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康

1949年，丁惠康赴北京參加“全國少數民族文物展覽會”後，即將所藏台灣高山族文物和書籍500餘種捐贈中央民族學院。同時將西周青銅大鼎、唐二色釉大壺捐贈國家博物館。11月，又收購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文物（包括宋元孤本等）和古籍1100餘種，並全部捐贈北京圖書館；他珍藏的宋馬遠《雪屣觀梅圖》、明仇英《劍閣圖》等精品佳作則為上海博物館所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文化部分別授予褒獎狀。 ^[1] 

丁惠康，1904年出生無錫，自幼受父親的影響，中學畢業後，一心攻讀醫學，1927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醫科，在學習期間連獲八次獎學金，並在1925年開始擔任《中西醫學報》主編，1926年擔任《德華醫學雜誌》主編和《早報醫學大綱》主編，1935年底，德國漢堡大學授於醫學士博士學位。

1935年2月，丁惠康出訪德，奧，瑞士三國，參觀了各國著名醫學院校，醫院，研究院，療養院等一百餘所，並調查各國的勞保和公費預防等先進制度，為我國醫療事業和防癆工作引進了有益的科學經驗，並將全世界有關肺結核的治療等重要發現和最新措施，寫成《各國實驗療肺學》和《世界各國肺結核統計》兩書，當時對肺結核尚無特效療法，他的著作起了很好的借鑑作用。

1936年初，丁惠康回國，在上海醫學院歡迎會上公開提出“要做好我國防癆工作”，首先應建立公醫及普及勞保，才能達到預防的目的。以後他放棄了對虹橋療養院的全部診務（每日有數百元診費收入），集中精力，一心撲在防癆事業上。同時兼任上海醫學院教授和《時事醫學週刊》主編，在《週刊》論中公開提出醫學應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口號，因此遭到反動派的迫害，雜誌出版到第十期被迫停刊。

虹橋療養院與《申報》聯合發動起“X光集團檢查”，供全市醫生作論斷參考依據。療養院又對全市居民發動起體格檢查和梅毒康瓦氏反應等，便於實行三早（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措施，控制病情。正是這三早原則救了筆者的小命，所以本人對丁惠康醫生也就感到親切了。

1939，丁惠康發起“上海市第一屆防癆運動”，凡經檢查發現有病灶的，即行免費攝片。這次防癆運動攝片一千多人。

1940年，丁惠康又聯合全市公私立二十家醫院，包括紅十字會醫院，共同發起上海市第二屆防癆運動，得到《申報》《新聞報》《大美晚報》等報社支持，僅丁惠康主編《第二屆防癆運動特刊》，就刊出六次多，每次廣告費全由各大工廠熱心捐助。此外，還印贈防癆標語十萬張，編印專集分贈各界，並在各電影院用幻燈片宣傳，公佈二十家醫院地址，動員全市人民參加免費檢查。全市幾十位專家，在電台輪流廣播，造成浩大聲勢。在為期十五天的第二屆防癆運動中，免費X光檢查的達八千餘人次。還指定全市各大藥店根據防癆運動處方，半價發售魚肝油等藥品。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侵入上海租界，汪偽政府令全市醫師向南京傀儡政府領取醫生證書，丁惠康嚴正拒絕，新虹橋療養院改由夏其昌，鄭定竹為正副院長。

一九四三年，汪精衞女兒忽患神經病，派飛機邀請粟宗華醫師前往南京，隨後，汪女來滬住進淮海虹橋療養院，陳璧君以偽主席夫人身份，每天下午來院視其女，丁惠康拒不一見。不久，護士長桑美元對丁惠康説，陳璧君帶來兩皮箱儲備券，以捐贈醫院，現放在他女兒病牀下，要又接受，丁惠康囑桑美元拒收。陳璧君又派一個湯院長邀請丁惠康擔任偽衞生部長，也被丁惠康拒絕。丁惠康一拒領證，二拒捐款，三拒當漢奸大官，因而有三拒汪偽之稱。

西安事變前夕，1936年春，張學良住進美國人在上海辦的力生療養院，每月費4萬元。同年夏天楊虎城偕夫人住進虹橋療養院，每月只收費485元，中外醫院收費差距達百與一之比，實際上是虹橋療養院對楊將軍的優待。同年秋，杜重遠從國民黨反動派獄中釋放出來，丁惠康和他素昧生平，但同情他的遭遇，欽佩他的高貴品德，便冒着風險請他住進虹橋療養院，一切免費優待，把杜當作良師益友。

宋慶齡創辦的中國福利會最早成立於香港，到解放戰爭後期，為迎接黎明到來，丁惠康幫助宋將中國福利會會址遷至淮海虹橋療養院的香雪園。該園原為丁的老友周瘦鵑主辦的盆景花圃，有一所高大的茅屋，旁有荷花池等，頗有花木之勝，宋會長每天前來辦公，丁從此得以時聆教益，在她的影響下，丁惠康更加同情革命，擁護革命。

1949年1月，民主人士張瀾、羅隆基上了國民黨特務黑名單，丁惠康把他們安排到醫院免費住院，這時張治中，邵力子和談代表也常赴虹橋療養院看望張瀾，羅隆基，交換意見。在特務監視下，丁惠康依然給他們治療。

丁惠康的收藏除了從他父親那裏得到幾件東西，大部分是自己出資購進的。1939年春，他聯合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其他收藏家，在上海孤島發起中國曆代書畫展，出版〈〈中國曆代名畫大觀〉〉專集，提出展我先民遺蹟，發揚民族精神的口號，宣揚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歷史，提倡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展覽會盛況空前，門票收全部捐獻上海醫師公會，成立救護小組，開赴前線。

