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人

先秦時期，廣東屬南越，當時聚居在廣東地區是被稱為“南越”(百越的一種)的少數民族，包括壯族、畲族、黎族等 ^[12-13]  。據近代地方誌記載：“據史料記載，吳川境內最早有吳、李、林、陳、孫等姓人定居，許多姓氏稱開基始祖都是來自福建。有的是來吳川及周圍州縣當官，任滿後定居吳川，有的是貿易經商定居吳川。如吳川芷寮港是個商埠，不少商賈落籍吳川，芷寮原有48個姓氏，現只有41個姓氏，有福建街和潮州、廣州會館，吳川梅菉鎮樟洲街。芷寮還有外國商人前來貿易，如明朝末期法國商人在芷寮開挖了一口水井，俗稱“番鬼井”，泉水清純，至今當地居民仍取井水飲用 ^[8]  。境內部分來自福建莆田（講古閩南語）於南宋時期遷入廣東吳川為高峯期。

吳川主要方言是粵方言，吳川市語言資源分佈如下：吳陽鎮白話是民間公認的吳川土白話標準音；黃坡鎮基本都是吳陽土白話，但馬台村近一半村民操的是黃坡白話，另一半操的是與吳川平級的湛江市坡頭區龍頭話；振文鎮大部分區域主要是分佈着吳陽土白話，而水口渡村委會邊塘、湖塘村委會上林、下林等村講梅菉白話；塘尾街道部分地區講的白話類似博茂口音，部分地區講吳陽土白話。大山江街道主要流行博茂白話，嶺圩小區講博鋪口音白話，部分地區講吳川土白話；樟鋪鎮居民亦操白話，跟振文白話較為接近；塘鎮、長岐鎮、淺水鎮通行白話，主要為長岐口音、塘口音；蘭石鎮居民多數講吳川東話，只有靠近梅菉鎮的3個自然村主要講梅菉白話；覃巴鎮居民講梅菉白話、吳川東話和吉兆海話；王村港鎮居民使用的方言為吳川東話。 ^[14] 

吳川粵方言大致分兩類。

一類是以梅菉話為代表的高陽片粵語，有梅菉口音、塘綴口音、長岐口音之分。梅菉口音主要通行於梅菉街道；塘綴口音主要通行於西北部的塘綴區；長岐口音主要通行於北部的淺水區和長岐區，和相鄰的茂名、化州粵語口音接近。市政府機關，市級在以往通常都把梅菉粵語作為交際的“官方語言”。

另一類是以吳陽話為代表的吳化片粵語。它通行於吳陽、黃坡、塘尾、振文等鎮街。據估計，講吳陽話的人佔全市總人口的60%以上。今湛江市屬坡頭區，舊屬吳川縣轄，九成的居民也講吳川話。

梅菉話、吳陽話都屬粵語，具有粵語的共同特徵，大體上可以互相交流。比較之下，梅菉話跟“廣州話”稍接近，吳陽話跟“廣州話”有明顯不同。

即黎話，和雷州、徐聞一帶的雷話很接近，都是屬於閩南語方言。它主要分佈於蘭石、王村港、覃巴等鎮。據估計，説東話的人數近十萬人。有人説，這幾個鎮地理位置上正好位於吳川市東部，且與鄰近電白縣水東鎮相連，電白縣把水東鎮的話叫“東話”，吳川的東話也因此得名。

海話也叫吉兆話，分佈在吉兆一帶，這是一種瀕危語言。

稱謂“吳川話”此詞此義有區別於梅菉粵語等其他吳川方言，緣由古代吳川衙門縣治位於吳陽，即為政治、文化中心，所以吳陽話又稱吳川話。主要使用區域有吳陽、黃坡、振文、湛江坡頭、南三島等地。

吳川話最大一個特點就是古味濃重。融合了高陽片粵語、閩語、俚僚古越語的特殊混合型語言，某些發音至今還保留着閩語的特徵。吳川話屬於粵語吳化片，也是吳化粵語的代表方言之一。發音上，平平仄仄極為協調，全國少有。吳川話又有吳陽口音、黃坡口音、坡頭一帶口音的差別。

