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1年

1051年是一個平年，是農曆辛卯年（兔年）；契丹重熙二十年；北宋皇祐三年；西夏天祐垂聖二年；大理保安七年；越南崇興大寶三年；日本永承六年。它的第一天在星期一開始。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皇佑三年（遼重熙二十年。辛卯，一零五一年）

春，正月，丙子，詔江寧府、揚州、廬州、洪州、福州並帶提轄本路兵甲賊盜公事，益屯禁兵。仍分淮南為兩路：揚州為東路，廬州為西路。

戊戌，遼主如混同江。

二月，壬午朔，以太子中舍致仕胡瑗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固辭。

甲申，遼遣前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西夏，索党項叛户。

丙戌，文彥博等進《明堂大享記》二十卷，《紀要》二卷；帝為之序，鏤版以賜近臣。

己丑，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採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遼主如蒼耳濼。

己亥，詔三司，河北入中糧草復行見錢法。

甲辰，吐蕃貢於遼。

丙午，涇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陣圖。初，安期選弓箭手萬三千人，分隸東西路都巡檢下。屬歲豐稔，召至州，大閲，技藝精強，且言可當正兵五七萬。既圖上陣法，乃降詔獎諭。

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史館修撰宋祁，坐其子與張彥方遊，出知亳州。

張彥方者，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客也。受富民金，為偽告敕，事敗，系開封府獄，語連越國夫人。知開封府劉沆論彥方死，不敢及曹氏；執政以妃故，亦不復詰。獄具，中書遣比部員外郎杜樞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旭。權幸切齒於樞。先是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使不當，樞獨出班問曰；“樞欲先問中丞所言何事而後敢留班。”舉正告之故，樞曰：“用此留樞可也。”至是蓋累月，執政白以為罪，黜臨衡州税。樞，杞之弟也。

初，開封府寡婦胡氏，訴諸賈負息本錢，因盡抱券書至庭；其夫交遊書多知名士，沆止為理所負欠而置其書不問。及彥方獄，沆又不問越國及所與交遊者，諫官、御史以為言。帝問之，沆對：“胡氏夫，七品正員官；彥方舉進士，嘗廷試；雖交貴官，與公聊子弟遊，無害也。顧臣久在外，偶不識之耳。”帝然其言。

左正言賈黯，自以少年遭遇，果於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及杜樞貶黜，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恐自此貴幸近習，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無狀，輒戒厲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跡既疏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實，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廣開言路。請如唐太宗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員隨入。”時執政患言事官旅進，論議帝前不肯止，遂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為：“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

三月，壬子朔，遼主如墨水。

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書》，易史館修撰為集英殿修撰。

己未，諫官包拯、吳奎、陳旭，言工部尚書、平章事宋庠，不戢子弟，在政府無近建明；庠亦請去。又言庠聞有劾章，即求退免；表既再上，乃不待答，復入視事。庚申，罷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劉沆參知政事。議者謂沆不敢窮治張彥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帝不聽。

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奉表獻馴象及生熟金銀，詔卻之。

丙之，魏國大長公主薨。主，太宗第八女。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主獨無所取，太宗尤所鍾愛。下嫁李遵勖，時遵勖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以為壽。

故事，命婦皆服發紒進見，章獻明肅太后命以珠錯羅巾絛之，又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它日，固命之，然誕節稱壽，猶以發紒入見。太后於政事有所訪逮，主多語祖宗舊事以諷。居遵勖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宴禁中，帝親為主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其視它子，與己出均。及病目，帝遣內侍挾太醫診視，禳禬無不至。車駕臨幸，侍者掖主迎之。帝命主先坐，設御坐於西，主固辭。乃移榻東南向，因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痛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而邀賞邪！”齎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倘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衝澹自若。嘗戒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才數襲而已。吾歿後，當亦如是。”初以暴疾聞，帝趣駕往，及道，奏不起，乃易服奠哭。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諡獻穆。詔乾元節罷樂，宰臣固請，乃已。御製挽辭，仍篆碑首曰“褒親旌德之碑”。

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民流相屬，吏不加恤，而乃飭廚傳，交賂使客，以取虛名。自今非犒設兵校，其一切禁之。”

甲申，知諫院吳奎言：“七十而致仕，載之《禮經》。臣下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固留，權之至也。近日光祿卿句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等，並以年高，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羣倫，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乞早以臣前奏施行。”先是奎及包拯皆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並令御史台以時按籍舉行。”知制誥胡宿獨以為：“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念其功舊，今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朝廷卒行宿言。

辛丑，以河北轉運使呂公弼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公弼，夷簡子也，在職逾年，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又置鐵冶佐經用，減近邊屯兵，使就食京東以省支移。諸州增壯城兵，專給版築以寬民役。蠲冗賦及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帝以為能，故加秩而因任之。諫官陳旭言公弼藉父餘廕，幹求薦引，不當遽有此除，公弼因是乞罷。帝謂輔臣曰：“古之君子，貴夫幾諫，今則務計人陰私以沽直名，朕不取也。”

以刑部郎中、知制誥曾公亮為翰林學士。公亮自為集賢校理，即預經筵，凡十餘年，帝每厚遇之。及遷學士，管句三班，三班吏叢猥，老胥抱文書升堂取判者，皆高下在口，異時長官漫不省察，謹佔署而已。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座側，案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為。後至者皆以為法。

