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都護府

匈奴是古代北邊的一個遊牧民族，秦末漢初發展成為強大的奴隸制國家。它到處向外擴張。在西面，它擊走了月氏，取得河西走廊，並出兵西域，殘酷統治西域各族人民。

漢武帝即位時，漢的社會經濟已得到恢復發展，國力空前強盛。於是改變防守態勢，決計主動出擊，根除邊患。漢武帝一方面派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尋找同盟力量，以“斷匈奴右臂”，另一方面派衞青等率騎出雁門、代郡、雲中等地，打敗了匈奴，奪回河套地區。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驃騎將軍霍去病兩次進軍河西，擊敗匈奴，漢得河西走廊，置河西四郡。

元狩四年（前119年），衞青、霍去病又率大軍深入匈奴腹地，與單于接戰獲勝，“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史記·匈奴傳》）匈奴勢力便日趨衰落。同年，張騫奉命再次出使西域。他順利地到達了烏孫（巴爾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帶），又分遣副使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國。

張騫前後二次去西域，擴大了漢朝的影響。西域諸國早就知道漢是個非常富饒的國家，很想建立關係，苦於匈奴的阻撓，“欲通不得”（《史記·大宛傳》）。當下匈奴已遭受漢朝的打擊，當然更樂意與漢接近了。於是漢朝頻頻派人到西域，一年中出使的多則十餘次，少的五六次；每次去的人有百餘、數百不等，出現了“使者相望於道”的空前盛況。但這時匈奴在西域的統治還沒有根本動搖，一些國家懾於匈奴的壓力，故意刁難漢使，“禁其食物”。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史記·大宛傳》）。幾個位於交通孔道口的國家，還常常“攻劫漢使”，以兵阻道。在這種情況下，元封三年（前108年），漢發兵擊姑師（今新疆吐魯番、鄯善、奇台一帶）、降樓蘭（今新疆若羌一帶）。

太初三年（前102年）漢遠征大宛取勝，自此“西域震恐，都遣使來貢獻”（《漢書·西域傳》）。漢遂在敦煌到鹽澤（今羅布泊）之間設立了交通亭站，還在輪台（今新疆輪台東南）和渠犁（今新疆庫爾勒）等處屯田，置使者校尉，以保護漢與西域諸國間的交通孔道，天山以南地區便在漢的控制下。匈奴雖然仍盤據在天山以北，但已不能“自安”。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西邊日逐王率眾到漢西域地方長官鄭吉處投降，天山以此也歸屬於漢。漢“並護北道”，始設“都護”，匈奴在西域的統治至此全面結束。

漢武帝對匈奴發動了一系列戰爭後，匈奴右部王的活動中心已遷至天山東部一帶。

前138年和前119年張騫的兩次通使西域，其主要目的是聯繫西域的一些勢力抗擊匈奴。雖然其目的沒有達到，但卻一方面使漢朝對西域的瞭解更為深入，另一方面擴大了漢朝在西域各地的影響，從而為漢朝擊敗匈奴在西域的勢力，並最終統一西域奠定了基礎。

漢朝政府有着較為成熟的統治理念。在統治方式上，注重政權機構的建設，將內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制度等，變通地實施於邊疆地區，打破了西域地區“無所統一”政治格局，從而把西域諸國有機地納入漢王朝的政治統治體系之內。同時，漢朝發達的經濟，也對西域產生了重要影響，內地與西域經濟的互補與交流，最終導致西域的經濟與內地的經濟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因此，漢朝在西域的統治一旦確立，就相對比匈奴在西域的統治更為穩固。 ^[3] 

張騫通西域之後，漢王朝派往西域各地的使者和西域各國派往漢朝的使者絡繹不絕，各族商人也頻繁地往來於內地和西域之間。在當時人煙稀少、道路艱險的情況下，為了保障這條溝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的安全暢通，漢朝政府於公元前101年設置使者校尉，率士卒數百人在輪台、渠犁一帶屯田積穀，以供應出使西域的使者。使者校尉是漢朝政府派駐西域的第一個官員。

公元前68年，漢朝政府派侍郎鄭吉率兵在車師（今吐魯番盆地）屯田。並命鄭吉護鄯善（今羅布泊一帶）以西南道，即統管天山以南各地。不久以後，匈奴發生內亂，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右賢王屠耆堂在顓渠閼氏的幫助下繼承單于位，理應繼承單于位的左賢王之子、日逐王先賢撣被人篡權後又遭排擠，於神爵二年（前60年）秋率其眾數萬騎歸附漢王朝，西漢派護鄯善以西南道使者鄭吉迎接日逐王，並封其為歸德侯。匈奴勢力退出西域，匈奴的“僮僕都尉”自此而罷，自樓蘭經車師前部的西域北道得以暢通。