吳川話目前被歸粵語，不過這種劃法一直存在爭議，因為，吳川話無論從歷史還是語言的本身，都不屬於粵語。從歷史角度來説，多數講吳川話人的父系祖先來自福建，操古閩南語；從語言來説，吳川話和其它任何語言都無法溝通，包括相識度最高的化州話。

所以吳川話和粵語的關係存在爭議，主要有兩種看法：一、吳川話屬於粵語吳化片；二、吳川話是一門獨立的語言，不屬於粵語，兩者平衡關係。

吳川位於廣東省的西南部，總人口約112萬，土地面積848.5平方公里。因境東郊有吳家地，納三川（江）之水（鑑江、袂花江、梅江），故名曰：“吳川”。吳川人之所以富裕，富在境地吸納三江之水，富在鑑江之靈氣；鑑江之出海口在吳陽沙角漩，鑑江出海口之外有三座礁山緊鎖水口，這三座礁山似三杯酒時時在朝禮吳川，如此拱浪潮、羅城緊密，即朝海拱辰之義。

吳川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地靈人傑，濱江臨海，三江過境，脈脈鑑江，幹載揚波，碧綠的鑑江水千百年來無私的滋養着兩岸生靈。水的浩瀚、博大、剛勁和柔順，淘洗出吳川人宏闊的胸襟氣量、勤勞拼搏、勇於創新、敢為人先的精神秉性和開放兼容、熱情好客、熱心公益、熱愛家園的品格，為世人留下了深刻了的印象。吳川人以其聰明才智，在各行各業艱苦創業、磨礪進取、敢闖敢冒，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輝煌成就。 ^[2] 

圖冊(7張)

天高海闊任我行，揚航競帆看吳川。吳川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歷代人才輩出，有狀元、進士、舉人等科甲士子，有政界、軍界、商界等精英，也有文人墨客、英才志士。自宋代至清末共有狀元1名，進士18名、130個舉人。歷史名人有粵西唯一的狀元林召棠、首任駐美大使陳蘭彬、民國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愛國將軍張炎、前任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有為“神舟五號”、“神舟六號”載人飛船安全着陸作貢獻的中國地質大學信息工程學院院長吳信才，有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康景軒博士等等。 ^[3] 

改革開放後，每年外出務工經商的吳川人有30多萬。外出從事建築業、製造業者有之，從事各種商業貿易者有之，他們的足跡遍及祖國的大江南北並遠涉海外，尤其是深圳、上海、北京等發達地區，是吳川人務工經商最集中的地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吳川人創造的“吳川模式”與浙江的“温州模式”齊名，成為吳川發展的一面旗幟。 ^[2] 

提起吳川，人們就聯想到吳川老闆。在吳商中，資產過10億元的不少，億元者大有人在，千萬元的數不勝數。據概算，吳商在外擁有1000多億元資產及數百億民間流動資本。吳商足跡遍全國，在南海，以陳亞海為代表的一大批吳川企業家將廢品回收生意做到數十億元的規模,每年給當地帶來上億的税收。

吳商在雲南的投資超過150個億。昆明和西雙版納是吳商比較集中的地方，兩地都有吳川街。位於昆明市貴昆路的“吳川輪胎街”，將近200檔的大小輪胎商鋪，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吳商。而昆明市環城南路的“吳川海鮮街”已飲譽西南幾省，當地商賈名流逢有宴請幾乎都到“吳川海鮮街”一聚。吳商在廣州、虎門、南海等地投資過100億興辦鞋廠，在全國輪胎生產及銷售的行業裏控制的資產超過300個億，在全國的房產建築行業裏控制的資產更是一筆難以統計、不斷壯大的數據。 ^[11] 

廣東博澳鴻基投資集團（原廣東逸濤集團）總裁：韓慶雲（經營房地產、石化、礦業資源、高速公路及水力發電、物流園區、商業貿易、建築工程等等，旗下擁有“廣州63層”廣東國際大廈、南沙開發區名樓盤等物業） 黃坡鎮上馬村。

深圳市京基集團董事長：陳華（擁有五星級海景酒店大梅沙京基喜來登、京基百納廣場、深圳在建第一高樓京基國際金融中心、深圳吳川商會永久名譽會長） 吳陽鎮蛤嶺村。

中國高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深圳市華昱集團董事長兼總裁：陳陽南 （香港上市公司、擁有國內柏麗酒店、深圳北京金龍騰酒樓、深圳水官高速、清平高速建造者） 黃坡鎮平城村。

