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

光緒五年（1879年）2月3日，李宗吾出生於四川富順自流井匯柴口小竹灣（今屬自貢市）。 ^[5] 

光緒七年（1881年）至光緒八年（1882年），因頑皮蠻橫，被家人呼為“人王”。以此起名為世全，後改為世銓。 ^[5] 

光緒十一年（1885年），患咳嗽病，久治不愈，遂成哮喘病，體質虛弱。 ^[5] 

光緒十三年（1887年），開始入私塾讀書，先後從陳、鄭老師讀書。 ^{[1]  [5]} 

光緒十六年（1890年），跟隨關海淵讀書，關海淵除講解《龍文鞭影》《千家詩》外，還教他習作八股文和試帖詩，並指導其閲讀史書。 ^[5] 

光緒十八年（1892年）春，同五哥李世源一同入茂源井三劉私塾讀書。三位劉老師中，年輕的劉建侯老師，對其影響最大。 ^[5]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三老師分館，他跟隨性格嚴謹的劉應文（七老師）讀書，劉應文對他特別賞識，四年後推薦他到書院讀書。此年由李世銓改名為李世楷，字宗儒（取信奉孔子之意）。 ^{[5]  [12]}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入富順縣自流井三台書院讀書。 ^[5]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轉入炳文書院，從山長盧慶家系統學習八股文做法，學問大進。他作文愛標新立異，顧得師長賞識。 ^{[1]  [5]}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富順縣試中考取第一名，獲秀才功名。 ^[5]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考中秀才。 ^[1]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赴成都補行恩、正兩科鄉試，考取四川省高等學堂（今成都大學），但因故未立即入學。 ^[5]  隨後，與雷民心、曾龍驤等人在家中自學。 ^[5]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1月，入四川高等學堂優級理科師範班。在校期間，他刻苦學習，接受新思想，並受中國同盟會會員雷民心、張培爵的影響，加入同盟會。 ^{[1]  [5]}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以最優等成績畢業，學部特授舉人功名。 ^[1]  由於對傳統之儒家思想頗有非議，認為“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故改名為宗吾。同年，參與謀劃刺殺四川總督趙爾豐，後因泄密未成，同學張列五、楊維等人遭通緝。李宗吾因非主謀，得以倖免。 ^[5]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李宗吾受聘任富順縣中學堂（今富順二中）教習，同學王簡恆任監督（校長），廖緒初任縣視學，謝綬青同任教習。 ^{[1]  [5]} 

宣統元年（1909年），王簡恆辭職，李宗吾接任富順中學監督。 ^[5] 

宣統二年（1910年）夏，因長夜難眠，李宗吾苦思中國幾千年歷史，終於從“三國舊事”中，悟出臉厚心黑之理，進而發明了“厚黑學”。 ^[5] 

宣統三年（1911年），李宗吾被四川提學司調任為小學檢定員，因四川爆發保路運動，在去雙流縣檢查工作時遇阻，返回故鄉。後任自貢地方議事會學務科長，力主多建新學校。 ^[5] 

民國元年（1912年），好友張培爵出任四川省軍政府副都督兼民政廳長，李宗吾應邀返回成都，任審計院第三科長。此間，在《公論報》上發表《厚黑學》一文，署名獨尊，旨在取佛祖“ 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意。 ^[13]  廖緒初、謝綬青分別作序、跋。 ^[5] 

民國二年（1913年），李宗吾被財政司任命為重慶關監督，但未就職。後先後出任官產競賣處經理，官產清理處處長。同年底，政府機關裁撤，李宗吾去官返鄉。 ^[5] 

民國三年（1914年），四川省政府委任李宗吾為富順縣視學，上任不久奉調江油縣任省立第二中學（今江油一中）首任校長。 ^[1] 

民國四年（1915年），李宗吾調任省視學，負責省內中小學教育的籌劃檢查等工作。 ^{[1]  [7]} 

民國六年（1917年），李宗吾刊印《厚黑學》一書，唐倜風作序。 ^[5] 

民國七年（1918年），李宗吾任四川省公署教育科副科長，廖緒初任科長。 ^[5] 

民國八年（1919年）年末，廖緒初辭職，政府讓李宗吾代理科長，李宗吾堅辭不就，再次返鄉。 ^[5] 

民國九年（1920年），李宗吾鄉居閉門讀書一年，研究厚黑原理，認為心理隨力學規律變化，並開始用數學和物理學解析心理變化。 ^[5] 

民國十年（1921年），李宗吾再次出任四川省視學，到川北遂寧調查吊打校長案，終於平息事件，作出妥善處理。 ^[5] 

民國十一年（1922年），受政府派遣，李宗吾與遊子久等人一道，赴鄂、湘、粵等地考察教育，歷時半年。 ^[5] 