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為了管理統一後的西域，西漢在烏壘城（今輪台縣境內）建立西域都護府，正式在西域設官、駐軍、推行政令，開始行使國家主權，這就是《漢書·鄭吉傳》中所稱的“漢之號令班西域矣！”西域從此成為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漢宣帝任命鄭吉為第一任西域都護。西域都護是漢王朝中央政府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軍政長官。其級別相當於郡太守，每年的俸祿是二千石糧食。其屬官有副校尉、丞各一人；司馬、侯、千人各二人。都護的職責是統轄西域諸國，管理屯田，頒行朝廷號令，諸國有亂，得發兵征討。自鄭吉為西域都護至西漢末，前後任西域都護者18人，姓名見於史冊的有10人，除鄭吉外，還有韓宣、甘延壽、段會宗、廉褒、韓立、郭舜、孫建、但欽、李崇等。

公元前48年西漢政府在車師置戊己校尉，其基本職責是屯田積穀。戊己校尉受西域都護節制。西域都護所轄西域各國的國王及主要官員，由漢王朝賜予印綬。

據《漢書·西域傳》載，西域都護統轄西域諸國有48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工、千長、都尉、且渠、當户、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共376人。考古工作者曾在今阿克蘇地區的古城中發掘出一枚西漢時期曾任西域都護的李崇的印，還發現一枚“漢歸義羌長”銅印，即漢朝頒授西域首領的官印。這些都反映了西漢在西域設官置守、任命各級官員的情況。

中國漢代西域最高軍政長官，始設置於公元前1世紀。西漢時都護為加於其他官號上職稱，多以騎都尉領其職、秩比二千石；東漢時期為單任官職。時期西漢時，都護治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北年），和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屬都護，都護開幕府。都護職在統領大宛（今中亞費爾幹納盆地）及以東城郭諸國兼督察烏孫（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錫爾河中游地帶）等國，頒行朝廷號令；諸國有亂、得發兵征討。

到新莽末年（公元23年左右年），西域亂、都護李崇沒於龜茲。

東漢光武帝建武21年（公元45年）、西域18國請復置都護、光武帝不許。

明帝永平17年（公元74年），始以陳睦當都護。次年，焉耆、龜茲叛，共攻殺陳睦，遂罷都護。

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將兵長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為都護，駐龜茲境它乾城（今新疆庫車附近，其址未詳）。14年，班超還洛陽，繼任者有任尚和段禧。

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亂、徵禧還。至延光2年(123)、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復平西域、遂以長史行都護之職。

匈奴的勢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這些國家。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天山南北地區第一次與內地聯為一體，中原和西域以至更遠地區之間，經濟、文化聯繫日益密切。

漢宣帝時，始設西域都護，為西域最高軍政長官。

王莽時期，西域分割為55個小國，其中北道諸國，復受制於匈奴。

東漢時期，西域諸國紛紛要求東漢王朝恢復“都護”管轄。南道上的莎車組織力量抗拒匈奴，保護着居留在西域的“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不久，漢立莎車王為漢“西域大都尉”，五十餘國都屬於莎車統領。爾後莎車、鄯善、車師、焉耆等國又派人到洛陽“請立都護”，東漢光武帝劉秀因“天下初定”，“匈奴未服”而沒有允諾。

東漢明帝時，東漢開始發動對匈奴的戰爭。又遣班超出使西域，西域遂平。後以西域長史行都護職。

永平十六年（73年）漢明帝命竇固北征匈奴，取伊吾盧（今新疆哈密東）地，置宜禾都尉，于闐諸國派人到洛陽，翌年設都護，與內地斷絕了五十年的西域復通。

永元元年（89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第二年奪回伊吾地，班超定西域。漢遂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駐龜茲，並在車師前部的高昌壁再度設置戊己校尉，於車師後部增設戊部侯，完全恢復了漢在西域的管轄。這時，遠至條支諸國，都來與東漢建立關係。班超還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行抵條支，為風浪所阻，“臨西海而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班超在任十一年，因老病離開西域。繼任都護的不甚稱職，引起“西域背畔”。

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張璫、尚書陳忠建議重開西域，以“震怖匈奴”。朝廷接納了他們的意見，派班超子班勇為“西域長史”，屯駐“柳中”（高昌壁東南）。龜茲、疏勒、于闐、莎車諸國隨即來歸附，東漢與西域中斷了的統轄關係得以恢復，從此，西域一直是東漢的一部分，但烏孫和葱嶺以西的大宛便不再屬於漢了。

西域都護府位置有輪台縣境內的奎玉克協海爾、闊納協海爾及卓爾庫特三種説法。 ^[4] 

