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鄉鎮

五鄉鎮是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轄鎮。位於寧波市東郊，距市中心10公里，距素有“東方鹿特丹”之稱的寧波北侖港15公里，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税區近在咫尺，隔杭州灣與上海市鄰海相望。329 國道，通途路橫穿境內，沿海高速公路五鄉道口在滬杭甬三地方便來回，鎮內蕭鐵路中轉站和緊鄰的北侖深水良港，櫟社國際機場充分展現運輸優勢。是浙江省綜合經濟實力“百強鎮” 和寧波市“廿強鎮”、鄞州“五強鎮”之一。

2009年，全鎮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1.8億元，財政一般預算收入3.45億元，農民人均收入13965元，經濟綜合實力位列鄞州區第四，是寧波市和鄞州區傳統的工業重鎮和經濟強鎮。

五鄉鎮素以“魚米之鄉”聞名，全鎮面積48平方公里，68143人（2017年）。下轄29個行政村，2個居民會。境內山明水秀，資源豐富，是著名的魚米之鄉，是鄞東水網和陸道的中心樞紐，境內公路、河流縱橫交叉，早在2200年前的秦始皇時代，當寧波的三江口還是一片灘塗時，此地已崛起一座以貿易為特點的古鄖縣縣治，其深遠的文化底藴和遠近聞名的寶幢、育王風水寶地更增添了古鎮的魅力。

五鄉鎮面積：48平方千米　人口：68143人（2017年）　鎮政府駐：五鄉碶。

現轄：五鄉碶社區，五鄉、寶幢2個居民區，仁久、匯纖、龍興、明倫等行政村。鎮政府駐五鄉碶。 原轄：五鄉、寶幢2個居民區；石山弄、麂山、鍾家沙、李家洋、仁久、皎碶、蟠龍、何家洋、匯纖、四安、天童莊、新城、彭家漕、一村、周家、項家、高隘、明堂岙、沙堰、明倫、永樂、同岙、橫省、雅莊、鄭家橋、四都莊、唐家灣、寶林28個行政村。後轄19個行政村，1個漁業村、2個居民會，人口68143人（2017年）。

改革開放以來，五鄉鎮逐漸確立了以外向型經濟為突破口、以高新技術高素質人才工程為重點的發展戰略。浮現了以機械製造、輕紡織造、電子電器、塑料化工和印刷包裝五大“五鄉品牌”，工業經濟保持在高位上持續增長、穩步攀升。

在329國道線五鄉段兩側崛起的工業產業帶，綿亙5公里，形成了“以外向型經濟為導向，科技型為龍頭，拳頭產品為依託”的戰略格局和以日用電子電器、機械汽配、塑料化工、輕紡服裝、金銀飾品、工藝印刷等為特色的五鄉支柱產業。鎮區內水、電、交通、通訊等設施條件優良，329國道線、蕭甬鐵路、沿海高速公路、通途路、鄞州大道貫通鎮區的東西南北，投資環境優越，政策優惠。隨着寧波城市的東擴，五鄉將成為寧波東郊最具有優勢的投資興業之地。已形成特色農業穩健發展：沙堰金魚，橫省菜牛、何家洋黃鴿、明堂岙蘿蔔等種養殖業逐步向塊狀經濟靠攏。湧現出中環集團、中洲集團、盛光包裝、華鑫工藝、日興電子、亞歷定時器等一大批強勢企業和四安、明倫、漁業、仁久.石山弄等經濟強村，並樹立了中環“太白水”、“包菱”煤氣瓶，“福祿”粉末塗料等市場知名品牌。

工業區、商住區的道路初步建成，為兩個小區開發打下基礎。與此同時，水、電、通訊及其它配套設施也有了長足的進步，農村城鎮化水平進一步提高，1998年被市委、市政府命名為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新農村。

