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黃昏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偶像。他可以是一本書、一部電影、一個人、一份報紙或者一所大學，等等。

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他承載了過重的道德化精神的分量，在歷史、文化與道德的場域中充滿張力，並在大眾傳媒的合力策劃中被推上歷史文化的頂峯。

我們只是懷抱着一個簡單的信念：時代所給予的道德光環必然得接受時代的嚴正評判。在這個信念下，每一個人都可以堅強地説：“我不害怕你們剝我的皮，因為那下面，都是鮮紅的血肉。”…… ^[2] 

傅國湧，1967年1月生於浙江樂清，現居杭州。畢業於温州教育學院，曾在中學任教。1999年開始寫作，以歷史隨筆為主，在《書屋》《隨筆》《讀書》等10餘家報刊發表100多萬字。文章曾多次被轉載，併入選《大學人文讀本》、《2002中國年度最佳隨筆》《2003中國年度最佳隨筆》、《2002年中國隨筆年選》、《2003年中國隨筆年選》、《2002年雜文精選》、《2003年雜文精選》等。著有《金庸傳》、《走近葉公超》、《筆底波瀾――百年言論史的一種讀法》等。 ^[2] 

偶像的黃昏：從金庸到“金庸酒”—一兼談金庸與中國知識分子現代人格的難產

另一個李敖

張元濟：力倡“中華民族的人格”

“羊性”、“狼性”與心中的“鬼子”。——我看《鬼子來了》

打翻的五味瓶—一中國人走近諾貝爾文學獎的歷程

向繼東和《湘聲報》“文化·滄桑”副刊——兼説影響過中國歷史的副刊

褻瀆神聖——對兩次王朔現象的一點思考

“那是揭開就會流血的傷疤”

呂熒是一面鏡子

文化的底氣毋忘史家的傳統

一箇中斷的學統

過去的中學

原諒與懺悔

“死別幽夢已茫茫”

有多少書可以重讀

出版界需要道德承擔嗎

賣書豈能不知書

學術論文“新八股”愛因斯坦怎樣走近中國

詩人流年不似水

那盞燈熄了

何兆武的《文化漫談》

廢除科舉制百年祭

蘇珊·桑塔格的意義

“不能不喜愛‘傻瓜’和‘學生腔’”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讀《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貧富之間的個人所得税

和餘世存關於《非常道》的對話

比二0六個縣無律師更重要的

重要的是培育社會理性——與崔衞平對話

大學生“陪讀”現象的憂思

大學生平均年消費超萬元背後

丘成桐呼喚大學生做學間的熱情

“高校改名熱”的誤區

研究生失業不是偶然的

“有知識、沒文化”現象之憂

高校學費豈能不顧國情

公眾為什麼厚“丘”薄“楊”

“象牙塔”為何淪為“重災區”——從諾丁漢大學校長楊福家的感慨説起

“藝考熱”背後的“明星夢”

呼喚人的教育 ——一讀《沙坪歲月——重慶南開校園回憶錄》

高考：莫把手段當目的

“救救孩子”：教育不公成為眾矢之的

是誰奪走了孩子天真的童言

金錢可以買來道德嗎

“創建文明城市”能靠背誦嗎

兩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迷信 “縣一中模式”還要行多遠

語文不是腦筋急轉彎 ^[2] 

傅國湧先生是位有積澱、有眼光、有情懷的學者。他經年致力於鈎沉近現代史事和人物，發掘暌違已久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傳統，以之建構自己的精神世界，並由此感懷時事、臧否人物。閲讀他的文字，時時能夠感受到一種悵惘、冷峻和憂思，催人警醒，令人低徊。 　從《追尋失去的傳統》到《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從《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大轉型的台前幕後》到《偶像的黃昏》，短短兩年多時間，傅國湧就有四本文集問世，其勤奮不難想見。與前三本書各自集中闡釋一個命題不同，《偶像的黃昏》收入的文章比較多樣，既有人物點評，也有世相雜談，既有學術文章，也有讀書雜感。正因為此，本書或許更能見出傅國湧先生的視野和關懷。

書名題作《偶像的黃昏》，乃是源於放在卷首的同名文章——《偶像的黃昏：從金庸到金庸酒——兼談金庸與中國知識分子現代人格的難產》。

對於至今仍然迷信金庸的人們來説，這篇文章實不失為一服清醒劑。在給金庸作過傳的傅國湧看來，金庸仍然是個傳統士大夫：崇拜至高權力，迷信好人政治；認定“報紙是老闆的私器”，媒體要聽從政府指揮；絕對仇視美國；始終貪戀財富。“他的權力觀、新聞觀、金錢觀、宗教觀以及他強烈的反美、仇美觀點，都暴露出他性格中懦弱、自私、貪婪、虛偽、狹隘的一面。一句話，在人格、思想、心理結構上他還沒有走出古代。”傅氏對金庸的這一“定位”與胡一刀相似。胡在《金庸與韋小寶》（2001）一文中説：“所可惜者，身為多壽多金的社會賢達，晚年的金庸未免凡心不定，思想未能精進，政見每多保守。”“金庸二字，金是文化上的，庸是政治上的。他不是令狐沖，倒近乎韋小寶了。”傅氏在分析了金庸的四個精神來源後還有此一嘆：“金庸的選擇清楚地告訴我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要成就現代人格是何等艱難。”

除了金庸，被傅氏顛覆的大牌偶像還有李敖和王朔。其中對於王朔的躥紅，傅氏指出“在一個犬儒主義盛行的民族裏，王朔註定了要成為萬眾仰視的英雄、明星。這是一個人們什麼也不信的時代，王朔的登場正好以他那些別開生面的胡侃神聊掩蓋人們內心的恐懼、怯懦和無聊”：“王朔現象是一面鏡子，……照出了這個民族靈魂深處的醜陋與卑怯”。

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其寫於1976年的一本描述勃烈日涅夫時代蘇聯社會犬儒主義的書中，曾引述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蘇聯異議人士的話説：“人羣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説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瞭解別人怎麼會有勇氣去幹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正如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王朔小説可以“上天入地”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與上述幾篇文章相比，《打翻的五味瓶——中國人走近諾貝爾文學獎的歷程》雖非一篇顛覆偶像的文章，但也可糾俗見之偏，從而使不倒的偶像更加真實。比如對於魯迅拒絕諾貝爾獎提名，一般都認為是魯迅自謙的結果，似乎不自謙就一定如何如何，但其實這自謙未嘗不是基於冷靜與理性的判斷。

魯迅在1927年9月27日寫給台靜農的信中説：“諾貝爾獎金，梁啓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對於魯迅的小説創作成就，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説史》中曾有這樣的評價：“《吶喊》集中最長的一篇當然是《阿Q正傳》，它也是現代中國小説中唯一享有國際盛譽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藝術價值而論，這篇小説顯然受到過譽：它的結構很機械，格調也盡是插科打諢。”雖然夏的觀點可以討論，但至少可以使得人們冷靜看待魯迅的“實力”。

顛覆偶像之外，本書還樹立了一些偶像——發掘了一批淹沒無聞的奇偉人物。力倡“中華民族的人格”的出版家張元濟、邀集一批當世大家撰稿的副刊編輯向繼東、唯一敢為胡風申辯的呂熒、十年收留袁克定的張伯駒……眾多人物無不讓人領略到一種精神的力量和文化的底氣。而在偶像的顛覆與樹立之間貫穿的其實是一個相同的邏輯，那就是現代價值的建構和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