師出征大會，隨隊從東關出發，遠征到湖南、廣東一帶。遠征期間，起草記錄電文，寫稿、編輯、刻印《解放》小報，擔負了《解放》小報的全部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 ^[2] 

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為了適應新的鬥爭形勢，返回駐紮在湖北宣化店的新四軍五師師部後，調任《七七日報》《中原日報》副社長。 ^[2] 

周立波作品封面(3張)

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停戰協定》簽署後，奉延安新華社電令赴漢口，隨軍調部漢口小組做新華社駐漢記者，兼做翻譯工作。後被指派經北平轉解放區寫書，調任冀熱遼區黨委機關報《民聲報》副社長。在此期間期間，周立波利用工作之餘，將參加三五九旅南下支隊的鬥爭生活，寫成散文集《南下記》；10月，前往東北哈爾濱，後被指派為區委副書記，與妻子林藍共同擔任區委領導工作。 ^[2] 

1947年6月，奉中共松江省委調令，到省委宣傳部工作，主辦《松江農民報》，並着手寫第一部長篇小説《暴風驟雨》；7月；攜《暴風驟雨》上卷初稿，來到五常縣周家崗繼續深入生活，參加“砍挖運動”，歷時四個月；10月下旬，返回松江省委宣傳部。《暴風驟雨》上卷最初在《東北日報》上連載，後由東北書店於1948年4月出版刊行。 ^[2] 

1948年7月13日，開始《暴風驟雨》下卷的創作；7月16日，遷居至松花江畔太陽島上的一間房子，並被調任至東北文協，主編《文學戰線》。1949年，被任命為魯迅文藝學院研究室主任；5月，《暴風驟雨》下卷由東北書店出版刊行；6月，離開東北；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參加全國文代會第一次會議，為東北文藝工作者代表團九人團委之一，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前身）委員，並與鄭振鐸一起擔任全國文協研究部負責人。 ^[2] 

1949年10月至1950年6月，擔任彩色紀錄片《解放了的中國》《錦繡河山》的文學顧問，這是周立波首次參加電影創作和攝製工作。1950年6月，與劉白羽組成中國作家代表團，應邀訪問了蘇聯。1951年，影片《解放了的中國》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2月，前往北京石景山鋼鐵廠參加工會的辦報工作，並深入到工人羣眾中體驗生活，歷時五個月；6月，調任迴文化部，在中央文學研究所任職，其間，開始了第二部長篇小説《鐵水奔流》的創作。 ^[2] 

1951年3月，調任《人民文學》編輯部執行編委；10月，率中國文藝代表團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國訪問，在烏蘭巴托參加了“中蒙友好旬”活動，歸來後，將這次出訪的生活素材寫成散文《在金色的秋天裏》。1953年，再度前往石景山鋼鐵廠體驗生活；3月5日，前往蘇聯參與斯大林弔唁活動，回國後，把自己參加斯大林葬禮和新中國成立後參加中蘇合拍影片，赴蘇訪問的生活索材寫成散文集《蘇聯札記》出版；5月至10月，改寫《鐵水奔流》。 ^[2] 

1954年8月，在湖南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9月，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1955年5月，《鐵水奔流》出版，該作品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早反映新中國工業建設和工人鬥爭生活的作品；10月，從北京攜家到湖南益陽市郊桃花侖竹山灣居住，建立長期生活和創作基地，並擔任了大海塘鄉互助合作委員會副主任。 ^[2] 

1956年1月，在和巴金一起赴柏林參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之後，返回桃花侖故里，投身農業合作化運動，並擔任了益陽桃花侖鄉黨委副書記；同年，開始構思、醖釀並着手寫第三部長篇小説《山鄉鉅變》（正篇）初稿。 ^[2] 

1957年12月，《山鄉鉅變》定稿。1958年，《人民文學》從一月至六月號開始連載《山鄉鉅變》；7月，《山鄉鉅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9年初，開始寫《山鄉鉅變》續篇；11月，完成《山鄉鉅變》續篇。1960年4月，《山鄉鉅變》續篇出版。1961年7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對改善黨的領導和文藝工作者的關係，擴大創作題材領域，恰當安排作家深入生活問題發表了意見。 ^[2] 

