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寓言

寓言具有比喻的性質，是比喻發展的高級形式。戰國以前，比喻就已盛行，特別是在民間口語之中。“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尚書·湯誓》），“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左傳·僖公五年》），“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眾心成城，眾口鑠金”（《國語周語》），都是當時帶比喻性質的謠諺。中庸比喻就更多了。春秋時代的行人辭令，士大夫之間的應對，又常“稱詩以喻其志”（《漢書·藝文志》），可見朝野上下，比喻風行。《論語·子罕》記載：“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全用比喻對答，較之用諺語與引詩作比，又有所發展。《韓非子·喻老》篇先引老子語：“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接着用比喻加以解釋：“千丈之，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至此作者還進一步以有形象、有對話、有情節的故事加以説明，運用的就是“扁鵲治病”的寓言，説的都是防微杜漸的道理。老子用格言，韓非則先用比喻，進而用寓言。中用寓言來闡發老子之旨的就更多了。由此可見由比喻發展為寓言的跡象。

先秦寓言(3張)

比喻演化為寓言，不見於春秋時期，而層出迭見於戰國，是有其社會根由的。當時，諸侯競逐，七雄爭霸，各國內部新舊貴族相互傾軋，當權者急需一大批為他們出謀劃策、東西遊説之士。諸侯、公子、權貴們招賢養士，多至以千計。而取士的重要標準，則在於高談雄辯。語言技巧，成為士階層研究的對象。諸子之間，百家爭鳴，相互詆訾，亦相互促進。不僅縱橫家要以口舌擅場，即儒、墨、名、法各家，也無不兼縱橫遊説色彩，以言辭成事。此即《文心雕龍·時序》篇所説：“觀其（指戰國）豔説，則籠罩雅頌。故知煒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當時“豔説”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寓言隱語。寓言本身具有形象生動、含蓄幽默、耐人尋味等特點，可以增加語言的趣味性和感染力。一些統治者，往往對大道理聽不進，而喜愛娛心悦耳的故事。

另外，説者不僅要投統治者之所好，還得避統治者之所惡，如有觸犯，就有慘遭殺害的可能。韓非在《難言》篇説到愚者之難説，君子之難言。並作《説難》，生動地陳述了遊説之難：“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攖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説者能無攖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載孟嘗君要離齊入秦，上千門客都止他不住，蘇秦以“土偶與桃梗”的寓言使他打消了主意。孟嘗君的父親靖郭君要在封地薛邑築城，門客諫而不聽，並下令不許為諫者通報。齊客卻以“海大魚”的故事説服了他。鄒忌自編故事諷齊王納諫，江一以“狐假虎威”對楚宣王問，蘇代以“鷸蚌相持”止趙惠王伐燕，都足以説明寓言具有免於觸犯驕君權貴而又達到勸諫目的的妙用。

文學的內在因素以及外在社會條件，使寓言在戰國中後期得到蓬勃發展。《莊子》一書，“大抵率寓言”（《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共有200多個。《韓非子》中僅《説林》、內外《儲説》幾篇，已收集寓言故事300多個。其餘如《孟子》、《墨子》、《呂氏春秋》、《晏子春秋》、《戰國策》等書中也不少。成書較晚，《淮南子》、《説苑》、《新序》、《列女傳》、《韓詩外傳》等書編成於漢人，而其中傳自先秦的寓言也不少。

戰國諸子及史傳作者所運用的寓言，來源約略可分為三：

一是民間流傳的故事，如所謂“齊東野人之語”，《孟子》中就多有采用，具有通俗淺顯，詼諧有趣的特點。

二是歷史傳説，《韓非子》中用得最多。這些傳説，雖未必句句可信，但有一定的歷史依傍，作為論證的證據，較有説服力。

三是作者創造、虛構的故事，這特別為《莊子》作者所擅長。它瑰麗奇異，最富有文學色彩。

運用寓言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説明作者的觀點。在文章中，寓言不是單獨的存在，而是作者議論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或者作為譬喻，使所講的道理淺顯易懂，悦耳動聽；或者作為寄託，把要説的道理，通過寓言中的形象表達出來；或者作為論證，用寓言中所説的事情證明文章的觀點。這些都如《莊子·天下》篇所説的：“以寓言為廣”。“廣”就是對自己主張的闡發。

諸子散文大都是哲學著作，哲理比較抽象，乃至深奧玄妙。而寓言以其具體性和形象性，有助於人們理解和接受其論點。如孟子以“揠苗助長”闡明他的養氣説，韓非以“黑牛而白題”（《解老》）來解説老子“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莊子的人生哲學，主張無用之用，一般很難領會。但他用了許多饒有趣味的故事，反覆地加以説明。如以“渾沌鑿竅”（《應帝王》）闡明必須順應自然，以“望洋興嘆”（《秋水》）闡明他的道是無與倫比的，以惠子之樗樹（《逍遙遊》）説明無用之用，以莊周夢為蝴蝶（《齊物論》）説明人生如夢，等等，使哲理的文章詩意化，免於讓讀者感到枯燥、深奧、抽象。

