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與吾民

《吾國與吾民》總共分9章，主要介紹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中國人情感與道德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人的宗教觀、中國人的社會與政治生活、中國的文學藝術、中國人的日常家庭生活以及婦女生活。介紹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時林語堂突出了中國文化兼收幷蓄的特徵。 ^[4] 

1931年賽珍珠完成了《大地》的寫作，這部中國題材的小説在美國產生了較大影響，包括它在商業上的成功。賽珍珠從自己的《大地》獲得的成功看到了美國讀者對中國題材的興趣。在認識林語堂以後，她建議林語堂用英語寫一部關於中國的書在美國出版。這就是《吾國與吾民》的由來。林語堂寫《吾國與吾民》，是希望越過語言的隔膜，使外國人對中國文化有比較深入的瞭解。 ^{[1]  [2]} 

從《吾國與吾民》的內容來看，它是較為系統地向西方宣傳中國和中國文化的一部書。統觀全書，它有以下五個方面值得加以肯定。

其一，具有憂國憂民乃至愛國愛民的思想感情。林語堂在自序中説：“愛我的國家”，“坦白地直陳一切，因為我心目中的祖國，內省而不疚，無愧於人。我堪暴呈她的一切困惱紛擾，因為我未嘗放棄我的希望。中國乃偉大過於她的微妙的國家，無需乎他們的粉飾。她將調整她自己，一如過去歷史上所昭示吾人者”。這是他對中國所懷有的基本態度和看法，也是他寫作《吾國與吾民》所持的立場和方法。同時，他表示《吾國與吾民》是寫給淳樸而忠恕的一般人”和“那些尚未喪失人類基本德性的人們”看的。即是説，他是希望通過《吾國與吾民》一書來促進西方人民對中國的瞭解。

在《閒話開場》中，林語堂更是認為中國本是一個古老而偉大的國家，“可是，今日，她無疑是地球上最糟亂最失政的國家，最悽慘最無告，最不能和衷共濟以排萬難而奮進。……她在國際聯盟中恰恰揀定了與哥達瑪拉（Cuatamala，中美一小國）相比鄰的末座”。因而，他提出了“中國的命運怎樣”“上帝是否真願意她成就為第一流民族，還是僅僅為‘地球太太的流產兒呢？”而他的看法是，“無論中國人的一切都是缺點，她有一種優越的生活本能，一種戰勝天然之非凡活力”，“她經歷過艱難困苦的時期，反覆循環之戰爭與病疫，以及其他種種天災人禍。她總能秉一種可怕的幽默，與近乎獷野的沉毅氣態，冒萬難而前進；千辛萬苦，最後卒能撥亂除暴，以自復於常軌”。而且中國像一個兼容幷蓄的大海，“大過於貪官污吏、倒戈將軍、騎牆革命家、假道學之貪婪無恥'”，“大過於戰爭叛亂，大過於一切污玷、貧窮與饑饉，因而能一一渡過此等難關而永生”。可見，他是關心中國的命運和前途的，也是懷有信心的。

正因為林語堂具有這樣的思想感情，因而儘管《吾國與吾民》描寫了中國人存在着種種落後、保守和愚昧的精神狀態，即詳盡地剖析了消極的“國民性”，但並不使人感到他是在有意醜化中國人，而是足以引起人們的深思，認識它的實質和弊害，設法克服它，擯棄它。當他把中華民族的所謂“德性”概括為十五個方面（一為穩健，二為淳樸，三為愛好自然，四為忍耐，五為無可無不可，六為老滑俏皮，七為生殖力高，八為勤勉，九為儉約，十為愛好家庭生活，十一為愛好和平，十二為知足，十三為幽默，十四為保守，十五為好色）後，他進一步指出，“上述所謂德性之幾項，實際乃為一種惡行，而非美德，另幾項則為中性品德，他們是中華民族之弱點，同時亦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穩健過當，常挫弱理想之力而減損幸福的發皇；和平可以轉化為懦怯的惡行；忍耐也可以變成容納罪惡的病態之寬容；保守主義有時可成為遲鈍怠惰之別名，而多產對於民族為美德，對於個人則為缺點”。其中所隱含的態度，應該説是嚴肅的。

