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方孔錢幣

中國是使用金屬貨幣最早的國家，在商朝遺址中已有銅貝出土，春秋戰國時期，即有刀、布、蟻鼻錢等多種多樣銅幣形狀問世。

圜錢最初在魏國出現，目前以魏武侯（前395年—前370年在位）所鑄造的共、垣字圜形圓孔銅幣為最早。 ^[1]  圜錢具有很好的使用功能，它的造型簡潔，形狀統一，繩索一串又便於數數和攜帶，手感宜人，因此在戰國七國之中除了韓國和楚國，在趙、秦、齊、燕各國都普遍鑄引了圜錢，西周、東周周王畿在滅亡前夕也鑄過圜錢。早期的圜錢錢文均為地名，如垣（今山西垣曲東南）、共（今河南輝縣）為魏邑，直到商鞅變法後秦國於前336年開始鑄幣和「一兩」的問世錢面才不鑄地名，而以重量作為面文，秦國貨幣以兩、甾為單位。圓形方孔錢在秦國引入魏國的圜錢不久後形成，即秦「半兩」，1980年四川青川縣郝家坪的前306年M50戰國墓出土的7枚半兩錢，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半兩標本。 ^[2]  近年，在甘肅隴南文縣鐵爐溝還出土了罕見鐵質半兩。這種方孔錢在秦國的東征下，也為齊、燕末年採用並鑄成貨幣替代刀幣使用。秦統一天下後，實行貨幣一致性，以半兩作為當時的國家銅幣，廢除之前各種各樣的銅幣形狀，此後直到1909年「宣統通寶」的問世，中國以方孔作為幣形的銅幣未有改變 ^[3]  。

中亞所出土的地方方孔圓錢主要受兩種中國貨幣所影響，即漢武帝於前118年開鑄的「五銖」和唐高祖於621年開鑄的「開元通寶」 ^[4]  。

秦統一中國後，貨幣統一於秦半兩，從此方孔圓形成了中國銅錢的固定樣式。而由於秦錢沉重，難用攜帶不便，1枚重量為12銖或約7克。因此，改鑄小錢從呂后攝政時期的「五分」半兩錢至前118年漢武帝時期70多年間，先後9次改鑄調整銅幣的法定重量，最後才由中央政府壟斷鑄幣權，發行五銖錢，銅幣得以穩定下來。因五銖錢大小輕重適宜，深受歡迎，所以作為主導的銅幣形式一直延用至唐朝，歷時739年，這一階段屬五銖錢制時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少量以年號作為錢文的銅幣，以貫和文作為計值單位也在這時出現 ^{[3]  [5]}  。

唐高祖建國不久後，在621年廢止使用長達739年之久的以重量命名的五銖錢，始鑄開元通寶，「開元」意為開闢新紀元，「通寶」意為通行寶貨，規定每10文重1兩，實行制錢制度。宣告了自秦以來銖、兩貨幣體系的終結，從此重量單位兩以下不用銖，改作文；錢文脱離了重量的束縛，反映了錢幣地位的進一步確立和人們貨幣即財富觀念。此後中國銅幣改稱「通寶」、「重寶」或「元寶」等，直至清末的「宣統通寶」，歷時1290年，這一階段屬寶文錢制時期，寶文錢影響極為深遠，日本、琉球、朝鮮、越南等國家所鑄的地方銅幣均以寶文錢命名，是中國歷史上行用時間最久、最成功的銅幣 ^{[3]  [6-7]}  。

中國貨幣與西方貨幣各有鮮明的特點。西方圓錢最早出現在前600年呂底亞（今土耳其西部），用來鑄造這些錢幣的金屬是一種金銀合金或稱電金。從幣材上看，西方多用貴金屬，即金銀，中國則多用銅並混有鐵、鉛、錫等，是一種信用貨幣。從造型看，中國以圓形方孔為幣形，西方錢幣則圓形無孔。從在幣面看，中國貨幣以文字或記號標明貨幣的重量，或為皇帝的年號等等，西方貨幣則喜用人物、禽獸、花木等圖形，並時常以統治者的姓名來銘文 ^[8-9]  。西方早期幣麪人物為神像，王像出現在錢幣上始於前332年亞歷山大時期。據《史記》上張騫記述“安息以銀為錢幣，錢幣鑄稱象國王容貌的樣子，國王死去，就改換錢幣，這是因為要模仿國王的面貌”。 ^[10]  中國最早的帝王頭像銀幣為1902年鑄造的「四川盧比」，該銀幣正面圖案是光緒皇帝，主要為了抵制大英帝國印度盧布在川西、西藏等地的通流。然而在此之前，在中國史籍上被稱為「西域」的國家也曾鑄造過自己的中國幣形銅幣 ^[11]  。

