阪神大地震

1995年1月17日5時46分，位於日本國關西兵庫縣南部的淡路島（在從神户到淡路島的六甲斷層帶上），發生了里氏7.3級的地震。其震源深度約10-20公里，系直下型地震。

這次強震對日本阪神經濟區主要城市的神户市，造成了極為嚴重的震害。據資料反映，全震災區共遇難6434人（其中4000餘人系被砸死和窒息致死，佔遇難人數的90%以上），受傷約4.4萬人，無家可歸的災民近30萬人，毀壞建築物約10.8萬幢；水電煤氣、公路、鐵路和港灣都遭到嚴重破壞。據日本官方公佈，這次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約1000億美元。總損失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1.5%。這次地震死傷人員多、建築物破壞多和經濟損失大，是日本關東大地震之後72年來最嚴重的一次，也是日本戰後50年來所遭遇的最大一場災難。

此次地震誘發了“震度7”的設立，震度7的地區有：神戸市、蘆屋市、西宮市、寶冢市、北淡町、一宮町、津名町。

造成這場災害的主要因素；

一是該地震的性質所致。城市直下型地震能量積累慢、週期長，就現代的條件基本無法預測。其震動方式特殊，垂直、水平均有震幅，烈度強，對城市的破壞性極大，而且神户市與震中距離近。

二是地理環境因素和基礎設施較脆弱。城市大都建設在山坡、斜坡和人工填海造地上，經過強震，地基發生形變。城市抗震設防較差，使房屋（大都是80年代以前的建築）、交通設施及生命線工程大量被毀壞，並引起火災等次生災害。

三是震後救災工作十分困難。震後，神户市通訊不暢，道路組塞，這種情況客觀上給救災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使救災無法按預定設想組織展開。同時，也反映出日本政府對關西震災準備不到位，估計不足，行動遲緩。在實際救援中，出現了救災指揮體系不協調、救貧物資供應混亂和火災無法及時撲救等情況。

阪神大地震已經過去27年了。在前15年裏，日本各地又發生了暴雨、颱風和火山噴發等自然災害。國家和地方公共團體早在阪神·淡路大震災發生的同時就開始修改防災計劃並研究防災對策。震災教訓在應付後來的災害時應被有效利用，每個人都必須從那次震災中學到最寶貴的東西。

兵庫縣把阪神·淡路大震災復興工作作為奮鬥目標，以建立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協調共存的社會為基本理念，制定了“兵庫鳳凰計劃”。該計劃的完成期限恰逢大震災後的第10個年頭，即2005年。將震災後的10年作為一個階段，實施重建家園、創建嶄新市民生活的對策。要從直接襲擊現代都市的巨大災害中得以恢復，不僅在日本，就是在全世界，這也是史無前例的較量。 阪神·淡路大震災造成的損失

被形容成“前所未有的大災難”的阪神·淡路大震災，究竟是什麼樣的災難呢？

阪神·淡路大震災使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約2%的資產瞬間消失，對日本來講，這是一場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所不能比擬的遭受了巨大損失的災難。

從傷亡人數來看，關東大地震約是阪神大震災的20倍，不過其中95%的人死於地震後的市區火災。在受災最重的東京府，被壓死的人就達3000人，可見，與阪神·淡路大震災的死亡人數在量級上所差無幾。

阪神·淡路大震災對受災地區的經濟影響是巨大的。1995年2月，神户各大型零售店的銷售額跌落至上一年同月的18.6%，震災兩年後的1997年3月，隨着主要百貨店的全面恢復，賣項才逐漸回升，但與全國的百貨店相比，1998年3月仍虧損14%。

儘管在很多方面震災都給災區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但用銀行存款餘額、地方税收等表示個人經濟實力的指標，將災區與其他城市加以比較，卻未發現震災所造成的明顯的負面影響。

從生命安全的觀點來看，影響最大的是因震災引起的住房破壞，遇難者的90%都是被不抗震的住房奪去了生命。儘管市民對高速公路、地下街區和高層建築物等感到不安，但對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住宅，尤其是木結構住宅的抗震性能卻很不關心。

一直以來，日本在建立防災城市的工作中，始終把重點放在如何提高公路、鐵路、生命線設施以及公園等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總體框架的抗震性與安全性上。可是，阪神·淡路大震災卻暴露了住宅抗震性能差、道路狹窄、房屋排列擁擠無空曠場地等問題。使災害擴大的主要原因不是城市總體框架問題，而是市民完全忘記了對於日常隨身用品的抗震貯備。

倒塌的木結構房屋堵塞了狹窄不足4m寬的公路，不要説消防車了，就連人都過不去。當抗震性能差的木結構住宅密集的街區遭受嚴重的地震破壞時，受損失的不僅僅是房主，阻礙了緊急車輛和救援人員前進的步伐，進而妨礙了消防活動和救援活動的開展，最終造成整個地區蒙受更大的損失。關於這一點，再一次得到證實。

