俚人文化

俚人，古代生活在百越嶺南一帶。自古嶺南是俚僚之地，俚僚先民是先秦時的南越部落、西甌部落及駱越部落人。古俚越人是文明創造的先行者。在飲食方面，古俚越人“飯稻羹魚”，是栽種稻穀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是“幹欄式房屋”的創造者。

俚人又稱“俚獠”、“夷獠”等。俚人在元末明初主要生存在嶺南等地。《通考輿地考》説：“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蠻夷之國。”

秦漢年間，中原擴張到嶺南地區，引發持續三個多世紀的中原軍民移民潮。與此同時，珠江流域的部落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漢後始稱俚僚。

唐後期“俚”續漸消失。而取而代之的是“獠”。史籍常將俚僚並稱。《魏書》稱為古南蠻的別種。在嶺南地區，僚常和俚並稱。在雲南、貴州一帶，古代僚人又稱南蠻。漢武帝開西南夷時，在夜郎境內的民族大部分為“夷僚”。漢初在夜郎地區設置的牂牁郡17縣，都有僚人分佈。

根據多種民俗、語言、出土文物等等信息推測，駱越俚人，就是以“鳥”“蛇”作為最原始圖符象徵的人。譯音[ Luo ]的“駱”“雒”“洛”等音譯字就是壯侗語對“鳥”的稱呼；音[ Li ]壯語中即是對“蛇”的稱呼。

出土文物表明，俚人的先民在春秋戰國時已進入奴隸社會。俚人先民春秋戰國時已普遍使用青銅器，這是階級社會出現的標誌。從廣西平樂艮山嶺和武鳴馬頭戰國墓羣來看，有的棺有槨，有的隨葬品多，有的隨品少，説明財產分配不公、貧富等級差別的存在。

秦漢在嶺南設置郡縣後，使一些交通和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逐步實現了封建制度。但地處僻遠、生產力發展較慢的俚人聚居區，直到隋唐時奴隸制仍然殘存。中央王朝佔有嶺南的目的尖於促進越人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掠奪嶺 南財物。《隋書·食貨志》雲：“諸蠻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取賧物，以裨國用。”因此，中央封建王朝只是採取“以故俗治”的政策來對付俚人。漢馬援平定嶺南後，即“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俚人奴隸制不同於商周時的中原井田制奴隸制，而是一種家長奴隸制。其特點之一是以農村公社為軀殼，以奴隸制為實質。農村公社是原始部落制向私有制過渡的社會經濟組織，由定居在一定地域內的一羣氏族家庭組成。其土地公有，分各家使用；但牲口、農具、住宅、勞動產品歸各家所有，由此而演變為土地私有。公社貴族可通過佔有奴隸而成為自己的氏族家庭成員，並稱之為“子女”。

俚人奴隸制沒有形成奴隸制國家，其首領是以氏族酋長的面目出現的。酋長是通過集會的方式推舉出來的氏族首領。《桂海虞志》有“推其雄長者為酋領，籍其民為壯丁”的説法。

俚酋佔據廣闊的土地，擁有眾多的人馬。俚人冼夫人孃家“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北史》載，僚人”親威比鄰，指授相賣……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移良矣。更有賣其昆季妻孥者，乃自賣。“《梁書·王僧儒傳》説：天監初，“（南海）郡常的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生口即被販賣的奴隸。

酋長擁有無數的財富。《隋書·食貨志》載：“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置之，以收其利。”《新唐書》載：“（馮）盎族人子猷以豪俠聞，盧觀中入朝，載黃金一舸自隨。”其富有程序可見一斑。

酋長擁有生殺大權，可以隨意殺掉自己的奴隸。《嶺外代答》載：“生殺予奪，盡出其酋。“”（峒丁）一直微過，遣所親軍斬之上流。“

漢至隋，粵西的郡縣制度還不很鍵全。《漢書·賈捐之傳》説：“駱越之人……與禽畜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廣州記》雲：“諸縣自名不駱將，銅印青綬，即令之長也。”事實上，粵西還多是俚僚部落首領的世襲領地，朝廷派來的官吏，因是“他鄉羈旅”，所以“號令不行”，甚至有的官吏貪虐無道，使“諸俚僚多有亡叛”。為使俚僚順服，封建王朝選擇了一條“樹其酋長，使自鎮扶”、以蠻夷治蠻夷“的羈糜政策。

