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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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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力子(1882年1月26日—1967年12月25日),字仲輝,筆名力子,浙江會稽(今紹興)人 [7]  他早年加入同盟會,曾任上海大學副校長,並與柳亞子等人發起組織南社。1916年他在上海創辦《民國日報》,任主筆十年,併兼編《覺悟》副刊。五四運動後,他參與陳獨秀倡導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後來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是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他於1926年11月退出中國共產黨。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邵力子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1956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和平解放台灣委員會”,張治中任主任委員,邵力子任第一副主任委員。邵力子以其同國民黨的歷史關係,經常通過廣播、通訊、發表講話等方式對台灣軍政人員進行爭取工作,對台灣迴歸祖國,完成國家統一事業做了不懈的努力。 [2] 
中文名
邵力子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882年1月26日(1881年農曆十二月初七) [1] 
逝世日期
1967年12月25日
職    業
政治家,教育家
出生地
浙江紹興
仲輝

邵力子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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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1882年—1967年),原名聞泰,字仲輝,筆名力子,浙江會稽(今紹興)人。 [1]  [7] 
幼年就學於私塾,清朝末年曾考中“舉人”。他追求新時化、新思想、新文化。
邵力子
邵力子(3張)
1905年以後,先後求學於上海震旦公學,復旦公學和南洋公學,隨後去日本留學,在日本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並與于右任等在日本創辦《神州日報》,宣傳民主革命,反對封建帝制。回國後,1910年去陝西高等學校任教,因宣傳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陝西當局迫害,被驅逐出境。1912年,他與于右任等創辦《民立報》,擔任編輯兼《民聲報》記者,大力宣傳民主思想,反對封建軍閥統治。1915年,因揭露袁世凱復闢、賣國的罪行,《民立報》被封閉停辦。他再接再厲,在討袁聲中又籌辦《生活日報》,和陳英士、葉楚傖等辦《民國日報》,邵力子任主筆,同時兼編該報《覺悟》副刊。 這一時期,邵力子寫了不少文章,號召推翻舊制度、舊文化、舊文學,向舊社會作鬥爭。他主張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改革教育,發展科學,向新文化進軍。同時倡導革命,反對軍閥割據,向帝國主義鬥爭。“五卅”運動以前,邵力子主編的《民國日報》《覺悟》副刊,還發表過許多共產黨人如惲代英、鄧中夏、肖楚女、楊賢江、蔣光慈等的著述,刊載了紀念列寧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介紹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譯文。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説:“那時,以共產黨的《嚮導週報》,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及各地報紙為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共同反對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對了封建古裝的舊文學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新文學和白話文。”肯定了這一時期的《民國日報》作出的貢獻。
邵力子在“五四”運動時,既是《民國日報》的主筆,也是復旦大學的教師。1919年5月5日清晨,他在報社接到北京電訊,得悉“五四”運動爆發後,立即趕赴復旦大學,親自敲鐘召開全校師生緊急大會,即席作報告,講時事,揭露北洋軍閥的種種賣國行徑,使聽眾受到很大的激勵。會後,他積極參加了上海各界聲援“五四”運動的鬥爭。
邵力子等民主人士與周恩來 邵力子等民主人士與周恩來
邵力子不僅是反對封建專制的民主戰士,還是一貫堅持國共合作的和平老人。他作為國民黨重要的一員,無論是負責地方行政工作,還是擔任高級幕僚工作;無論是參與國共兩黨之間的談判,或是進行各種外事活動,一貫遵循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維護和平團結。他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一切爭端,併為和平而奔走。西安事變以後,國共第二次合作開始談判,邵力子作為國民黨談判代表之一,在1937年7月的廬山談判中,和張衝等國民黨代表一起,同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就國共兩黨關係,包括髮表國共合作宣言問題、紅軍改編和陝甘寧邊區等問題,進行談判,幾經周折,終於取得了一致意見,為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了歷史的貢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後,為了爭取國內和平,毛主席親自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到達重慶。邵力子和張羣、王世傑等國民黨代表,同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王若飛等進行談判,雙方簽署了會談紀要,達成了《雙十協定》。1946年1月,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邵力子是國民黨代表之一,參與通過了政協決議,做了有利於人民的工作。
