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珍珠

賽珍珠(4張)

賽珍珠於1892年6月26日出生在弗吉尼亞州西部，4個月後，隨傳教士父母賽兆祥和卡洛琳來到中國淮安 ^[7]  。先後在鎮江、宿州、南京、廬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其中在鎮江生活了18年，她在鎮江經歷了她人生的早期歲月，因此她稱鎮江是她的“中國故鄉”。她童年的大部分時光都在那裏度過，首先學會了漢語和習慣了中國風俗，然後她母親才教她英語。1900年因中國北方發生義和團運動，賽珍珠首次回到美國故鄉。

1902年，賽珍珠重返中國鎮江。

1917年5月13日，與美國青年農學家約翰·洛辛·布克結婚。婚後遷居安徽宿州。

1921年下半年，賽珍珠隨丈夫布克來到南京，受聘於美國教會所辦的金陵大學（1952年併入南京大學），並住進了校內一幢單門獨院的小樓。在賽珍珠和布克三四十年代先後離開中國之前，一直居住在這裏（即今平倉巷5號，南京大學北園賽珍珠故居）。布克（J.L.Buck）是一位農學家，教授農業技術和農場管理的課程，創辦了金大農業經濟系並任系主任，因出版《中國農家經濟》等書而被視為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賽珍珠則在金陵大學外語系任教，並先後在國立中央大學等校兼職教授教育學、英文等課。她既要備課、批改作業，又要參與社會工作，會見中外各界人士，還要修剪家中花園的大片花草，忙得不亦樂乎。在舉行孫中山奉安大典期間，賽珍珠即在家中騰出地方，讓中國駐美大使施肇基博士和為孫中山遺體作防腐處理的泰勒博士住了進來。徐志摩、梅蘭芳、胡適、林語堂、老舍等人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

賽珍珠於1922年在廬山牯嶺開始嘗試寫作。1923年賽珍珠寫出了處女作《也在中國》，此後便屢屢有作品發表。1925年，賽珍珠還寫了短篇小説《一箇中國女子的話》，講了一對異族青年男女的羅曼故事，以“影射”她與徐志摩之間的戀情。而在另一篇短篇小説中，也有賽、徐戀情的影子，甚而小説中男主角最後死於空難的情形，竟與當年徐志摩在濟南附近黨家莊飛機失事的情形相吻合。賽珍珠在她的作品中，四處留“影”徐志摩，寄託着其心靈深處的難忘與不捨。

1927年春北伐軍攻克南京時，社會失去了控制，對於許多外國人來説真是危機四伏，所以她淪落為“洋難民”，離開了南京。當1928年夏回到南京的家園時，儘管整座院落成了馬廄和“公廁”，但她卻在一個小壁櫥裏驚喜地翻出一個木箱。士兵和劫匪掠走了她的大半家產，卻把這個木箱留了下來，箱中完好無損地放着她在母親去世後為其寫的《凱麗的傳記》一書的手稿——這部手稿排成鉛字時書名便改成了《異邦客》。賽珍珠繼續創作，不久給美國的朋友戴維·勞埃德寄去了一篇曾經在雜誌上發表的小説《一位中國女子説》，同時還附上了未曾發表的續篇，建議將兩者合成一部長篇，書名定為《天國之風》。

賽珍珠相關照片(7張)

不久賽珍珠的新作《王龍》又從南京金陵大學寄到了紐約莊台公司，沃爾什又熱情地答應出版，只是覺得《王龍》之名很難為人接受，而書名應“扣人心絃，富有浪漫情調”，建議改用“大地”之類的名字。1931年春，裝幀精美的《大地》（The Good Earth）出版，好評如潮，銷量飆升，《大地》一下子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暢銷的書。並且，很快就有了德文、法文、荷蘭文、瑞典文、丹麥文、挪威文等譯本。莊台公司也因此從一個負債累累的出版社一躍而成為紐約著名的出版公司。沃爾什與賽珍珠雙方還愉快地訂下並切實履行了這樣的協議：賽珍珠寫什麼，他就出什麼。所以賽珍珠後來寫成的《大地三部曲》之《兒子們》、《分家》以及其他多種文學作品，都是由沃爾什的公司出版的。

