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端

1917年，從復旦公學畢業，前往加利福尼亞大學深造，主修經濟學。 ^[4]  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期間，陳端加入了“知行社”——一個由中國留美學生自發組織抵制外來歧視的團體。陳端在“知行社”擔任幹事，承擔通知記錄及主持開會等工作。1918年底，陳端被推選為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留學生會會長。 ^[10] 

1922年，陳端在家鄉創辦紡織公司。 ^[9] 

陳端走上政界後，曾歷任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經濟專任委員、工商部設計委員、國民政府中央建設委員會秘書、民國考察南洋華僑實業專員、江蘇省議會會員、如皋地方公款公產管理處主任、教育局董事、如皋警備隊參議、中央銀行國庫局副局長等職。 ^[11] 

西安事變發生後，陳端作為無黨派人士，多次與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等面談，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作出了鮮為人知的貢獻，曾被當時報紙譽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一功臣”。 ^[3] 

1949年後，陳端任華東財政幹部學校（今上海商學院前身）教授。 ^[10] 

晚年時，周恩來總理念及陳端是“西安事變”的歷史功臣，請上海方面照顧他，派來一位60多歲的阿姨照顧他的起居生活，直至他終老。 ^[8] 

1977年，陳端病逝於上海。 ^[10] 

1923年8月13日至15日，第一屆平民社年會在如召開，各地社員紛紛相聚如皋，吳亞魯、魏建功、範用餘等都出席大會。大會期間，即14日晚，平民社部分社員前往陳端家中交涉利民閘事件。當天晚上，又前往沙家，沙先生已經入眠。第二天一早，他們又前往沙家。無論是陳端，還是沙元炳，兩位名流都肯定了平民社社員的想法，還詳細介紹了南通、如皋雙方處理方案的差異，表示會以如皋平民利益為重。15日下午，陳端先生又代替患病的沙元炳先生出席平民社的邀請大會。他在會上發表長篇演講，表達對平民社的支持。當時，剛剛從南京趕到的共產黨員吳亞魯也在會場。利民閘最終順利修建。縱觀此事，陳端攜手沙元炳、張詧、魏建功、吳俊升，共同承擔責任，確保通如兩地平民共享新閘成果。 ^[5] 

長女：陳澹筠（沙麟的母親） ^[5] 

1936年12月12日，中國的西安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改變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的大事——“西安事變”，即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兵諫”，迫使時任中國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在中華民族的危急關頭，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全國軍民團結一心，浴血奮戰，歷經八年，最終將日本侵略軍趕出了中國。時至今日，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和當時粉墨登場的相關重要歷史人物早已被永久地載入史冊。時任甘肅省財政廳廳長的如皋人陳端，也以他在西安事變善後工作中不懈努力和出色表現，被當時的報紙和1995版的《如皋縣誌》譽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一功臣”。

清朝末年，受制於人的清政府越來越感受到對西學人才需求的迫切性，再一次開放留學生的派遣，大批的中國學生開始去日本、歐美留學。本文的主人公陳端也就成為了“中國早期留學美國可倫比亞大學的學生”（1995年版《如皋縣誌》）。需要説明的是，據《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第一冊》中陳端本人1961年9月撰寫的《五四時期中國留美學生》一文顯示，應為“加利福尼亞大學”。

據《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第一冊》陳端本人撰寫的《五四時期中國留美學生》和如皋市檔案館館藏資料1995年《如皋縣誌》記載，陳端（1893-1977），字心銘，如皋丁堰鄉陳家樓人。1917年7月由上海復旦公學大學預科畢業後，受當時實業救國的影響，依然選擇了自費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進修，攻讀經濟學。如皋市檔案館館藏資料1916年12月《如皋縣教育狀況》“旅外中學以上在校學生姓氏名錄”，也清楚地記錄了當年復旦公學在校學生為陳端，這進一步驗證了陳端本人的回憶。同一時期，南通的著名實業家張謇之子張孝若也來到美國哈佛商學院留學，這兩位身在異鄉的同鄉後來能成為實業救國的拍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期間，陳端加入了“知行社”——一個由中國留美學生自發組織以抵制外來歧視的團體。陳端擔任幹事之職，承擔通知記錄及主持開會等工作。由於他的出色表現，1918年底，陳端被推選為加利福尼業大學中國留學生會會長。期間，他通過組織和推動留學生認捐和向愛國華僑、華商募捐等，籌得約20萬元美金為留學生購得一處供國內來此的留學生數十人居住的永久性會所。

