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嘆，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²。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³，而範公在相府⁴，富公為樞密副使⁵，執事與餘公、蔡公為諫官⁶，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⁷。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⁸，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⁹，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¹⁰，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範公西¹¹，富公北¹²，執事與餘公、蔡公分散四出¹³，而尹公亦失勢¹⁴，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¹⁵，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¹⁶，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¹⁷。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餘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¹⁸，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¹⁹，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複合為一²⁰。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悦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²¹，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範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²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²³，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²⁴，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²⁵；餘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²⁶，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²⁷，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²⁸。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²⁹。夫以慕望愛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範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³⁰！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³¹。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³²，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³³，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³⁴，魚黿蛟龍³⁵，萬怪惶惑³⁶，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³⁷，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³⁸。執事之文，紆餘委備³⁹，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⁴⁰，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⁴¹，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⁴²。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⁴³。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得當，有執事之實⁴⁴；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

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⁴⁵。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⁴⁶。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⁴⁷，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⁴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⁴⁹，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⁵⁰，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⁵¹，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⁵²，執事觀其如何？嘻⁵³！區區而自言⁵⁴，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⁵⁵。 ^[1] 

內翰執事：我蘇洵本是鄉野平民，生活窮困，曾經私下嘆息，覺得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賢慧的，也不可能都不肖。所以賢明正直的人處在世上，有聚合必有分離，有分離又必有聚合。過去天子正當有意於統治國家治理天下的時候，范仲淹公在宰相府，富弼公當樞密副使，執事您與餘靖公、蔡襄公任諫官，尹洙公奔走於上上下下，在邊防要塞施展才能。正當此時，天下的人，細如毛髮的、實用如絲粟的才幹，都紛紛起來，合成一股力量。而我蘇洵自認為一己的愚笨無用，沒有能力自我奮起，參與於眾人之間，所以退下來修養身心，寄希望於大道的將會成功，從而可以再次見到當代的賢人、君子們。不幸的是自己的道德學問還沒有修養好，范仲淹公西去，富弼公北上，執事您與餘靖公、蔡襄公等，又被分別派到四面八方去，而尹洙公也失去了權勢，四處奔走充任小官。我蘇洵那時正在京中，親眼見到了這些事情，無可奈何地只能仰天長嘆，認為這些人離開朝廷，即使大道有成，也不足以為之慶幸。進而我又想，過去眾位君子之進入朝廷，一開始，必然是有好人們推薦的；現如今，又必然是有壞人們離間的。當今的時勢，要是不再有好人，那就完了啊！而如果不是這樣，我又有什麼可擔憂的呢？姑且繼續養我的心，讓使自己的道德學問有更大的成功而期待着，又有什麼妨害呢？退下來又過了十年，雖不敢説道已有所成，但是胸中自有一股浩浩蕩蕩之氣，好像與過去不一樣了。而餘靖公正好在南方有所成功，執事您和蔡襄公又相繼登上了朝廷，富弼公又從外任調入朝廷當宰相，這樣的形勢又可合成一股力量了。真讓人高興而自我祝賀，以為道德學問已經略有成績並且真將有施展的機會了。接着又回過頭想道，過去所仰慕愛戴的，但始終未能見其親顏的，約有六位，現在將能去見見他們了。而這六位之中，範公、尹公二位已經去世，不禁為他二位暗暗流淚，感到悲傷。唉！這兩位已經再也見不到了，而尚可寬慰我心的，還有四位在，則又正可寬慰自己。想到只剩四位了，所以又急急乎想見他們一面，以便把心裏所想説的話都向他們一吐為快，而富弼公又出任了天子的宰相，邊遠地方的貧寒之士，沒能馬上在他面前説上話；而餘靖公、蔡襄公，遠的還在萬里之外，只有執事您身在朝廷，您的地位還不是最高貴，正可以叫得應、拉得着、聽得見我的話。但是身體又纏上了飢寒衰老等毛病，而耽擱了時間，叫我不能親自登執事您的門庭來拜謁。想到我對你們一直懷有仰慕敬愛之心，十年而不得一見，而其中像範公、尹公二位已經去世；剩下四位之中，除了因為地位關係不能夠隨便互通説話以外，又怎麼可以因為生病不能親自前往拜謁而作罷呢？