民國十二年（1923年），在成都召開的“新學制會議”上，李宗吾聯名提出考試案，未獲通過。後獨自成文，主張各校實行畢業考試。 ^[5] 

民國十三年（1924年）至民國十六年（1927年），李宗吾在家鄉富順試點推行考試製，組織學業成績考察會。 ^[5] 

民國十四年（1925年）2月，四川省署根據李宗吾的呈請建議，制定各級學校畢業考試條例，開始在各縣推行。7月，李宗吾在宜賓主持畢業考試，遭學生痛打。後作《考試製之商榷》一書，闡明自己教育觀點。 ^[5] 

民國十五年（1926年），李宗吾作《學業成績考察會之計劃》。 ^[5] 

民國十六年（1927年），李宗吾當選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四川分會董事，並應邀發表《推廣平民教育之計劃》。刊行《宗吾臆談》一書，由李天根作序。同年，重要著作《我對於聖人之懷疑》正式發表。 ^[5] 

民國十六年年末至民國二十三年（1927年—1934年），李宗吾任劉文輝、劉湘軍中顧問及省府編纂委員。 ^{[5]  [8]} 

民國十七年（1928年），李宗吾刊行《社會問題之商榷》一書，系統闡述其政治、經濟、外交觀點，提出舍力學説。 ^[5]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北平、上海二地同時出版《厚黑學》單行本。 ^[5]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至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李宗吾任四川省政府政文室編審委員。 ^[5]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8月—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5月，李宗吾將歷年所作文字的一部分，融合自己的新觀點和想法，重新以隨筆體裁整理為文，在成都《華西日報》上開闢《厚黑叢話》專欄，連載發表，內容幾乎包括其所有思想成果，後因政府幹預而停止。後來以《厚黑叢話》為書名結集單獨成書。 ^{[5]  [14]}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12月6日，李宗吾為黃敬臨的《食譜》一書作序。 ^[8]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6月，李宗吾刊印《中國學術之趨勢》一書，總結了中國歷史上哲學學術的分期、剖析宋元明清學案的由來、川學的基本內容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基本觀點和內容，內容宏闊，思想深邃，被學術界認為是扛鼎之作。 ^{[5]  [15]  [23]}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6月，李宗吾發表《制憲私議》一文。7月7日，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當時的四川交通、通訊比較落後，李宗吾在成都知道這個消息後，冒着酷暑連續幾個晝夜，奮筆疾書，把原定寫的《外交私議》改定成一部《抗日計劃之商榷》，並將《抗日計劃之商榷》逐日在報紙上刊登。9月，將《制憲私議》與《抗日計劃之商榷》合刊成《制憲與抗日》單行本在成都日新工業社出版。 ^{[1]  [5]}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四川省政府裁員，李宗吾被排擠出局。 ^[5]  同年，將以前曾發表過的短文《心理與力學》重新整理成書同名發表。因作者認為此文所言是厚黑學在學理上之根據，所以人們稱其為《厚黑原理》。 ^[23]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3月，李宗吾發表《厚黑教主六旬進一正文啓》。由於蔣介石當局認為其作品危害世道人心，下令通緝李宗吾。4月，他悄然返回故鄉自流井，隱居於小竹灣。同年，寫成《中國民族性之研究》《性靈與磁電》，後一篇收入《心理與力學》中。應張默生之邀，寫出《宗吾自述》。 ^[5] 

民國三十年（1941年）12月，李宗吾攜長孫李長翊到重慶北碚拜訪張默生，兩人長談數日，閒暇時寫作《鍤隨錄》。 ^[5]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靠朋友楊亞仙資助，李宗吾刊印《厚黑學》《中國學術之商榷》《心理與力學》等三本書。同年，與政要、著名學者吳稚暉會面，二人討論了“知難行易，知易行難”等問題，吳為其題寫了封面書名。 ^[5]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春，李宗吾再次來到重慶北碚與張默生會面。3月，李宗吾經成都返鄉，寫作《迂老自述》。8月，患中風失語症。9月28日，逝世於自流井家中，終年64歲。9月30日，成都各大報刊發表“厚黑教主”逝世的唁電和紀念文章。10月初，自流井各界聯合為李宗吾召開追悼大會。 ^[5] 