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悍然撕毀《雙十協定》和政協決議,向整個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11月中旬,國民黨當局召開了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遭到廣大人民強烈反對,邵力子當時也拒絕參加,這對一位重要的國民黨黨員來説,是難能可貴的。
經過兩年半的內戰,國民黨主力軍隊大部被殲,政治、經濟瀕臨全面崩潰。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宣佈“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總統”,同意以毛主席所提八項條件進行和平談判。和平老人邵力子又被國民黨政府特派為和談代表。後經雙方聯繫,確定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先來北平,就有關和談時間、地點及通郵、通航等問題進行商談。邵力子以私人資格前來北平交換意見。邵力子當時表示,“江南人民切盼和平,並且寧選北平式的和平,不選天津式的和平。”
邵力子與戰友 邵力子與戰友
1949年3月24日,國民黨當局決定組織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再次指派邵力子為和談代表。4月1日,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劉斐、李蒸為代表和屈武等為顧問的代表團到達北平,與周恩來為首席代表、葉劍英、林伯渠、李維漢、聶榮臻等為代表的中共代表團進行正式和談,商定了八條二十四款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但國民黨政府卻拒不簽字,和談遭受失敗。4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並於當晚強渡長江天塹,徹底摧毀國民黨當局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值得注意的是當南京政府急電詢問代表團歸期,代表團討論是否南返時,邵力子首先發言,表示不再南返的堅決態度。實際上,在此以前,他已把夫人傅學文接來北平,早作留平不返的具體準備,堅決站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方面來了。
邵力子 邵力子
邵力子1949年10月出席了首屆人民政協會議,參加開國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任政務院政務委員,並歷任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常務委員;同時在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華僑事務委員會、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中蘇友好協會、世界和平理事會任各種重要職務。在1954年,他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觀點出發,就提出要有計劃地控制人口的增長。邵力子是民革中央的領導成員之一,他一貫熱心民革組織的工作,關心台灣迴歸、祖國統一大業。通過廣播和新聞報道,發表談話,撰寫文章,號召去台人員認清前途,掌握命運,邵力子始終堅持和平奮鬥的信念,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奮鬥不懈。 [3]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 [2] 

邵力子重要事蹟

編輯
和平老人
1933年4月,邵力子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原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專任陝西綏靖公署主任。
由於蔣介石當時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置日寇侵佔東北三省於不顧,只想剿滅共產黨,在他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違背,只得打出“開發西北”、“建設西北”的口號,對於抵禦日寇的事在報上一概不聞不問。
毛澤東閲讀當地的報紙,全部與抗日無關,眼看“九·一八”事變快兩週年了,陝西省政府也無什麼大反應,回想邵力子是共產黨的發起人之一,當年在主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時,曾積極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婦女解放,在廣大青年和婦女中產生廣泛影響,何以現在一變如此?想到這兒,也根據當時鬥爭形勢的需要,他於9月8日給邵力子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
閲報知尚斤斤於“剿匪”,無一言及於禦寇,何賢者所見不廣也!竊謂《覺悟》時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變。今則時局越作越壞,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國一民族哭矣!安得去舊更新,重整《覺悟》旗幟,為此一國一民族添歡喜乎?共產黨致國民黨書,至祈省覽。語云: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彎弓而射之,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為河漢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辦法則不可。日本帝國主義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飛機大炮呼聲動地而來,先生欲與之爭“開發”,爭“建設”,舍用同樣之飛機大炮呼聲動地以去,取消它那一邊,則先生之“開發”“建設”必不成功,此辦法問題也。談到這個辦法問題,詢謀僉同,國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獨為不可行,是則國共兩黨實無不能合作之理。《三國演義》雲: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與先生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機會,先生其有意乎?書不盡意。順頌勳祺!