1919年，國內的“五四”愛國運動最終發展成為全民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中國洶湧澎湃的政治浪潮波及到海外各個角落的華僑和留學生，也震驚了世界。消息傳來，留美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同學們立即感到怒火中燒，堅決反對日本強盜的侵略企圖。陳端與同學們星夜集會商討對策，一面致電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務必依法據理力爭收回我國領土主權，堅決反對日本強盜的侵佔，一旦不成，應即拒絕簽字退出和會；另一方面通電留美各大學的中國學生會以及中國留美學生總會，一致去電各會中國代表，堅持抗議決不屈服。當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交涉失敗已成定局的消息傳到美國時，陳端和舊金山中國國安會會長何卓金的聯合致電很快傳送到美參議院共和黨負有聲望的議員，請其主持公道伸張正義，對山東問題的有關條文予以保留，同時通電國內各界人民迅速分電致美參議院及共和黨某些議員呼籲抗議，請其對和約中涉及山東問題的條文堅決保留不予認可。與此同時，中國留美學生總會也分別致函和上書美國總統威爾遜和參議院，列舉大量歷史資料揭露日本實為東方之德國，人道之蠹害也，以及日本建造東亞大帝國的野心和危害性。

最終，在海內外中國人民一致堅決抗議和全世界人民正義呼聲浪潮的衝擊之下，美國參議院在批准和約條文時，除因美國內部政治傳統否決了第十條，即有關國際聯盟的一段外，還保留了關於我國山東問題的第156、157、158三條未予認可，這就為以後召集華盛頓會議重心討論山東問題創造了條件。

隨着“五四”運動高潮的結束，已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的陳端接到了一封來自祖國的信件，原來是清末狀元、南通著名的實業家張謇盛邀他回國襄理淮海銀行建設的邀請書。早在清末民初，張謇就創辦了紡織、鹽墾等實業，他深感金融掌握在他人之手的煩惱，於是決定在南通創立自己的金融機構。組建銀行一方面需要有足夠的資金，另一方面支撐銀行運轉的相關人才和人員更是不可或缺。於是當年與其子張孝若一道在美留學而獲經濟碩士學位的陳端便成為淮海銀行襄理的最佳人選。可以想見，陳端在收到來自南通的張謇和張孝若的盛邀時是何等的躊躇滿志，回國奉獻於地方經濟的振興正合當初遠涉重洋留學的願望。1920年，在張謇的努力下南通淮海實業銀行成立，董事長為張謇，總經理為張孝若，行長為徐庚起，而陳端則擔任淮海實業銀行的襄理。淮海實業銀行開業後營運情況較好，1921年業務活動達到高潮。1922年，因全國工商業全面蕭條，淮海實業銀行的業務受到很大影響。此後淮海銀行一直處於艱難維持和清理債務狀態，直到1926年張謇去世時，該行支薪職員僅留9人，不久也全部離散。

回國後的陳端，一方面為張孝若打理着淮海實業銀行的業務，一方面在家鄉丁堰苦心集資創辦如皋第一家機械化織布廠。要創辦工業首先需要大量資金，因其父供奉陳端三兄弟讀書，再無力提供經濟上的支持。於是，陳端即説服族人陳伯遇、陳獻卿，陳貢卿、陳仲學、陳雲龍等投資，籌集到二十萬元。限於當時的財力，決定先辦織布廠。織布廠定名為阜昌染織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春動工興建，1927年8月竣工投產，主要設備有300匹馬力水汀引擎，貝卜管爐和發電機一台，機械織布機200台，另有緯紗機、整經機、絡簡機等配套設備，是當時較為先進的織布廠。工人多數從上海、南通等地聘來，擋車工則多為當地人，最多時全廠達400多人。主要產品為白坯布，日產8000多米，均稱“洋布”。紗線等原材料主要來自南通大生紗廠。織布廠正常運轉後由於所籌集的資金大都用於建造廠房和購置設備，流動資金匱乏，週轉不靈，加之管理不善等多種原因於1930年停產關閉。