民國元年（1912年），李宗吾在成都《公論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厚黑學》，其中“厚”理解為“臉皮厚”，“黑”則理解為“良心黑”。這種獨特的解釋形式讓李宗吾很快在讀者中引起巨大反響，並獲得了“李厚黑”的稱號，一時間各種批評、辱罵迅速向他襲來，但李宗吾並不後悔，甚至以此為樂，反而愈寫愈多，於是《厚黑經》和《厚黑傳習錄》相繼出爐，在《厚黑傳習錄》中更是以方法論的高度提出了“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以及“辦事二妙法”（即“鋸箭法”和“補鍋法”）和“厚黑三階段論”，借“厚黑”諷世，正話反説，揭露當時中國的官場和社會中的各種陋習和黑暗。爾後，在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進行研習、反思後，李宗吾在人性論上取了告子的性無善無惡論。同時他又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在方法論上，實際上是個人主義思想的擁護者，在調和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兩種對立相反的理論的基礎之上，創出了“厚黑原理”，即“心理依力學規律變化而變化”，可以引導和利用私心的導向，從而決定“厚黑”的手段所闡發出來的社會效應和社會價值，提出了“厚黑救世”的基本思想和取向。“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以圖謀眾人之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尚；就成敗而言之，我們可下一公例，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越厚黑，越失敗；用厚黑以圖謀眾人之公利，越厚黑，越成功。”這一階段的“厚黑學”思想，將“厚”字解為“忍辱負重”，“黑”字解為“剛毅果敢”。 ^[25] 

在看待“厚黑學”思想形成的時候，可以將其分為廣狹兩義兩個階段進行看待。狹義“厚黑學”思想，是以“厚黑學之樹根”——《厚黑學》《厚黑經》為理論指向的“面厚心黑”的基本哲學內容，以及“厚黑三階段論”、“官道雙六字真言”和“辦事二妙法”為方法論支撐的一個有機整體。而廣義“厚黑學”思想是以“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這一臆説為核心的、結合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有機體系，並用力學這一沒有價值取向的、充滿工具性手段色彩的方法來定義、解構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和現實，並提供對策的統一整體。目的在於導人向善，為中國傳統文化實現在新時代背景下的發展和復興，為儒學等傳統文化實現現實層面的操作提供手段，為現代中國的發展指明一條嶄新的大道，成為黑暗時代背景下，正言若反的嬉笑怒罵，讓人振聾發聵的時代吶喊。 ^[25] 

李宗吾的“厚黑學”思想是基於對傳統思想的深刻把握之下，融匯近代西方自然科學中的相關理論，加上自身多年的體悟和反思，結合當時中國的社會的基本形態和現實情況而闡發的。在其思想體系中着力理清了中國傳統哲學分期的問題，儒、釋、道三家的交叉融匯和發展的問題。採用近代西方的數學與力學的公式，對中國傳統人性論進行了解讀和分析，併成功解決了這一樁歷史的懸案。 ^[24] 

而最為重要的是其構建了一個嶄新的理論——“厚黑學”，並用“厚黑學”的相關理論對傳統歷史進行驗證和定義，對具體社會現象進行剖析和解讀，對於未來的制度和學術進行啓蒙和規劃。這幾個方面的作用也共同支撐起了“厚黑學”思想作為一個哲學體系的學理構建意義。“厚黑學”着重解決的就是傳統儒學現代化、操作手段化的問題，換言之就是“為術正名”的問題，將傳統社會幾千年只能私相授受、自我感悟、秘而不宣的“術”，上升到了與“道”相同的高度，或者説有了“道術”一體的取向。“厚黑學”思想體系的構建具備學理上的構建價值，同時也為學界開拓了新的思維角度和方法。 ^[24] 

李宗吾在教育領域頗有建樹，他作為教育家的最大建樹，是其以“ 考試製”為核心的學制改革藍圖。 ^[22] 

李宗吾認為，現代學校最大的一個弊端，在於內部組織上的“鐵牀主義”。 ^[22] 

現行學制是工業化的產物，現代學校彷彿是“人才工廠”：將不同資質的人輸進去，按同樣標準、同樣程序、同樣時間予以“鑄造”。20世紀初中國從西方引入現代學校模型，主要是引進其工廠機制，而幾乎完全剝離了西方現代學校師生互為主體關係的內核。受教者不是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作為一個與施教者對等的主體進入教學程序，而是作為“灌輸”的對象、作為一個被動的物件進入教學程序。工廠機制與權威主義相結合，使中國現代學校與自由精神、個性發展尖鋭對立。李宗吾對此有深刻洞察。他説，人的本性原是不齊的，現在的學校，處處求整齊劃一，這不是與人的本性相悖嗎？ 他打了個比方：古時有個強盜，常把俘虜按倒在鐵牀上，身子比鐵牀長的，就把身子砍一截；身子比鐵牀短的，就把身子拉長些。他斷言，現代學校講求的“整齊劃一”就是這樣一種強盜邏輯，即“鐵牀主義”。“鐵牀主義”強化的是現存秩序的絕對權威，如鐘點授課制“每日應授的功課，即使學生業已瞭解，鐘點一到，還是叫他們上堂聽講；其有程度太差、聽了茫然不解的，也要叫他們上堂聽講。因為不如此，就不算整齊劃一了！”又如學年制“實則所説的三年畢業、四年畢業，並不是所習的學業，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畢，不過是講堂上規定了若干鐘點，必須坐滿罷了。彷彿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或四年的有期徒刑”，這不只是虛耗學生的精力和時間，用刻板的定規將千姿百態的人“整齊劃一”“青年個性，如此被戕賊的，就不知有若干了”。犧牲人的天性以維護既存秩序的權威，這是“鐵牀主義”的實質。由此構成的中國現代學校的顯著特徵，而為李宗吾深惡痛絕。所以李宗吾稱，現代學校“也可以説是監獄式的學校”。 ^[22] 

