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完我

寧完我。是明末遼陽的邊民，努爾哈赤時，寧完我被後金俘虜，成為薩哈廉的包衣，後隸屬於漢軍正紅旗。 ^{[1]  [8-9]} 

天聰三年（1629年），後金大汗皇太極聽説寧完我精通文史，將他召入宮中，入值文館。寧完我進入宮廷之後，推薦了很多有才華的人進入宮內，鮑承先就是其中的一員。不久，寧完我就被授為參將。 ^[2] 

天聰四年（1630年），後金軍攻克了永平，後金命寧完我與達海一起到永平宣諭安撫民眾。接着又跟從後金軍攻克了大淩河並招撫察哈爾，因功被授為世職備禦。 ^[3] 

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後金設置六部，下令儒臣之中有賜號“榜式”的仍然保留舊稱，其餘的改稱“筆帖式”。 ^[4]  寧完我遇事敢言，曾經上疏請求定官制，分服色。十二月，寧完我上疏：“自古以來國家設官定職，並非是帝王喜好鋪張。實在是怕處理國事的時候亂了綱紀，故而設置六部分別進行管理；又害怕六部處事的時候發生偏私，所以設置六科進行監察；還要啓發帝王的心智，所以設置館臣；又怕底下的事情被矇蔽，故而設置通政一職。這些事要同時辦理，缺一不可。此外還要設置言官，糾正帝王官員的過失。這是此古以來帝王明目達聰的秘訣所在。就像明朝綱紀敗壞，並不是因為最初的制度不合適，而是他們的君主是非不分啊。如今我們的‘筆帖式’，在明朝稱之為‘書房’，朝廷怎麼能僅設置書房呢？那裏官員和讀書人雜居而處，名分等級也沒有規定下來。朝廷如果不設置通政一職，那麼下情就會擁塞，那怎麼能做到勵精圖治？如果制定了服制，區別滿、漢官員。漢官不通滿語，大多因此而受到滿官的怠慢，導致他們的積極性受挫，這樣怎麼能招來遠方的賢德之人呢？所以臣才主張設置朝廷官員的服色。”寧完我的上疏遞進之後，皇太極認為非常正確，命朝廷將他建議的內容依次施行。 ^[5] 

天聰六年（1632年）正月，寧完我上疏説：“去年自從在大淩河班師而歸之後，大汗就想要今年嚮明朝大舉進兵，大汗對我至誠懇切，推心置腹，就如家人父子一般。臣敢不殫精竭慮，全都使用出心智嗎。臣聽説千里而戰，雖勝亦敗。近年以來將士貪墨墮落的習氣，大體是始於先帝太祖之時，現在應該矯正這一習氣。如果大軍分軍駐防，那就萬難調停了，即使是諸葛亮再生，也無能為力。況且現在明軍虎視眈眈，就怕背信棄義的祖大壽，率領寧、錦疲敗的軍隊，在百里之外等待時機，這不是杞人憂天，而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啊。” ^[6] 

同年三月，皇太極決定率軍討伐察哈爾，而寧完我以為大淩河的降兵想要逃跑，應該先圖山海關，回軍的時候攻克錦州，於是上疏進諫。四月，後金軍向西越過大興安嶺，逼近都勒河，偵察到林丹汗將要向西逃走。寧完我與同值文館的范文程、馬國柱一起上疏重申以前的建議：“大軍已度過大興安嶺，察哈爾望風而走，大汗的威名已經遠揚到異地。現在我們應該暫時停止西征，轉而向南攻打明朝。如果大汗憐惜士卒勞苦，不能長驅直入，僅僅攜帶截獲的奴隸、女人和金銀而歸。那麼大事去矣！昔者遼左之誤，諉諸先帝；永平之失，諉諸二貝勒。今更將誰諉？信蓋天下，然後能服天下。臣等為上籌之，以為當令從軍蒙古，每人擇頭人三二輩，挾從者十餘人，從上南入，餘悉遣還部。然後嚴我法度，昭告有眾，師行所經，戒殺戒掠，務種德樹仁，宏我後來之路。今此出師，諸軍士賣牛買馬，典衣置裝，離家益遠，見財而不取，軍心怠矣，取則又蹈覆轍。上豈不曰‘我厲禁取財，其孰敢違’？上耳目所及，或不敢犯；耳目所不及，孰能保者？無問蒙古部長，及諸貝勒，稍稍擾民，怨歸於上，此上所當深思者也。與其以長驅疲憊之兵入宣、大，孰若留精鋭有餘之力取山海。臣等明知失上旨，但既見及此，不容箝口也。”當時，皇太極已決意用兵於宣、大，五月，皇太極駐歸化城，召寧完我等計事。寧完我等疏論機宜。翌日，皇太極諭蒙古諸部及諸貝勒申軍律，採用的是寧完我等前疏所陳述的內容。 ^[7] 

天聰七年（1633年）正月，寧完我疏言：“近日朝鮮交益疏，南朝和未定，沈城不可以常都，兵事不可以久緩，機會不可以再失。漢高祖屢敗，何為而帝？項羽橫行天下，何為而亡？袁紹擁河北之眾，何為而敗？昭烈屢遘困難，何為而終霸？無他，能用謀不能用謀，能乘機不能乘機而已。夫天下大器也，可以智取，不可以力爭。臣請以棋喻，能者戰守攻取，素熟於胸中，百局而百不負。至於取天下，是何等事，而可以草草僥倖耶？自古君臣相需，先帝時，達拉哈轄五大臣，知有上不知有人，知有國不知有家，故先帝以數十人起，克成大業。上今環觀國中，如五大臣者有幾人耶？每侍上治事，不聞諫諍，但有唯阿；惟務苟且，不肯任勞怨。於國何利？於上何益？釣餌激勸，振刷轉移，臣望上於旦暮間也。古人有言：‘騏驥之侷促，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雖有堯、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啞之指揮。’此言貴能行之。臣謹昧死上言，惟上裁擇。”