毛澤東
九月八日
邵力子收到此信不久———12月12日,“西安事變”就發生了。由於邵力子原是中共的發起人之一,又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延安的中共首要人物共過事,瞭解他們,因此,他贊成毛澤東、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立,“西安事變”的結束,都曾起過有益的作用。
蔣介石是深知邵力子底細的人。“西安事變”以後,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勢下,1937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上,邵力子被任命為國民黨宣傳部長,並在會上積極響應和支持中共提出的五項要求、四項保證的建議。沒過多久,邵力子的學生孫寒冰送來了一部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撰寫的《毛澤東自傳》,請示是否可以刊登。這又把邵力子難住了。他知道,如果刊登出來,蔣介石肯定要惱火的,CC特務也會加以攻擊。但是,他畢竟是中共的發起人之一,與毛澤東有過交往,共過事,去年又曾收到過毛澤東的親筆信。因此感到,當前國共合作,如果把《毛澤東自傳》刊登出來,對於幫助人民瞭解共產黨和毛澤東,是很有好處的。他和傅學文商量下來,決定刊登。孫寒冰馬上在《文摘》上將《毛澤東自傳》刊登了出來,一時轟動了全國,有識之士無不欽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氣和魄力。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受蔣介石邀請,從延安坐飛機來重慶談判。邵力子和夫人傅學文,以及張瀾、郭沫若等各界要人都來機場歡迎。邵力子與毛澤東已近20年未見面了,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興,握手之後,就在機場合拍了一張照片。
邵力子曾經説:“經過長期戰亂,民生凋敝,國力衰弱,百廢待興,人心思治,全國人民亟需休養生息,團結一致,建設國家,豈能再啓戰端!”因此,他雖為國民黨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國共雙方看法不一致時,他就力排眾議,既能基本上維護國民黨的利益,又能滿足共產黨的要求,千方百計地求同存異,使之達成協議。10月10日,終於舉行了國共兩黨《雙十協定》的簽字儀式。
由於邵力子在這次國共和談的過程中為中國的和平作出了貢獻,因此,他獲得了“和平老人”的榮譽稱號。 [4] 
邵力子幫助方誌敏
1919年,在五四運動的鼓舞下,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於6月16日創刊,由邵力子主編,陳望道助編。《覺悟》經常有計劃地組織進步人士撰寫稿件,刊載宣傳民主思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割據的文章,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有過重大的貢獻,被譽為當時“全國報紙中四大副刊之一”。
邵力子在主編《覺悟》副刊期間,特別重視青年、學生的來稿,刊登了大量來自於青年學生和青年店員、工人的稿件,邵力子在《覺悟》上闢有“通訊”一欄,對讀者的每封來信都認真答覆,許多青年來信都由邵力子署名答覆。邵力子在編輯部熱情接待來訪者,與來訪青年討論問題,毫無拘束,號召廣大知識青年向舊社會作鬥爭,學習、掌握科學知識,用真才實學去改造社會。大批青年、學生把邵力子當作良師益友,樂於把心裏話説給他聽。
《覺悟》上曾發表過一篇以《捉賊》為題的白話小説,其中有描寫學生吊打小偷的情景,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1920年,在江西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應用機械科學習的青年學生方誌敏給邵力子寫信,對小説內容談了自己的看法,受到邵力子的賞識,認為他的看法“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社會問題的本質和病根”。
邵力子及時回信勉勵方誌敏,希望他能寫些白話文或詩歌、小説來,揭露社會的黑暗,喚醒民眾。方誌敏開始寫起散文詩,並在醖釀構思時把內容大意寫信告訴邵力子。邵力子在回信中充分肯定了方誌敏的構思,並望他迅速寫出詩稿。不久,方誌敏便將作品向《覺悟》寄去。1922年5月和6月,《覺悟》先後發表了方誌敏的白話散文詩《哭聲》和《嘔血》。
1922年7月,方誌敏從江西九江赴上海,不久便到《民國日報》報館拜會邵力子。當邵力子瞭解到方誌敏在上海舉目無親、沒有經濟來源時,便熱情地挽留方誌敏在家中小住,讓方誌敏與其在復旦大學就讀的兒子邵遂初同室,還安排方誌敏到報館做夜班校對工作。後來方誌敏搬到民國日報社租用的房子裏去住,仍然時常到邵力子家裏來拜訪。