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中國作協召開的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説座談會上，與邵荃麟、趙樹理一起提出堅持發揚革命現實主義傳統，按照實際生活的本來面目創造英雄人物，轉變中的中間人物和各式各樣的人物形象，以豐富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人物畫廊的正確主張；11月，在湖南省第二次文代會上，受中共湖南省委的委託，作了《當前的形勢和文藝的任務》的報告。 ^[2] 

1965年7月，出席中共湖南省第二次代表會第三次會議，在會上作了《大力培養文藝接班人》的專題發言；同年秋季，《山鄉鉅變》改編為戲劇，在中南地區廣州現代戲會演，周立波任湖南戲劇代表團副團長，並委託詩人未央，協同老紅軍吳自立創作了文學劇本《怒潮》。 ^[2] 

1966年1月21日，應廣州《羊城晚報》約請，寫作並發表散文《韶山的節日》，記敍了毛澤東1959年6月在羅瑞卿陪同下回韶山故里訪問的情景，但由於作品提到了毛澤東夫人楊開慧烈士，刺痛了江青一夥的反革命集團，江青公然聲稱這篇散文是“醜化毛主席的反動作品”，並責成中宣部下令全國報刊一律不準轉載；2月，林彪、江青在共同炮製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江青攻擊周立波《暴風驟雨》的創作思想就是“好人最後要死”，“塑造起一個英雄卻讓他死掉，人為地製造一個悲劇的結局。” ^[2] 

1966年4月23日，《羊城晚報》根據讀者要求，再次發表周立波修改後的散文《韶山的節日》，使林彪、江青先後六次公開點名批判周立波和他的作品，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前夕的“韶山節日”事件；8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展開，周立波在湖南被扣上“文藝黑線的黑干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帽子，受到“四人幫”及其爪牙的殘酷迫害和批鬥。在江青授意下，所謂“造反組織”還以“監護審查”為名，將周立波非法監禁長達五年之久。 ^[2] 

1973年10月，解除“監護審查”。1975年初，返回北京治病，在中央領導同志的直接過問下，周立波得到“解放”。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周立波聞訊後創作了《歡呼黨中央一舉清除“四人幫”》一詩。1977年春，《暴風驟雨》《山鄉鉅變》和短篇小説集重新出版。 ^[2] 

1978年1月，在《湘江文藝》發表《“韶山的節日”的事實真相》；3月23日，《人民日報》重新刊登《韶山的節日》，和羅瑞卿同志的《關於〈韶山的節日〉事件的一封信》，公開為“韶山節日”事件平反，為長期蒙受不白之冤的周立波和受株連的同志恢復名譽；4月，在全國第五屆政協會上，當選為政協委員；6月，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短篇小説《湘江一夜》，以三五九旅王震司令員為模特兒的軍事鬥爭題材創作，作品發表後，被評為全國1978年度優秀短篇小説獎一等獎，但因在“文革”期間備受摧殘，周立波積勞成疾，重病不起。 ^[2] 

1979年8月29日，第四次文代大會召開期間，在病牀上吟詩一首《祝第四次文代會召開》，表達了對“四化”大業必定成功的信念與對社會主義文藝美好未來的祝願；9月25日凌晨3時59分，因病逝世，享年71歲。 ^[2] 

1930年9月，周立波為表達自己立志獻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決心和熱情，正式啓用英語“自由”（Liberty）的譯音“立波”作筆名。 ^[2] 

周立波家族世代務農，祖父周垂紳，除種田外兼做米生意；父親周仙梯，是讀書人，當過私塾先生，學堂庶務，學校校長；堂哥是周炳卿。 ^[2] 

1942年7月，周立波在魯迅藝術文學院同林藍結婚。 ^[2] 

周立波逝世後，1979年9月28日上午，中央領導同志王震和有關方面負責人周揚、毛致用及各界人士向周立波遺體告別；11月18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中央領導同志胡耀邦、葉劍英、王震、鄧穎超以及王首道、茅盾、胡愈之、王崑崙等送了花圈。中組部、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及各協會，中共湖南省委、省文聯及周立波家鄉的地、市、縣委等，也都送了花圈。 ^[2] 