此外，林語堂雖然指出中國人存在着不少的精神弱點，但更是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他説：“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雖然在政治上他們有時不免於屈辱，但是文化上他們是廣大的人類文明的中心，實為不辯明白之事實”，“中國人之心靈不可謂為缺乏創造力”，“久已熟習於文宇學之探討”，“而詩的培養尤足訓練他們養成優越的文學表現技巧和審美能力。中國的繪畫已達到西洋所未逮的藝術程度，書法則沿着獨自的路徑而徐進，達到吾所信為韻律美上變化精工之最高程度”。這樣一些看法，充滿着熱愛中華民族的感情，熱情地讚頌了中國人民具有高度的智慧，尤其在文化藝術上有傑出的創造才能。

其二，對傳統的社會政治生活作了評説。林語堂在《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批評封建家族制度有許多的弊害。諸如剝奪了個人自主的權利使人喪失了訂婚權和夫妻的自由生活，失去了“事業心和發明天才”，甚至連“遠遊與運動”亦不可能，因為孔子説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不過，他對孔子的“名分學説”和道德倫理卻作了一定的肯定。認為孔子是希望“倘使每個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動適合自己的地位，則社會秩序更能有把握的維持”。“他也曾允許某種程度的超家族的仁愛。他把家庭內的道德訓練作為普通道德訓練的基礎，他計劃想以普通的訓練，實現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要很適宜於和諧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可是，他又認為孔子將政治與道德“混合”了，過於看重了道德的作用，其結果必然“對於國家則為危害”。在他看來，要建立和維持一個正常而合理的社會，僅是講道德是遠遠不夠的。

基於這樣的認識，林語堂對孔子理想的“賢能政府”持否定的態度。他認為“至於盼望德行統治的政府與仁義的統治階級之出現，那是多麼屬於幻想”，其實際情形卻是“常為舉世無雙的一大腐敗罪惡”。那是因為統治者的“道德修養，敵不住擺在眼前的引誘，因而大多數忍不住舞弊起來”。因而，他讚賞韓非子的“法治”主張，指出韓非子“始終擯棄道德之俗論”，“堅決主張設立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權貴，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面前，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勢力與私人間的關係，應該予以打倒而代以法律”。由此，他又進一步表示，“深信吾人停止談論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則吾人之能建立中國之廉潔政府亦將愈早”，“中國所需要者，是以非增進道德而為增加牢獄以待政客”，“中國所需要者，既不為仁，亦不為義，又非為榮譽，卻為單純的賞罰，即需要勇氣來槍決掃蕩這班不仁不義不顧廉恥的官僚。唯一保持官吏廉潔的方法即為加以逮捕而用槍彈來警戒他們”。他的這些看法，是有眼光有見地的，並切合社會實際需要的。

在《婦女生活》中，林語堂則頗為具體地敍述了中國婦女生活的演變情形，具有中國婦女生活簡史的價值。他指出，中國婦女歷來處於從屬地位，從未有過應有的權利。孔子有關“女性低劣”的基本意識種下了男尊女卑、女人從屬男人的“根苗”。婦女被束縛的程度，“隨着孔子學説之進展而與日俱深”。漢代確立了女性的所謂德性，如服從、貞節、“三從四德”，但寡婦仍可再嫁而不受限制。魏晉之際，形成了女子嫁充妾媵之風和父母溺斃女嬰的惡習，女子變成男子的玩物。到了宋代，守寡貞節的道德，成為社會公認的一種法典。而且一般而言，向來婦女在家庭中還受到丈夫和婆婆的壓迫與虐待，以及受到起於唐代的纏足制度的摧殘。此外，中國人把“賢妻良母”看作為理想的女性，對女兒的管束異常嚴謹，使她們的儀態温文端莊，重視處女的貞操，學會針線刺繡。只有士紳之家的女兒才有讀書寫字的機會，並出了不少的女才子。但一般人卻以為才學過多對於婦女是危險的，故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説法。至於自由戀愛，公開求婚，對於中國婦女是無緣的，“愛”往往與涕淚、慘愁、孤寂相糅合。在某種意義上來説，在中國只有妓女算是唯一自由的女性，她們使許多男子嚐嚐羅曼斯的戀愛的滋味，包括詩人蘇東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輩。有鑑於這些，林語堂認為無論是離婚是娶妾是重婚還是濫施戀愛，受痛苦的都是女性，只有正常的婚姻才是婦女“唯一保障”。