鎮內水電、交通、通訊基礎設施齊全，優越的投資環境吸引眾多廠商前來，如盛光包裝、日興電子、榮蕾製衣都在五鄉取得喜人的發展成績。此外政府各部門期望通過強化服務職能，提倡優質服務來推動鎮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企業的二次創業高峯。

面對新的世紀、新的機遇，五鄉又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在329國道與通途路之間規劃徵用土地3000畝，建立工業園區，工業園區交通便利、設施齊全、政策優惠。截至2005年，工業園區開發面積達5平方公里，引進了100多家企業，預約登記50多家企業。五鄉鎮黨委、政府攜全鎮人民真誠地歡迎海內外各界人士前來考察、投資、合作，共展宏圖。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五鄉鎮積極創建文明鄉鎮，早在1995年我鎮通過了第一批市級文明單位的評選，2006年，再次通過了市級文明城鎮的驗收，在省級生態示範鎮、省級衞生鎮的基礎上，全力以赴創建省級文明城鎮，完成全體五鄉人民的共同心願——創建“經濟強鎮、生態美鎮、文明城鎮”。根據黨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的精神打造“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以深化文明鎮村創建活動，提高鎮村文明程度和羣眾的文明素質。主要措施是開展文明鎮創建活動。五鄉鎮制定了《創建文明鎮實施方案》，成立了創建領導小組，對照《浙江省創建文明城鎮試行方法》，劃分了工作責任，各辦分工明確，互相協作，形成了良好的創建工作網絡。二是開展文明村創建活動。五鄉鎮制定了《文明村（單位）創建獎勵制度》，明確對評上區級文明村（單位）的各獎3000元，評上市級文明村（單位）的獎5000元等等，激勵各村各單位爭先創優，如今，我鎮已有省級文明村兩個，明倫村和四安村；市級文明村四個，分別是明倫村、四安村、寶同村和聯合村，市級文明單位五鄉工商所一家，區級文明村（單位）23家。三是開展文明身邊人評選活動。有50多年不渝的誠信感動台胞的傅家甫老人，有捐獻遺體的老黨員陶根祥，有黨員模範帶頭人鍾輝等，他們的事蹟純樸而實在，他們的故事精彩又動人，激勵着更多的五鄉鎮在不同的崗位上展現自己文明素質。

在各部門的共同努力下，鎮內逸夫中學被評為市級文明學校，成人學校和鎮黨校被評為省級示範性成人學校和省級先進黨校。繼續蟬聯寧波市雙擁模範鎮，還被評為市農村初級衞生保健優勝單位和市級綠化先進鎮，市科技先進鄉鎮和民政工作全優鄉鎮，此外縣委授予鎮機關文明稱號和縣級先進黨委。

五鄉鎮素以“魚米之鄉”聞名，全鎮面積48平方公里，人口27800人，下轄19個行政村，1個漁業村和2個居民會。境內山明水秀，資源豐富，是著名的魚米之鄉，早在2200年前的秦始皇時代，當寧波的三江口還是一片灘塗時，此地已崛起一座以貿易為特點的古鄮縣縣治，其深遠的文化底藴和遠近聞名的寶幢老街、育王寺更增添了古鎮的魅力。

建在五指山衝咀頭下，坐東朝西。相傳此寺建於元朝至正年間（約1350年左右）。《鄞縣通志》載，清朝康熙年間修建一次，乾隆四十三年重修一次。建有正殿三間，山門三間，左右廂房十間，偏房五間，佔地約1.2畝。內供鐵佛一尊，系銅頭銅手鐵身澆鑄而成，有“大元20年鑄”字樣。

1998年10月，清戒法師（又名照波，原名石海波）來鐵佛寺，決心重新修建寺院，相繼買來村民居住的大殿等寺產，計幣陸萬餘元。隨後清戒法師為保護古蹟，查閲大量文獻資料，修舊復舊，澆鑄鐵佛三尊，中間為釋迦牟尼佛，二旁阿難和迦葉二個侍者。已建三聖殿（樓上）三樓、觀音殿等。原鄞縣宗教事務局2001年批准，2002年5月20日頒發證書：鄞州民族宗教事務局《保留宗教活動場所證》宗場保證字（鄞224）號，負責人為清戒。

