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韻文史

《中國韻文史》所言的韻文，指的是“以一種體制之初起與音樂發生密切關係者”，也就是説與音樂有着密切關係的一種文體。據此，此書所收韻文僅為詩、詞、曲三類。此書編輯凡例明言，對“不歌而頌”的賦，以及後來的駢文，概不述及。對有唱、有白的雜劇、傳奇，因為並非全是樂歌，所以也一從略之。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論詩歌，下篇論詞曲。上篇共二十二章，下篇二十七章。 ^[4] 

《中國韻文史》以詩經、楚辭、樂府詩、五七言古近體詩為一系；宋元以來詞曲為一系。以各類體例之初期與音樂發生密切關係者為主，賦與駢文概不述及，雜劇、傳奇、唱白兼有者，非全部樂歌者亦均從略。該書注重體裁之發展與流變，於作家行誼，多從省略。該書自“楚辭之興起”（第二章）始，“清詞之結局”迄，凡49章，以“四言詩之發展與三百篇之結集”為首章。卷末附“中國韻文簡要書目”，分詩歌、詞曲兩部分。 ^[5] 

《中國韻文史》附錄二收入作者的三篇論文。《我對韻文之見解》發表在1934年鄭振鐸、傅惜華所編《我與文學》一書中，是《中國韻文史》的補充説明。《女性與詩歌》及《我們應該怎樣繼承傳統來創作民族形式的新體詩》二文，分別發表於1944年和1956年。此外，《苜蓿生涯過廿年》是作者也中年時所寫的回憶錄。 ^[6] 

龍榆生著《中國韻文史》，目的是對當時“行世《文學史》，頗寓‘補偏’之意”。這個“補偏”即全書“稍詳於詞曲，而略於詩歌”。該書是龍榆生最早問世的專著，本為音樂學校編寫，原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的一種。 ^[4] 

《中國韻文史》體現出鮮明的學術特色：

首先，一般的詩史往往詳於詩而略於詞曲，該書則剛好相反，以詞曲尤其是詞為主，凡二十七章，而於歷史悠久，作家作品數量汗牛充棟的詩則僅有二十二章。這種詳於詞曲而略於詩歌的取捨方法既發揮了龍榆生的學術專長，同時“對於行世文學史，頗寓‘補偏’之意。”作者從詞曲與音樂的關係説起，直論到清詞的結局，一路娓娓道來，要言不煩而又精彩紛呈。如謂詞在隋代即已有創作，何以中間歇絕，鮮有嗣音，作者分析其原因説，“一為士大夫守舊心理，不甘俯就‘胡夷里巷之曲’，為撰新詞；一為樂工多取名人詩篇，為加‘泛聲合之弦管”，“前者為中國文人傲慢性之表現，後者足以助長其偷怠心理。”這一論述既結合了音樂在當時發展的實際情況，又輔以作家創作之心態，因而顯得合情合理，讓人信服。又如學界一般認為先有令詞後有慢詞，形式上由簡至繁，作者則自敦煌石室所藏之《雲謠集雜曲子》，“證知‘令’、‘慢’曲詞，實同時發展於開元、天寶之世”，從而改變了一般論者所謂慢詞產生於北宋的誤會。再者，作者考《宋史·樂志》指出，“慢曲”是與“急曲”相對而言的，長調並非全為慢詞，故一般所謂長調即慢詞的説法是靠不住的。在《詞體之解放》一節中，作者稱揚蘇軾解放詞體的貢獻，創作上亦法蘇東坡，但在理論上則認為周邦彥“音律與詞情兼美”，“實集詞學之大成，宜後世之奉為正宗也”，將秦觀、賀鑄、周邦彥許為“正宗詞派”的代表，尤推許周邦彥“實集其成”，而將蘇軾、柳永納入“別派”，這反映了作者以婉約為宗的傳統詞學觀。

其次，全書詳於各韻文體式的發展與流變，而對作家之行誼，作品之題材、思想等則多從省略。如關於詞的緣起及其早期民間詞創作情況，作者先論詞曲與音樂之關係，指出“‘詞曲’二體，原皆樂府之支流；特並因聲度詞，審調節唱，舉凡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依已成之曲調為準；復因所依之曲調，隨音樂關係之轉移，‘詞’與‘曲’各自分支，別開疆界”。作者於此並沒有像一般所説詞由古詩發展而來，乃詩之餘，而是緊扣詞與音樂之關係來探討其緣起，由此揭示了詞的音樂特性。第二至三章進一步談燕樂雜曲詞的興起與發展，仍以探討其源流正變為中心，而於具體作品題材的概括，思想內容的分析則少之又少。《詩經》與《楚辭》兩章亦側重風俗民情與地域環境對詩體形成與詩歌風格影響的分析。如謂“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多言農桑衣食，車馬田狩之事。唐魏居河東，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其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鄭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衞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衞之音。齊居海濱，其詩舒緩”。又探討《楚辭》藝術特色之所由興説，“楚俗信巫而尚鬼，又地險流急，人民生性狹隘。故其發為文學，多閎偉窈眇之思，調促而語長，又富於想象力。加以山川奇麗，文藻益彰；視北方之樸質無華，不可同年而語”。這兩段話並沒有像一般文學史那樣，探討《詩經》作者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與屈原生平遭際對其詩歌題材及風格的影響。

再次，全書除徵引舊籍外，還能充分地汲取新説。書後所附《中國韻文簡要書目》除有基本典籍外，亦多時人論著，如鄭振鐸編《中國文學史》、吳梅撰《顧曲麈談》、任訥撰《散曲概論》及《曲諧》等。且引用他人之説，皆能標明出處，體現了嚴謹的學術風範。如謂西漢末年為五言詩之草創時代，即註明乃參考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第一冊；又謂漢代《郊祀歌》大抵出於鄒陽、司馬相如諸人之手，即註明參考梁啓超、陸侃如之説；又説“依曲拍為句”之詞，實始於劉禹錫、白居易，亦註明乃參看了胡適的《詞的啓源》一文等。另外，全書對於詩、詞、曲發展史的勾勒並不按一般文學史慣用的政治王朝更替為分期，而是按詩、詞、曲內部發展演變的規律來構建框架。如論唐代詩歌部分也沒有按慣用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四分法，而按“律詩之進展”“唐詩之復古運動詩歌之黃金時代”“詩聖杜甫”“唐音之劇變”“新樂府之發展”“新樂府之極盛”“律詩之極盛”及“晚唐詩”的順序來逐一論述，這樣更能充分彰顯唐詩發展的內在規律。 ^[3] 

《中國韻文史》為龍榆生最早問世的著作，當時被列入“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諸多韻文史中，《中國韻文史》既是第一部以“史”直接命名的韻文史著，又是一部具有影響力的韻文史。 ^{[4]  [3]} 

龍榆生（1902—1966），名沐勳，晚年以字行，號忍寒公、忍寒居士、風雨龍吟室主人。江西萬載人。詞學家。先後創辦《詞學季刊》（1933）、《同聲月刊》（1940），聯結新老詞家推動了現代詞學研究。著有《東坡樂府箋》《中國韻文史》《詞曲概論》《詞學十講》《唐宋詞格律》《風雨龍吟室詞》《忍寒廬詞》《龍榆生詞學論文集》等，編有《彊村遺書》《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等。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