胡耀邦、王震、王首道、宋任窮、胡愈之、張平化、夏衍等領導同志和文學藝術界代表五百多人蔘加了追悼大會。中國文聯副主席巴金主持追悼大會，中國文聯主席周揚致悼詞。悼詞高度評價了周立波一生的革命活動和文學成就。 ^[2] 

追悼會後，《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大報刊登載“傑出作家周立波同志追悼會在北京舉行”的消息，報道了追悼會的盛況。周立波同志骨灰盒存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2] 

參考資料： ^[1-2] 

參考資料： ^[1] 

周揚在一篇文章中説：“立波首先是一個忠烈的革命戰士，然後才是一個作家，立波從來沒把這個位置顛倒過”。作為一個革命者，周立波創作的《暴風驟雨》和《山鄉鉅變》無疑是以一個革命者的視野來觀察和反映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革命姿態就是周立波這兩部小説的寫作姿態和文本的一個呈現姿態。 ^[4] 

《暴風驟雨》和《山鄉鉅變》都是以革命幹部的“入鄉”來拉開序幕的。《暴風驟雨》裏的工作隊，《山鄉鉅變》裏的鄧秀梅，都是帶着黨的政策方針，按照上級的指示，像文本中人物老孫頭説的那樣來到“窮鄉僻壤”的鄉村幹革命，以喚醒農民的覺悟，領導農民翻身解放和致富為目的。這個革命的目的就需要“工作隊”、鄧秀梅等這樣的革命領導幹部有一套宣傳革命的語言，即革命話語。雖然有評論者認為，這種革命話語在文本中直接呈現與反覆出現，損害了文本的審美功效，但周立波首先是一個革命者，他的革命姿態決定了文本對革命話語的直接書寫。 ^[4] 

周立波是一個革命功利主義者，肯定文藝的社會作用，反對唯藝術而藝術，但他又十分重視藝術的審美特點和魅力，他的創作的藝術魅力的終極原因在於，他與農民有着深厚的精神聯繫，他了解中國農民勤勞儉樸的傳統，心地善良的美德，也瞭解農民的苦難和農村的落後。他對新中國新農村出現的嶄新的人際關係和道德風貌，對億萬翻身農民改變舊面貌、創造新生活的激情，有着由衷的高興和讚美。他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深入到生活的洪流，和羣眾同呼吸共命運，從1941年創作的短篇小説《牛》，直到20世紀60年代創作的《山那麪人家》都在表現清貧中農民的人情美、人性美，真實地表現農民的心聲和時代的主旋律。 ^[5] 

生活習俗是民間文化中最顯眼的一部分，它往往能直觀生動地再現民間原生態的生活情形，如《山鄉鉅變》中對日常吃穿的描寫：“還喝酒呢！酒都貴死人，哪個喝得起。”寫出了老貧農亭麪糊喜好喝酒。一手提一沙罐子温茶，一手拿幾個粗碗……穿一件補丁的老藍布罩……亭麪糊老婆的穿着體現了家中的條件艱苦——一個典型的鄉村婦女的形象。陳先晉全家大小，正在灶屋裏吃飯，他們五口人圍住一張四方矮桌子。桌上點起一盞沒有罩子的煤油燈，中間生個汽爐子，煮一蒸缽白菜，清湯寡水，看不見一點油星子。爐子的四周，擺着一碗撲辣椒，一碗漚辣椒，一碗幹炒辣椒粉子，還有一碗辣椒炒擦芋荷葉子。陳家“菜譜”反映了陳家條件艱苦，以及湖南人愛吃辣椒的特點。在以上分析中，周立波從吃穿的日常生活場景中反映當時農民的生活相當艱苦，這種吃穿本身就是樸素的民間生活形態，周立波用農民的方言士語來描述，不事修飾，真真切切，使文本表現出現了一種原生態的美，讀者讀後大有“豪華落盡見真淳”的感嘆，周立波的小説體現出來的這種民間的審美形態是同時代的其他作家所沒有做到的。 ^[4] 