“住房”這一人類生活的基本場所，一旦大量遭到破壞，就會使受災者和受災地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蒙受極大的苦難。因為從避難場所、臨時住宅、街區恢復到生活重建，需要幾年乃至10年的震後重建過程。

抗震能力差的市街區日本各地都有。以阪神·淡路大震災中發生火災蔓延的兩個地區為例，對市街區構造作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這兩個地區的建築佔地面積係數為百分之四十幾，木結構率與耐火構造率之和約70%左右，具有火災蔓延危險性極高的構造。東京也有與之類似的街區。

人在災害過程中的反應

過去曾就災害的發展過程，主要從災害對策研究人員的觀點出發提出過一些方案。作為有代表性的事例，應急、恢復和重建這三個階段的存在是很清楚的。

所謂應急階段，是以保護生命安全的活動為中心，救援活動的時間限定在災害發生後最初的72小時。恢復階段以恢復社會運作系統機能的活動為中心，直到完成生命線的應急恢復。重建階段指的是社會資產的恢復，即生命線等徹底恢復完畢，住房與生活環境得以重建，一切均恢復正常。對於實施災害對策的行政部門和人來説，將上述3個階段作為標誌抗災救災轉折點的大致目標，是很有效的信息。

從接受救助的災民的角度來看，對於那些自家房屋破壞較輕且震後仍可繼續居住的災民來講，他們很想回家去恢復正常生活，對他們而言，生命線的恢復是很重要的信息。而對於自家房屋損失慘重，外出避難的災民來講，最重要的是有關重建房屋的信息，生命線的恢復，則是排在第二位了。可見，準確掌握每個災民的需求，並按其輕重緩急實施救助，也是提高災害救助效率和質量的必不可少的信息。

研究人員明確提出受災者的對應行動從時間上來看分為3個時段，即震災發生後的10小時、100小時和1000小時。該結果已從以兵庫縣西宮市32户為對象所實施的受災家庭訪問調查中得到證實。這次調查的內容包括震災發生的家庭成員情況和生活環境、受災狀況、是否曾在避難所和臨時住宅中生活過，以及住宅的重建狀況等。

為了解這32户家庭所經歷的整個災害過程，對他們作了共計60小時的訪問調查，獲取了他們在災害發生後約1年裏的反應行動情況，並將所得信息數字化，然後再將行動的時空分佈過程反映在GIS（地理信息系統）上。

利用GIS分析受災者住地變遷，得知他們在受災後的1年中居住形式分為3種：① 返回原宅（自宅型）；② 市內搬遷（市內轉居型）；③ 市外搬遷（市外轉居型）。無論哪一種形式，其遷移的時間均在震災後的10小時、100小時和1000小時這3個時段。

第1時段的“10小時”之內，很難把握情況，對眼前發生的種種事態，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在震後“100小時”內，已能大致瞭解受災的情況，隨着避難場所的開闢、救援部隊和救援物資的到位，已構築了受災地區的社會框架，是“受災地社會的形成期”。在這一時期，受災者的活動特點是從被破壞的住宅中取出家庭財產，通過各種關係落實“住處”，想方設法重新生活。

災後“1000小時”內，由於生命線等的應急恢復工作的開展，以及志願者的增援，形成了所謂的災害烏托邦，可稱之為“受災地社會穩定期”。在這一時段，逃離災區的人也很多，因此，也是明顯存在受災程度判別的時期。

“1000小時以後”，由於生命線的恢復，多數沒有離開災區的人們也恢復了日常生活，正常上班，這一時期可稱之為“恢復正常的過渡期”。 ^[2] 

阪神·淡路大震災的受災者根據3個不同的時段，相互幫助，採取了不同的對應措施。下面介紹有關這方面的情況。

阪神·淡路大震災時在救助生命方面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市民本身，他們在營救被埋在瓦礫下的人和滅火活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災區有24萬棟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數萬人被埋在下面需要救助。其中，自衞隊解救了176人，消防員（神户市消防局）救出了733人，消防團（神户市消防團）救出819人，如果加上警察等專業救援人員救出的5000人，其餘的絕大部分是由市民自己解救的。

在消防滅火方面，市民同樣也起了關鍵的作用。西宮市因地震引發的火災41起，有29起（約佔70%）是火災初期被市民撲滅的。儘管發生了41起火災，只燒燬了90棟住宅，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市民參與了初期滅火活動。

震災後市民參與本地區的救災活動是以自身平安無事為前提的。調查結果證實，絕大多數受災者震災後的行動過程為“保全自身的生命安全”→“保護居住在一起的親屬的安全”→“瞭解左鄰右舍是否安全”。