羈糜是指人把繮繩套在牛馬身上而並不捆死，以便駕馭，比擬統治者不用僵硬的辦法，而是用比較柔和的辦法來使少數民族就範。也就是羈糜地區的社會制度在這些地區強硬推行。直到唐代，封建王朝對俚人都是採取羈糜政策。蠻夷內附，“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督刺史，皆得世襲。

《隋書·地理志》説：“嶺南俚人，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變。“在粵西、桂南、海南及越南北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有大批的石鏟、石鋤、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錛等農業生產工具和石磨盤、石磨棒、石杵等穀物加工具，説明俚人以水稻種植為主的農耕生活。在桂東、桂南的秦漢墓中，出土有稻穀、粟粒、芋頭、麻、橄欖和荔枝等農產品，還有羊馬豬雞狗及倉庫等模型，説明當時的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已達到相當的規模。

不過，由於自然環境條件比較惡劣，直到隋代嶺南的生產力和經濟水平都是遠不及中原的。“自嶺以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人尤夭折”。特別是俚人所居的閉塞山區，生產力更加落後。

兩廣春秋墓中出土有不少具有明顯地方色彩的青銅器以及鑄造用的石範。廣西北流還發現古代冶銅遺址，年代約從西漢開始延至隋唐。

俚人冶銅術中組有意義的是鑄造銅鼓，史學上有“銅鼓文化”之譽，東晉《廣州記》説：“俚僚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北流出土的一面春秋晚期銅鼓，直徑165CM，通高67.5CM，重近達300公斤，被稱為“銅鼓之王”，銅鼓製作工藝精良，鼓面和鼓身飾有太陽紋、雲雷紋、菱形紋、水波紋等集合圖案，還有騎獸紋、鳥型紋、蟲型紋等。銅鼓是權力的象徵，於慶祝、娛樂、作戰等場合使用。

商周時嶺南已出現種類繁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幾何印紋陶。廣州發現的南越過陶器有49種。茂名地區也出土有釜、壺、罐、盅、環等類漢代陶器。高州和廣西象州等地還發現漢代陶窯遺址。

《漢書·地理志》説南粵“地處近海，多果、布之湊......男子耕農，種禾稻苧麻，女子聚吞織績。”廣西貴港羅泊灣一號墓出土有絲綢、麻布、織錦、漆儷、紗帽等殘片。俚人紡織品中最出名的是葛布，《廣東新語》説：“雷人善織葛。其葛產高涼，塷州，而織於雷。”張心泰《粵遊小記》雲：“粵中多產葛，惟鬱林州着知名最久，齊武帝佐客樂曲，被管絃，乘龍舟遊江中，令榜人皆着鬱麻布——即今之鬱林葛也。”

俚人習於水性且擅長"伐木為舟".據考察,早在東漢至魏晉期間,化州長歧一帶就有了獨木舟的製作工場。化州長歧、中垌和電白譚蓮等地屢有漢至唐時的獨木舟出土。後來俚人的獨木舟向艇、陵、舸等拼板船發展。《淮南子》雲：“越綾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史記·貨殖列傳》説：“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褥，果隨贏蛤，不待賈而足。”可見漢時嶺南尚處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到南北朝時嶺南農村已有集市貿易，劉宋《南粵志》説：“越之市為墟，多在村場。”柳宗元《柳州峒氓》詩云：“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鱺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但是，“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閒貿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有的地方，俚人直到宋代仍實行以物換物的原始貿易。宋代蘇過《斜川集》載：“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谷帛金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沉香吉貝易之耳。”

俚人俗尚赤足，《桂海虞衡志》説，（南蠻）人椎髻跣足，或者木屐，衣清花斑衣。赤足（冬天穿木屐）之谷在粵西一直延續到本世紀60年代。

拔牙之俗又稱“鑿齒”、“缺齒”。《太平寰宇記》載：“（貴州）有俚人，皆為烏髻......女既嫁，便缺去前齒”，（宜州）悉是雕題鑿齒，畫面人身，“（欽州）又有僚子，巢居海曲，每歲一移，椎髻鑿齒。”