2017年，“漢唐絲綢之路的開拓—西域都護府”研討會在新疆輪台縣召開，與會學者認為，奎玉克協海爾古城內圓外方極有可能是西域都護府遺址。 ^[4] 

近年來，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輪台縣境內發現有十餘處距今約兩千年的古城遺蹟，經考證，漢代西域都護府就隱匿於其間，但要想確定其準確位置，還需要更多力證。 ^[5] 

西漢初年，西域共有36國，絕大多數分佈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這些國家多以城郭為中心，兼營農牧，有的還能自鑄兵器，只有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糧食仰賴鄰國供給。西域諸國語言不一，互不統屬，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每國的人口一般只有幾千人到兩三萬人，最少的僅有幾百人。從廣義上講，與今新疆相鄰的中亞諸國，以及西亞、南亞、地中海沿岸等地，有時也被稱為西域。

西域都護府的設立，標誌着西域正式納入漢朝的版圖，中央政權在這裏開始行使主權。西漢政府在西域設立行政管理機構、任命官員，派兵駐守並屯田，統計當地户口，推行漢朝的政令等等，都是國家行使主權的重要內容，它由此奠定此後歷代中央政權管理西域的基礎。

西域都護府的設立，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國林立、互不往來的隔離狀態，造就了在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之下，西域各地相互交流的日益增多，增進了西域諸城邦國、各民族間的相互瞭解與信任，同時也增進了西域與內地的密切聯繫，增強了西域各地對中央政權的認同。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西域局勢發生動盪，但西域一些小國仍派人至中原，請求中央政府派遣西域都護，反映了西域諸國對中央政權的信賴與對中央政權的忠誠。甚至在東漢滅亡以後，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許多城邦國仍保留着漢朝頒發的印信。

由於漢朝擁有發達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因而在統一西域後，這對西域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生產經驗及熟練的勞動人手，都給西域地區帶來了新的因素，從而促進了西域本地經濟的發展。西域與中原地區的經濟也有着很強的互補性，西域都護府的設立，更是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無阻，它使西域與中原的經濟之間產生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動，從而使西域地區的區域經濟納入到整個漢朝的經濟體系之中。

隨着西域都護府的建立，西域與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中原地區的文化制度對西域產生了很大影響，如龜茲王絳賓從中原返回龜茲後，將中原的禮儀制度帶回龜茲並加以實施。而西域地區的音樂、舞蹈也傳入內地，從而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

首先是使西域諸國擺脱了匈奴的殘酷統治，轉向生產技術先進，經濟比較發達的漢王朝，從而加強了與內地經濟、政治與文化的聯繫。

這種聯繫無疑是有利於當地社會發展的，對於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有着深遠的影響。匈奴是個奴隸制國家，在西域設置“僮僕都尉”，目的是向各國勒索奴婢和財物，“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後漢書·班勇傳》），以最大限度的剝削強加在各族人民頭上。

漢開西域後情況迥然不同，諸國不需向漢貢賦納税，漢派駐在西域的戍卒和官員，其給養供奉完全取之於屯田和內地朝廷，不要各國負擔。同時，內地的農業灌溉技術和冶煉工業等由此而傳播到西域，促進了當地生產力的提高。漢朝的統一有效的治理，使西域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環境，這也符合於各族人民的願望。因此，西域各國“不樂匈奴”而“慕漢”。每當漢不在西域設置都護，匈奴勢力捲土重來的時候，西域諸國無不“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後漢書·西域傳》），熱切地嚮往着內地，希望能重開玉門關、陽關，恢復漢的管轄。

西域都護府使被匈奴切斷了的“絲綢之路”得以恢復發展，暢通無阻，各國人民在這條中西交通要道上撒下了友誼的種子。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蠶豆、豌豆等）、、胡蘿蔔等植物和駱駝、馬的優良品種傳入中原，內地的絲綢織品和鐵器等工藝品、生產品源源不斷地輸往西域，東西方的交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大地豐富了各國人民的生活。

漢西域都護府這種管轄方式，也為中國後世王朝開創了先例，十六國後涼呂光在統一西域後，曾仿效漢代，設置西域大都護，行使主權。唐代，在邊區各族先後統轄在一個政府下之後，也分別設置了都護府。唐東北有“安東都護府”；北邊有“安北”、“單于”等都護府；西北有“安西”、“北庭”等都護府；西南有“保寧”、“支南”都護府。這都借鑑於漢代，適應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形成和鞏固的需要，有着積極的歷史作用。

西域都護府的設立，保障了東西商路的暢通，加強了中原地區和西域廣大地區的交流，以及對西域地區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