但是，大量人羣的湧動，道路堵塞，直接導致了堵塞，火災和長時間的無法救援，導致150人以上的死亡。

生存危機過去後的避難生活期需要較大範圍的互相幫助。在避難場所，可以見到鄰里之間互相幫助的情景，但也不盡然，也有人是“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雖説是遭遇了震災的破壞，但也並不等於完全喪失了維持生活的必需品。倒塌的房屋下留存着大量的食物、服裝和其他生活用品。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即使外部救援物資抵達時間過遲，災民們自己利用災區殘存的寶貴物品，相互調劑，也能維持1周至10天。

而且，對於那些沒有去避難所呆在家裏的受災者來講，日常傳遞信息的社區就成了發佈行政消息、傳遞聯絡信息的組織。

另外，在這一時段，一些跨地區的各式團體也開始發揮巨大的力量。血緣關係自不必説，同事、學友、業務夥伴、志趣相投者等所有與已有關的聯繫渠道都發揮了作用。送來水和食物，提供臨時住所，照看孩子，捐錢捐物等，形成一股直接或間接支撐受災者的強大力量。

在住宅被毀、街道遭破壞、依然過着苦難的受災生活的地方，必須開展地區性全面復興工作。在這一時段，那些需要重新進行公寓和街區等城市建設的公共團體必須同心協力，朝着一個奮鬥目標前進。可是，在震災前成立城管協議會開展某些活動的地區非常少，在遭受震災失去住房不知所措的時候，對他們談恢復街區並不是那麼容易理解的。尤其是要進行城市復興建設，每一位受災者都必須付出一些代價。

要想按大家的願望進行重建，有時為顧全大局會使個人利益受到侵犯，如果個人不願作出讓步，就會影響街區重建工作的進行。民眾正在開展城市建設，災民們正在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並重建新生活的，都是羣策羣力，協調一致，為重建家園而積極努力的地區。

阪神大地震暴露出日本政府在防震減災工作上的失誤和薄弱環節。一是錯誤判斷日本關西地區不會發生大震，使該地區的抗震設防工作滯後於城市建設；二是關西地區的消防能力較差，有關的消防設施不完好、不完備，致使地震火災得不到及時的撲救。三是政府部門沒有制訂相應的救災方案，致使震後救災滯後，不協調，加大了震災損失。 ^[3] 

中林一樹擔任首都直下地震避難對策特別調查會座長，是一位地震防災對策專家。

看了電視上轉播的畫面後，中林意識到四川地震和日本地震的明顯不同。他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日本房屋構造大多數是木質，而這次四川災區建築主要是鋼筋水泥或者磚瓦等重構造房屋。如果光靠手工來救災的話，還是很困難的。救災時需要很多建築機器，比如電鑽、起重機，發電機等。”

在機械不足的情況下，中林建議，可以考慮從各地廣範圍徵集有過建築工地工作經驗的工人蔘與救援，因為他們最懂如何撬起瓦礫和鋼筋。

日本在二十年來發生的地震中總結了許多教訓，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單純依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自衞隊救援的“公救”，受災者自身要超越受災意識，主動團結起來，互助“共救”。

中林舉例説，1995年阪神地震時，消防隊的電話很難打通，從燃燒的房屋中救出受災羣眾的、克服困難進行災後建設的大部分力量來自民間，特別是“自治會”、“町內會”（類似於中國的街道辦事處，居委會），這些組織成了抗災救災的核心力量。

“比如這條街上誰飯做得好，就請他為大家做飯，其他人有什麼特長也都各自貢獻出來。大家過集體生活，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做不到的事，鄰居間互相幫助，就能辦到了。如果10萬災民各自獨立行動或只是等待救援的話，10萬人都只是受害者。如果大家共救的話，10萬人就能發揮幾倍於10萬人的力量。”

正是依靠這種共救意識，日本才克服了救災和重建等難關。中林期望中國在這次救災中也能運用這個經驗。

四川地震發生後，國內一些地方曾出現“短期內還會發生大地震”的傳言。其實日本地震時，也出現過這種情況。

親身經歷了1995年阪神地震的大學教授中本進一説：“當時地震後，儘管政府對災情進行了解釋説明，但是在民眾中還是流傳着‘大地震還會襲來’的謠言。災民情緒本來就脆弱，比較容易輕信謠言，很多人更加恐慌了。”

如何對付類似傳言呢？“居委會可以發揮溝通行政機構和地區災民之間的橋樑作用，及時向災民傳達正確的信息，安慰大家情緒。如果幾百受災羣眾中有一兩個領導的話，就比較容易對災民情緒進行管理了。”中林道出了日本的做法。