探求救世的政治方案，是百家爭鳴的中心問題。如何才能使人們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諸子百家特別關注的事利用寓言來幫助闡述政治主張，以《韓非子》最為突出。《韓非子》中內外《儲説》諸篇，先列出政論的題目，接着是説明論題的觀點，後面是一連串的故事。這基本上是一種寫作提綱。所收集的故事，是借用來論證自己的主張的。如以“入澗必死”（《內儲説上》），説明信賞必罰，行法無赦；以“鄭人買履”（《外儲説左上》）、“守株待兔”（《五蠹》），説明“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愚蠢；以“狗猛酒酸”（《外儲説右上》），説明臣親倖、賢者無以進身的危害，等等。其次是《呂氏春秋》，如用“網開三面”（《異用》）批判暴政而歌頌仁德，“掣肘難書”（《具備》）説明為君者必須放手信任下屬，使之有職有權，等等。

用於闡明道德修養的，多見於《孟子》。如“齊人乞”（《離婁下》），譏諷追求富貴利達而不顧廉恥者；如“二子學弈”（《告子上》），闡明學習須專心致志；如“月攘一雞”（《滕文公下》），説明知道了道義就應當堅決實行。用於闡明縱橫策略的，主要在《戰國策》，如季梁以“南轅北轍”（《魏策》）勸止魏王伐趙，陳軫以“畫蛇添足”（《齊策》）勸止昭陽攻齊等等。

闡明論説的主旨，是寓言的主要作用，而寓言本身，又具有其形象的客觀意義。這兩者有時是一致的，有時不完全一致。因為同一觀點，可以用幾個寓言去説明；同一個寓言，又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如諷刺墨守成規，《韓非子》有“守株待兔”和“鄭人買履”，《呂氏春秋》有“刻舟求劍”和“荊人涉”。類同“庖丁解牛”的故事，在《管子》中用來説明攻敵用兵可乘虛而入；在《莊子》中則用以説明處世要順應自然，避開矛盾；在《呂氏春秋》中又用來説明精神專注可通於異物；今天則用它來説明按客觀規律辦事可迎刃而解，事半功倍。

寓言的引用者有他自身的需要，但寓言的價值不止於此。縱觀先秦寓言，可以形象地看到當時社會面貌。《列子·周穆王》寫尹氏與趣役者夢覺的對比，可看到階級的對立，勞役者受着沉重的壓迫剝削；《呂氏春秋·精通》寫鍾子期聞擊磬，記述丈夫成了罪人妻兒淪為奴隸的一家悲慘遭遇；《莊子·則陽》寫觸蠻之戰，反映統治者為了爭城奪地而造成“伏屍百萬”的嚴重後果；《莊子·山木》寫莊周遊雕陵之樊的所見所遇，用象徵的手法描繪了人與人之間弱肉強食的恐怖關係；《莊子·至樂》有髑髏見夢於莊周的故事，説明生不如死快樂；《列子·周穆王》記華子病忘，説明為人最好如槁木死灰。都從不同角度表現了社會的黑暗與冷酷。“月攘一雞”，見貪婪的本性不改；“涸轍之鮒”（《莊子·外物》），説明統治者見死不救；“見金不見人”（《列子·説符》）、“澄子亡衣”（《呂氏春秋·淫辭》），諷刺利令智昏者；“鄰人之女不嫁”（《戰國策·齊策》）、“儒以詩禮發冢”（《莊子·外物》），揭露面目虛偽、行為齷齪者；“漢陰丈人”（《莊子·天地》），突出愚者頑固；“井底之蛙”（《莊子·秋水》），譏諷淺見之人的盲目自滿；鄭袖（《韓非子·內儲説下》）、楚餘（《韓非子·劫弒臣》），則概括了嫉妒者的形象。當時社會的本質、人情的善惡、世態的冷暖，通過寓言這一面鏡子，逼真地反映出來，在認識社會方面給讀者以不少啓發和教育。

寓言作者往往能馳騁豐富的想象，虛構情節，塑造出生動的形象。這方面尤以《莊子》為巨擘。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言其書“皆空語無事實”，《莊子》作者自己也説“以謬悠之説，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天下》）來表達思想。斥譏笑大鵬（《逍遙遊》）、櫟社夢告莊子（《人間世》）、盜蹠怒斥孔丘（《盜蹠》）、藐姑射之神人（《逍遙遊》）、形殘德充的支離疏（《人間世》），等等，千奇百怪，極盡寓莊於諧之能事。《韓非子》中多用歷史故事，較近乎真實，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藝術加工。《外儲説左上》記申子告韓昭侯行法度必須拒絕“聽左右之請”，而他自己又向昭侯“請仕其從兄官”的故事，就是深刻的藝術概括。事實未必真有，意義卻很典型。

