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皆非

《啼笑皆非》分四卷。卷一論“局勢”。陳述當時世界之危局，及第三次大戰之伏機。卷二論“道術”，指出道術之淪喪，及以物質主義方術解決危機之錯誤。卷三論“徵象”，批駁現行戰後和平之各種論著，以見思想之癥結。卷四論“治道”，由學術思想上分析當時近百年的文化去向，及推陳人道掃地之史因，並由科學窮極思變之新傾向，透入一道曙光，擺脱唯物機械論，重立自由意志論。 ^[2] 

《啼笑皆非》的創作背景是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承認對中國抗日援助時間太晚，力度也不足，美國對華政策內幕逐步被披露。林語堂認為美國的綏靖政策是日本肆無忌憚侵華的重要原因，並且對日宣戰後美國的對華援助仍有限。他滿懷憤怒寫作該書，目的就是要揭露英美政府的自私和虛偽，警醒中國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敗日本，實現富強。全書自始至終都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寫的。 ^[3] 

林語堂自譯該書的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把自己的思想傳達給同胞，激發中國內自主抗戰的鬥志。《啼笑皆非》的寫作和翻譯一氣呵成。中譯本忠實地傳達了原著思想，旨在揭露英美，警醒國人。完成翻譯後林語堂立即攜帶譯本在重慶、桂林等多個城市進行演講訪問，廣泛宣傳該書思想。當時正值抗日戰爭艱難時期，國際國內局勢複雜，林語堂希望自己的觀點被廣泛接受，為抗戰注入新的動力。 ^[3] 

《啼笑皆非》的一個突出內容，是林語堂憤激地批評美國、英國對中國的錯誤態度。他表示：在中國與日本作殊死戰時，誰打中國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他一樣。因而，他一口氣訴説了美國、英國的七大錯誤。一是中日戰爭爆發後，美國採取所謂的“中立”立場，但一直運送汽油和廢鐵去東京，使日本人轟炸中國婦孺，而羅斯福卻宣稱他們的“政策成功”。二是英國政府無意用自己的軍隊去保衞緬甸，又不肯讓中國軍隊及早進入緬甸與日軍作戰，以致日軍佔領了緬甸，使援華物資無法通過滇緬公路運入中國。三是英國在印度和緬甸扣留根據租借法案要交給中國的物資。四是滇緬公路被封鎖之後，美國不肯供給中國適當的空中運輸工具。五是中國軍事代表團到華盛頓提供情報和協同擬具共同作戰計劃時，受到了冷遇。六是誣衊中國為“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囤積供應物資”，不給中國軍事援助，使中國受到傷害和侮辱。七是美英蘇三國首腦在卡薩布蘭卡開會競將作為盟國的中國排斥在外，卻又説是因為斯大林反對中國參加。林語堂之所以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美國和英國的對中國的錯誤態度，目的是為了“打破封鎖供應中國物國資的華盛頓堅壁”，以便有利於中國的抗戰。

同時，林語堂批評了西方國家想由白種人統治世界的企圖。他指出，西方國家奉行“物質主義”“強權政治”“地緣政治”，正是為實現世界霸權服務的。“物質主義”在“控制着所有的戰後計劃”，“如果強權政治的概念一直不改變……我們的子孫必然還要流血”，而所謂地緣政治則是征服世界及世界鬥爭的政治，有意的將政治建立在地理戰略觀念上”。可是，他斷言西方國家的企圖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亞洲的出現簡直就是帝國主義時代之末日”。

此外，林語堂用儒、道哲學探討了世界和平問題。他有感於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了禍害，認為“人民需要和平”，提出了一種“和平的哲學”。他説：和平就是一個現實的生活條件……必須有一種哲學使人們相信和平是積極的，而不僅是免除衝突和戰爭——一種消極的理想。和平是富足，是生長，運動，行動和生活。和平與諧和一樣自然，因為那是人們的正常方式，人們反對戰爭正如直覺的反對音樂的不調和一般。所以家庭和平，國內和平，以及世界和平的心理都不能十分不同——那只是社會關係的諧和。