原始婚嫁風俗

《後漢書·循吏列傳》載：“建武初，駱越之民無嫁取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區，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可見當時還保留着原始羣婚的習俗。

《桂海虞衡志》記：“南州法度疏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強暴，竊人妻女以逃，轉移他所，安居自若，謂之卷伴，言卷以為伴侶也。”這是原始搶婚俗的殘存。

俚人還盛行“不落夫家”婚俗。元《文獻通考》記壯族婚俗：“婿來就親，女家於五裏外結草屋百餘間與居，謂之入僚。半年而後歸夫家。”不落夫家習俗至今在粵西仍有殘存，其形式為婚後新娘除節日外絕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孃家，直到懷孕臨產時才定居夫家。

秦後抹黑

住幹欄

幹欄，即幹欄式房屋。俚人先民開始時在樹上搭巢而居。《博物志》説：“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署也。”後來發展成為離地構築的房子幹欄式房屋。《北史·段傳》雲：“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幹欄。”今桂南偏僻地區的壯族居民仍為人居其上而畜處其下的幹欄建築形式。

喜食檳榔與鼻飲

俚人喜食檳榔。唐《嶺表錄異》説“嶺表之俗，多食檳榔，日至數十。”粵西漢人後來也承襲了此俗，道志《電白縣誌》載：“俗尚檳榔連殼咀嚼，以扶留青葉和石灰掇之。”

俚人喜鼻飲。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南邊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杯碗，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雲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周去非《嶺外代答》：“邕州溪峒及欽州村落，俗多鼻飲。鼻飲之法，以瓢盛少水，置鹽及山薑汁數滴於水中，瓢則有竅，施小管如瓶嘴，插諸鼻中，導水升腦，循腦而下入喉。富者以銀為之，次以錫，次陶器，次瓢。飲時，必口噍魚?一片，然後水安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既飲必噫氣，以為涼腦快膈，莫若此也。”

今越南康族尚存此俗。

據以往考究，俚人“刻木以為符契”，本無文字，但在中原文化影響下，借鑑漢字有關形、音、義規律，創造出自己的文字——一種獨特的方塊字。如將讀音為“那”、意思為“田”的字寫作“ ”，上音下義，易於記認。俚人各寨往往醵金延師，設立澆館，教授自己的方塊字，官方教育則用漢字。這在唐以前已遍及桂東南，直到高州一帶。

但是2011年在廣西大明山發現中國最古老最龐大的古祭壇並發現大量的表意圖案及符號；同年，又在廣西平果縣馬頭鎮感桑遺址發現了大量的表意文字。 ^[1] 

在廣西左江沿山崖上，分佈有多處俚人先民繪作的壁畫——花山壁畫。這些壁畫已有2000年的歷史，仍然色彩鮮明，其圖象之多，規模之大，氣勢之雄偉，在國內外都是少見的。其中寧明縣的一個地點，畫面寬221米，高約40米，繪有人物圖象1819個。據研究，花山壁畫所表現的是俚人祖先原始宗教祭祀活動的集體歌舞的場面。

俚人崇拜雷神。其鑄造的銅鼓乃雷的象徵，銅鼓上的文飾、蹲蛙、羽人都有祀雷有關。青蛙是俚人的圖騰。俚人認為雷王是上天的主宰，而蛙神則是雷王的使者，能呼風喚雨，格殺妖物，保衞人間和平、安寧與五穀豐登。

俚人的雷崇拜一直在其後裔民族中留存。海南黎族婦女文身的文飾，其主調是雷電紋。壯族巫師跳神時唱的《九天贊》雲：“我是上天雷王子，顯聖生化在雲頭....家住雷州雷王廟，年年行魚教田疇”。粵西和海南的漢人也繼承了俚人崇雷的習俗。方誌記載，嶺南的雷公廟以西江以南，高、雷、欽、廉等地為多，遠達海南島，其中最著名的是雷州雷王廟。雷州人十分崇敬雷神，家家户户都掛有雷神像，“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雷”。