先秦寓言誇張，把人物、事件的特徵加以擴大，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是先秦寓言常用的手法。《列子·湯問》中塑造了音樂家韓娥的形象，説她的歌唱“餘音繞樑三日不絕”，“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舞，弗能自禁”；《莊子·徐無鬼》寫匠石揮斧成風，能把郢人鼻子上一層薄粉削去，而郢人鎮定自若，都刻畫得奇妙動人。

擬人化，賦予自然界裏的生物與無生物以人的性格特徵，從而反映社會生活，這也是先秦寓言裏常見的。雛的清高，鴟的醜陋，虎的兇猛，狐的狡猾，都是人們所認定的特性。把這種生物的特性，與某些人的思想性格特徵巧妙地結合起來，就形成了“狐假虎威”（《戰國策·楚策》）、“鴟得腐鼠”（《莊子·秋水》）等故事。《莊子·大宗師》記有一個很短的寓言：“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莫邪。”冶金時確會發生“踴躍”的現象，莫邪確是冶煉鑄造出來的金屬利劍，這些都體現了金屬的特性，同時又把以英雄豪傑自命的人物性格灌注其中，諷刺的意味不難體會。這種擬人手法，大量見於《莊子》，其次是《戰國策》以及《韓非子》等。

先秦寓言一般都寫得比較簡練，但亦不乏生動的描寫。盜鐘者聞鐘聲而“遽其耳”（《呂氏春秋·自知》），揠苗者“茫茫然歸”而告家人以病（《孟子·公孫丑上》），《莊子》中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人間世》），醜婦“捧心而顰其裏”（《天運》），壽陵餘子“匍匐而歸”（《秋水》），等等，都是其例。至於神人的仙姿（《逍遙遊》）、庖丁的絕技（《養生主》）、大魚的奮（《外物》），種種描繪，更是體察入微。還有如《韓非子·外儲説左上》寫齊景公遊海，聽到相國晏嬰病危時，“遽起”，促駕良馬，令善御者騶子韓樞駕車，“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刻畫了一個急不可耐者的形象。

寓言的運用者不同，寓言的語言風格也各異。但由於它們多來源於民間，所以有着共同的洗煉生動、口語化、個性化等特點，並常用獨白、對話等形式。運用者為了把喻意點明，又常以粘連的手法，使語意雙關。例如《莊子》引“龍頷得珠”後説：“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粉夫！”（《列禦寇》）。《韓非子》引“郢書燕説”後説：“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説”（《外儲説左上》），《戰國策》引“畫蛇添足”後，陳軫告昭陽：“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這種粘連，雙關手法，使文章顯得幽默含蓄，能將所要闡明的事理鮮明地揭示出來，收到畫龍點睛的效果。

先秦寓言產生的時代與伊索寓言相近，其價值也很可貴。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它直接影響了唐代、明代等人的寓言創作，使寓言脱離了論説、史傳而獨立成體，甚至日後還出現了帶寓言性質的詩歌、歌曲。而更為重要的是，先秦寓言起着上繼神話，下啓小説的作用。《莊子》中關於渾沌、黃帝、堯、舜、羿等的刻畫，都採用了神話的題材；“師曠鼓琴”（《韓非子·十過》）中用誇張手法塑造的形象，與神話裏征服自然的英雄是類似的；寓言中的狐、虎、猿、狙、鷸、蚌、罔兩、影、蛙、鱉、櫟樹、髑髏與神話中日、月、山、川、風、雲的擬人化，寓言中鯤化為鵬與神話中禹化為熊的人物變形觀念，也都是一脈相承的。

先秦寓言有人物形象，有簡單的故事情節，有個性化的對話，啓發了後代小説的產生。《韓非子》中的《説林》、內外《儲説》，記述了許多，實為漢魏雜事小説的萌芽；《莊子》中許多寓言記述了鬼怪異事，是魏晉以後志怪小説的鼻祖。中荀伯遇鬼誤殺兩孫的故事，即從《呂氏春秋·疑似》中黎丘丈人遇鬼殺子的故事化出。陸判為朱爾旦換心的故事，也從《列子·湯問》中扁鵲為魯公扈趙齊嬰易心的故事蜕變而來。《孟子》的“齊人乞”，明代孫仁孺加工成《東郭記》，清代又編了《東郭簫鼓詞》《莊子》中莊周夢蝶妻死鼓盆、髑髏見夢等，後人演為《三勘蝴蝶夢》、《大劈棺》等戲劇。《故事新編》中的《起死》也本於此。至於後代詩、詞曲中熔鑄先秦寓言為故實的，更是俯拾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