賽珍珠1934年離開了中國，由於賽珍珠對中國農民生活史詩般的描述，真切而且取材豐富，以及她傳記方面的傑作1938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1939年出版長篇小説《愛國者》、劇本《光明飛到中國》、散文集《中國的小説》，1940年獲西弗吉尼亞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出版兒童讀物《兒童故事集》。1941年擔任《亞洲》雜誌助理編輯、編輯。創辦自在溝通中西方文化的“東西方協會”，擔任主席職務。1942年3月，應美國之音、英國BBC電台之邀，用漢語廣播向中國介紹美國人民如何理解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久，最後一次到中國，為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收集創作素材，深入進行宣傳。1943年7月，邀請中美作家、學者到她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寓所聚合，討論中美關係。會後，就支持中國抗日等問題，向美國朝野發起聲勢較大的宣傳。1946年辭去《亞洲》雜誌編輯職務，專事寫作。不久，《亞洲》雜誌停刊。

1949年10月12日，“艾奇遜（Dean Acheson）國務卿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項條件……由於中國新政府尚不符合這些標準，美國現在不能給予承認”。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兩大陣營的對立與冷戰割斷了賽珍珠與新中國的聯繫。賽珍珠在美中對立、國共對立夾縫中異常矛盾。賽珍珠的《朋友之間》（1958年版）一書記載了她與菲律賓外交部長卡洛斯·P·羅慕洛的談話，他們坦率地談到美國人與亞洲人之間的衝突問題：美國政府想用美國式的價值觀和標準來衡量和要求新中國的一舉一動，這樣就產生了矛盾，這些代表美國式的價值觀和標準均起源於西方文化、歷史背景，與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化相距甚遠。賽珍珠希望中國和美國能找到一種互相容納的機制，但這兩個國家卻兵戎相見，中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和抗美援越戰爭。 ^[2] 

1949年創辦“歡迎之家”，幫助收養具有亞洲血統的美國棄兒。1964年獲人類特殊貢獻獎。創設賽珍珠基金會，旨在幫助美國軍人在海外與亞洲婦女非婚所生棄兒。1972年尼克松總統宣佈訪華後，賽珍珠不顧年邁，同意主持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專題節目“重新看中國”，積極準備重新訪華，但是一位中國駐加拿大的外交官給她發來一份嚴酷的拒絕信函。1973年，她帶着種種疑惑和遺憾離開了她的兩個世界。賽珍珠給一位朋友信中曾寫道：“我想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得多，我幫助美國人民瞭解和熱愛中國人民。儘管我們目前和中國大陸互不往來，美國人民還是一如既往地關注着中國人民。” ^[2] 

1973年3月6日，賽珍珠逝世於佛蒙特州丹比城，骨灰安葬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郊區綠丘農莊，享年81歲。

賽珍珠的作品包含了她認為堪稱無比重要的一個民族、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的活動範圍和歷史。這些書不含有作者的參與意識，而只讓事實説話。賽珍珠的作品即使適合大眾的口味，它們與20世紀中期的文學成就也不能相提並論。與這種意見相關的評論，把賽珍珠獲獎後的反映生活的作品當成了一種典型。她的聲望、她的始終如一的樂觀主義態度以及作品中並未出現的自己的影子，所有這些與當代重要小説相比都顯得很不相稱。她也可能屬於過去時代那種極端寫實的作家，一個落伍的作家。

賽珍珠從小接觸的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小説，使她看到了不同於西方傳統的中國式寫作，獲得了對中國小説的完整概念和印象，從而瞭解了中國早期小説的特殊的侷限性並領略了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她發現，中國小説是在中國自己的文化土壤上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內容和藝術特徵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歷史上種種文化因素和文化傳統的制約。同時她也意識到一個嚴重的問題：幾乎沒有一個西方作家從中國文化視角出發去認識中國小説，他們作品中所涉及的中國人無疑是缺乏真實形象的“空中樓閣”。無論是“聖賢”還是“魔鬼”都不是真實的中國人。因此，賽珍珠要用手中的筆讓世界瞭解真正的中國文化，瞭解真實的中國人民。只有這樣，她所倡導的彼此接受，彼此包容，互相融合的相對主義文化理念才能實現。 ^[3] 