李宗吾認為，中國現代學校的第二個弊端，是對外關係上的“文化霸權主義”——只有現代學校頒發的文憑，才有合法性，“至於校外自修的，任他學問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認的，依然把他當作棄材”，從而確立現代學校為唯一正宗，而將其他修學門徑判為異類。李宗吾警告説，甚至與百弊叢生的科舉制相比，這也是一種退化。這種退化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等。他認為科舉弊病雖多，但“那個時代卻有一個極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讀書，就有書可讀。而且在科舉時代，窮人可以一面謀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國家行使考試時，對此等人，與書院肄業的人同樣待遇，並沒有歧視之心。而現時的學制則把那些雖有天賦卻家境貧寒的子弟拒之門外了。在現行學制下，完全是家資富裕的佔便宜，學校的等級越高，所需費用越多；於是高深的學問，就成為富人的私有物了，貧寒子弟是終身得不到高深學問的。即使實行義務教育，也不過得點粗淺知識罷了。“罷黜百家”，獨尊現代學校，在事實上剝奪了受教育者的擇學自由。而剝奪寒門子弟的擇學自由，則無異於剝奪他們的求學權利，客觀上必然導致教育資源、文化資源分配的不均等。再就人才選任而言，現行學制也不如科舉制合理。因此，“如照現在的學制，繼續行下去，國家必要少出許多人才，無形之中就是受了極大的損失”。現行學制不僅僅斷送寒門子弟的個人前程，更是對整個社會有機體的損害。 ^[22] 

李宗吾因而主張廢除“整齊劃一”的鐘點授課制，由學生依據自身的“讀書生物鐘”自由安排課程。他認為，現行的鐘點授課制是逆天性之水而行舟，“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時用猛火，到了沸騰後，改用微火，只要能夠保持沸騰的温度，雖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與猛火無異”；讀書亦是如此，讀書不到破題時，當然艱澀。一旦破了題，再讀下去就勢如破竹，讀書人自是宜將剩勇追窮寇，而不能正在興頭之時戛然而止，半途而廢，令剛剛產生的靈性悟性全然消散。鐘點授課制完全無視這個規律，“學生上講堂，聽教員講某種學科，初時一二十分鐘，還沒有什麼趣味，這就是因為煨肉的水還是冷的；然後越聽越有味，就是到了沸點的時候了；忽然鈴聲一響，改授他科，這就像還未煨好，就把罐子提開，改為煮飯一樣。學生又要經過一二十分鐘，才能發生興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時候，鐘點又到了，又須改授他科，這就是飯還未煮熟，又改而炒菜”。“讀書生物鐘”在鐘點授課制的外在干擾之下完全失調，“每天學習五六科，改變五六次，結果時間耗費了，精力也疲倦了，所受的益處，依然沒有好多”。所以李宗吾認為“學生習某科，他要想繼續下去，不肯中止，這是可以的；他自覺厭煩了，想另換一科，也是可以的”。總之應由“學生自擇其所謂難所謂易，不能鑽入學生的腦中代擇其所謂難所謂易”。“讀書生物鐘”起了主導作用，學習效率就會有增無減，“當純由學生自動，教師在旁邊輔導，隨時指點，卻不可強制他。這樣學生的進步，自然很快，腦筋也不會損傷”。 ^[22] 

在教育領域，李宗吾倡導多元主義，他認為，修學門徑至少應有如下三種，一是正式學校，二是私塾，三是平民學校，使王子貧兒均有書可讀，各得其所，知識上精神上自不難“共同富裕”。但他對多元並非同等對待：在校內學生和校外“寒士”中，他偏愛校外“寒士”；在現代學校和私立學校中，他偏愛私立學校。他之倡導學制改革，目的之一就是為校外“寒士”、為私立學校爭取與校內學生、與現代學校均等的機會和權利。 ^[22] 

李宗吾主張實行考試製，其着眼點是想借着這種制度，以求教育的平等與普及，造就真實的人才。在他看來，千舟競發，百川爭流，終會“九九歸一”。而實現“九九歸一”的中介，則為“考試製”。李宗吾設計的“考試製”，相當於如今流行的水平考試，如“託福”，由政府派員主持，在規定日期進行；考生不問職業、年齡，亦不問修學門徑，均可受試，合格者即取得相應學歷。李宗吾承認，此種考試製在形式上是對科舉時代考試製的繼承，其現代意義，李宗吾則有如下詮釋：假如有一座城堡，我們想攻下它，所以進攻的路，東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轟擊，或是肉搏而上，或用飛機，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總以攻入城內為主。畢業考試，就是考察他攻入沒有。至於進攻的路線與方法，應由前敵將士考察地勢，偵察敵情，自行選擇，當主帥的只嚴令將士限期攻入就是了。 ^[22] 