在邵力子的幫助下,方誌敏到大學旁聽邵力子、惲代英等主講的課,還結識了陳獨秀、瞿秋白等人,找到了中共黨組織和領導機關。不久,方誌敏創作了一部白話小説,邵力子讀後,將此作品取名為《謀事》,還親自撰寫了《隨感錄》,對作品作了肯定評價,認為文章是方誌敏到上海以後的真實寫照,真切感人,並決定在《覺悟》上予以刊載。
8月,已經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方誌敏根據組織決定,返回南昌創辦“文化書社”,出版《青年聲》週報,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後來,方誌敏繼續將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文《同情心》《我的心》寄給在上海的邵力子,邵力子大加讚賞,並於1923年在《覺悟》上刊出。
據統計,方誌敏早期的文學作品中,幾乎有一半是發表於《覺悟》中。 [5] 
邵力子與計劃生育
提到計劃生育,人們往往會想到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論》。實際上邵力子提出“計劃生育”概念,比馬寅初早。
1921年,邵力子主編的《民國日報》副刊全文發表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婚姻法》,把節制生育與婦女解放問題結合在一起宣傳。1922年5月,邵力子在由中共黨員向警予主編的《婦女評論》上,發表題為《生育節制釋疑》,介紹計劃生育主張。他提出: “生育節制果要實行,我以為必須與節慾同時做起。”要加強節育技術的研究,“儘可用科學的功夫去發明”。
邵力子塑像 邵力子塑像
1950年,邵力子的續絃(前妻生育5個孩子後懷上第六胎,痛苦無以名狀,苦求打胎。邵力子找遍當時各大醫院,沒有一個醫生敢做墮胎手術。後來,她自己狂奔,掉胎時大出血而死亡)傅學文任中華婦女節制生育北京分會會長。邵力子把以前研讀過的列寧有關節制生育方面的著作、自己過去研討節制生育的文章找出來,進行整理、充實、提高,為夫人宣傳“計劃生育”充實理論和科學知識。當年,邵力子同當時的衞生部長李德全就“光榮媽媽”進行長談。他對“光榮媽媽”的號召而憂慮,認為戰爭需要大量生產人口,但經濟建設卻會因為人口的超速發展而不勝負擔。邵力子向李德全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張,他説:“中國的生產落後,而人口的發展太快,是一個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於未然,採取計劃措施,加以控制的話,則不僅影響建設,同時也影響民生,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在當時的社會思潮下,這樣的議論被擱置了。
邵力子(右)與著名人口學家馬寅初(左) 邵力子(右)與著名人口學家馬寅初(左)
1953年冬,邵力子利用政務院會議平台提出計劃生育觀點。他説:“避孕要求不要限制,醫生對生育已多的婦女應同意施行避孕手術。”1954年9月1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邵力子就計劃生育問題第二次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他説:“人多是好事,但在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困難環境裏,人口應有限度,人口應該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後患無窮。控制人口的辦法就是科學的醫學手段,並大力傳播有關避孕的醫學理論等。還應當從實際指導,供給有關避孕的方法和藥物。”9月18日的《人民日報》登載了邵力子17日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的發言,贊同邵力子的觀點:“社會主義什麼都有計劃,生育更應有計劃。計劃生育,有利於我國的經濟發展,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更加富強。”
邵力子力促馬寅初撰寫《新人口論》。
馬寅初知道邵力子是中國最早提倡計劃生育的有識之士,多次公開呼籲控制人口。深受邵力子激勵和鞭策的馬寅初決心集中精力和時間,將在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的思想理論建立起來。為此,他撰寫了《新人口論》專著。馬寅初在書稿中指出,中國人口增殖太快,拖累了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在中國不僅要控制人口的數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質量。必須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長,國家要進行人口普查,制定切合實際的人口政策,要提倡晚婚、避孕,實行計劃生育,政府要有具體措施干涉生育等。 [6]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