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黨爭

從清兵入關一開始，作為一個人數少，文化比較落後民族—滿族，內部必然也有矛盾和鬥爭，再加上面對廣大漢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反抗，除一方面採取武裝鎮壓的高壓手段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盡量推行吸收、利用、限制廣大漢族官紳士人共同合作的政策，以達到清朝統治中國的長治久安的目的。 ^[5] 

順康之際，以徐乾學為首的南人黨與以馮銓、劉正宗為首的北人黨相傾軋；雙方並各依滿人以自固，復通中貴，以結主知。楊青慕答劉正宗書如龔芝麓龔鼎孳之鐫十三極則以蜀洛分黨也，趙韞退之坎坷終身則以避馬未遠，周棟園之擬立斬，則以報復睚眥也。陳百史之無辜伏法則以爭權競近也。 ^[6] 

順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吳達上疏彈劾閹黨餘孽馮銓及其黨羽孫之獬等，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等紛紛上疏支持吳達。多爾袞最初未表態，終於決定支持馮銓一派，公開申斥龔鼎孳，並將李森先革職。孫之獬也被革職，永不敍用。

順治五年（1648年），陳名夏授吏部尚書，又與多爾袞手下譚泰多方結交。順治八年五月，候外轉御史張煊上疏論陳名夏十罪二不法，結果譚泰出面替陳名夏擔保，張煊反被誣殺。三個月後，譚泰因早年阿附多爾袞被處死，陳名夏本人“厲聲強辯、閃爍其辭，及詰問辭窮，乃哭訴投誠之功”。順治帝並沒有殺害陳名夏，只是革職，後發正黃旗漢軍，閒散官隨朝。 ^[7] 

順治十一年（1654年）因反對薙髮令，倡言“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 ^[8]  為寧完我所劾，第二天三月初二中午，順治帝親自訊問，侍臣當眾宣讀寧完我的劾奏，不等侍臣讀畢，名夏極力辯白。 ^[9-10]  帝大怒：“即使要辯解，為何不等宣讀完畢？” ^[8]  命陳名夏跪着與寧完我對質。三月初三刑科右給事中劉餘謨、御史陳秉彝替名夏緩頰，雙方爭執不下。劉餘謨喋喋不休，帝為之大怒，下令將其革職，審訊繼續進行。 ^[11]  陳名夏被轉押吏部，至十一日吏部主張論斬。十二日，改絞死。臨死前向門客柳生説：“我色竟不動也。”順治得知其正法後，“憫惻為之墮淚” ^[12]  。名夏之子陳掖臣被押到燕京，杖四十，流放東北。

康熙時，黨爭與滿洲貴族內部矛盾糾纏在一起，康熙時期的朋黨主要有鰲拜黨、明珠黨、索額圖黨、皇子黨等。康熙帝深知黨爭之害，但鑑於滿漢之間的矛盾，卻也不加以整頓，他與滿人權貴談話總稱南方官員為“蠻子”，甚至罵道：“蠻子那有一個好人！” ^[13] 

康熙初年，江南民人沈天甫撰逆詩誣告人，誅之。被誣者皆不論，御史田六善言奸民告訐，於南人不曰“通海”，則曰“逆書”。北人不曰“王七黨”，則曰“逃人”，請鞫誣反坐。 ^[14]  南北黨均各依滿人以自固，復通中貴，以結主知。南人黨陳名夏初為多爾袞所賞識，後倚譚泰。譚泰誅，名夏屢為馮銓所厄，賴順治護持得免。不一年，北人黨人寧完我揭發陳名夏提出留髮、復漢式衣冠，立致太平的主張。廷鞫時，馮銓、劉正宗均為作證。名夏賜死，置株連南士四十一人而不問。 ^[5] 