據查證，該寺曾是《三字經》作者王應麟的家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藴，同時與內家拳頗有淵源，內家拳第十三代傳人夏寶峯多次來寺論拳、尋根。

（1）佛像材料獨特。鐵佛寺的佛像別出心裁，用鐵來鑄造。造佛材料多采用泥塑、木雕和銅，這種鐵佛像在全國範圍內相當少見。據記載，寺內鐵佛為坐着的釋迦牟尼，高約3米，頭部和手部均為鐵鑄造。

（2）文化淵源長。七百年的鐵佛寺與浙東文化淵源流長，鐵佛寺原為宋代名儒王應麟家廟，因此它擁有了在文化上可以彰顯的歷史印記。王氏後人後來把家廟贈與本真和尚，又有一代武學大師王徵南隱居於此，武影婆娑，拳聲朗朗，文武雙具，是歷史上四明內家拳的一個重要發源地。滄海桑田，翻開鐵佛寺幾百年前留下殘石碎骸，呈現的卻是驚人的傳奇。

（1）研究價值高。據鄞州區文保專家稱，這是我市繼天童寺、阿育王寺古遺址發現後又一大規模的寺院古遺址發現。這一發現將為研究浙東近代佛教歷史和傳統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據和參考數據。此外，這一遺址也是寧波三大寺中原址遺址中保存最為完整的。 （2）佛教影響力強。七塔禪寺自清代光緒年間由慈運長老住持以來，香火日盛，梵剎日新，龍象輩出，法流遠播，成為浙東地區與天童寺、阿育王寺齊名的四大叢林之一。慈老圓寂後，其後繼者傳燈續焰，弘揚正法，四方禪僧雲集七塔禪寺，參禪學道，使慈老所傳臨濟法脈久盛不衰。塔院道場等遺址與同處於鬧市的七塔禪寺互為依襯，相輔相成，成為寺院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能為七塔法席的繁盛光大發揮重要作用。

阿育王寺是中國現存的唯一以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剎。自創建迄今，歷1724年。歷千餘年而倖存的阿育王寺至今保存較為完整。且建築規模宏大，集我國古代堪與學、建築藝術學於一爐，是我國古代佛教建築中的精品。至今，在古育王遺址中，仍保留有當年湧現巖、袈裟石、烏石奧等遺蹟。寺內仍保存着大批的元、明、清時期的古建築羣，這在全國同時代、同類型的建築中實屬罕見。

阿育王寺佔地面積124100平方米，建築面積23400平方米，擁有殿、堂、樓、閣、軒、院、寮室30餘幢（舊説666間）。阿育王寺在科學選址和建築設計上集我國古代堪與學、建築藝術學之大成，寺之後後面為鄮山主峯，左為育王山，面對玉幾山，右是峽谷，直通寶幢。從寶幢望之，寺在山奧之底；從沙堰（玉幾山西麓）望之，則深藏於峯巒之中，有世外桃源之感。加之山秀林茂，翠崗蜿蜒，羣陵起伏，世稱為“八吉祥六殊勝地”洵非虛言。

全寺以天王殿、大雄寶殿、舍利殿為中心，左右翼分。左有305間，右為361間，其形如鳳凰展翅，氣勢壯麗。大羣房屋之中以三大殿最為雄巍，皆重甍飛檐，雕樑畫棟，四角和鸞，朝夕玲瓏。其中舍利殿尤為三殿之最，上蓋琉璃之瓦，內陳五彩寶藏。內外相映，金碧輝煌。矗立於東、西兩側的仿樓閣式磚木結構的元塔，互相呼應，與整個古建築羣相互烘托，渾然一體。全寺形狀，自上望之，堪稱梵王之宮，自遠望之，信是建築之叢，既比連而有參差，亦密集而復疏散。比連密集之處，圍牆高聳，疏散之所，迴廊互通。雨不濕履，晴則遮風。亦幽亦顯，有低有隆。可以避夏，可以御冬。是朝佛之勝地，亦遊客之所踵。