賽珍珠的文學創作明顯地分為不同的階段。諾貝爾獎給了她榮耀，但同時也説她是一位幾乎只以中國為寫作題材的作家。在後來的文學事業中，賽珍珠曾試圖擺脱這種寫作的狹隘性。她的第一部小説《東風和西風》（1930年）實際上包括兩個有相互關係的短篇小説，這部作品為她的初期寫作奠定了基礎。從1930年到她1938年獲諾貝爾獎，這期間的小説和傳記與中國的傳統有關，有些則與西方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有關。

在賽珍珠之前，出現在西方作家筆下的中國和中國人從來都是“他世界”的化身。賽珍珠開啓了西方作家創作中國和中國人的新紀元。她的第一部小説《東風·西風》，又名《一箇中國女子的述説》。從題目中我們已經看到了：賽珍珠要為無聲的中國説話，賽珍珠要讓無聲的中國説話。她採取第一人稱的敍事手法，並且敍事者是一箇中國女子，這必然要顛彼以往的模式，從一箇中國女人的視角看世界，看西方。 ^[3] 

在賽珍珠的作品中，主角幾乎都是中國人，而西方人多是以傳教士身份來中國的配角。這無疑顛覆了以往西方白人是作品的主宰，黃皮膚的華人“他者”的傳統寫作。在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中，賽珍珠把她的目光牢牢放在了佔中國人大多數的農民身上。在賽珍珠之前還沒有哪個西方作家關注過中國農民，就是中國自己的作家對於農民投去的目光也十分吝嗇。不僅如此，作為一個女性作家，賽珍珠的脈搏始終與中國婦女一同跳動。她作品中中國婦女形象真實、生動而且全面，上至慈禧太后，下至普通村婦都成為賽珍珠筆下生動的中國形象。 ^[3] 

縱覽賽珍珠筆下的中國女性形象，從阿蘭、母親被束縛而不自知，到桂蘭、吳夫人開始萌生對自我的渴望和要求，再到瑪麗梁、梅琳勇敢爭取自由等，清晰地展現了一條廣大中國女性逐漸覺醒、追求女性自我價值的成長道路，也表達了賽珍珠為中國女性發言，為中國姐妹尋找出路的美好願望。作為女性主義作家的賽珍珠，終生都在不懈地引導人們反省婦女在社會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聆聽她們心聲中的真實需求。賽珍珠的女性意識及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對於現代社會的女性也有着警示和教育意義。事實上，女性解放的理想並未能完全實現。現代女性應該更深刻地探討女性的主體性內涵和婦女解放途徑。 ^[4] 

賽珍珠在自己的文學研究中明確陳述的論點——作家是小説描寫對象的僕人——不能作為現代箴言被人接受。這種論點被解釋為作品缺乏藝術性，情節粗製濫造，有損於作家名聲。當她自己在努力解決這一問題時，兩種意見的衝突從來未能減弱她的這種願望：去做一個作家應該做的事，去做那些自己承認是被逼出來的事：寫作。賽珍珠獲得諾貝爾獎以後的作品，其主要失敗之處或許證明了她的這一觀點：西方的小説家能夠從東方的小説中學到一些東西。

賽珍珠的文化相對主義思想使得她既承認文化差異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時，她又主張既要承認文化差異，又要超越文化差異。“賽珍珠女士希望我們超越身體差異和文化差異。不是歧視這些差異，而是要認識到每個人的文化都是一種我們大家均能從中學到東西的豐富的結合體。”因正是賽珍珠尊重異質文化，倡導消除隔閡，彼此包容的文化理念，使得她成為當之無愧的文化相對主義者。她指出的文化差異，決非是為了證明文化衝突的不可避免性，而是為了説明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各種文化本身的優秀之處，是為了讓東西方在傳承各自文化的同時，寬容的薄重並借鑑其他國文化的精位，互相傾聽彼此的聲音。賽珍珠在文化相對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秉承“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確立了其跨文化寫作先驅的地位。 ^[3] 