「龜茲五銖」或稱「漢龜二體」錢，為龜茲王室白氏開鑄的方孔銅幣，鑄行於3世紀上半葉至7世紀初。 ^[12]  公元91年班超廢龜茲王尤利多，而另立曾在洛陽作侍子的白霸為國王，東漢遂任命班超為都護，並將西域都護府設在龜茲。「白」 ^[13]  字有説為印度文獻《摩訶婆羅多》中一個勇敢善戰的英雄阿周那（義為白）的意譯。唐朝初期，龜茲國王蘇伐勃駛和其次子訶黎布失畢兩人名字的共同組成部分，其音譯也為白。在840年回鶻西遷至新疆以前，龜茲王室姓均姓白，後龜茲一地被回鶻人所佔據才被阿爾泰化，故宋代史籍上的龜茲傳，開頭即點明龜茲本回鶻別種 ^[14]  。

從西漢開始內地的五銖錢便流入新疆，如庫車縣蘇巴什遺址出土的東漢五銖。龜茲五銖是仿照魏晉至南北朝的五銖錢製成的地方錢幣。 ^[12]  它與在絲路南道的古于闐國於2世紀通流的「和田馬錢」或「田漢二體」錢不同，和田馬錢與貴霜王朝的希臘文和佉盧文錢幣相差無幾，只是希臘文為漢文所取代，其幣形為圓形無孔，幣面上為馬和駱駝圖案及佉盧文國王的姓名，但用漢文記寫銖的重量 ^{[9]  [15]}  。龜茲五銖以紅銅為主，也有黃銅制，圓形方孔，澆鑄，廣串，薄肉，皆有內外廓和狹緣，龜茲文和漢文合璧，龜茲文源於梵文，隨佛教東漸而來。 ^[16]  1920年以來英、法、德、日、俄等國的探險隊在新疆發掘過，1986年發掘數量最多，共計10,000餘枚。分為三種不同的版式，即正面鑄有龜茲文，光背，無漢文；正面鑄有龜茲文和漢文，光背；正面鑄龜茲文，背鑄漢文，數量多，為雙範合鑄。 ^[12]  漢文為漢篆五銖的字樣，龜茲文為重量單位，其另一龜茲文是數詞，1銖等於10個 ^[16]  。

早期的龜茲五銖深受曹魏五銖的影響，可以説是仿曹魏五銖而鑄，特點在漢文“五”寬肥，“銖”是直頭“金”；外郭壓一點錢文；廣穿，面無內郭，面無內郭的龜茲五銖要早於有內郭者。曹魏五銖為魏明帝於227年開鑄，是龜茲五株通流的上限時間。 ^[17]  龜茲五銖通流的下限時間在621年唐朝廢止五銖錢制後不久，尤其在640年平定高昌設安西都護府後。此外，龜茲還鑄造過「無文小銅錢」，無輪廓、無文字、錢體輕小，外緣不規整，鑄工窳劣，在新疆各地都有出土，遺址中同時伴有錢範。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有出土於兩漢時期遺址或墓葬的小銅錢，通流時間為兩晉歷南北朝而終及隋唐 ^[12]  。

粟特為中亞河中地區商賈民族，亦稱昭武九姓，粟特銅幣鑄行於6世紀至8世紀中葉，但大部分出現於7世紀初以後，6世紀以前均為圓形無孔錢幣。康國都城位於今烏茲別克共和國撒馬爾罕，是粟特城邦國家的中心，王族對諸國也有宗主關係，具有政治優勢地位。從北周至公元751年唐朝與阿拉伯怛羅斯之戰以前，錫爾河和阿姆河之間的河中及以東地區，即粟特地區，始終深受中國內地的影響 ^[18]  。