宋代始‘俚’為‘黎’，黎始專以海南島為聚處。

隋末唐初，海南島發生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即俚人集羣式遷移海南，其首領就是被譽為嶺南歷史上俚族女英雄的冼夫人。

冼夫人是南北朝時期高涼郡（今廣東茂名市）人，梁朝高涼太守馮寶之妻。她“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峒，部落十萬餘家”，對徙居瓊州海峽兩岸的俚人有很大號召力，僅534—545年中，海南與雷州半島就有“千餘侗俚人歸附”，這是上十萬人口的集羣，在當時是不小的數目。加之冼氏家族受賜隋皇朝，率兵南下海南平定割據勢力叛亂，帶來相當數量的俚人兵馬渡海作戰，這支部隊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一支移民大軍。使大批俚人入居於此，帶來海南人口結構的變化和數量上的急劇增加。

據專家學者考證，俚人入居，也改變了海南人口的地理分佈。他們聚居的地域除島西北外，還開始指向島南部和東南部，形成一個除島東北外的環狀地帶。儋州、臨高、澄邁、海口、定安、瓊山、崖城等地仍保存着冼夫人廟多座，就是明顯的例證。

對於這次遷徙，在地方誌上很少見到與此相關的記載，因此人們也有所置疑。我個人認為，海南島方誌最早的是晉代人蓋泓所編撰的《珠崖傳》，早已散佚。能見到最久遠的方誌是宋代所著，見不到這段歷史詳盡的記載，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是，散見於各種史籍還有可追尋的蹤跡，學者也因此對這段歷史做了令人信服的考究。

學者司徒尚紀在其所著《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研究》一書中，對俚人遷徙海南島一事做了極為詳盡的考據，並對其遷入的規模和影響有如下的論述：

梁大同(534—545年)中，海南儋耳千餘峒俚人歸附。在今儋縣原梁崖州治中和鎮有志稱唐代建的紀念洗夫人的寧濟廟，仍保存反映俚人歸附的石雕。如果以每峒20户計算，這就是一支二萬餘户，上十萬人口的集羣。

儋耳僅海南—隅，沒有這麼多人口，這其中一部分是從遷來的俚人。因為這裏所説“海南儋耳”，其地望除了海南本島，還包括雷州半島。“海南”一詞，直到宋以後才專指本島。道光年間，《寧濟廟洗夫人加封碑記》追述此事，指出冼夫人“自高州以往海南招安千峒”，表示當時海南範圍比後來要廣大。如果再結合隋末唐初馮洗家族插於統治海南的情況，就更能説明俚人遷居本島，不但在南朝末已經發生，而且在隋末唐初，由於以冼氏為首的從大陸到海南俚族大聯盟的實現而達到高潮。而遷居的方向，除了島西北，重點還指向島南部和東南部，與唐代對這些地區的開發相吻合。