1938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是一位女士——獲獎作品是中國題材的《大地三部曲》、《異邦客》和《東風·西風》；諾貝爾頒獎委員會對她的評語是：“對中國農民生活進行了豐富與真實的史詩般描述，且在傳記方面有傑出作品”。

美國新聞名人海爾德·艾賽克斯（Harold Isaacs）在他的傑作《我們裏的烙印》一書講到，他曾深入採訪過的五十年代的美國政府、新聞、商界等要人們，都深受賽珍珠筆下刻畫的中國人物的影響。尤其神奇的是，儘管經歷過抗美援朝、越南戰爭和“文革”，美國百姓對中國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從來就沒有改變過。這不得不歸功於這位超前女性對中國的傑出貢獻。

1932年，中譯本《大地》在中國問世。《大地》受到許多人的好評。魯迅也閲讀了《大地》。1933年11月11日，《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姚克《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一文後，魯迅致信姚克，説：“先生要作小説，我極贊成，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即如布克夫人（賽珍珠），上海曾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所以她之稱許《寄廬》，也無足怪，因為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只有我們做起來，方能留下一個真相。”

毋庸諱言，多少年來，人們對賽珍珠的譯介與評論始終持低調乃至不屑一顧的態度，不能不説魯迅的評論起了重要作用，以致後人對賽珍珠的評價沿襲了從概念到概念的批評，極大地妨礙了對賽珍珠的全面認識與客觀評價。其後，《大地》雖於1938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中國文藝界仍以魯迅先生對《大地》的評價為準，賽珍珠及其《大地》熱，半個世紀內再也沒有在中國出現過（不過，賽珍珠和中國的其他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例如老舍，關係不錯。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徐志摩是她的朋友，有些人還認為他們之間有戀情）。

如果用艾勒克·博埃默對移民作家的分析來解釋賽珍珠，“一個移民作家的雜交性確實是某種聲音的解放，是打倒權威的一種手段，是把多種聲音釋放出來，沖斷了獨裁專制的枷鎖。但是，這種雜交性説到底仍是一種審美手段，是各種主題之源”。賽珍珠一直處於兩個世界的衝突之中，“兩個世界之間隔着一堵牆”，她便萌發了讓牆兩邊的人們能夠相互溝通的願望，她在文化上是“雙焦透視”，自願地做了打通這堵“牆”的使者，加強了中西之間的友好交流。 ^[2] 

賽珍珠一生都生活在中西兩個世界的衝突之中，她一輩子向兩個世界的人們傳播着跨文化理解，加強了中西之間的友好交流。 ^[2] 

義和團運動高舉“扶清滅洋”的旗幟，慈禧太后也希望藉助義和團趕走白人。賽珍珠一家人搭乘火輪去上海的白人租界避難，接着又回美國躲避了幾個月。令賽珍珠不解的是，“為什麼他們要把我們，始終如一的我們，與那些不知來自何國，不知姓甚名誰的白人強盜、賊寇扯在一起！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冤枉。天真無邪的我，只是因為長着我種族特有的金髮碧眼白皮膚而被人憎恨……”從美國的外祖父家回來後，賽珍珠繼續上孔先生的課，孔先生解釋了為什麼會發生這一不幸，她忍不住哭了，她在傳記中解釋説：“我流淚，因為我知道，如果孔先生和外祖父能夠彼此相見，促膝談心，他們會互相理解，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的。但他們一個在中國，一個在美國，又怎麼能夠見面呢？即使他們能見面，他們又能用什麼樣的兩個人都懂得的語言交談呢？但無論過去還是今天，我始終相信他們能找到共同語言，英語還是漢語都無所謂。”義和團失敗後，賽珍珠的兩個世界不再交織在一起，她知道了自己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儘管中國對她來説和祖國一樣親近，但她知道，中國不是她的祖國，她的祖國在太平洋彼岸。看到兩個世界的破裂，賽珍珠的心中比任何孩子都更加矛盾，她的內心呼喊着：“兩個世界！兩個世界！彼此都不能成為對方，然而又各有千秋。”多年後，她述説了自己當年的心情：“我過去經常望着父母，不知道怎樣向他們傾吐我的感受、我的恐懼。”賽珍珠從那時起就已經為中西兩個世界的矛盾而憂慮重重，因為這兩個世界在她的心中是難分難捨，是融合在一起的。中西的矛盾、戰爭也就等於撕裂她的心，她渴望雙方相互理解，卻又束手無策，成年以後的賽珍珠用她的筆，她的語言，她的行動，盡其所能地去溝通中西，讓她的兩個世界成為“四海之內的兄弟”。 ^[2] 