林語堂：①近代之新聖人。 ^[4]  ②千古大奸大詐之徒，為鬼為蜮者，在李宗吾筆下燭破其隱。讀過中外古今書籍而沒有讀過李宗吾《厚黑學》者，是人生憾事也。 ^[9] 

李堅白輓聯：寓諷刺於厚黑，仙佛心腸，與千正言先後輝映：致精力乎著述，賢哲品學，擬念四史今古齊名。

楊仔耕輓聯：品聖賢常作翻案，抒思想好作奇談，孤憤藴胸中，縱有雌黃成戲謔；算年齡遜我二籌，論學問加我一等，修文歸地下，莫將厚黑舞幽冥。 ^[16] 

李筱亭輓聯：定具一片鐵石心，問君獨尊何在，試看他黑氣彌天，至死應遺蜀酋憾；縱有千層樺皮臉，見我無常倏到，也只有厚顏入地，招魂為讀怕婆經。 ^[6] 

楊履冰輓聯：公著述等身，憤薄俗少完人，厚黑一篇，指佞發奸揮鐵筆；我慚為半子，貪賢郎皆早世，嫠孤滿目，臨喪進淚灑金風。 ^[16] 

柏楊：李宗吾先生一生為人做事，比柏楊先生不知道高級多少，真可驚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魚鱉蝦蚧的瘡疤，其被圍剿，自在意中。（《李宗吾之學》） ^[18] 

孫自筠：西方把那些不合時尚、不受規範、落拓不羈、具有怪異思想和行為的人稱為“嬉皮士”，看李宗吾的為人為文，實在也有點那種味道，但他的層面要高雅得多，追封他一個“雅皮士”的諡號看來也挺合適，不過要註明：國產。 ^[17] 

李宗吾著有《厚黑學》，主要包括《緒論》《厚黑學論》《厚黑經》《厚黑傳習錄》等幾個部分；民國十六年（1927年），發表了《我對聖人之懷疑》；民國十七年（1928年），發表了《社會問題之商榷》，主要包括《公私財產之區分》《人性善惡之研究》《世界進化之軌道》《解決社會問題之辦法》以及《各種學説之調和》組成，前四篇提出了社會現實問題，第五篇則是對前面所涉問題的解答；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他還發表了《中國學術之趨勢》，主要包括《老子與諸教之關係》《宋學與蜀學》《宋儒之道統》以及《中西文化之融合》等。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發表《心理與力學》（也被人稱為《厚黑原理》），主要包括《性靈與磁電》《孟荀言性爭點》《宋儒言性誤點》《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世界進化之軌道》《達爾文學説之修正》《克魯泡特金學説之修正》等等文章。 ^[23]  此外還著有《厚黑叢話》《制憲與抗日》《心理與力學》《鍤隨錄》等。 ^{[1]  [5]  [15]} 

李宗吾是個裝瘋迷竅的正經人，因為裝瘋佯狂了幾十年，開口“厚黑”，閉口“教主”，要他凡人常態地行事説話好像都矯住了。但他畢竟自幼受儒學之教，內底子是個正經人，內心甚盼知交，渴求理解。不過他那驚世駭俗的“厚黑學”和逃世縱酒的魏晉氣，把能結交為友的人都排開了。同他既能交心，又使他心儀佩服的朋友中，數得出來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李筱亭。 ^[6] 

李筱亭是宜賓人，李宗吾是富順人。清末，兩人同在自流井炳文書院讀書，是同窗好友，同榜秀才，又同道入同盟會，參加反清革命。民國成立後，蜀中軍閥征戰，攘奪不休。為了救世，李筱亭堅持反帝反封建鬥爭，是大革命中著名的革命領導者，由左派國民黨人再成為共產黨人。可李宗吾卻由發表諷世的“厚黑經”，進而扮演起厚黑教主來。李筱亭在當年的同道朋友中，是難得的一個不對他作勸誡，也不罵他為“瘋子”的人。因為深悉他的文風人品，也瞭解“厚黑傳習錄”所由出的社會原因。“厚黑”種種，言雖恢詭，意實沉痛，無非看到社會病象，療治無方，慣殺偏鋒，反話正説而已。所以在國民黨政府為了所謂“社會人心”而嚴禁《厚黑學》之時，他反倒寫了首詩送與李宗吾，其中有句雲：“玄之又玄玄乃黑，含德之厚厚不測。老子手寫厚黑經，世俗強名曰道德”。李宗吾讀了連呼“妙極！”大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李筱亭”的感嘆。以後有人問他“厚黑學三字宜以何字作對”時，他就斷然説：“道德經”。因為這是李筱亭為他測出來的，連他自己都甚感受教，視為空谷足音。 ^[6] 