這種推論的主要依據是：(1)隋文帝開皇十一年(591年)賜冼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千五百户，為了接管經略這個最南縣治，必須從冼氏在大陸的大本營派遣部分親信和俚人隨遷，不然難以駕御當地居民。(2)隋亡，冼夫人孫盎“奔還嶺表，嘯署酋領，有眾五萬”，馮盎渡海南征，掃蕩逃入本島的高法澄、冼寶徹等地刀割據勢力。馮盎這支俚人部隊，必須要有相當數量的兵馬渡海作戰，不然無法佔有整個海南。這支部隊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支移民大軍。(3)馮洗家族在海南的統治留下許多俚人移動和分佈遺蹟。唐初馮盎任高州總管，不但領有粵西高雷各州，還直接控制他親自佔領的崖、儋、振三州，攬取海南軍政大權。又據鑑真等寧遠河口脱險後，羈旅振州，取道萬安州返回大陸時，沿途所見，馮冼子孫奴婢遍佈，生活奢華、富甲一方。振州別駕馮祟債(馮洗族人)派兵丁八百沿途護送到崖州。而據《太平廣記》載，當時海南的最高軍政長官、瓊山太守兼五州招討使韋公幹也只有五百名兵丁。馮崇債只不過 是區區一個州副長官，擁有兵丁居然在他之上。(4)地名左證，馮冼家族統治時間最長的島西北如儋縣，臨高一帶，俚人語言特徵最為明顯。如宋代： “儋州，……俗呼山嶺為黎，人居其間，號曰生黎”。粵兩許多地區的居民， 至今仍稱山嶺為“黎”，例如海康縣，以“黎”字命名的村落就有十三處。又臨高縣城西北十里毗耶山，“頂有蟲、似伏蛇，俚人以蟲為毗耶。縣西北有毗耶神”，這是俚人在那裏棲息留過的語言上的痕跡。(5)銅鼓物證，現在海南陵水、昌江、東方、萬寧都出土過廣西北流型銅鼓(萬寧為文獻所記)，雷州半島也有同類型銅鼓發現。北流型銅鼓分佈在地域上是聯成一片的。根據本島歷史條件和手工業發展水平，西漢以前不會製造銅鼓，以後直到晉代裴淵《廣州記》才説：“俚獠鑄銅為鼓”，《隋書·地理志》亦有同樣記載。而北流型銅鼓流行時間為晉到南朝。只在南朝以後，海峽兩岸俚人關係密切，活動往來多，銅鼓或其鑄造技術會流傳本島。銅鼓集中區即為俚人分佈區，這與冼夫人時代俚人南遷事件是吻台的。

俚人遷徙海南島之後，對海南歷史人文的影響也是有史可查的。其中最為突出的事例就是，俚人遷徙海南島之後，海南島居民開始稱黎。這應該是俚人入居後，與先前的先居民整合之後的結果。

這個史實，可查的史料記載有：

唐德宗（780—805）時，杜佑任嶺南節度使，“朱厓黎民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這是史書中最早出現的黎族名稱。朱厓即朱崖洲，指海南島。

劉恂（887—903）《嶺表錄異》紫貝條中，亦有“儋振夷黎海畔，採以為貨”的記載。

清李調元《南越筆記》，檀萃《説蠻》，道光朝修《廣東通志》等均持黎即古代俚人之説。

黎族名稱雖早見於唐代，但較為普遍使用則始於宋。

樂史《太平寰宇記》載：“（儋州）……俗呼山嶺為黎，人居其間，號曰生黎。”系對黎族名稱來源的又一種解釋。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嶺外代答》，趙適《諸蕃志》以及蘇軾在海南島所作的詩文中，也都提到黎族的名稱及其情況。表明到9世紀時，海南島黎族已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存在，併為當時的人們所記述。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也有這樣的論述：嶺南各地的俚人……另外，有部分遷入海南島，與原來島上的俚人匯合，發展為黎族。

通過上面的論述和介紹，俚人作為海南島最大的一次集羣式移民，基本可信。但是，僅僅討論到這裏，還遠遠不夠。

如果，這次集羣式移民是毋庸置疑的史實，那麼，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對海南島歷史的認知體系。

提出這樣的觀點的依據是，在人文發展過程中，人文文化不是必然按時間順序傳承的，人文文化的形成，最終的結果是同化中完成的。這就是説，一種人文文化的形成，是以先進的文化為主幹，覆蓋或融合了先前的文化，成為這個地區的人文文化的主要內容。這在不注意保護土著文化的古代尤是如此。這也是歷史上，許多文化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當俚人進入海南島，當地以峒為單位的歸附，都標誌着這種人文文化的取代和覆蓋已經成立，而作為遙控海島的中原主流文化，能夠對這次人文文化更新做出些表示的事，就是將這座島嶼上的居民改稱為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居民稱黎，也是自隋朝之後的唐朝開始的。這種時間上的排序，並不是巧合那麼簡單。其顯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海南人稱為黎族正是在俚化之後才開始的。

這是海南先居民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如果我們在研究海南先居民時，不能審慎地辨析這個特定的歷史區域，那麼，步入誤區也就難免了。