五月，庚戌朔，以恩、冀等州旱，詔長吏決繫獄。

癸丑，遼蕭友括自夏還。夏國主諒祚之母上表，乞如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

丁巳，詔：“中書堂後官，自今毋得佩魚，若士人選授至提點五房者，許之。”

己巳，夏遣使如遼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遼主以詔答之。

庚午，宰臣文彥博等言：“臣等每因進對，嘗聞德音，以搢紳之間，多務奔競，匪裁抑之則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幾知恥。伏見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瑰，十餘年不磨勘，朝廷獎其退靜，特遷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家貧親老。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好古嗜學，安於退靜。並乞特賜甄擢。”詔賜瑰三品服；召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維令學士院與試。安石、維並辭不就。安石，臨川人。維，億之子也。

壬申，初置河渠司，隸三司，命鹽鐵副使劉湜、判官邵飾領之。

丙戌，遼以所獲夏國主嫡母及前後所俘獲夏人安置蘇州。

儋州七坊峒黎人符南蛇組織農民起義

儋州人民吃苦耐勞不畏強暴，有着優良的革命傳統。早在公元1051年，儋州七坊峒黎人符南蛇組織農民起義，1926年儋縣就建立黨組織。1927年10月，儋縣縣委和臨高縣委組織農民軍發動暴動，攻打偽政府所在地新州。暴動勝利後，儋縣成立臨時政府。1950年儋州 為民冒着槍林彈雨為解放軍渡海解放海南引路。 儋州素有詩鄉歌海之稱，羣眾愛好古典詩詞，吟詩作對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儋州市府所在地那大鎮，位於海南島西部，儋州的東南隅，有400多年的歷史。明代萬曆年間已設那大營。清代雍正三年（ 公 元1725年），那大已成為西部交通要道，來往商販較多。據《儋縣誌》記載，1933年已有商店600餘間，為瓊西交通和商業中心，居民來自四面八方。

劉述以都官外郎知州事

劉述，皇佑三年(1051年)以都官外郎知州事。蒞政憂勤，視民如子。有五事勸民："其一日：孝於父母，和於兄弟，親戚鄉黨稱善，則家道興矣。其二日：教誨子弟，勤修儒業，習禮儀，則可以得祿而榮親族矣。謹慎不做鬥訟之事，則免刑戮。鄉民勤農業，市民勤生業，不嗜博飲遊惰，則衣食足。其五日：宜節儉，務收藏，雖遭水旱則無飢寒。右五事，乃立身之要道，保家之急務，百姓宜各傳寫，置諸目前。讀而思，思而行，則日有益。"民鹹化之。建思遠樓於西湖上，民稱為劉公樓。

唐介彈劾文彥博

張貴妃得寵後，外戚張堯佐突然在幾天之內被任命為宜徽使、節度使、景靈宮使、羣牧制置使。殿中侍御史唐介和其他台諫官包拯、吳奎、陳旭等人紛紛上書宋仁宗，彈劾張堯佐。同時，皇祐三年（1051）九月，唐介還上書彈劾宰相文彥博，指責他姑息養奸，對張堯佐事件熟視無睹，並揭露文彥博在擔任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期間專門製造金奇錦，通過宦官送給後宮妃子。因而文彥博是通過不法手段而擔任宰相職務的。而現在文彥博又對張堯佐百般袒護，顯然是想與張堯佐、張貴妃勾結起來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唐介建議宋仁宗罷去文彥博宰相職務，由富弼代替其位。宋仁宗聽説後，龍顏大怒，根本不看唐介的奏章，並公開對執政大臣説要流放唐介。唐介卻説：我忠心耿耿，何懼之有?因而宋仁宗急忙召見執政大臣，將唐介的奏章交給他們審閲。當時唐介也在場，他當着宋仁宗的面指責文彥博説：文彥博應該反省，即使有行賄受賄之事，也不能隱瞞。文彥博無言以對。宋仁宗對此更為惱怒，貶唐介為新州（今廣東新興縣）別駕。但第二天宋仁宗便有所醒悟，改貶唐介為英州（今廣東英德）別駕。文彥博也在同年十月被罷相。從此以後，唐介在官僚士大夫心目中威信大增，他敢官直諫的事蹟被傳遍全國各地，都稱他為“真御史”。

河北人中恢復“現錢法”

河北緣邊地區入中糧草原來實行四税法（即茶、鹽、香藥和象牙、雜物四類），但比四税法更早實行的三税法也並未廢除。因而河北地區入中糧並行三税、四税法兩種制度。但因三税、四税法弊病極大，皇祜三年（1051）二月，宋朝政府採用鹽鐵判官董沔的建議，在河北地區實施便糶糧草制度。而在河北邊境地區依然執行三税法，在內地州、郡實施四税法。監榷貨務薛向堅決反對董沔的意見，他認為，政府在內地執行四税法，必須從開封府支出比往年多一倍的現錢，而茶、鹽、香藥等物品往往是生產多而用途有限，因而不僅會貶值，而且還賣不出去。這對政府、對商人都是極為不利的．宋仁宗將薛向的意見轉達給執政大臣討論，但執政大臣不支持薜向的改革方案。幾年以後，開封府（今河南開封）榷貨務積累交引錢達七百萬貫，但政府無錢支付這一大筆現金，而堆積在榷貨務的茶、鹽、香藥等貨物卻腐壞變質，賣不出去，因而邊境地區的軍糧購買亦陷入困境。宋仁宗不得不命令三司使王堯臣改弦更張，薜向擔任王堯臣的助手，罷黜了董沔，恢復河北地區入中糧草的見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