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山十剎

據宋濂《宋學士集》《翰苑別集》卷十的“住持淨慈禪寺孤峯德公塔銘”所載，五山十剎系因史彌遠之奏請而創始於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

中國古代無禪寺，隋唐以來，修禪者唯藉律院以居，及至五代，吳越王錢鏐（907～932在位）皈依禪法，始將江南各寺之教寺改為禪寺，於是禪寺漸多。宋代江南禪剎興盛；宋寧宗時，依衞王史彌遠之奏請，始定江南禪寺之等級，設禪院五山十剎，以餘杭徑山寺，錢唐靈隱寺、淨慈寺，寧波天童寺、阿育王寺，為禪院五山。錢塘中天竺寺，湖州道場寺，温州江心寺，金華雙林寺，寧波雪竇寺，台州國清寺，福州雪峯寺，建康靈谷寺，蘇州萬壽寺、虎丘寺，為禪院十剎。以錢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温州能仁寺，寧波白蓮寺，為教院五山。錢唐集慶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感寺，寧波寶陀寺，紹興湖心寺，蘇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慶寺，建康瓦官寺，為教院十剎。以五山位在所有禪院之上，十剎之寺格次於五山。

相傳此五山十剎，系仿效印度之五山五精舍（又稱五精舍十塔），即鹿苑、祇園、竹林、大林、那爛陀等五精舍，頂塔、牙塔、齒塔、發塔、爪塔、衣塔、缽塔、錫塔、瓶塔、盥塔等十塔。但史實不詳。

宋代的禪院五山十剎，享有很多特權，其住持由官方派任，寺院的建築雄偉。後來，天台教院亦設教院的五山十剎，與禪院互爭長短；降至元、明，禪教盛名未墬，且仍爭持不下。元文宗有鑑於此，乃於至順元年（1330），將金陵潛邸改建為大龍翔集慶寺，勒冠五山之上，五山之勢力乃漸趨衰微。明洪武初年（1368），將大龍翔集慶寺改名天界寺，位列五山之上，以總轄天下僧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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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效仿中國文明的五山十剎，設立並不斷完善，形成了日本的“五山十剎”。

“五山”系位於京都、鎌倉的中央叢林，“五山”之設最早見載於《無象和尚行狀記》，即正安元年（1299），北條貞時以鎌倉淨智寺位列五山之一。可知五山制度起於鎌倉末期，然其機構則至室町時代始告完成。五山的位次屢有變更，至德三年（1386）以京都南禪寺位在五山之上，另於京都、鎌倉各定五寺為五山，後世皆沿用之。第一：天龍、建長；第二：相國、圓覺；第三：建仁、壽福；第四：東福、淨智；第五：萬壽、淨妙。其中，天龍、相國兩寺輪流為五山之首席，且京都五山在鎌倉五山之前。

“十剎”系廣設於日本國各地的大型。“十剎”較“五山”為晚，約在建武（1334～1336）初年；一説系歷應四年（1341）八月二十三日，由足利直義所設定。 自歷應四年以迄康曆元年（1379）新設準十剎制度之間，十剎位次經過二次變動。此後，十剎不再只限十座官寺，如十五世紀末葉有四十六寺，中世末葉多達六十餘寺。然其寺格仍在五山之次。

日本五山除具有最高寺格之意義外，在室町時代之曹洞宗諸派（道元、大應兩派除外），以夢窗派與聖一派為主而形成大門派。並奉幕府之命，以五山為中心，止住十剎、諸山，成為幕府的外交、文化顧問而活躍於當時。世稱“五山派”、“五山叢林”，或單稱“五山”。五山禪僧善漢詩漢文，故室町時期的五山漢文學在日本漢文學史上大放異彩；此即所謂“五山文學”。又在日本印刷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五山版”，也在五山開版印刷，而五山禪僧所釀成的各種文化，在日本衣食住等一般文化上也給與不小的影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