海南先居民文化基本定型，應該發生在隋朝唐初，也就是俚人集羣式遷移，這是海南島第一次成規模的遷移，而且其頭領是海南先居民心甘情願歸附的冼夫人，歸附的本質意義是一種文化被另一種文化同化，所謂俚人同化了海南島上先前的移民，這以後，海南島上的移民便是以俚人文化為主了。我想，這個定型一直使得後來的歷史人文學者在探究海南最早移民時受到干擾，甚至把這次文化定型的東西，當作了最初的移民特徵，所以，海南移民一直被視作是來自古百越一族，是不是與這有直接關係呢？

或許更正確的認知應該是，俚人遷入海南島，使得這座島的先居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使得海南島居民生活和文化的模式得以固定，以後，人們對海南島歷史人文的認知，好多都是對這次固化的成果的闡述，而在這次遷入之前的最早的海南島先民是不是被掩蓋了，從一些蛛絲馬跡中，還是可以證明這個推測是空穴來風，或者説，這是面對考古發現與史論架構之間的差距和矛盾一種較為合理的解決辦法。

俚人在史籍中，一開始寫作“裏”。東漢直至隋唐屢見於史籍，常與僚並稱。《後漢書》載建武十二年九真蠻夷張遊“率種人內屬”，被封為歸漢“裏”君；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暴動，九真、日南、合浦蠻“裏”人，羣相響應。其中的“裏”，指的都是埋人。古代俚人分佈頗廣。《辭海》“俚人”條上説，古代俚人主要分佈在廣東西南及廣西東南等地。其實，古代俚人的分佈遠不止此，在越南北部、中部，以及海南島也都早有俚人定居。《異物志》上説得很清楚；“俚在廣州之南，地方數千裏，往往別有村，各有長帥。”而包括今天的粵東潮汕地區，也同樣是古俚人的主要居住地。《粵東初民考》的作者窄其驤和《潮州志》的總編饒宗頤先生都稱俚人是“粵東主人”。雖由於年代久遠，秦漢年間粵東俚人的歷史已難考釋，但隋唐之際，俚人在粵東一直有着舉足輕重的位置，這卻是無可置疑的。正因為俚人早巳成為粵東主人，所以與西來的僚人“固不相容”。隋唐政權也就據此而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每每藉助俚人之力“以平僚亂”。據《舊唐書》所載，仁壽初，隋朝就曾利用高涼俚峒酋豪馮盎征伐潮州、成州（今封開）等“五州僚”，後馮盎因平僚之功被拜為漢陽太守。隋亡，馮盎返回嶺南，聚眾數萬，佔據20餘州，自稱總管。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粵東俚帥楊世略以潮、循二州之地，與馮盎同時降唐。

嶺南各地俚人，在不斷南下的先進的漢族文化影響下，除少數移入桂西，後被稱為“徠”，至清代漸與壯人融合。另有部分遷入海南島，與原在島上的俚人匯合，發展為黎族。據近人考證，漢初，在西漢大兵壓境之下，南越國丞相呂嘉率族人逃入海南。這就是俚人遷入海南島有明文記載之始。為此，《辭源》註釋“俚子”一詞，便説是“古代對黎族的別稱”。《元和郡縣誌》記載高州誠敬夫人的廟碑説：隋高祖時，海南“諸俚亡叛，吃敕夫人招慰”。可見，隋時海南黎族尚稱為“俚”。俚人被稱為“黎”，約始自宋代。

豐富的出土文物的發現，充分説明古越族曾存在着相當發達的銅器文化，而其最具代表性的則莫過於銅鼓。關於銅鼓，我國曆代文獻多曾提及。《後漢書·馬援傳》就有關於馬援南征，“得駱越銅鼓”的記載。對於銅鼓文化的淵源，古、今學者有不少進行過探索、論述。我國古代曾傳説銅鼓為馬援或諸葛亮所創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認為銅鼓是出自南蠻天竺國(印度)。越南人陶維美所寫的《越南古代史》，對銅鼓問題作了專章論述，認為銅鼓起源於北越，其創制者就是北越的先民駱越人。西方學者，如荷蘭的狄葛樂則説銅鼓是中國南部諸省的產物，絕非“別處搬運來的”。儘管這個問題眾説紛壇，但從兩廣地區大量銅鼓的出土和歷代文獻的記載看，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戰國，甚或更早一點的年代，百越人就已廣泛地鑄造並使用銅鼓了。而作為百越族主要支裔的俚、僚人，也無疑是銅鼓最早的鑄造和使用者。裴駰的《廣州記》説：“俚獠(即俚、僚的貶稱)鑄銅為鼓，唯高大者為貴。”《隋書·地理志》也説：“俚僚貴銅鼓，嶺南二十五郡處處有之”。