鑑於對和平的認識，林語堂認為中國的傳統哲學是有益於世界和平的哲學原素。諸如老子的知足和不爭哲理有益於各國之間不打仗，孔子強調的禮樂治國有助於“大順”的世界和平，孟子的人類天性善良論有益於發揚人類的共同尊嚴和平等。顯然，在林語堂看來，中國的傳統哲學中有不少對人類和平大為有益的哲理，有必要加以繼承和弘揚。 ^[1] 

（一）以目標語言的表述習慣，對原文中同意不同形的表述採用釋義法翻譯，這是林語堂自譯中的一大特點。尤其是採用了較多具有鮮明漢語色彩的詞語（如成語、典故）來替代一些同意的英文表述，使得譯文對於讀者來説更加形象生動，能夠融入讀者的語言認知中。以原文中一句話為例：

We are sowing what we do not mean to reap.

從字面意思直譯，譯為：“我們正在播種我們不想收穫的東西”。雖然這樣翻譯已能夠反映出原文的意思，但總有一種較為抽象，不貼近生活的感覺。於是林語堂先生將其翻譯為：“不過我們收豆不肯種豆，收麥不肯種麥罷了。”同樣的含義，完全不同的表述，林語堂的翻譯更加生動，更貼近生活，更能讓讀者形象的去理解。

（二）從考慮讀者的閲讀理解能力出發，林語堂對於一些英語中特有的名詞不侷限於簡單的音譯，而是採用了譯文加註的方式，以求讀者對其能有一個全面的理解。以下句為例：

Let’s be a little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 and tiresome and go back to Thucydides.

此處的“Thucydides”按常規翻譯為“修昔底德”即可。但考慮到大部分讀者看到“修昔底德”一詞時很可能不知所云，因此林語堂將這句話翻譯為：“好，大家也來搬書籍，做學究，看看修昔底德怎樣記述。（Thucydides，古希臘的司馬遷，所記當年希臘五十年見內戰Peloponnesian War 一書，稱為希臘客觀公允的史書，為現代史家所稱賞。）”通過在括號中增加“古希臘司馬遷”這一解釋，“修昔底德”的形象頓時在中國讀者腦海中清晰起來。

（三）對於簡單直譯較為枯燥，難以引起讀者共鳴之處，林語堂採用增譯的方式，增加一些朗朗上口的成語甚至古文，讓讀者在閲讀時感覺不到這是一部西方文學著作，完全可以按照中文思維去閲讀。舉例如下：

Peace is rich，peace is satisfying，peace is growth and movement and action and life.

從字面翻譯，該句譯為：“和平是富足，是滿足，是生長，運動，行動和生活。”這樣翻譯顯得枯燥乏味，缺乏意境，無法引起讀者共鳴。於是林語堂將其譯為：“國泰民安，於是乎天地化育，萬物滋長，而芸芸眾生得託生於其間，各善其事，安居樂業，優遊以卒歲，豈非萬民之所厚望，天地之常？”原本十多個字的簡單翻譯，變成了近六十字的古漢語體式，似乎超出了原文的意境，但實際上並未改變文意，同時一改直譯的枯燥乏味，給讀者展現了一個氣勢磅礴的意境，加深了讀者的代入感。 ^[4] 

漳州城市職業學院教授，閩南師範大學閩籍作者學者研究中心副主任曾麗琴：《啼笑皆非》因林語堂憤於二戰之時美國及西方諸國不肯對中國抗戰施於援手而作，但其視野不僅止於關心中國，更擴展到對整個人類社會的關懷。 ^[5] 

《啼笑皆非》原著用英語撰寫，由紐約約翰·黛公司於1943年首次出版。同年秋天該書中文譯本即告完成，前十一篇由林語堂親自翻譯，後半部分則由徐誠斌譯成。 ^{[1]  [3]}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龍溪（今漳州）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新道家代表人物。早年留學美國、德國，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回國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任校長。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等職。林語堂於1940年和1950年先後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曾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作品有《京華煙雲》《啼笑皆非》《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藝術》以及譯著《東坡詩文選》《浮生六記》等。1966年定居台灣，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主持編撰《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歲。 ^[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