遺存於寺內的歷代碑碣、石雕、匾額、楹聯、玉器、瓷器、字畫等是千年古剎的實物例證，具有很高的歷史、藝術價值。阿育王寺自創始迄今，歷1700餘年，期間朝代四易，寺宇屢遭劫難、幾經興衰。至今，寺內仍保留有唐、宋、元、明、清歷代碑碣，石雕、匾額、楹聯等文物。由於阿育王寺藏有舉矚目的舍利寶塔而聞名遐邇。歷代帝王對其推重備至，文人墨客來寺瞻仰者絡繹不絕。他們揮毫潑墨、題詞鐫碑，流傳後世。至今，遺存於寺內的唐、宋、元、明、清歷代碑碣石刻計六十餘通，匾額楹聯比比皆是。其中不乏精品的有唐書法家範的書“阿育王寺常住田碑”，高2.8米，寬1.3，正文2060字，全文敍述阿育王寺在南朝元嘉二年奉詔立“常住田”以及梁武帝准許免其田賦的前因後果。全文摻以玄妙的禪説夾敍夾議，字跡圓潤而遒功，點劃多姿。清包世臣《藝舟雙楫?述書下》謂：“唐朝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範的，洛陽少師兩家，範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卑唐第十二》稱：“範的《阿育王寺碑》亦有南朝茂密之意。”該碑在近幾年出版的上海《書法》雜誌上，被列為“全國百塊唐碑”之列。宋蘇軾撰並書的“宸奎閣碑銘”，高3米，寬1.45米，全文約700字，記述該寺方丈大覺懷璉禪師受宋仁宗賜親書“頌詩”十七首事。該碑作為蘇東坡留在浙東的文情墨緣的實物，更有其寶貴的文史價值。宋張九成（紹興年間狀元）書妙喜泉銘，用筆率直奔放，點畫勁重、圓厚，不囿於規，是一副很有特色的書法佳口若懸河。嵌於舍利殿壁上的四塊唐代石雕護法神在主體風格上承襲了我國古代佛教造像藝術的傳統、雕刻精髓，形態逼真，反映了唐代高超的工藝水平。法堂左右壁上的十六五子畫像石刻於清乾隆年間，畫像為唐貫休和尚所繪，每方刻有乾隆循題詩，並重新定法號及位次。十六五子姿態各異，栩栩如生，是難得的藝術珍品。

藏有釋迦牟尼真身舍利佛國罕寶的舍利殿內至今還懸掛着宋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宋高宗的御書“佛頂光明之塔”。殿外屋頂“妙勝之殿”為宋孝宗御書。大雄寶殿檐下有“覺行俱圓”四字橫匾，為清乾隆御筆。

今藏經樓的三部經書：《龍藏》雍正十一年開雕，清乾隆三年完成，共7239卷。《績砂藏》刻於民國年間，共6362卷。《舊續藏》為日本藏經院所編，商務印書館之影印本，成於清咸豐年間共7144卷，具有較高的史料研究價值。

寺內現保留有宋、元、明、清的玉器、瓷器、銅器、字畫等文物101件，其中三級以上的計44件（經寧波市文物鑑定小組鑑定並已登記入冊）。其數量之多，品位之高為其它寺宇所罕見。特別是寺內所藏的佛祖真身舍利子,具有非常高的佛教方面的價值,具有一般寺院所不具有的資源稀缺性。