粟特錢幣為蘇聯考古學家發掘和研究，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Panjakent和撒馬爾罕州Afrasiyab等遺址都有出土。在學術上以地區分四型的特點歸類，即東、西、南粟特和布哈拉錢幣，康國屬東粟特幣的範圍。 ^[19]  對方孔圓錢研究上則以康國王室所鑄造的錢幣為代表。粟特銅幣分為兩型，一漢粟二體錢，正面為漢文開元通寶，背面為粟特文、族徽或素背；二發現量最多，正面為粟特王徽、族標，背面為粟特文的王名、稱號，學者以不同的粟特文和徽記分辨屬哪位王鑄幣。 ^{[18]  [20]}  據銅幣銘文，康國王或稱粟特王的鑄幣者可與漢史籍對上音韻的有8人，從隋末唐初的世失畢和屈術支，至咄曷王最後朝貢的記錄754年止，即世失畢—屈術支—拂呼縵—篤婆缽提—泥涅師師—突昏—烏勒伽—咄曷，除此8個人外，其餘康國王的名字尚不知道。據喀喇王朝學者奈賽斐（1068年—1142年）所著《撒馬汗學人傳》，阿拉伯人征服下產生的撒馬爾罕王朝至少有13個國王 ^[18]  。

錢幣正面為常見的左右形紋飾和形紋飾，而一些上下則是形紋飾和形紋飾，後二者意義不明，形紋飾據説為撒馬爾罕的粟特王族族徽，形紋飾是大夏地方強大氏族的族徽。有學者據對561年開鑄的「北周布泉」（王莽幣）和早期的粟特銅幣進行比較，認為幣正面上的王徽、族標原形為懸針篆（布泉）字形，因為粟特工匠在仿造過程中不識字體，幣文越來越走向圖案化、藝術化才逐漸形成後來的圖紋，在撒馬爾罕也出土過北周布泉 ^[21]  。

突騎施，原為西突厥十姓之一，突騎施錢鑄行於7世紀末至8世紀上半葉。突厥前汗國並無錢幣，錢幣僅在其屬國人民中使用，一直到突騎施時期才開始鑄幣。 ^[22]  唐代銅幣在新疆出土的數量和分佈區域都遠超漢代，大量銅幣流入西域，導致的最直接後果，就是突騎施汗國對唐代銅幣的仿鑄。 ^[23]  而七河地區，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又處於絲綢之路中段，因此作為經濟交流中介手段的錢幣，對突騎施人有着很大的重要性 ^[24]  。

突騎施錢銘文是粟特文，背文符各異，形制仿製唐開元通寶，方孔圓形，材質精良，鑄造規整，是唐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不僅如此 ^[25]  ，據吐魯番和敦煌出土的有關突騎施的文書，突騎施人還接受了唐代銅錢以貫和文為計值單位的貨幣量值方式。突騎施銅幣最早被沙皇和德國考察隊於1911年首次發現，後為兩國語言學家和突厥學家研究，在七河地區的吉爾吉斯斯坦Ak Beshim（古碎葉城）和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塔拉茲等地都有出土，在中國境內也有零星發現。突騎施錢頗為罕見，1953年蘇聯考古學家在Ak Beshim僅發掘到57枚，在此前後，其地地方陸續收集到39枚。 ^[25]  學者對錢面的粟特文「突騎施可汗」譯意無異議，其餘的詞組存有不同意見，一般譯讀為「神聖的突騎施可汗之錢」。背面的符標，也稱作弓月紋或蛇形花紋，據説為突騎施黑姓部落的族徽，也有認為是古突厥文的變體。一些製作突騎施錢的工匠，巧妙地把形紋的下部設計在錢幣內穿的外緣上，使之渾然一體；由於受圓形外廓的限制，其上部變成弧形，形似弓月 ^[26]  。

突騎施錢鑄行時間的上下限，貫穿於突騎施由興起至衰亡的歷史。有學者將突騎施錢概括總結為五型和三個鑄行階段，一型錢面鑄有「突騎施可汗」銘文，錢背形符標，屬蘇祿時期，通流於716年至738年，發現量多，分佈廣泛；二、三型錢面銘文一致，背面符標、銘文各異，是蘇祿被莫賀達幹殺後，黃、黑兩姓圍繞汗位繼承間題開展了激烈的鬥爭時期，反映了當時混亂局面；四、五型分別屬黃姓首領娑葛與其父烏質勒突騎施錢，背面無形紋，四型背文有「托克馬克王公」和「我來自十箭部族，的族徽下」，托克馬克指碎葉，形紋一説為「帝」字的變形。也有學者認為突騎施錢是碎葉土著粟特工匠所鑄造 ^[26]  ，鑄行時間始於蘇祿時期，結束於739年唐朝平定突騎施內亂之時 ^[25]  。