可是，自民國以來，經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後，中國婦女已開始享有男女平等、讀書、工作、參政等權利，有的女性還成為摩登姑娘。人們對於女性美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從喜歡矯揉造作的所謂嫺靜温雅變為喜愛較為適合人類天性的活潑健美。

因此，林語堂頗為感慨地表示，希望“孔教學説所予婦女界之人為的限制和過分劃分的性的區別，必須讓其地位適合人類天性的觀念而不復回覆”。

其三，對傳統的文化思想作了評介。林語堂在《人生之理想》中，對儒、道、釋作了宏觀的評價。他認為，孔子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孔子學説是一種對待人生與宇宙的思想，以“”為中心，以中庸之道為核心思想，要求人們為人處事合乎人情的“常軌”。孔子以禮義為教，以順俗為旨，重視人類的教育與禮法。孔子學説的人生觀是積極的，他的哲學的本質是都市哲學，過於崇尚現實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此外，在其他章節中，林語堂還指出孔子不是一個好的政治思想家，否定他對道德作用的過分推崇，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親”等説教。

對於道教，林語堂認為是一種消極的人生哲學。老子的學識是政治的放任主義與倫理的自然主義的哲學。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靜無為的政府。他的《道德經》是自保的哲學，教人放任自然，消極抵抗，以守愚之為智，處弱之為強，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是以渾渾噩噩藏拙韜晦為人生戰爭利器的學理。老子還鼓吹“無知”為人類的最大福音，教人以無為之道，逃遁現實，返歸自然，以延壽養生，因而形成消極的人生觀，即“出世”思想。但是，他也指出，道教曾經有過較大的影響。不僅使中國文學產生了“企慕自然之情調”，而且使人們企圖拿神學來解釋宇宙之冥想。它的陰陽二元意識，早在戰國時代已極流行。魏晉時，它的勢力駕於孔教之上。到了唐代，它長期被當作國教。此外，他還指出，道教本身的範圍不斷有所擴大，包括醫治、生理學、宇宙學、符咒、巫術、房中術、星相術、拳術。尤為突出的是，還創造了一種鍛鍊養生法，即所謂吐納丹田之氣。這“氣”字是道教中最緊要而有用的字。“氣為非可目睹而至易變化的玄妙的東西，它的用途可謂包羅萬象，無往而不適，無往而不通，上自慧星的光芒，下而拳術呼吸，以至男女交媾……”對此，他評價為“中國人想揭露自然界秘密的一種嘗試”。

至於佛教，林語堂認為是構成中國人的思想一部分的唯一主要的異國思想。中國的為官者，文人學士和平民百姓，大都受其影響，文化藝術乃至日常飲吃均染上了佛教色彩。以至佛教的寺院超過了孔廟和道教的“觀”的數量。政界人土之所以重視佛教，是因為中國政治不能復興中國，他們乃熱望阿彌陀佛加以援手”。文人學士之所以喜歡玩弄佛學，是因為“每當政局紊亂或朝代更易之秋”，可以“削髮逃禪，半為保全生命，半為對亂世的悲觀”。民間之所以迷信佛教，是因為它“具有福音的潛勢力，大慈大悲即為福音”，而它“深入民間最活躍最直接的影響為輪迴轉生之説”。可是，他指出佛教具有消極作用。它叫人“出家”，無非是為了解除精神痛苦，“是種對抗人生痛苦的報復，與自殺出於同一意味”。它也叫人“禁慾”，而其結果卻造成有的和尚廟成了秘密的賣淫窟，和尚亦誘姦尼姑。如果説它有什麼好處的話，只是給中國人以欣賞山景的好機會，因為大多數寺院都建築在高山景美之處。