早在南宋嘉熙元年，宋理宗就把阿育王寺列為“天下五山十剎之第二”，明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冊封天下名寺，詔定阿育王寺為“天下禪宗五山之第五”其規模之宏大、氣勢之恢宏可見其一斑。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其為“全國漢族地區佛教重點寺院”。2006年被評為國家級文保單位。

阿育王寺是中國古代佛教文化東傳的中心，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口岸。阿育王寺與國外的交往源遠流長，唐代是與日本佛教廣泛接觸的肇事時代。其時，處於水陸交通要道的鄮縣（今鄞州）是對外來往的一個重要港口。唐代佛教中心在長安，明州（鄮縣縣治所在地）成了日僧從南路入唐和返日的落腳點，使鄞州佛教與日僧有了接觸交流的機會。唐玄宗天寶二年，著名高僧鑑真受日本高僧邀請，東渡日本弘揚律宗，其中第三、五次在寧波海面遇難，曾與日僧榮睿、普照一行留住阿育王寺舍利單內，並在浙東一帶弘傳律宗，直至第六次東渡成功。今阿育王寺舍利單內仍保留有舍利單、鑑真紀念堂、亭等紀念建築。

入宋，對外佛教的交往到達了甚盛時期，日本高僧重源為吸收中國古代建築的精華，自乾道四年（1168年）起專程二次入明州，在阿育王寺內學習唐式建築，學成返日後從日本周防國（今日本山口縣）運大批木材幫助營築阿育王寺舍利殿，歸國後主持日本著名建築東大寺的遷健，成為在日本推廣唐式建築的始祖。高麗國（今朝國）僧人寶雲義通（927—988）於後晉天福年間到中國求法，他學求台宗，行歸淨土，對後世影響甚大。學成後在鄞州阿育王山一帶弘揚教觀20年，死後葬於阿育王山。日本臨濟宗開山祖師榮西，南宋時二度入鄞求法，訪阿育王寺，天童寺等習臨濟宗，返日後，成為日本佛教臨濟宗的開祖。

此外，元末時在中國遊歷學習的140餘位日僧中，其中有不少都到阿育王寺，參拜過月江印長老。阿育王寺成為古代中國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近段時間來，前來參拜的日本，韓國的佛教和文化界人士絡繹不絕，年平均達萬餘人次。本寺住持亦多應邀赴日、韓參拜、傳經。特別是江澤民同志曾親度育王寺參觀，更顯該寺的重要地位。

王應麟：(1223—1296年)字伯厚，號深寧居士，南宋著名學者，學問淵博，於經史百家、天文地理等皆有研究，熟悉掌故制度，考證博洽。所著有《困學紀聞》　、《玉海》、《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證》、《玉堂類稿》、《深寧集》等先世河南開封，後遷居浙江鄞縣。

幼年好學。王應麟自幼聰明好學，發憤讀書，九歲時便通曉《六經》，十八歲時，也就是宋理宗淳佑元年(公元1241年)中進士，調揚州教授，以博學多才名振朝野。有一年，宋理宗在集英殿主持考試，召王應麟復考。理宗看了考卷後，意欲把第七卷提到第一卷，交給王應麟復考。王應麟讀了考卷後，便向理宗道賀：“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賀陛下得士!”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知為文天祥的考卷。

太常寺主簿。王應麟升遷為太常寺主簿後，為重振國勢，向理宗上言，説是淮河一帶正受到戰爭威脅，蜀川地方道路阻滯，沿海官吏也都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閒而重斂，非是治國的長策。理宗聽了悽愴道：“邊防事，確很憂慮。”應麟答道：“無事深憂，臨事不懼。只要及時預防，不受矇蔽和欺騙。”可是，朝中大臣丁大全忌諱談論邊防戰事，誣告王應麟無事生非，於是王應麟被罷了官。不久，邊境打了敗仗，王應麟被重新起用，先是任台州通判，以後又召為太常博士。度宗即位後，王應麟為禮部郎官，起草百官表，按舊制規定上了四道表。到了那天晚上，丞相要他立即增撰三道表，王應麟操筆立就，丞相從皇陵歸來，又要他撰三道表章，使者立等要取。王應麟從容地拿起筆來一揮而就，朝臣無不掠服。於是，王應麟兼任直學士院轉秘書少監兼侍讀。