民國元年（1912年），四川省成立軍政府，由尹昌衡和同盟會會員張培爵分任正副都督。張培爵以副都督分管民政，擬設一個審計院，欲委派廖緒初為院長，李宗吾為次長。兩人都堅辭不就，結果省政府只得改委尹昌齡為院長，廖緒初為次長，李宗吾為第三科科長。李宗吾就低不就高，引得輿論怪異。審計院裁撤後，財政司委李宗吾為重慶海關監督，這是當時四川地區最令人垂涎的一個“肥缺”，李宗吾卻立即將委任狀退回。財政司不得不請託他的同學劉公潛前往勸駕，仍力辭不就，惹起社會和官場又一番驚異。省政府又委李宗吾為四川官產競賣經理處總經理，這又是當時官場的一個“銀窩窩”。他雖然同意出任，但卻提出要將月薪由200元減為120元才肯就職。消息傳開，又令官場議論稱奇。後來，李宗吾由官產競賣處轉為官產清理處處長，但因全國南北分離，政局混亂，加上有政客、官僚阻撓，官產既不能競賣也無法清理，不久官產清理處亦撤銷。李宗吾不願再留官場，決定回家閒居。可是為官數年，清廉一身的他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不得不向富順同鄉陳建人借錢五十元，才免去了“有家歸不得”之苦。 ^[1] 

李宗吾早年曾向富台山廟內的和尚學過功夫，後又學練派別甚多的四川靜功，對同善社、劉門、關龍派、吳礁子派等，他都拜門稱弟子。曾仔細研讀過豐城黃元吉來川講道時的著作、各派奉為天書的《樂育堂語錄》。但他本人對此缺乏恆心，練時從未坐上30分鐘之久，越想靜坐，心思越亂，強自鎮靜，則如受苦刑。結果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實驗過，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實驗無效。 ^[20] 

於是，他又想練拳術，先學拳術家的氣功，繼而又學太極拳。而他認為前者無非裝模作樣，違反自然規律；後者雖似相宜，但要受一種約束，他自然不耐煩。 ^[20] 

最後，自己發明了一種拳術，名曰“無極拳”。這種拳據他自己説，無非是恍兮惚兮，玄而又玄而已。他晚年就練此拳，直至去世從未間斷過。至於效果，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20] 

李宗吾在《厚黑大全》一書中説：“每讀古人之書，無不在疑，因定下讀書三訣，為自己用功步驟。”他的三訣”是： ^[21] 

第一步，以古人為敵。讀古人之書，就想此人是我的勁敵，有了他，就沒得我，非與他血戰一番不可。逐處尋他縫隙。即使攻入，又代古人設法抗拒，愈戰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讀書方能入理。 ^[21] 

第二步，以古為友。我若讀書有見，即提出一種主張，與古人的主張對抗，把古人當如良友，互相砌磋。如我的主張錯了，不妨改從古人；如古人的主張錯了，就依着我的主張，向前研究。 ^[21] 

第三步，以古人為徒。著書的古人，學識膚淺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力在古人之上，不妨把他們的書拿來評閲，當如評學生文字一般。説得對的，與他加幾個圈；説得不對的，與他劃幾根槓子。評閲越多，知識自然就會越高，這就是普通所説的教學相長了。 ^[21] 

在眾多的介紹李宗吾生平的材料中，常常看見“李宗吾，四川大學教授”這樣的提法。但就現有文獻來看，“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學教授”這一説法缺少確鑿依據，不足採信。 ^[11] 

最早提出這一説法的是1989年初求實出版社出版的《厚黑學》和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厚黑學大全》。兩家出版社都為自己的出版物撰寫了《出版説明》予以介紹，求實出版社的《出版説明》中有這樣的文字：“一度任國民政府官員、四川大學教授。”落款署“1989年1月”字樣。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李宗吾《厚黑學大全》的《出版説明》則是：“後任富順縣中及綿陽省中校長、省督學和四川大學教授。”落款同樣署“1989年1月”字樣。這“出版説明”影響很大，傅永和編著的《現代實用文體寫作技巧與經典範例全書》以之作為撰寫“出版説明”的例文全文轉載。之後，在介紹李宗吾的各種文字中，紛紛出現了“四川大學教授”的字樣。從這些文獻可見，雖然提及李宗吾任“四川大學教授”的資料不少，但是都沒有註明出處，表述文字與前所言《出版説明》如出一轍，轉引的痕跡非常明顯，因此，這些資料可能出自同一資料，不能互證，也就不足採信。 ^[11] 