周立波早期小説在語言上非常突出的特徵就是歐化與幽默。這歐化與幽默，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刻意模仿西方文學的表現方式，抑或是庸俗的“插科打諢”，玩弄噱頭，而是他獨特的運用語言刻畫人物性格，描寫人物心理活動以及場面的方法。如《金戒指》中“見了人，他的曬得微黑的臉上總是浮着笑，露出他的整齊潔白的牙齒，由於他的性格的明朗和活潑，姑娘們也都樂意接近他”和《麻雀》中“那一夜，我們都睡得很遲，也再沒有人説話，一陣快樂的笑聲以後的意外的小小的悲劇的感覺竟是那樣的沉重，都忽然覺得這狹小的囚房顯得更加的狹小。”都運用了許多結構助詞“的”，為中心語加上了多重定語，這種語法現象在周立波早期作品中很常見，是借用外國語法規則的結果。漢語中這樣頻繁使用“的”的現象幾乎沒有，但在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中的形容詞和定語從句時需要大量地使用“的”來做輔助，久而久之，這種語法現象也滲透到了漢語文學的創作之中，使得語言體現出了歐化的風格色彩。 ^[6] 

周立波中期小説創作宗旨明確，並且規定了他自覺追求傳統民族文學形式的創作目標。再者，周立波在這前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生活在軍隊中，受戰鬥情緒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他這一時期小説語言風格鮮明地呈現出質樸與剛健的特點。如《暴風驟雨》中“近邊是一條橫貫屯子的大道跟柳樹障子。綠的漆黑的柳樹叢子裏，好多家雀在蹦跳、翻飛、啾啾叫個不停。燕子從天空飛下，落在電話線上，用嘴殼刷着在水面上打濕的胸脯上的絨毛。”用三個短句對景物進行描寫，描繪了一幅悠閒自得、無比愜意的景象，預示着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使語言流露出樸素自然之美。 ^[6] 

周立波後期小説在語言運用上日趨成熟，字裏行間流露着質樸親切，柔美婉約，富有時代氣息。這質樸與柔婉，標誌着周立波在語言上徹底擺脱了歐洲文學的影響，開始接受傳統文學薰陶。他深入基層體驗生活，工人農民的語言成為刻畫人物形象的主要語言，使語言樸素自然。風光綺麗、民風古老的農村生活又影響着他善用充滿詩意的語言來描景狀物，令人感受到鄉間生活的婉約美。 ^[6] 

周立波在《山鄉鉅變》及其故鄉生活小説選用了大量獨具地域特色和時代特徵的方言名詞、方言動詞、方言形容詞營造了濃郁的方言氛圍，具有獨特文學和文化審美內涵：方言名詞主要展現益陽山水風貌和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方言一般動詞及其慣用語能貼切地刻畫人物性格，展示益陽人們的生活經驗、人際交往和心理取向；方言形容詞精微細膩地表現了益陽鄉民的外在形象以及對事物獨特的認知方式、價值取向，具有深刻的文化審美內涵。同時，周立波又非常善於巧妙地運用各種方式，不露痕跡地對某些難理解、與普通話差距較遠的方言要素進行説明。這樣，既便於讀者理解，又避免了因為加入註解而使讀者閲讀中斷。因此，不僅保持了作家的寫作風格，同時又使作品呈現出濃厚的地域色彩。 ^[7] 

在充滿陽剛之氣的“十七年”文學語境中，周立波卻是一位偏重“陰柔”風格的作家。對周立波小説“陰柔”的概括從某種意義上説，暗指了周立波小説創作的“女性化”傾向。在周立波小説中，“我”只作為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或旁觀者，“我”與故事中的事件有一定距離，由於“我”的視角受到男性性別身份的限制，所以更少側重描寫“我”的主觀心理，而“我”所觀察到的生活的真實幾乎都是“她”的温柔。 ^[8] 