觸怒賈似道。王應麟經常上疏勸諫度宗克勤克儉，勤政愛民，很得度宗的賞識。但也觸怒了宰相賈似道。賈似道每每要趕逐王應麟出朝廷，但又有顧忌。他對包恢説，驅逐王應麟易如反掌。只是此人素著文名，怕天下人説我遺棄學子。他要包恢去警告王應麟，別在度宗面前多言多語。王應麟聽了包恢的轉告後笑笑説：“觸犯宰相患小，欺負君王罪就大了。”以後，王應麟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時，時值寒冬，忽然天空雷聲隆隆，朝廷震恐，議論紛紛。王應麟見朝廷奸邪當道，便藉機説道：“這是臣下不遵君王的聖意，奸邪猖狂，至使皇天大怒。”賈似道聽了他的話，十分惱恨，便決意要把王應麟逐出朝廷。鹹淳五年(公元1269年)，賈似道把他放到徽州當了個太守。威淳七年，又召為秘書監權中書舍人。王應麟見朝中奸邪當道，幾次推辭都未准許，以後兼權吏部待郎。可他忠直之心依舊，又向度宗上書，力陳成敗逆順之説。度宗很不高興，賈似道又密謀重新把王應麟逐走，恰好王應麟母親去世。

堅決不回朝。恭帝接位的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王應麟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那一年賈似道打了敗仗退居揚州，王應麟上書彈劾賈似道在揚州“家畜乘輿，服用御物，有反狀，乞斬之”。於是恭帝下詔追究賈似道。王應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讀，以後遷禮部待郎兼中書舍人後他又連續上疏，陳備禦十策，上疏阻止賈似道一黨和貪生奸邪之徒封官進爵，但都未被採納。於是，他辭官東歸，回到家鄉鄞縣。朝廷雖然幾次以翰林學士召他還朝，他見當朝昏庸，國事日非，便堅決不回朝了。

後人評價。王應麟歷事三朝，無愧是一位忠肝義膽的直臣。不過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更為卓著。南宋後期由於國事日非，史院無人，凡是封拜將相的詞命，皆出他之手。正如南宋著名學者湯漢所説，“我一生見過的人不可謂不多，惟有王伯厚(應麟)才算得上是位真正的學者。”王應麟對經史百家、天文地理都有研究，長於考證。南宋滅亡後，他隱居鄉里，杜門不出，埋頭著書立説，明代著名詩人、王應麟同鄉黃潤玉在他寫的《先賢贊》中稱頌這位先哲是：“春秋絕筆，瑞應在麟。宋詐訖錄，瑞應在人，尼父泣麟，先生自泣。出匪其時，呼嗟何及。”他家居二十年，所有著作，只寫甲子，不寫年號，以示不向元朝稱臣。

學術著作。他一生著作甚豐，有《困學紀聞》、《玉海》、《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證》、《玉堂類稿》、《深寧集》等六百多卷。他寫的《三字經》，是舊時候流行甚廣、影響很大的啓蒙課本，1990年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國際性的教材。王應麟博學多才，熟悉掌故制度，尤其是對家鄉寧波的掌故名勝十分熟悉，且頗多研究。他寫的《四明七觀》　，把寧波的歷史和掌故融會一體。古今許多人認為，熟讀此文，是寧波人認識本鄉歷史的一把鑰匙。鑑於王應麟撰的《三字經》具有國際影響，茲錄於後。王應麟的《三字經》以後由清道光年間賀興思增補了關於元、明、清三代的歷史記述共二十四句。