至此，當初那個躊躇滿志、一心報國的留美學生陳端在投身金融、開創實業的救國之路上遭遇到“兩連敗”，不過，銀行和織布廠的關閉，並沒有動搖陳端一心報國的決心，這段經歷為他以後進入政界打拼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心實業救國的陳端，此後也逐漸走上政界，歷任國民黨政府中央建設委員會委員，中央銀行、國庫局副局長等職。1936年9月，陳端被任命為甘肅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之職。如皋市檔案館館藏的1936年9月20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第四版就刊登了這一“國府命令”。此時，在全國一片“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呼聲中，蔣介石卻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不僅派東北和西北軍對紅軍進行圍剿，還親自飛抵西安督剿。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出於逼蔣抗日的愛國熱誠，毅然扣留了蔣介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後，當時局面十分複雜。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力主討伐張、楊，轟炸西安，意為炸死蔣介石竊權發起更大規模內戰；與蔣介石關係密切的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等主張營救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間階層則大多譴責張、楊的行動，但贊成停戰抗日的主張。國際社會亦十分關注事態發展，英、美則擔心親日派掌權會損害他們的在華利益，因而反對討伐；蘇聯表示堅決支持中國抗日，希望和平解決事變。中國共產黨從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考慮，主張釋放蔣介石，迫使他下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2月22日宋氏兄妹親飛西安，代表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中共代表周恩來談判。經過雙方多次商議協調，於24日達成由八項愛國主張歸結而成的六項協議。不過，隨着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南京，形勢的發展出人意料，張學良受到審判和免職，而東北軍則陷於羣龍無首，甘肅省府主席、東北軍5 1軍長於學忠部和楊虎成的西北軍面臨中央軍的進逼和包圍，內戰烽火一觸即發。鑑於孔祥熙是國民政府財政部長，與陳是上下級關係，又有私交，陳端決心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參加西北與中央的調解，這一決策得到于學忠的大力支持。

如皋市檔案館藏資料《西安事變檔案資料選編》中1937年1月9日陳端給孔祥熙的密電指出：“於公始終擁護中央，絕對遵照政府命令，似可作為調人。惟乞中央暫行停止軍事行動，使於公有勸説轉圜餘地。千萬望從緩處置陝省軍事，深恐激成事變，於國家不利。”不久，即收到孔祥熙採納的覆電，並希望陳端能與于學忠共挽危機。之後，在孔祥熙的安排下，陳端代表于學忠去南京、上海、浙江等地面陳蔣介石，向蔣報告了西北的形勢，陳述了大家深恐發生內戰，希望和平局面早日實現的心願。雖然爭取釋放張學良未果，但他把于學忠的親筆信函和他先寫好的書面報告呈給蔣。此時的西安，東北軍王以哲將軍被部下槍殺，內部形勢比較混亂。蔣詢問陳端是否願意去西安協助於學忠進行調解工作，陳端當即表態，只要能達到和平統一抗日救國的目的，個人安危在所不計。

陳端返回西安後，首先去張學良公館會見於學忠，並把蔣的親筆覆信交於，互相交流了別後與協談的經過。隨後，陳端又去西安行營拜見顧祝同，商討保全和平的對策。並不顧個人安危找來東北的將領商量如何保全和局以挽救國家的危機。對於張學良遭受審判且遲遲不能復職的責問，陳端解釋道，這有可能是親日派為敵人利用，想借此破壞和局，如今大批中央軍集中豫陝一帶，萬一不幸，和平破裂，不僅人民遭殃、國家危險，到那時副司令的安全更加危險了。在陳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勸説中，東北軍與中央軍之間終於消除了對立，化解了矛盾，一場風波歸於消失。

陳端以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身份，積極參與調解。特別是在西安事變善後的調停中，他還與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楊虎城將軍等接觸頻繁，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善後事宜作出不懈的努力。當時的報紙曾以首頁頭條大標題報道陳端進行的調解活動，讚譽他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一功臣”。

抗戰期間，陳端在重慶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錢幣司司長，財政部總稽核等職。抗戰結束後，他棄政從商，向銀行貸款創辦建成商行，自購一艘輪船航行於重慶至南京、漢口至武穴(在湖北與江西兩省交界之間)，不久船觸礁驟出事故，遂告停業。此後，陳端便定居上海，在大同大學銀行系任系主任兼教授。經歷過風雲變幻的商場搏弈和變幻莫測的政界打拼的陳端開始認真地研讀馬克思著《資本論》，他認為世界發展的趨勢必將是共產主義。因此，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撤退時曾派人送給陳端去台灣的飛機票．而他堅持留在上海，終於迎接到解放。

五十年代初，國家對大學院系實行調整。陳端改任上海華東財政幹部學校教授。後來，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到上海視察工作時，很是關心陳端的工作和生活，並鼓勵陳端多翻譯一些經濟學方面的著作，交商務印書館出版，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培養經濟人才提供必要的教學素材。其中，由陳端翻譯、經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資本實證論》成為他一生重要翻譯成果。《資本與利息》出版於1889年，是奧地利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龐巴維克的代表作，系統地闡述了邊際效用價值論和以此為基礎的時差利息論，是科學發展史上最重要最有創造性的著作。

1977年陳端病世，雖經歷過傳奇曲折的人生，晚年仍一直保持書生本色，學者風度。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