南人黨魁徐乾學，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召試翰詹，乾學得首列，入直南書房。第二年徐乾學由內閣學士擢升禮部侍郎，以至左都御史，力倡風聞言事。這是因為康熙深知乾學頗得士心，所以重用乾學來作為打擊權臣之用。 ^[5]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徐乾學為會試主考官，晉升刑部尚書。王鴻緒，江蘇婁縣人于徐乾學為門生，於高士奇為姻戚，於是三人奉密旨，合謀嗾使御史郭琇劾罷權貴滿大學士明珠及餘國柱。不久，乾學亦牽涉張汧案解任，留京修書，而弟元文仍得正揆席；旋又遭左都御史許三禮嚴劾。明珠已先令其甥傅拉塔總督兩江，為督過乾學預作準備。傅拉塔遂劾乾學及其弟大學士元文諸不法事，元文解任， ^[15]  乾學後亦革職。自後數年間，日有告訐徐氏者，時明珠已復職多日矣。 ^[5] 

徐乾學惡傷明珠和餘國柱，復惡徐乾學反覆，必欲稍抑之。然則暗中一手操縱南北黨局的生死大權的就是康熙本人。據先師鄧文如之誠教授有云：“自順治中禁社盟，士流無敢言文社者，然士流必有所主，而弘獎風流者尚焉，徐乾學尤能交通聲氣，士趨之如水之赴壑。同時宋德宜、葉方靄不能及也。餘國柱獨與之爭，遂成怨府，李光地但欲抑之使不得速化而已，本附明珠、高士奇以進。 ^[15] 

康熙二十七年初（1688年），明珠被劾罷職，徐乾學黨掌權。同年洪昇撰有傳奇戲曲《長生殿》，傳唱甚盛。當時正逢康熙帝的母親佟皇后喪期。給事中黃六鴻以“國恤張樂”為大不敬之罪名，上章彈劾洪昇。由於洪昇與南黨徐幹學、高士奇等人物較為接近，北黨欲藉此事濫興大獄 ^[17]  。康熙帝知道是黨爭作祟，從輕發落，故示寬柔。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元文已前卒，康熙有詔取乾學、鴻緒、士奇三人回京修書，而乾學不知其來召之意，只知有使者來，疑有叵測之禍，遂驚悸死。然則康熙一朝，明珠既斥，康熙始得盡攬八旗兵權於皇帝一人之手。 ^[5] 

康熙晚年，因皇太子再立再廢，諸皇子各自立黨，殆成敵國之勢。康熙為此大傷腦筋，最後二十年間寢食不安，心身體力為之折磨消耗殆盡。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老臣王掞（江蘇太倉人）眼見皇儲久空，皇上憂傷，遂與御史陳嘉猷等八人上書，共同請求早立太子，王拔等幾得重罪。康熙六十年（1721年），即康熙逝世的前一年，王掞揣想康熙之意，又同御史朱天保、柴謙等十三人力請復立廢太子胤礽為皇太子。 ^[18]  康熙大怒，責其沽名樹黨，禍幾不測，王掞以年老免充軍，仍命其子詹事王奕清與十三御史同赴西台效力。至此，南北黨局稍結 ^[19]  。

南北競爭，取代了曾經引起官僚黨爭的“清流”與 “濁流”的衝突。例如，浙江海寧名門的後裔、有名的降人陳之遴，在當時就這樣 説過：“'南北各親其親，各友其友'。" ^[2]  有清一代，在用人蔘政上南北平衡，歷史上只有北宋一朝差可比擬。 ^[20] 

綜觀清朝前期的黨爭事實，可以看出，從入關一開始，由滿、漢之間反映出來的民族矛盾，到康熙初皇權與八旗諸王分權之爭，康熙盡攬了全部八旗兵權，使封建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矛盾得到基本解決。經過南北黨局之禍和中宮黨爭之烈，最後雍正奪嫡成功和軍機處的設立，標誌着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達到了最高峯。 ^[19] 

乾隆六年（1741年）在左都御史疏言：“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遭逢盛世，然而晚結當慎，責備恆多。臣竊聞輿論動雲桐城張、姚兩姓佔卻半部縉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鑄者十人”。 ^[21]  鄂文端、張文和素不相得，時謂鄂黨多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