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草堂^⑵，遙憐故人思故鄉^⑶。

柳條弄色不忍見^⑷，梅花滿枝空斷腸^⑸。

身在遠藩無所預^⑹，心懷百憂復千慮^⑺。

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⑻。

一卧東山三十春^⑼，豈知書劍老風塵^⑽。

龍鍾還忝二千石^⑾，愧爾東西南北人^⑿。 ^[1] 

⑴人日：舊俗以農曆正月初七為人日。《太平御覽》卷九七六引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剪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杜二拾遺：即詩人杜甫。

⑵草堂：茅草蓋的堂屋。舊時文人常以“草堂”名其所居，以標風操之高雅。此處指杜甫的成都草堂。

⑶故人：老朋友，指杜甫。

⑷弄色：顯現美色。

⑸空：一作“堪”。斷腸：形容極度思念或悲痛。

⑹遠藩（fān）：一作“南蕃”。指南方的遙遠地區，即蜀中。預：參與。此處是參預朝政之意。

⑺百憂復千慮：極言憂慮之多。

⑻人日：一作“此日”。

⑼卧東山：指隱居。東晉謝安曾高卧東山（今浙江省上虞市西南），不願出來做官，這裏詩人以謝安自比。三十春：高適二十歲時到長安謀出路，四十九歲中第授官，恰好三十年。

⑽書劍：古代士人隨身攜帶之物，喻文武。風塵：宦途，官場。

⑾忝（tiǎn）：有愧於，常用作謙辭。二千石（dàn）：漢制，郡守俸祿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世因稱郡守為“二千石”。此指高適任蜀州刺史。

⑿東西南北人：漂泊四方之人。孔子曾稱“今丘也，東南西北之人也”，指四方奔走。 ^{[2]  [3]} 

人日這天題詩寄向成都草堂，遠遠憐念舊友定在思念故鄉。

柳枝泛綠這美景卻不忍看見，梅花開滿枝頭讓人空自斷腸！

身在偏遠南方大事難以參預，心懷百重擔心還有千重憂慮。

今年的人日彼此在空相回憶，明年的人日更不知身在何處？

高卧東山轉眼度過了三十春，哪裏料到書劍飄零終老風塵。

老態龍鍾還辱居高位二千石，內心有愧你四處流離的友人！ ^[2] 

杜甫有《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雲：“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歿，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卻追酬高公比作，因寄王及敬弟。”杜甫此詩作於大曆五年（770），上推十年，為上元元年（760），序中明言高適當時為蜀州刺史。考年譜，高適轉蜀州刺史在上元元年九月。又，高適卒於永泰元年（765），距離杜甫此詩六年，亦與序中所言相合。故此詩為唐肅宗上元二年（761）正月初七作。

高適和杜甫早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在山東汶上初遇，當時二人皆落魄不偶，一見之下即成為意氣相投的朋友。安史亂起，高適在玄宗、肅宗面前參預重要謀略，被賞識，境遇比杜甫好得多，曾任淮南節度使，平定永王璘的叛亂。由於“負氣敢言”，遭到內臣李輔國等的讒毀，被解除兵權，留守東京。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出為彭州刺史。同年年底，杜甫流離轉徙，到達成都，高適立即從彭州寄詩問訊。上元元年（760），高適改任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慶）刺史，杜甫從成都趕去看望。這時，高適年將六十，杜甫也將五十，他鄉遇故知，他們自然高興，除見面敍舊外，更常寄詩慰問。到了上元二年人日這天，高適寫下這詩，寄到成都草堂。 ^{[3]  [4]} 

這是高適晚年詩作中最動人的一篇。杜甫接到這首詩時，竟至“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追酬高蜀州人日見寄並序》）。這首懷友思鄉的詩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它飽含着特定的歷史內容，把個人遭際與國家命運緊密連結起來了。

全詩每四句一段，共分三段。每段換韻，開頭是平聲陽韻，中間是仄聲御韻，末段是平聲真韻。

“人日題詩寄草堂”，起句便單刀直入點題。“遙憐故人思故鄉”，“遙憐”的“憐”，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通篇都圍繞這“憐”字生髮展開。“思故鄉”，既是從自己説，也是從杜甫説，滿目瘡痍的中原，同是他們的故鄉。緊接着“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便是這思鄉情緒的具體形容。“柳條”“梅花”是思鄉情緒的觸發點，以蜀地春景抒思鄉哀情。春天到時，柳葉萌芽，梅花盛開，應該是令人愉悦的，但在飄泊異地的遊子心中，總是容易撩動鄉愁，而使人“不忍見”，一見就“斷腸”，感情不能自己了。