傅其芳，乒乓球運動員、教練員。生卒年：1923年—1968年。

1923年生，浙江寧波市鄞州區五鄉鎮皎矸何村傅家人。球場上，傅其芳是一員驍將；當教練，他善於出謀劃策，堪稱乒壇奇才。傅其芳念小學時開始學打乒乓球，解放前夕，因生活所迫去香港謀生。起初找不到工作，參加了東南亞一些比賽，有了名氣，才得落腳之地。1952年傅其芳代表香港參加國在印度孟買舉行的第19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1952年在新加坡，他所在的香港隊戰勝了日本隊，奪得亞洲冠軍，當時一位年邁的女教師對他説：“祝賀你們得了冠軍，如果是代表新中國就更好了。”

1953年，30歲的傅其芳毅然回到內地，賀龍副總理特批他的月薪為200元。1954年，在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上，傅其芳獲乒乓球男子單打第三名，並與王傳耀合作獲男子雙打第三名。1957年3月在斯德哥爾摩第24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中國男隊獲團體第三名，他是主力隊員之一，他在團體分組賽中獲全勝。 傅其芳原是打削球的，到香港後轉為進攻型，發球搶攻、滑板、放短球是他技術上的“三絕”。他精心鑽研乒乓球技術，有自己獨到的見解。1957年，有些運動員學習外國打法失利，中國乒乓球正處在“十字路口”。他明確指出，堅持走自己的路，發展中國傳統的直拍快攻打法。1958年起，他開始擔任國家乒乓球男隊教練。他是著名運動員容國團的教練，他用自己的想法，指導容國團奪得了多特蒙德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這是中國人在世界大賽中取得的第一個冠軍。接着，他率領中國隊在1961年北京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用快攻制服了日本隊的“秘密武器”——弧圈球，以5：3贏得決賽勝利，第一次為祖國捧回男子團體世界冠軍獎盃——斯韋思林杯。在他任教期間，中國隊蟬聯了第26屆、第27屆、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男子單打、男子團體世界冠軍。為此，國家體委1961年、1963年兩次授予他體育運動榮譽獎章。

1964年起，他擔任了中國乒乓球協會副主席一職，同年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文革”中，傅其芳慘遭迫害。1968年，含冤去世。1978年春天，冤案得以平反。1984年被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年來傑出教練員之一。1989年被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年來傑出教練員之一。

作為一名優秀乒乓球教練員，傅其芳強調實事求是，有的放矢，他提出的“練為戰，不為看”的原則已成為我國乒乓球隊的好傳統。他注重研究，曾與我國第一位乒乓球教練、著名的乒乓球專家梁焯輝合著了十萬字的《乒乓球訓練法》一書。他對中國乒乓球運動發展所做的貢獻永留史冊。

傅其芳獲得榮譽：

1952年從香港回來。直拍快攻打法，善打兩角直線球。

1954年參加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乒乓球比賽，獲男子單打和雙打（與王傳耀合作）第三名。是第二十四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團體第三名中國隊的主力隊員之一。

1958年起任國家乒乓球男隊教練，在第二十六屆、第二十七屆和第二十八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為中國隊三次蟬聯男子單打和男子團體世界冠軍起過重要作用。1961年、1963年兩次獲國家體委頒發的體育運動榮譽獎章。1964年起任中國乒乓球協會副主席，同年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著有《乒乓球訓練法》（與梁焯輝合作）1984年被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年來傑出教練員之一。

2019年10月，五鄉鎮入選“2019年度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 ^[1] 

2021年4月，五鄉鎮入選2021年度浙江省美麗城鎮建設樣板創建名單。 ^[2] 

2021年9月，入選“2021年全國千強鎮“。 ^[3] 

2021年12月，榮獲“2021年浙江省文化強鎮（街道）”稱號。 ^[4] 

2023年10月20日，入選“2023年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排名第148。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