丁惠康併發起個人攝影展覽故宮影展，展品一律放大至二十四寸，以此作為對華北淪陷二週年的紀念，激發民眾收復故土的決心。還起吳昌碩遺作展覽會，刊印〈〈缶翁遺墨〉〉一書。

丁惠康收藏的古代陶瓷曾印有一部非常典雅的目錄，書名《華瓷》，所著錄名貴古瓷有晉越窯大角，黑釉雞首壺，唐代越窯刻花壺，黑鈞彩雙耳罐，鈞窯黑斑天藍大壇，黑鈞藍彩壺，藍彩銀釉壇，唐三彩刻花盤，唐三彩天雞壺，宋代鈞窯天藍紫霞大缽，鈞窯天藍洗，鈞窯三足爐，定窯暗雕荷花大碗，官窯菱花碟，哥窯菱花碟，北龍泉刻花八角碟，天目釉飛鳳盤，磁州窯飛鳳圖壇，磁州窯黑白花壇，元代內府黑釉大壇，龍泉窯劃花蓋壇以及明代洪武，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啓，崇禎及明建窯，法華窯的瓷器。清代瓷器中，有康熙，雍正，乾隆時代所謂新三代的珍瓷。該書共著錄珍瓷九十件，由葉恭綽作序，又自序一篇，闡述中國陶瓷的歷史發展，沿革，並説明自己收藏的目的，是有感於文物大量外流，“鼎革以來，海禁大開，國內文物菁華，輒輸海外，而此不求，更復何求！”除了藏瓷，他亦熱心古畫及歷代其他文物的收集，解放前有一次曾賣掉四十幢里弄房屋，花血本用以收購古畫。

抗日戰爭勝利，丁惠康原欲復興虹橋療養院，但由於國共和談破裂，內戰重起，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下，不得不放棄原計劃，待光明。

1947年2月，丁惠康和上海醫學院院長顏福慶同船赴美作醫事訪問，參觀了紐約克菲勒醫學中心，洛杉磯市醫院和不少博物館，美術館，使他觸目驚心的是，僅波士頓美術館就收藏我國宋代名畫四百餘幅之多，超出我國保存宋畫的總和，美國私人博物館收藏的康熙黑地三彩此時公開展覽，國內沒有一件能與之比擬，珍貴文物被大量盜賣出國，因此丁惠康在痛心之餘，儘量收集，等將來獻給祖國，還於人民。

1948年春，丁惠康在南昌路法文協會（今科學會堂）舉辦台灣高山族文化展覽會，由蔡元培夫人周俊持剪綵，在當年的報紙上有過詳細報道，前往參觀的人甚多。

1949年10月，丁惠康應北京清華大學邀請，參加全國少數民族文物展覽會，會後即將高山族文物和書籍五百餘種捐獻給國家，現存中央民族學院。同時，他在北京琉璃廠發現端方舊藏的西周青銅大鼎一座，為稀世之珍，當即購置捐獻給國家。不久，張瀾從《人民日報》上得知消息，便寫了一首《獻鼎詩》贈予丁惠康：“獨建虹橋供療養，更持周鼎贈清華。人羣傷病中心惻，古物陳觀眾口誇。”

11月，丁惠康得知政府因收購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著名文物而超出預算，便慷慨解囊，幫助國家完成購置重點文物的任務，這其中包括秦漢以來歷代著名名墨，以及宋元孤本書籍一千一百餘種，全部捐獻給人民，現存北京圖書館。北京故宮博物館缺少出土文物，丁惠康托墨林運去其全部出土文物，現列為國寶的唐代二色釉大壺，便是當年北運的文物之一。以詩書畫金石為世人所重的朱復戡先生（泰山市政協委員）曾贈詩讚雲：“欣看故宮百磁錄，君有三窯列寶藏。”

同年，宋慶齡聘請了丁惠康為中國福利會顧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因丁惠康捐獻高山族文物向他頒發獎狀。丁惠康收藏的台灣高山族文物甚為豐富，武器類有火藥筒，弓箭，盾，槍，佩刀和匕首，還有高山族的貝貨及勞動工具各種生活用具，如陶器，刳器，藤器，梳，枕，盤，杯等，藝術品則有人象，祈禱用器，祭器，屏風，柱板，此外還有高山族的服飾，包括具衣，長衣，皮衣，頭飾，耳飾，腰飾及腳飾等。

丁惠康所捐贈的台灣高山族文物，曾先後在上海和北京兩地展覽，是一次很好的愛國主義教育，在觀眾中產生了較大影響。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也頒予獎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聘丁為顧問。1952年他任同德醫學院教授。1956年2月，虹橋療養院響應全市醫院改私為公的號召，第一家向市衞生局呈送捐獻書。

1956年8月，丁惠康參加在京召開的“中華醫學全國第十屆代表大會”，向傅連璋會長呈交關於虹橋療養院以前的第一手材料《螢火蟲》六十大張，包括我國第一個職工治療機構中國保健社的宣言。傅會長親筆覆信説虹材能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做出各項醫學和羣眾結合的運動，給丁予高度的評價。

丁惠康受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

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國慶節，丁惠康懷着極其興奮喜悦心情，看到他的舊藏的曠世珍品——宋·馬遠《雪屐觀梅圖》大軸和明·仇英鉅製《劍閣圖》丈二尺大軸走進上海博物館。

他了卻他最後心願，於1979年8月20日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