寧完我他所獻替，如論譯書，謂：“自《金史》外，當兼譯《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通鑑》諸籍。”論試士，謂：“我國貪惰之俗，牢不可破，不當祗以筆舌取人，試前宜刷陋習，試後宜察素行。且六部中，滿、漢官吏及大淩河將備，當悉令入試，既可覘此等人才調，且令此等人皆自科目出，庶同貴此途不相冰炭也。”論六部治事，謂：“六部本循明制，漢承政皆墨守大明會典，宜參酌彼此，殫心竭思，就今日規模，別立會典。務去因循之習，漸就中國之制度，庶異日既得中原，不至於自擾。昔漢繼秦而王，蕭何任造律，叔孫通任制禮。彼猶是人也，前無所因，尚能造律制禮；今既有成法，乃不能通其變，則又何也？六部漢承政宜人置一通事，上亦宜以譯者侍左右，俾時召對，毋使以不通滿語自諉。”寧完我疏屢上，皇太極宗室採納其議。寧完我又嘗疏薦李率泰、陳錦，都被重用。唯獨論及用兵時，力主自寧、錦直攻山海，不願出宣、大；孔有德、耿仲明降時，寧完我疏言當收其兵入烏真超哈，繼又言有德、仲明暴戾無才，其兵多礦徒，食盡且為盜。這些建議未被皇太極聽從。

天聰九年（1635年）二月，范文程上言薦舉太濫，舉主雖不連坐，亦當議罰。寧完我亦疏請功罪皆當並議，略言：“皇太極令官民皆得薦舉，本欲得才以任事，乃無知者假此倖進，兩部已四五十人，其濫可見。當行連坐法，所舉得人，舉主同其賞；所舉失人，舉主同其罪；如有末路改節，許舉主自陳，貸其罪。如採此法，臣度不三日，請罷舉者十當八九；其有留者，不問皆真才矣。”皇太極聽取了他的建議。

寧完我久預機務，遇事敢言，累進世職二等甲喇章京，襲六次，賜莊田、奴僕，皇太極非常倚重，但他喜歡喝酒，又愛賭博。在己巳之變時守永平期間就因為賭博而被禮部參政李伯龍及遊擊佟整彈劾，皇太極只是訓誡了他，並予以原諒。到了天聰十年（1636年）二月，他又與大淩河降將甲喇章京劉士英賭博，為劉士英家奴舉報，皇太極削其世職，盡奪所賜，仍令發配薩哈廉家為奴。 ^[9]  同年改元崇德，以文館為內三院，希福、范文程、鮑承先皆為大學士，寧完我以罪廢，不得與。

順治元年（1644年），順治帝定鼎燕京之後，起用寧完我為學士。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授內弘文院大學士，充《明史》總裁。是年及三年、六年，並充會試總裁。又命監修《太宗實錄》，譯《三國志》《洪武寶訓》諸書，復授二等阿達哈哈番。八年閏二月，大學士剛林、祁充格得罪，寧完我以知睿親王改太祖實錄未啓奏，當奪職，鄭親王濟爾哈朗等覆讞，以為無罪，得免。三月，調內國史院大學士，命班位祿秩從滿洲大學士例。尋授議政大臣。

順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疏劾大學士陳名夏結黨懷奸，臚舉陳名夏塗抹票擬稿簿，刪改諭旨，庇護同黨，縱子掖臣為害鄉里，凡七事；復言：“從古奸臣賊子，黨不成則計不行。何則？無真才，無實事，無顯功，故必結黨為之虛譽。欲黨之成，附己者雖惡必護，異己者雖善必仇，行之久而入黨者多。若非審察鄉評輿論，按其行事，則黨固莫可破矣。臣竊自念，壯年孟浪疏庸，辜負先帝，一廢十年。皇上定鼎，始得隨入禁地，謹守臣職，又復十年，忍性緘口。然愚直性生，遇事勃發，埋輪補牘，雖不敢行；若夫附黨營私以圖富貴，臣寧死不為也。皇上不以臣衰老，列諸滿大臣；聖壽召入深宮，親賜御酒。臣非土木，敢不盡心力圖報。名夏奸亂日甚，黨局日成。人鑑張煊而莫敢言，臣不憚舍殘軀以報聖主。”陳名夏由此被處死。

順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加封為太子太保。順治十三年（1656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順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以老乞休，温諭命致仕。 ^[7] 

康熙元年（1662年）正月，康熙帝念寧完我輔佐太宗﹑世祖多年有功，命進他為官的兒子為學士。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寧完我逝世，清廷追諡文毅。雍正六年（1728年）七月，雍正帝命封寧完我的子孫為官，得其曾孫寧蘭，以驍騎校待缺，賜宅，予白金五百。 ^[7] 

寧完我初在文館辦事，敢直言，精通文史。天聰間（1627-1635）屢上建議；定官制、辨服色，論伐明策略，論考試取官，多被採納。好賭博，曾被免職。清朝入關後，寧完我被重新起用，任修纂《明史》總裁、《太宗實錄》總裁及三屆會試總裁，並翻譯《三國志》、《洪武寶訓》等。

《清史稿》：完我忠讜耿耿，歷挫折而不撓，終蒙主契。 ^[7]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列傳十九》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