俚、僚人“鑄銅為鼓”，究竟作什麼用呢?《隋書·地理志》上説得很清楚“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實際上，其作用遠不只用於戰爭。主要的還有用以報警、祭祀、驅逐猛獸、鎮壓“邪魔”以至於娛樂等等。屈大均《廣東新語》在記載潮州畲歌時説：“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羣歌竟作，彌日不絕。”但據記載，俚、僚人鑄銅鼓，更主要的還在於顯示權勢，所謂“有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近人考證，潮人往往尊稱老年人為"大老",正是古俚語“都老”轉化來的。至今潮人稱呼人還常加一“老”字，這就是古代俚人的語言遺習。

陶器上的紋飾和歷史傳説示明，他們有斷髮紋身的習俗。其生產工具，大量的還是石器，也有鏟、鑿等小件的青銅器。作為生活用品的罈罈罐罐中，燒煮食物的印紋陶鼎是他們所特有的，是他們族羣的標誌之一。直到秦漢時代尚有百越人。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經演變為南方許多少數民族。

壯侗語各族同源於古代的百越族，皆畝百越後裔。越南的儂族、岱族、老撾的佬族、泰國的泰族、緬甸的撞族的族源應與百越有關。

百越之名，最早出現於戰國時期。百越包括許多支系，因而號稱百越。百越的分佈“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漢書-地理志》）。有的支系則繼續獨立發展，形成了我國南部，西南部的壯、布依、侗、黎、傣、水、仫佬、毛南等少數民族。百越中最重要的幾個支系的發展流向大體如次：句吳，句或寫作區，均念鈎音。壯、布依、侗、黎、水、仫佬、毛南等7個世族和越南的儂、岱、高欄等民族都淵源於西甌或駱越。滇越一支，與百越各支相距最遠，分佈在雲南西南部和南部。傣族源於滇越。另外，老撾、泰國、緬甸、印度境內的佬、泰、撣、阿洪姆等民族是否與我國古代百越特別是西甌、駱越、滇越支系有淵源關係，這一課題已引起國內外研究學者的極大興趣。近年來，泰國學者多次廣西半族地區尋找泰族的根。

由於壯侗語各族源於百越，有故壯侗語各族文化的底層根基是百越文化。其主要特徵有：善種植水稻；製造和使用銅鼓；住幹欄式樓房；語言與古百越語一脈相承；文身染齒；崇信巫鬼、尚雞卜等。直至當代，不述不少特徵仍為壯侗語各族所承襲。

秦代以前的西甌、駱越，漢代以後為但、烏滸等稱呼所取代。隋唐兩代出了僚這一稱謂。除傣族以外的壯侗族其他7個民族都是從俚、僚中分化演變而形成的。唐代，黎人之稱在海南出現並沿用至今。“俚”與“黎”同音，黎是最早從俚、僚中分化出來的族稱。廣西的俚僚，宋代分化出僮和苑灘兩個族稱，明、清分化出姆佬。解放後分別以壯、毛南、仫佬為族稱。貴州僚人，元代分化出仲家族稱，仲家人自稱布依，解放後以布依為族名。明代，貴州僚人又分化出水家族稱並沿用。貴州、湖南、廣西交界處的僚人，明代分化出峒（或洞）人族稱，解放後以侗為族稱。漢代時滇越，唐宋時稱黑齒、金齒、雕題、茫蠻，元、明、清、民國時稱為白衣、百夷、僰夷、擺夷。解放後以其自稱傣為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