執事您的文章，天下的人沒有不知道的。但我蘇洵自以為我知道得特別深刻，超過了天下之人。為什麼這樣説？孟子的文章，語言簡約而意思詳盡，他不説尖刻與斬釘截鐵的文辭，然而話的鋒芒卻誰也不敢侵犯。韓愈的文章，好比長江黃河，渾然浩蕩奔流宛轉，像是魚鱉蛟龍，萬種怪異令人惶惶惑惑，卻能遏制隱蔽而掩藏起來，不讓它們自露於外；而人們遠遠望見它們淵深的光芒，蒼茫的色彩，也就都自我畏懼而去躲避它們，不敢接近它們，正視它們。而執事您的文章，委婉詳備，來來回回多曲折變化，卻條理清晰通達，疏闊而暢適，無間隔，不折斷，氣勢造極而語言淨盡，急切的言詞與高妙的論述，説來卻閒適而平易，從沒有艱苦費力的表現。上述這三點，都足以斷然使您自成一家。只有李翱的文章，它的味道澹泊而雋永，它的光彩油然而幽靜，高低謙讓，頗有執事您的姿態。陸贄的文章，用詞與達意，切近事理，準確恰當，頗近執事您的切實；而執事您的才華，又自有超過別人的地方。大致執事您的文章，不似孟子、韓愈的文章，而是您歐陽子的文章。樂於稱道人善良而不諂媚於別人，是因為他的為人確實經得起這樣的稱道；那些不知情的人，則認為讚譽人是為了求得別人的歡欣。讚譽人以求人喜歡的事，我蘇洵是不會做的；之所以情不自禁要稱道執事您的光明盛大的德行，也是為了想讓執事您知曉我是瞭解您的。

儘管如此，執事您的大名，早已遍知於天下，即使沒讀過您文章的，也都早就知道有歐陽修這個人了。可我命運不好，淪落在草野冷落的地方。而自己提高道德修養的心願，近來粗有所成。想空手奉上不滿一尺的書信讓您評判，那樣憑怎麼能讓執事您瞭解我，並相信我呢？我年輕時不好好學習，活到二十五歲，才知道要讀書，和有學問的人一起交往學習。年齡大了以後，又未能刻苦磨礪意志、付諸行動，期望自己效仿古人，但看到和自己同列的等輩，又都不如自己，於是覺得自己可以了。後來感到寫作的難度越來越大，就拿古人的文章來讀，開始覺得古人所發言論，與自己的有很大的不同。常常反省自己，覺得自己文章的水平，似乎不應該只停留在目前這種狀態。於是我把舊時所寫的文章幾百篇悉數燒掉，而拿起《論語》《孟子》、韓愈以及其他偉人賢士的文章，正襟危坐，整天都閲讀它們，花了有七八年時間。剛開始，讀進去的內容只覺惶惶然，接着廣泛地考察這些文章外在的表達方式，則又害怕得驚叫起來。時間長了，讀得也更精細，胸中豁然開朗似的明白了，好像人家的話本來就該是這樣的。但我還是不敢提筆也這樣寫。時間更久了，胸中想説的話更多了，不能剋制自己，便試着把它們寫出來。以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讀它們，只覺得文思泉湧，好像寫出來是很容易的，然而還不敢自以為是啊。近日所作的《洪範論》《史論》等一共七篇，執事您看看，究竟寫得怎樣？啊！區區個人的一點感想，不明白的人又會把它看做是我在自我讚譽以求得別人來了解自己。我只期望執事您會念在我十年來對您的傾慕敬仰和努力求學的用心，從而明察我並不是偶然才這樣做的。 ^[2] 

北宋中葉，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着北方和西北邊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以范仲淹為首的開明派受到以呂夷簡為首的守舊派的打擊。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貶，歐陽修出於義憤寫了《與高司諫書》刺痛了守舊勢力，被誣為“朋黨”，這就是北宋所謂黨論之爭。慶曆三年（1043年），在愈演愈烈的社會矛盾下，宋仁宗重新起用范仲淹、富弼等一干大臣鋭意進行改革，澄清吏治，減除徭役，史稱“慶曆新政”，但新政推行不久旋即失敗。慶曆五年（1045年），主持變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當時在京城的蘇洵目睹了這一切。蘇洵少年不學，二十七歲時才開始發憤讀書。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蘇洵年近五十，既未中進士，又非出身名門，他同兩個兒子蘇軾、蘇轍一同進京，晉謁翰林學士、文壇領袖歐陽修，希望得到引薦，於是寫了這封書信。 ^{[2]  [3]} 