從以上所述來看，林語堂對儒、道、釋總體精神的把握和評介，是較為切實的。對於西方讀者瞭解它們，是不無助益的。

其四，對傳統的文化藝術作了評價。林語堂在《文學生活》《藝術家生活》等章節中，認為中國古代文言散文很少優美之作，駢文尤為矯揉造作和脱離現實生活。唐詩長於運用塑形的擬想、繪畫技巧、象徵主義和隱喻手法。古代戲劇（主要指元曲）有獨特的藝術形式，其中有不少堪稱為偉大的詩篇，是“貧苦階級的精神食糧”。《紅樓夢》“不愧為世界偉大作品之，足以代表中國小説寫作藝術的水準高度”。可是古代小説大都存在結構散松、冗長、自足於講述故事、缺乏歐美小説的主觀特性等弱點。

對於中國的繪畫和書法，林語堂更是倍加讚美。他説，中國繪畫是“中國文化之花。它完全具有獨立的精神氣韻，純然與西洋畫不同。……顯着有某種神韻的靈活的特性，更有一種筆觸上的豪邁與活潑的情態。……它並不將一切意象繪之於畫面，卻剩下一部分須待觀者的想象”。而中國書法，則是“在世界藝術史上確實無足以之匹敵者”。它既具有線條上的美質，像筆力、筆趣、藴蓄、精密、遒勁、簡潔、厚重、波磔、謹嚴、灑脱；又具有結構上的美質，如長短錯綜、左右相讓、疏密相間、矯變飛動等等。

其五，閃爍着針砭時弊的鋒芒。林語堂在書中，不時聯繫現實，針砭時宇弊，機鋒閃爍，並不乏幽默感。譬如在《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他有力地抨擊統治者徇私舞弊，敲詐錢財胡作非為，並認為官僚是“民主主義的天然敵人”，不失掉他們的“面子”，“中國將不成其為真正的民主國家”。他更是點名指斥張宗昌等現代軍閥“簡直有一顆墨黑的良心”。他們口口聲聲要恢復名教禮教來提高他人的道德水準，而自己卻“廣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為強姦幼女之老手”。他還指出中國的政治之所以那麼腐敗，“完全在制度（法）”，“倘官僚貪污而無刑罰為之制裁，那麼你要望他不貪污，實在是過於苛求人類的天性了”等等。

《吾國與吾民》一書，除了具有上述值得肯定的方面之外，也存在着一些侷限性。這首先表現在宣揚了所謂歷史循環論，把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説成是以八百年為一週期的，甚至還説“故吾人可未卜先知此後二百年之局勢：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國被異族所征服。真將一一重演乎？”這是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反映。同時，對現代中國人民的不斷覺醒缺乏認識，反而認為他們缺乏自信心，一盤散沙，畏懼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指少數中國人尚可，若是指大多數中國人就不符合實際，因為現代中國人民一直都在倔強地進行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鬥爭。此外，否定中國存在着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只認為中國有衙門階級與非衙門階級，而不承認有更具體的階級分野及其矛盾鬥爭等等。 ^[6] 

《吾國與吾民》出版後好評眾多，在1935年四個月之間印了七版，登上暢銷書排行榜。林語堂在外國一舉成名，該書譯成多種歐洲文字，也同樣受歡迎。 ^[2] 

《吾國與吾民》出版後，兩年之內再版了11次。憑藉着該書在海外的影響，林語堂決定移居國外，並開始了長達三十餘年的英語著作創作生涯。 ^[1] 

與歷來的偉大著作的出世一樣，《吾國與吾民》不期而出世了。它的筆墨是那樣的豪放瑰麗、巍巍乎，煥煥乎，幽默而優美，嚴肅而愉悦。——美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 ^[6] 

《吾國與吾民》是用英文寫作的以中國為題材的最佳之作，對中國有真實、靈敏的理解。凡是對中國有興趣的人，我向他們推薦這本書。——美國書評家伯發（Nathaniel Peffer）發表在《星期六文學評論角刊》書評 ^[6] 

《吾國與吾民》在賽珍珠的支持下，於1935年9月由美國華爾希（賽珍珠的後夫）主持的約翰·黛公司出版。 ^[6]  後經郝志東、沈益洪二人共同將全書翻譯為中文，由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 ^[7]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龍溪（今漳州）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中國現代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新道家代表人物。早年留學美國、德國，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回國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任校長。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等職。林語堂於1940年和1950年先後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曾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作品有《京華煙雲》《啼笑皆非》《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藝術》《蘇東坡傳》以及譯著《東坡詩文選》《浮生六記》等。1966年定居台灣，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主持編撰《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歲。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