回鶻錢是自匈奴、柔然、突厥等以來，漠北立國者最早鑄造錢幣的實例。幣形仿開元通寶鑄造，方孔圓形，錢文為回鶻文。回鶻最初在漠北掀起，840年遭黠戛斯人所破開始西遷，西遷的回鶻人，以西州 （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為中心建立汗國，稱為西州回鶻或高昌回鶻。西州在唐代是東西經濟文化的相互交流地區，深受內地貨幣文化影響，當地的市價以銅錢來計算。唐代銅錢具有在藩城流通和充當國際貨幣的職能，粟特與突騎施仿開元通寶的發行與流通，形制與唐錢形制上的劃一性，在説明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巨大影響的同時，也證明了市場、貿易和交易在其中起的巨大推動作用 ^[27]  。

目前所知的回鶻銅幣主要有三類，一為胡漢雙語錢，錢面漢文順序在解讀上有「日金光月」或「日月光金」，背面是一圈胡文，一般認為是古突厥文的草體，鑄幣者始於保義可汗（821年卒）；二為雙面回鶻文錢，面文一般譯意為「闕·毗伽·卜古·回鶻天可汗」，背文為「奉王命頒行」，鑄幣者存有不同説法，有牟羽可汗（779年卒）、懷信可汗（805年卒）或西州回鶻可汗之説；三是單面回鶻文錢，面文一般譯意為「奉亦都護之聖命准予通行」，無背文，鑄幣者有西州回鶻可汗或亦都護之説。大抵上回鶻鑄幣時間最晚不遲於10世紀中葉，最早在9世紀初 ^[28]  。

回鶻錢的鑄造量不清楚，據《冊府元龜》記述「回鶻錢」在831年的發行量就有1,1400貫之多，有學者認為這裏指的是唐錢，不是回鶻自鑄的銅幣。有關日金光月錢的背文，據研究，單詞含義是「太陽·金星·光明·月亮·銅錢」，除了突厥詞光明，其餘為婆羅缽語、梵文和粟特語藉詞，學者一般認為與摩尼教七曜歷有關，因為尊崇七星是摩尼教的一大特點。 ^[29]  日金光月錢頗為罕見，2007年美國和蒙古國聯合考古隊在哈拉和林城遺址發掘出20多枚。雙面回鶻文、單面回鶻文錢一般認為是西州回鶻鑄行的錢幣，雖雙面回鶻文錢鑄幣者有爭議。西州回鶻稱可汗的時間為866年 ^[28]  ，一直到981年仍稱可汗，隨後改稱亦都護，因此，亦都護主要為西州回鶻第二階段統治者使用的稱號，1209年西州回鶻國號改稱畏兀兒 ^[30]  。

自秦「半兩」錢問世（前306年）以來，中國銅錢幣上就有星、月、四決紋、四出紋等記號，也是古錢形制特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鑄星始於秦「半兩」錢；鑄月形、四決紋從西漢五銖錢（前118年）開始，星、月一直到明末「崇禎通寶」（1628年）上還有，四決紋似乎未出東漢，漢明帝至漢靈帝（57年—189年）東漢五銖錢有月紋，此時還有卍紋，但不多見；鑄四出紋從東漢五銖錢（40年）開始，隋五銖（581年）以後已不具有四出紋。漢武帝（前140年—前87年）五銖錢面開始鑄上、下半星，至王莽幣（7年—23年）止，西漢五銖有面四決紋，至王莽幣止，從至今錢幣出土上看，東漢時已無此制；背四決紋開始於王莽時的「大泉五十」，西漢尚無此制。錢幣上鑄星、月等記號，是當時人有意的製作。這些記號在各朝的「五銖」錢上表現得最多樣 ^[31-32]  。

唐代「開元通寶」背上多鑄有仰月紋，也有罕見的孕星、多星、祥雲紋等，自中唐始大部分都鑄有月紋。對於月紋來源的著述最早見於唐代學者鄭虔著的《會粹》， ^[7]  此後常見於各朝錢幣，特點是紋識更大更標準。此外，粟特銅幣極少數鑄幣上有類似「開元通寶」的仰月紋，後期則有☪新月紋出現。新月紋最早與伊斯蘭教並沒有任何關係，直到15世紀遜尼派的奧斯曼帝國破君士坦丁堡以後，才從拜占庭引入作為旗幟，此後才漸漸成為伊斯蘭教代表圖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