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都門學

東漢桓靈二帝時期的思想文化背景大致呈現出如下面貌：

一是以讖緯之學來裝飾的儒家經學已經不再是士人的學術信仰。

二是異端思想蜂起，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狀況。

三是以文學為代表的各門藝術在漢末大放光彩，其成就也走向了歷史上的輝煌。 ^[1] 

靈帝自造《皇羲篇》，招用了一些能為文賦的儒生，他們憑藉“小道末技”投靈帝所好，靈帝對這些人也不免寵愛有加，讓他們待制鴻都門下，準備予以重用。這自然引起了正統士大夫官員的不滿與反對，然而這反倒激發了靈帝正式辦學的決心。 ^[3] 

《御覽》卷九十二引《續漢書》説：“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引，後考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相課試，至千人。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典州郡，入為尚書、侍中，封侯賜爵。” ^[3] 

鴻都門生招收的大多是處於社會下層的，士族看不起的，“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之人，他們經由州、郡、三公薦舉，考試合格即可入學。 ^[3] 

關於鴻都門學教官的設置，史料中雖然沒有明確記載，但鴻都門學一經設立，就特置了“鴻都文學”，“文學”一職原為地方郡國學校教官的稱謂，藉此稱呼設置鴻都文學，其設學官之意已明。如曾親自操辦鴻都門徵召之事的侍中祭酒樂松後來就是三十二位鴻都文學之一。 ^[3] 

鴻都門生憑藉文藝辭賦之長而備受靈帝的寵信，享有極高的待遇。他們入學後享有俸祿，相當於正式吏員。 ^[3] 

鴻都門生出路之好，甚至連太學博士都望塵莫及。因此，鴻都門學曾經一度繁榮，學生至千人，出現了“諸生競利，作者鼎沸”的盛況。 ^[3] 

鴻都門生以自己專長的尺牘、辭賦及鳥篆為主要研究對象。 ^[3] 

“尺牘”是古代書信的名稱，由於當時的書信都刻之簡牘，長約一尺，所以稱“尺牘”、“尺翰”、“尺簡”、“尺牒”等。它原來是一種實用文體，使用廣泛，有一定書寫格式，包括“章”、“奏”、“表”、“駁”、“書”等類。至漢代，尺牘中已有不少精彩散文。 ^[3] 

辭賦是東漢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內容，因為當時文學大體上已與儒學分離，辭賦也成為當時文士的一種專業。“尺牘辭賦”既可理解為尺牘體辭賦，也可分別作尺牘和辭賦，無論哪種解釋，都具有很強的應用性和文學性。 ^[3] 

近人呂思勉曾解釋説：“鳥篆之形，諸家無説，竊疑其當上豐下鋭，如鳥之喙。蟲書畫圓，鳥書畫方，其由漆性膠黏，縑帛亦不滑易，以致畫之上半截與下半截，粗細不能一律則一也。” ^[3] 

鴻都門學雖然設立時間不長，卻出了一些著名的書法家，他們主要擅長鳥蟲篆和八分書，代表人物有師宜官、梁鵠、毛弘等。

梁鵠，學藝於師宜官，終以書法見長，而成為鴻都門生。曾先被任命為選部尚書，繼而出任涼州刺史，堪稱鴻都門生中“出典州郡,入為尚書”的典型。 ^[3] 

鴻都門學不僅是中國最早的專科大學，而且也是世界上創立最早的文藝專科大學。在"獨尊儒術"的漢代，改變以儒家經學為唯一教育內容的舊觀念，提倡對文學藝術的研究，是對教育的一大貢獻。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學，突破貴族、地主階級對學校的壟斷，使平民得到施展才能的機會，也是有進步意義的。鴻都門學的出現，為後來特別是唐代的科舉和設立各種專科學校開闢了道路。

漢靈帝劉宏愛好文學、書法，他引召太學生中能為文、賦者待制京城洛陽鴻都門下，以後又將許多善尺牘和工書鳥篆者都加以引召，於是有數十人。

光和元年（178）設立了鴻都門學，專習辭賦書畫，學生由州、郡、三公舉送，並進行考試，人數多至千人，學成後多授予高官。鴻都門學衝破了太學自建立以來將經學作為唯一教育內容的藩籬，是一所最早的文學藝術大學。

最後，它提拔下層人士，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鴻都門學對其招生對象只有才藝要求而無身份地位的要求，出身微賤之人也有機會得以被選拔任用。此後，我國古代取士除以儒經為主要依據之外，還有了以詩文取士，漢靈帝重用文學之士應為其導源。 ^[3] 

鴻都門學的設立從文學的角度而言對當時以及曹魏三祖時期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辭賦之士的身份在政治上完成了由“俳優”到“封侯賜爵”和“圖像立贊”的轉變。

二是鴻都門文學取代歌頌文學成為文學的主要內容。

三是以“連偶俗語”為代表的創作風氣取代“質木無文”的詩學風氣成為文學在藝術上的主要追求。這種文學風氣影響着以曹操、 陳琳、孔融為代表的作家 ^[1]  。

魏太祖前期文學成就的取得“就意識形態領域來説，它的發展同當時的思想比較解放有直接關係”，更與之前的思想解放有着密切的關係。鴻都門學的設立有其深厚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它是自安帝以後儒家思想走向衰退，博士倚席不講後，傳統的治經方式有章句之學轉向“觀其大略”的趨勢和異端思想開始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來講，鴻都門學的設立正是這種社會思潮的結果 ^[1]  。

同樣，鴻都門學的建立也促進了思想解放潮流的加劇，其對社會，尤其對文學藝術而言則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鴻都門學的設立在於選拔人才，以“尺牘辭賦”作為政府選取官員的方式，直接影響到文學地位的提高。

第二，正因為鴻都門學所選拔的多為處於社會上的寒族之士，他們由於出身以及在經學教育的缺失導致了其所創作的辭賦作品帶有明顯的民間色彩，即所謂通俗化的特點。

第三，鴻都門學士的作品“連偶”的句式，對文學走向華靡方向不無影響。范文瀾《文心雕龍·時序》注：“東漢辭質，建安文華，鴻都門下諸生其轉易風氣之關鍵與。”陳寅恪甚至提出了“閹宦尚文辭”的論斷，可説當時“尚文辭”的風氣已經形成。

第四，由於鴻都門學的課試內容為“尺牘辭賦及工鳥篆”，這無疑成為士人所追逐必備的才藝。加上漢靈帝愛好音樂，這也掀起了文人對音樂這門藝術的追求 ^[1]  。

鴻都門學的設立是東漢政府在選拔制度上的一次革新，更是當時社會解放思潮的一個集中體現。這種制度性的政策確立，直接地成為魏太祖時期文學繁榮的重要背景因素。張可禮以為“沒有建安時期的思想解放，就不會有建安文學”。如果僅僅把建安文學的繁榮歸結到建安時期思想的解放，有人以為不妥，因為建安年間的思想解放與鴻都門學以來的思想解放是一脈相承的。準確地説是桓靈二帝以來長期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平以來這種思潮的加劇一方面解放了文學家，促使他們向着“才藝兼該”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加劇了文學領域的思想解放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