一方面，在周立波的小説中，“她”的温柔成為“我”所觀察的生活的底色，繼而“我”又對温柔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着色，這大致又有三類其一是温：柔純真類，如《山那麪人家》中走在和“我”一起去參加婚禮愛笑、躲起來聽壁角的姑娘們；其二是温柔慈愛類，如《艾嫂子》中“我”拜訪的像母親一樣温柔悉心照料豬崽的艾嫂子；其三是温柔細緻類，如《張滿貞》中的張滿貞將玻璃片端到後山肚，提防玻璃片掉到水田裏，去傷害社員的攪拌。 ^[8] 

另一方面，作為男性的“我”對女性的細緻觀察又激活了“我”的女性姿態，也就是説，“我”所觀察到的“女性化”温柔慢慢演變成為“我”的氣質。這正如周立波自己所説：“傾向性應從事件和情勢中自行流衍出來。”周立波小説中“我”所表現的温柔、臆測和童稚傾向，而這種温柔、臆測和童稚更多的是為女性所有的。《麻雀》中身處囚房的“我”，將這飛進鐵門裏的平常的小鳥幻想成詩裏的雲雀和黃鸝，從它的身上聞到童年的愛，麻雀不僅成為“我”的温柔的寄託對象，針對請麻雀帶封信出去這件事，“我”對這封信的各種可能和命運展開了各種臆測。《懶蛋牌子》《臘妹子》《調皮角色》中，作者運用相對自足的兒童視角，對兒童的臆測心理和價值準則進行描繪。然而，周立波雖都只在開頭和結尾處插入了成人視角，卻表明“我”這個成年的講故事的人的不可忽略性。讀者對童稚思維的感受，首先面對的是“我”這個敍述者，故事結束後落腳點也迴歸到“我”的身上，這樣童稚化思維與“我”始終未曾脱節過。 ^[8] 

“周立波自1928年投身革命以來，他追隨真理，矢志不移，時刻聽從黨召喚，把自己畢生的情力都獻給了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他是以筆作武器，戰鬥在黨的文化戰線上的一員驍勇不屈的鬥士。他堅決實踐毛澤東同志的文藝路線，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文學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是在黨的哺育培養下，在革命烈火的薰陶中，鍛鍊成長起來的左翼知識分子，也是新中國誕生初期獲得國際聲譽的作家。他的整個戰鬥歷程和文學生涯一直是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文化鬥爭密切相關的。”（中國礦業大學社科系副主任、文學與法政學院院長助理教授莊漢新評） ^[2] 

“從《暴風驟雨》到《山鄉鉅變》，周立波的創作沿着兩條線交錯發展，一條是民族形式，一條是個人風格；確切地説，他是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時候逐步建立起他的個人風格。”（中國現代作家茅盾評） ^[10] 

周立波的才華表現在，無論是東北這片地域文化和鄉俗他都並不熟悉的區域，還是從小生長於茲的湖南農村，他總能精準把握並生動呈現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藝術作品。湖南鄉下的湖光水色、飲食男女等湘情湘韻，東北農家的婚喪嫁娶、三姑六婆等風土人情，他從這些細緻入微的日常生活敍述和鄉土風情描畫中，將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娓娓道來，展現出鮮明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北京晚報》評） ^[10] 

周立波是一位跨時代的作家，也是百年中國新文學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作家。（《光明日報》評） ^[11] 

周立波故居始建於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位於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謝林港鎮鄧石橋村。1908年8月9日，周立波出生在這座四合小院。故居佔地面積1510平方米，院落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土木結構，懸山小青瓦屋頂，土築圍牆，屬於典型的洞庭湖區特色民居宅院。 ^[12-13] 

周立波故居分復原陳列、周立波生平事蹟展覽、周立波文學研究室三個部分，集中反映了周立波在文學創作道路上的艱苦歷程以及他一生創作的所有作品。故居的大廳有一尊周立波銅像，每一間屋子裏都裝有自動播音系統，向遊客介紹本間屋子所陳列的內容。在復原陳列這一部分，有周家的各類生活用房，包括廚房、卧室、穀倉、煤油燈、暖水瓶、紅漆雕花的書桌等老物件。 ^[13] 

周立波故居現為湖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湖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9年接待參觀人數超過40萬人次。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