今自貢市紅旗鄉大巖村七組有李宗吾衣冠冢，墓碑上有李宗吾“任四川大學教授”這樣的文字。曹德權《厚黑大師李宗吾身後大尋蹤》全文轉載了其中“生平事蹟簡介”。這段文字，影響較大，成為眾多論者引用的對象。據現居自貢楓林小區的李宗吾侄孫李仿成介紹，遷葬此墓是他和原自貢市第二建築公司門衞李志剛操辦的，墓碑由李志剛撰文，在馬吃水刻寫完成。他們手裏並沒有李宗吾的生平資料，是李志剛根據他看到的材料撰寫的。李志剛已於遷葬後兩三年去世，無法查證（一説是自貢詩詞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前輩所撰，似更可信）。因此，這並不是第一手資料，碑文撰寫於1992年，在開始廣泛傳播“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學教授”説法的1989年之後第三年，這些文字可能是當時有關資料的轉載。 ^[11] 

李宗吾生活的地方主要是成都和自貢兩地，但兩地的檔案館均未見到有關“李宗吾任教四川大學”的檔案資料。李宗吾在成都學習和工作的檔案，今保存於四川大學檔案館等地。四川大學檔案館較完整地保存着四川大學的校史檔案資料，如關於李宗吾捱打事件的文件等都有保存。但是，沒有一件資料能表明李宗吾曾在國立四川大學及其前身國立成都大學等學校任教。 ^[11] 

李宗吾晚年回到其故鄉四川省自貢市，自貢市檔案館的張國鋼就檔案館所藏資料寫成了《檔案中的李宗吾》一文，其中也未見有李宗吾任教四川大學的信息。 ^[11] 

據四川大學檔案材料編寫的《四川大學史稿》和《張瀾與四川大學》二書，都收錄了國立成都大學教師名錄，但未見李宗吾的名字。《四川大學史稿》第二卷第104頁“張瀾長校期間，國立成都大學的教師陣容”和第132頁國立成都師範大學教師114名中，均未見李宗吾的名字。《四川大學：歷史·精神·使命》第一章第二節有李宗吾任國立成都大學教師的記載，但這一資料未註明參考文獻。據稱該資料經過多次編輯，已無法確知材料的編寫者，無法進一步求證。 ^[11] 

因為特殊的時代背景，有關李宗吾的第一手資料遺失殆盡。自貢市李宗吾研究會的學者走訪川內各地、探訪李宗吾後嗣，都沒有發現新的文獻材料。該研究會幾位資深研究者也否認李宗吾曾任教於四川大學。 ^[11] 

翻看早期的李宗吾傳記，如李宗吾自著的《厚黑教主自傳》（民國三十五年晨鐘書局印行）、李宗吾好友、曾任四川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張默生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撰寫的《厚黑教主傳》均未提及李宗吾在四川大學任教。李宗吾族侄李石鋒與李宗吾關係密切，在1949年下半年寫有一篇回憶錄《破風樓文集之五：關於宗吾先生》，未公開發表，手稿現存自貢市檔案館。其中關於李宗吾事蹟記載甚詳，但也未見到李宗吾任教四川大學的記述。 ^[11] 

1985年，《自貢文史資料選輯》發表李宗吾遺作《廖緒初小傳》的時候，附有作者簡介，也沒有提及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學教授。即便是晚至2006年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的《被忽略的大師：李宗吾新傳》，也未出現“李宗吾任教四川大學”的記載。 ^[11] 

在周勇、李樹民的《“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學教授”質疑》一文中，作者考證認為，這一説法可能來自四川大學檔案館一件包含“李宗吾”字樣的檔案材料。這件檔案出自國立成都師範大學案卷，為單頁，沒有標題，也沒見到前後的文本。該案卷的檔案號：國立成都師範大學——13.0032。文件為一份手寫名單。名單共兩橫排，下排第一人即為“李宗吾”。這與其它材料所載國立成都大學教師名單不同，故不會是國立成都大學教師名單。很可能有人將其誤讀為一份國立成都師範大學教師名錄，從而認為李宗吾是“國立成都師範大學教師”，又在傳寫的過程中變成了“國立成都大學教師”。也可能是因為李宗吾曾在四川省城高等學堂學習，該學堂民國五年（1916年）5月更名為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民國十五年（1926年），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一分為二為國立成都師範大學和國立成都大學。李宗吾作為國立成都師範大學和國立成都大學前身的學生，被人誤記為該校的教師了。 ^[11] 

在2006年開館的四川大學校史陳列館裏，有兩條關於李宗吾的介紹：

其一：早期同盟會中的四川大學校友……李宗吾，四川省城高等學堂學生，國立成都大學教師。

另一則是：四川高等學堂學生和成都大學教授李宗吾（1880—1943）。

這兩條資料都肯定李宗吾曾在國立成都大學任教（教師或教授），沒有註明資料來源，可能出自前述川大檔案資料，故不足據。 ^[11] 