文章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通過對諸君子離合的敍述，作者懇切地説明了自己上書歐陽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蹤的離合是一條明線，集中描繪了自己仰慕賢良的心情；同時夾敍自己“道”之成與未成，是一條暗線，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筆。文章開頭按一般書信方式行文，執事是書信中常用的敬辭，表示不敢直呼對方大名，而説讓其左右辦事的人員代為轉達。“洵布衣窮居，嘗竊有嘆”，很經濟的幾個字表明瞭自己的身份。“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簡潔明瞭的兩句，似破空而來，很有氣勢地總領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時也為下面文字立了依據。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賢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這是使賢人君子時而聚集、時而分散的原因。當然，蘇洵這樣從表面分析封建社會忠臣良將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侷限性。接下來，蘇洵用三個時間內發生的事來具體敍述諸君子的離合。一是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於治”，於是范仲淹除參知政事；富弼除樞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邊防軍事；歐陽修、餘靖、蔡襄皆為諫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涇州，旋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部署。正是這個時候，賢豪畢至，天下才能細小平凡的人都“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緊扣上文的“合”字。二是慶曆四年至慶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富弼出為河北宣撫使；歐陽修出知滁州；餘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貶監均州酒税。蘇洵第一次出遊京師，正好是慶曆五年。他“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緊扣上文的“離”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餘靖遷工部待郎；歐陽修遷翰林學士；蔡襄遷龍圖閣學士；富弼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蘇洵“喜且自賀”，以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餘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歐陽修都是開明革新派。蘇洵這樣寫自己慕望愛悦他們，無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傾向。與此同時，蘇洵在文中還將諸君子離合與自己“道”之成與未成相聯繫。“道”在這裏可以理解為學業，即文學才能。諸君子離時，作者“道業未成”、諸君子合時作者“道有粗成”。這在以學為政、科舉取士的封建時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文學史上，這時候的歐陽修上繼承韓柳的文學方向，領導着北宋文壇，反對“時文”（駢體文），提倡“散文”的古文運動，並作出了相應的成績。在當時“時文”風行的時代，蘇洵這篇文章卻採用“散文”手法寫成，這不能不使歐陽修在精神上為之一振。歐陽修在蘇洵這次晉謁之後，極為稱讚。

蘇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轉到評文論學上來。他深知只有論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由稱讚歐陽修的文章而論及文壇先輩。孟子的文章“語約而意盡”，韓愈的文章“深浩流轉”，李翱的文章自然流暢，陸贄的文章委婉深長。用孟、韓、李、陸的文章來襯托歐陽之文，以説明了解歐陽文章之深。不僅評文精當，而且使文章氣勢起伏、波瀾開闊。

第三部分從“道有粗成”的角度敍述自己求學刻苦的經歷。文章巧妙之處在於並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學上有何成就，而是從學習經歷和體會兩個方面加以抒發。宋仁宗慶曆七年（公元1047年），蘇洵舉進士不第回去後，把自己以往寫的文章全部燒掉，閉門不出，更加用功讀書，直到通曉“六經”、“百家”學説，最後終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五載，雷簡夫《上歐陽內翰書》曰：“伏見眉州人蘇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遊……，張益州一見其文，嘆曰：司馬遷死矣，非子吾誰與？簡夫亦謂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見時人對蘇洵評價甚高。

全文在寫作上有幾個特點：其一，文辭簡潔明瞭，隨言長短。如敍述諸公離合的幾段文字。“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等。準確簡約，抑揚頓挫，且長短合宜。其二，結構精緻細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瀾。如敍諸君子離合與敍自己道之成與未成兩者的安置上，結合得天衣無縫，同時也為下文作鋪墊。先合，後離，再離而複合，隨着這條線寫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雖有成、道有粗成三個層次，從從容容，流暢婉轉。這種特徵極富宋人文章風味。它區別於唐文縱橫開闔、奇峭突兀的特點，而更顯得洋洋灑灑。其三，敍事、議論、抒情融於一體。敍事當中夾議論、夾抒情，但卻不顯生硬。如諸君子由合變離的一段敍事後，有一段議論“既復反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入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然後接兩句反問，這兩句反問即帶濃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這是抒情；接着“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又是發議論。而議論與抒情又同時圍繞敍事展開，使文章情韻生動，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稱敍述，顯得感情豐富，親切自然。 ^[3] 

明·茅坤：“此書凡三段。一段歷敍諸君子之離合，見己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公之文，見己知公之深；三段自敍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九）

清·儲欣：“老蘇先生第一書。”（《評註蘇老泉集》卷四）

清·浦起龍：“上半離合曲折，處處以己身參會其間，世但作朝賢聚散觀。拋棄求知本旨，則一半唐捐矣。惟其彼己交融，乃與所言知彼知己，前後一脈，不識匠心，未許為知言者。”（《古文眉詮》卷六十三）

清·愛新覺羅·弘曆：“其論韓、歐、李、陸文字，不爽銖兩。交必如洵之與修，乃可面譽而不為諂，自述所得而不為誇。”（《唐宋文醇》卷三十五）

清·唐德宜：“稱歐陽公之文，又自敍其文，不過此二義，卻從離合死生上説起，委婉入情。前幅幾個“自”字，中幅幾個“又”字，末幅幾個“然猶”字，皆是以虛字為線，往復抑揚，以成章法。”（《古文翼》卷七） ^[3] 

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宋仁宗嘉祐初年與蘇軾、蘇轍同到京師，為歐陽修、韓琦所稱重，薦之於朝廷，任秘書省校書郎、文安縣主簿等職，留京參與編撰《太常因革禮》，書成而卒，追贈光祿寺丞。蘇洵的文章深受《孟子》《戰國策》的影響，長於策論，其政論、史論辭風穎鋭，行文簡潔而有情致，有《嘉祐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