在協助《亞洲》雜誌編務期間，賽珍珠意識到，單憑一本雜誌恐怕教育不了美國民眾，想要美國人瞭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最好的辦法是找一些能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講話的中國人，讓他們直接面對美國人，舉辦講座，講解亞洲和中國知識。天下一家。如果普通美國人能夠把自己看成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就能引發自己對其他種族的好奇心，進而產生興趣，直至達成理解。於是，賽珍珠找到訪美的亞洲人包括中國人（如演員王瑩），來實施她這個交流計劃。

在1927年，中國進入北伐戰爭高潮期，北伐軍接二連三地破壞傳教場所，一支北伐軍佔領南京，流血戰鬥從3月23日持續到24日，至少有六個外國人喪生，即所謂“南京事件”。多年以後賽珍珠回想起這一天——3月27日，仍歷歷在目。鄰人告訴賽珍珠軍隊正在屠殺白人，嚇得全家在魯媽的幫助下藏進了一個沒有窗子的小土房裏，全家人戰戰兢兢，等待隨時可能襲來的殺戮。賽珍珠又委屈又悲憤：“我們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只因為我們是中國土地上的外國人……今天，我們代人受過，代那些侵略者、帝國主義者，那些歐洲的、英國的白人受過，他們發動戰爭，搶奪戰利品，索取領土，與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要求治外法權，而我們從來都不認識這些帝國的締造者。我一直都害怕這些人，因為正是他們，才使我們在亞洲遭到仇視。現在，歷史的報應竟落在我們身上，落在了我那善良的老父親身上，他對自己遇見的每一箇中國人那樣友善。”對那些勇敢的、想盡一切辦法來保護她們這些白人的中國人，賽珍珠又非常感激：“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熱愛中國人，如此尊敬他們。我敢肯定，總有那麼一天，這兩個偉大的民族走到一起，彼此相解，永遠友愛……” ^[2] 

1971年，“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將中美關係帶進了一個新的階段，接着亨利·基辛格秘密訪華，尼克松表示美國準備與北京對話。1972年，賽珍珠曾希望能作為一名記者陪同尼克松出行，但是一位中國駐加拿大的外交官給她發來一份嚴酷的拒絕信函。 ^[2] 

賽珍珠最喜歡教的課是英文，因為這門課有着極大的發揮空間，可以充分“表現”她的淵博學識和過人的口才。當然也曾有學生認為她上英文課是“海闊天空，離題萬里”而告到了校長室去。她自認為“上得較為遜色”的是宗教課。在給紐約傳教董事會的工作彙報中，賽珍珠直言不諱地説：“對在課堂上傳授宗教知識的整套方法，我深表不滿。”她認為“和正規的宗教課相比，在教育學課上傳授宗教知識則更勝一籌”。這引起了董事會的不滿，董事會很不客氣地告誡賽珍珠：“只有正規地傳授神學才算正道。”賽珍珠沒有屈服於壓力，在力爭無效的情況下，憤而辭去了宗教課的教職。對此，陳裕光校長和許多外籍教師都深感惋惜。但是在中國、美國許多地方，賽珍珠都仍然公開聲稱她極為討厭那些“喋喋不休的佈道”，説佈道只會“扼殺思想，蠱惑人心，在中國教會里製造出一批偽君子”。她認為，“空談無益，基督徒應該給中國人提供實實在在的服務，譬如教育、醫療和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