中間四句是詩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不平，有憂鬱，又有如大海行舟、隨波飄轉、不能自主的渺茫與悵惘，感情是複雜的。換用仄聲韻，正與內容十分協調。“身在遠藩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亦兼言杜甫與自己。當時國家多難，干戈未息，以二人的文才與公心，本應參預朝廷大政建功立業，可是偏偏遠離京國，身在四川。儘管如此，詩人的愛國熱忱卻未衰減，面對動盪不已的時局，自然是“心懷百憂復千慮”了。當時，不僅安史叛軍在中原還很猖獗，即就蜀中局勢而言，也並不平靜，此詩寫後的兩三個月，便發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亂。此二句正是時局艱難的反映，表明二人憂心國事。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曰“嘆我悽悽求友篇，感君鬱郁匡時略”，是很深刻地領會到高適這種複雜情思的。“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這意思正承百憂千慮而來，身當亂世，作客他鄉，今年此時，已是相思不見，明年又在何處，難以預料。此憂之深，慮之遠，更説明國步艱難，有志莫申。深沉的感喟中，隱藏了內心無比的哀痛。

瞻望未來，深感渺茫，回顧往昔，也不是事皆前定。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詩人早年曾客居梁宋，隱跡“漁樵”（《封丘作》），生活雖困頓，卻也閒散自適，不曾想到如今竟辜負了隨身的書劍，老於宦途風塵之中。“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這是説自己老邁疲癃之身，忝居刺史之位，國家多事而無所作為，心中有愧於到處飄泊流離的友人。這“愧”的內涵是豐富的，既是對自己匡時無計的孤憤，也有對友人處境深摯的關切。這種“愧”，更見得兩人交誼之厚，相知之深。

這首詩在內容上始終把個人遭際與國家命運緊密結合，沒有華麗奪目的詞藻，也沒有刻意雕琢的警句，有的只是渾樸自然的語言，發自肺腑的真情流貫全篇。那抑揚變換的音調，很好地傳達了起伏跌宕的感情，沉鬱頓挫，頗有老杜風味。這種“直舉胸情，匪傍書史”的佳作，堪稱漢魏風骨的嗣響。 ^{[3]  [4]} 

明·凌宏憲《唐詩廣選》：洪影廬曰：高適寄杜雲“愧爾東西南北人”，杜則雲“東西南北正堪論”，如鐘磬在簴，叩之則應，非若今人酬和為次韻所局也。 ^[5] 

明·李攀龍、袁宏道《唐詩訓解》：情真意懇，詞亦是達。 ^[5] 

明·李攀龍、葉羲昂《唐詩直解》：直率不厭其淺。 ^[5] 

明·陸時雍《唐詩鏡》：語多合拍，雖無他奇，故是可詠。 ^[5] 

明末清初·唐汝詢《唐詩解》：苟龍鍾而守此二千石，孰若遨遊四方哉？以此不能無愧於君耳。 ^[3] 

明末清初·徐增《而庵説唐詩》：法老氣蒼，學者須細心效之。 ^[5]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首二總提，次四思故鄉，下六憐故人…七八意轉而韻不轉，九十韻轉而意不轉，杜集亦時用此法。 ^[5] 

清·焦袁熹《此木軒論詩彙編》：高、杜二詩，雖是各臻至極，畢境先高後杜，乃為明於詩之正變源流者。高詩只如此，杜答詩乃淋漓盡致，二者孰優？“今年人日空相憶”云云，只是不説出來。 ^[5] 

清·王堯衢《古唐詩合解》：此篇三韻是古風正調，與《江上吟》同。 ^[5]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言羈絆一官，萍蹤斷梗，遠不如遨遊四方之為樂也。 ^[5] 

清·吳煊、胡棠《唐賢三昧集箋註》：收攝沉頓。此一字一頓，老杜和作乃分詮四段以應之，宜取參看。 ^[5] 

清·張文蓀《唐賢清雅集》：達夫歌行以骨健勝，最難學，此唯取其平易近人者，然亦恐費手。淡語不堪多讀（末四句下）。 ^[5] 

近代·高步瀛《唐宋詩舉要》：沉痛（“明年人日”句下）。 ^[5] 

高適（約702—765），唐代詩人。字達夫，一字仲武，渤海蓚（今河北景縣）人，遷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睢陽）。早年仕途失意。後來客遊河西，先為哥舒翰書記，後歷任任淮南、四川節度使，終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其詩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筆力雄健，氣勢奔放。邊塞詩與岑參齊名，並稱“高岑”，風格也大略相近。有《高常侍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