1998年，出現了李宗吾任“四川大學兼職教授的”説法。王磊、席新所著《厚黑教主李宗吾傳奇》稱：“1927—1938年，李宗吾先後在二劉軍中及省政府中任職，並在四川大學作兼職教授。”由此出現了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學兼職教授”一説。同樣，這一説法也在多種文獻中出現。遺憾的是，這些文獻也沒註明李宗吾任兼職教授的依據。民國十六年（1927年）年末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間，李宗吾在成都各政府部門工作是確定的，有各種資料可以確證，認為李宗吾任四川大學全職教授缺少證據。在這樣的背景下，可能傳記的編寫者在眾多的“李宗吾任四川大學教授”這類信息的衝擊下，就作出了李宗吾曾任“四川大學兼職教授”的判斷。李宗吾在成都高校任兼職教授是可能的。但是，這並不能説明李宗吾一定會做某高校的兼職教授。事實上，李宗吾的思維方式並不符合高校經院哲學思維的要求，其觀點也譭譽交加，沒有得到社會的一致認可，不大適合做高校教授。故這種可能性僅僅在理論上存在。再退一步説，即便李宗吾曾接受某一高校的兼職教授的聘書，也可能沒有真正履職，因此在自己和他人筆下，也就沒有相關記載。 ^[11] 

李高仁，原經商，後務農，不會寫字，卻愛讀書，不過只限於《治家格言》《三字經註解》等兩三本而已。 ^[12]  李宗吾兄弟姐妹有8個，李宗吾行六（一説行八 ^[23]  ），他在老家至晚年時，人稱李六爺。 ^{[4]  [19]} 

長子李澤恆，字慎思，英年早逝。

次子李澤文，字仿先，1932年大學畢業後因染上霍亂不治而去世。遺下一個女兒李長玉和一個遺腹子李長城。李澤文去世後，其妻張仲華一直沒有改嫁。

女兒，一女在6歲時即夭亡。另一女嫁與楊履冰。 ^{[16]  [4]  [19]} 

李宗吾去世後，遵從他的遺願，其靈柩埋葬在附近自貢市富台山上的接官廳（上級官員下福的公館）旁，之後的四五年，李宗吾遺孀鍾性榮因拖家帶口操勞過甚而病故，其後人將她的壽棺與李宗吾墓“合墳”安葬，被稱為“雙棺墳”。 ^[2] 

1958年“大躍進”時期，李宗吾墓遭掘墳取棺，李宗吾夫婦遺骨遭拋棄，然後將兩口棺材運回了生產隊的保管室，不久便作為木材變賣了。其時，李宗吾後人已搬離老宅，一部分人遷去了外地，一部分人雖在自貢，但沒有得到這一消息。倒是住在兩公里外的大巖村李氏宗族後代聽説後趕去現場，將李宗吾夫婦的遺骨收殮，重新填埋入原墳坑中了事。 ^{[4]  [19]} 

1992年5月7日，李宗吾老宅已成了居民住宅街區，又因建設徵地，埋於此處的各家墳墓均被通知遷移。李宗吾之孫李長靖、孫女李若英等孫輩後代，代表李家後人，前往富台山為祖父母遷墳。此時，所埋墓坑中的遺骨已無法辨認分裝，只好兩人的遺骨收殮到一起放入經壇，考慮到此後有賴李氏宗族後人就近照看，也由於墳地之需，他們便將祖父母的遺骨送去了李氏宗族的祖居地之紅旗鄉大巖村七組，埋於青龍山上，並立了墓碑。 ^{[4]  [19]} 

2004年4月4日清明節，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籌備組眾人和部分文藝界人士，自發地組織起來前往大巖村為李宗吾掃墓。 ^{[4]  [19]} 

李宗吾故居位於今四川省自貢市自流井區一對山西側山腳下的一處街道當中，是李宗吾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購買的。房子坐南朝北，面向富台山下的小溪（俗稱洗腳河），距匯柴口小街不到三百米。面積為350平米，有七八間房，整座房屋呈“凹”字形。這座故居後來被用作紅旗鄉衞生院，1990年建設匯東新區而被拆除。 ^[3] 

2001年3月2日，長3米、高1米的李宗吾紀念碑安砌於“古鹽道餐廳”大門石壁邊。 ^{[4]  [19]} 

2004年8月8日上午9時，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成立大會在自貢市匯東新區夕陽紅公寓舉行。首屆會員共61人，經民主選舉鄧遂夫任會長，鄧科、黃鶴邦鼎、陳思遜、周開嶽任副會長，黃鶴邦鼎為法人代表，鄧科兼任秘書長。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