廣東省龍威實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東莞虎門龍泉國際大酒店董事：龍觀生（五星級酒店東莞虎門龍泉國際大酒店的建造者、吳川商會總商會會長、吳川商會廣州商會會長、華夏龍氏文化研究會會長） 塘綴鎮山瑤村。

深圳市凱利來大酒店董事長：深圳市豪耀集團董事長：李華盛 （深圳商會永久高級商務顧問，據説是吳川最早突破億元的老闆，成名已久，幾乎每年春節重金邀請CBA隊員來家鄉表演比賽） 黃坡鎮牛路頭村。

深圳市銅鑼灣集團董事長、中國商業地產聯合聯盟主席：陳智（兼任中國商業聯合會副會長，深圳商會高級商務顧問） 梅錄鎮。

佛山市興海銅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亞海（兼任佛山吳川商會會長、金屬大王） 樟鋪鎮辦塘村。

吳川吳陽中街極浦亭(1張)

吳川歷史上計有進士十八人，翰林二人，欽賜翰林三名，舉人一百六十六名。如宋中街李屋巷解元李凌雲、進士霞街始祖林永，元江淮指揮使劉承忠將軍，宋代進士鞠杲、林廷，江南提督曾秉忠，福建金門鎮總兵楊元超，清同治朝提督陳紹，澎湖水師協副將潘韜，明進士林廷獻，，清廣東十大才子之一李文泰，清狀元林召棠，粵東七才子之一林聯桂，雲南監察御史吳孔昭，中國首任駐美大使陳蘭彬，御前侍衞司馬官駱家猷，海南盟軍道按察司副使歐光宸，清瓊州督撫彭玉將軍，越南著名華僑領袖陳上川，山東登州鎮總兵陳輝龍，清廣東水師提督竇振彪將軍，錦衣衞籍户部主事蕭惟昌，翰林院檢討麥國樹，南京兵馬司指揮李芳，名標儒林傳之吳懋清。他們之中有位列尚書、御史、道台、知府、知州、通判、教授、知縣、教諭、總兵、提督等職，多達數百人且大都政聲卓著、清正廉明。清朝武官有十四總兵，兩提督。

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發展，文化呈多元化，宗教信仰環境寬鬆，原有民俗民風、理想信念、宗教信仰受到衝擊，形成新思想、新文化、新時尚。外地外國傳入的禮儀習俗，與原有思想、原有文化、原有時尚，互相交融、共存共榮。人們的衣食住行用、生老婚喪祭、歲時節日喜慶、社會禮儀習俗、生產生活習俗、陋規陋習惡習等，既受到嚴重衝擊，又與新思想、新文化、新時尚共存。人們碰到相對應的事，往往既行舊禮、沿襲舊俗，又行新規，開創新時尚。 ^[5] 

吳川人自古以來就有勤勞的傳統，拼搏的志氣，敢為人先的精神。遠古時期，吳川為蠻荒之地。過去連年風災旱災不斷，百姓衣食無着，生活十分困頓艱辛。如今，吳川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百姓安居樂業，這中間，浸透了吳川人多少辛勤的汗水，奮鬥的淚泉！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減輕風災水災旱澇的侵害，吳川人民開鑿了兩條人工河流：一是博茂減洪河，對治理袂花江澇區取得較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另一是塘尾分洪河，使鑑江縮短28公里流程，直排入南海，大大減輕澇災，並蓄水灌溉，使近萬畝的旱地變為水稻良田。當時，生產力水平比較低，這兩條河流全靠吳川幾十萬幹部羣眾自力更生，自帶糧食和工具，日夜苦戰，肩挑背扛開鑿而成。吳川人為改造家園，翻江倒海，戰天鬥地，無私奉獻的精神的確可歌可泣，他們羣策羣力，勤勞奮進，致力改造山河的壯志豪情堪可載入史冊。

吳川人敢為人先。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個體商人和手工業者便走街串巷，收廢品，從事各種小營商活動，這一時期，可以説是商品經濟的萌芽。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吳川的手工業十分繁榮，覃巴鎮手套針織廠、梅錄城區的麻紡廠、塘尾的漁網廠相當紅火。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吳川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大辦鄉鎮企業，民營經濟快速興起，呈現出“村村點火、户户冒煙”的蓬勃發展局面，創出鎮辦、村辦、聯户辦、個體辦“四個輪子一齊轉”的“吳川模式”，與浙江“温州模式”齊名，成為吳川發展的一面旗幟。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吳川人更是緊抓機遇謀發展，捷足先登。吳川的工業和民營經濟在湛江地區一直保持領先地位，區域產業迅猛發展，全市形成了羽絨、塑料鞋、機械製造、家電、農海產品加工等為主要支柱的產業羣體。特別是羽絨業，吳川是全國兩大重要羽絨生產基地之一，被譽為“北有蕭山，南有吳川”，成為“中國羽絨之鄉”。塑料鞋業也有長足發展，鞋業企業發展到700多家，產量佔全國的三分之一，有“南國鞋城”的美譽。此外，吳川還是全國有名的糖酒食品機械製造基地、網具生產基地、海蜇加工出口基地、廢舊物資回收加工基地、家用電器生產基地等等。

吳川文化底藴深厚，歷史文物古蹟甚多。從晉代開始，就建有私立學校茂山書院，元朝至正九年在縣城修建學宮，亦則孔廟。明清時期，官學私學並舉，設立了正疑書院、寥山書院、梅坡書院、川西書院等官立私立學校，講經讀書成為綿延不衰的人文風氣。因此，吳川自古以來才俊輩出。一個小小的縣，就出了1個狀元，18個進士，160多個舉人，現當代還出了2個外交官和3個將軍。清朝道光三年中了狀元的林召棠，是科舉取士以來廣東9位狀元之一，更是粵西地區唯一的狀元。此後中了進士的陳蘭彬，是清朝第一任駐美公使，為溝通中西方和維護中國公民在西方的合法權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民國期間的著名愛國將領李漢魂和張炎，都為國為民立下過汗馬功勞。

如今的吳川人秉承傳統，繼往開來，讀書尚學的風氣仍然十分濃烈，很多村莊建有文化樓，設立了圖書館、閲覽室等文化娛樂設施。尤其是一些先富起來的村莊，投入大量的資金，興辦學校，引進外地教育人才，致力振興當地教育事業。

讀書與經商都是吳川人謀求出路的首選，尚文重商是吳川千百年來延續至今的良好風氣。吳川的地理交通環境，也為吳川人外出發展創造了非常便利的條件。

改革開放的浪潮風起雲湧，先知先覺的吳川人最先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外出從事各種各樣商業貿易、製造業等等，他們的足跡踏遍中國的大江南北及遠涉海外。 ^[2] 

吳川讀書成才者不計其數，每年考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山大學等全國一流高校的都有一大批。他們當中，有前任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有為“神舟五號”、“神舟六號”載人飛船安全着陸作出貢獻的中國地質大學信息工程學院院長吳信才，愛國鉅商許愛周次子，地質工程專家、地理學家許士芬，有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康景軒博士，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首席專家。易顯河

吳川人的人情味特別濃，到過吳川或與吳川人打過交道和相處過的，無不為吳川人的真誠、熱情所感動。

吳川人以誠待人、熱情好客的濃濃情意，單從吳川的“年例”上便可領略。吳川一年四季，民間傳統“做年例”連續不斷。做年例也是農村的“文化節”，各村各鄉都有自己不同的風俗。每到年例，外出人員一般都回來，把家園打扮一番，邀請聚慶。就算經濟並不寬裕的農家，也想辦法籌辦酒菜，款待親戚朋友，家家户户張燈結綵，喜氣洋洋。

人無志不立，商以誠為本。吳川人誠實守信、真誠待人、熱情豪爽的秉性，有口皆碑。正是這樣，吳川人普遍贏得了四海朋友的信賴和尊重，也贏得了發展的機遇。他們走南闖北，打拼天下，靠的不僅是自己的聰明才智，還有遍天下朋友的鼎力支持。可以説，有建築的地方就有吳川人，這是吳川人艱苦創業的寫照，也是吳川人廣交朋友、誠信待人的佐證。

吳川古屬百越之地，長期艱苦的生活磨礪了吳川人勤勞淳樸的民風特質；吳川歷史悠久，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響；吳川濱江臨海，本土江海文化別具特色；吳川銜接嶺南，飽受嶺南文化的輻射薰陶。因此，以厚重的儒家文化為根基，獨具特色的江海文化與嶺南文化交匯融合，在這種文化土壤上生活的吳川人有着開放兼容、務實奮進的精神。

追本溯源，吳川人很早就具有開放兼容的精神和務實奮進的品格。其中，吳川人林懷蘭把番薯從越南引入中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據《吳川縣誌》記載，明朝年間，吳川人林懷蘭遊醫交趾（今越南），見當地種植番薯，民不患饑饉，便借治癒國王之女，國王賜食熟番薯之機，求食生者，懷半截而出，歷經艱險，迴歸鄉梓。自此，番薯遍種於南粵，後幾遍及全國。此外，上述的吳川人陳蘭彬，也曾是清朝第一批公派留學生的督學，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維護中國勞工的合法權益作出很大貢獻。林懷蘭、陳蘭彬是吳川人最早具有開放意識的傑出代表。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改革開放的富民政策讓一大批外出務工經商的吳川人先富起來，他們富不忘本，富而思進，把熱愛家園的綣繾情懷化作回報家鄉、建設家鄉，紛紛慷慨解囊，爭着做有益於廣大人民羣眾的公益事業，捐資辦學、架橋鋪路、扶危濟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構建和諧社會作貢獻，實踐新的人生價值。 ^[2] 

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吳川人外出創業經商，人數超過20萬，他們經過努力拼搏、艱苦創業，有不少人成了大大小小的老闆，其中有的還創出了輝煌的業績，據不完全統計，超億元身家的企業家就有500多個，超100億元身家的有近10個。吳川老闆不僅敢想敢幹、熱愛家鄉、慷慨捐資建設家鄉，還積極支持各地的公益事業，贏得社會的廣泛讚譽，打響了“吳商”的品牌。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開放初期廣東出現了全省僅有的兩種發展模式：即“南海模式”，另一種就是現在沉寂的“吳川模式”。“南海模式”與後來的"江陰模式"相似，而當時的“吳川模式”與同時期的“温州模式”並駕齊驅，在當時便以“北有温州，南有吳川”享譽全國，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

當時的“吳川模式”主要體現在整個吳川都形成了“鎮辦、村辦、個體辦、聯户辦”的發展局面，人人爭先，個個都要爭做老闆的心態，並創辦了當時全省第一間股份制合作企業，1986年吳川縣在全省鄉鎮企業會議上作了千家萬户辦工業的經驗介紹，吸引了包括當時的省委書記林若數度帶隊及珠三角地區的領導和企業深入吳川慕名前來參觀考察，這在當時的吳川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吳川人陳華先生因2002年請來克林頓，交流中美文化，造勢經典名盤，被譽為“中國民間邀請克林頓第一人”而轟動一時。 ^[6] 

吳川商幫，是指敢為人先，不甘落後和誠信勤奮的吳川人自發崛起的商業羣體。“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是吳川商幫形成的前提，他們都是根據各自特色來經營各行各業，並且對社會有着很強的敏感影響力，吳川的商幫形成是吳川人始終堅信創造美好生活的源泉，激勵自己願意從小事做起，不怕付出艱苦努力的人，才能成為生活中的強者的結果， 吳川人的創業精神，是中國崛起最具影響力的榜樣。

“我們這些吳川人，為了各自的理想，走出吳川，走向中國，甚至走向世界。但無論什麼時候，我們都不會忘記自己的故土。別人問我是哪裏人，我説是吳川人，無論我們是企業家也好，創業者也罷，總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永遠不改的吳川人！”——吳川深圳商會會長李雅林。

2007年11月2日，由吳川人黃金明先生斥巨資拍攝的電影《生死二十八小時》的劇組舉行了隆重的開機儀式和新聞發佈會，這是由吳川人出資在吳川市拍攝的第一部電影，並邀請香港影視名星周海媚主演該電影的女主角。當時中央、北京、省、湛江、茂名、吳川等地的電視、報刊、網絡媒體的記者和湛江、茂名兩市有關部門的領導以及吳川市黨政領導、吳川各大商會代表、各界來賓幾百人出席了新聞發佈會。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