在日本的地震救災中，除了居委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外，很多受人尊敬的學者教師等也主動站出來穩定大家的情緒。中本就有過這樣的經歷。“有不少人問我，‘是不是還會有大地震？’我就會説，也許還會有餘震，但都不會再造成上一次那樣致命的打擊了。現在要緊的是準備好食物，保護好家人安全，如果再有餘震的話，一定能應付過去。請大家相信。”

根據中本的親身體驗，對於災民來説，精神救助和物質救助同樣重要。

“地震剛剛發生後，大家都想着互相幫助，所以都非常有精神。但是一週後，疲勞和不安就達到了頂點。”中本告訴記者，震災後人們的精神壓力都很大，就算關係好的家庭或者朋友也會因此而爭吵。他家裏也曾發生過爭吵。“這時，很多志願者的到來，確實幫了不少忙。”他回憶道。

震災後，日本展開了多項針對災民的精神救助，比如派出專家對震後倖存者進行心理諮詢等

該次地震出現了一些可能的前兆現象，但如何將它用來實現短臨預報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對於城市防震減災來説，正確地確定設防水平是整個工作的基礎，這就向中長期預報，尤其是歷史上地震活動性弱的地區進行中長期預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阪神大地震的教訓表明，設防標準還應綜合考慮地區的人口、經濟狀況，以及預報水平的現狀。

可以説阪神大地震是對各類結構抗震能力的一次大檢查。震害調查表明：經過良好抗震設計的建築物，如按日本新的規範（1981年）設計的高層和超高層建築都完好，隔振房屋表現良好；老舊房屋和以高架橋為代表的生命線工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致命打擊，供水系統破壞嚴重，影響救災；首次出現地鐵主體結構的震害；建築物的中間層破壞和巨型鋼結構的破壞，這是歷次地震中很少見到的現象；建在人工回填軟地基上經過地基處理的高層建築經受了振動和液化考驗，表現良好，舊港口碼頭遭到破壞，所有碼頭幾乎都停止作業。也就是説，這次震害向現有抗震設計理論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戰，提出了軟土地基的抗震、豎向地震力的影響以及抗震驗算模型等一系列新的有待研究的課題。 ^[4] 

2002年，在地震發生7年以後，日本政府和兵庫縣耗資60億元，在地震的廢墟上，建成了“人與防災未來中心”。它由兩幢建築構成，分別於2002年和2003年對外開放。

雖然在日本人心中，“人與防災未來中心”基本等同於阪神大地震紀念館，但是在建築物的正面，除了一塊被地震扭曲了的鋼筋外，並無其他明顯的紀念物。而“人與防災未來中心”的兩幢建築物名稱也似乎與地震相去甚遠：一座通體透明的建築稱為“防災未來館”，與它相鄰的則叫“人未來館”。 ^[5] 

“防災未來館”共有五層，其中只有兩層用來對大地震進行紀念和回顧。

在“防災未來館”四層的放映廳“1.17劇場”裏，1995年1月17日災難來臨的場景，通過影像和聲音重現：瞬間倒塌的房屋，脱軌的列車，轟然斷裂的高架橋，爆裂燃燒的住宅……在凌晨5時黑沉沉的背景下，每一個參觀者都會受到感觀與心靈的雙重震撼。除了三維影像，以“震災體驗”為主題的四層設施還用實景等大的立體模型，還原了地震後房屋倒塌，火災四起的街頭場景。

“防災未來館”第三層主題則為“震災回顧”，主要展示當初留下地震印痕的各種實物、震後照片以及遇難者的遺物。

從四層體驗廳到三層回顧廳，儘管阪神地震被通過影像和實物“還原”，但記者感覺館內並未大力渲染“紀念”的氣氛：簡單的館前設施、影像放映只有7分鐘，實景模擬也只侷限在有限的空間內，事物和圖片展示也讓人難有深刻印象。這和大地震後阪神地區6437人遇難，4.4萬人受傷，約65萬座建築物受損的災情相比，似乎有些“輕描淡寫”了。

如果説“防災未來館”注重“現實”的防災細節，一旁的“人未來館”則主要體現在人們的“精神安慰”上。

阪神地震後，因為瞬間失去家園、失去親人，很多幸存者患上嚴重的精神疾病，甚至最終走向自殺。據防災未來館的一名解説員稱，儘管地震後日本相關機構對災民實施了較大力度的心理救助，但即使如此，每年仍有數十人因為地震帶來的後遺症而死去。

而“人未來館”的主題正是“尊重生命”。工作人員介紹稱，在“人未來館”，參觀者可以通過音樂、電影、詩歌、甚至遊戲等多種方式，認識生命的價值。該館的主角，是生命力頑強的山毛櫸樹，設計師試圖通過演繹它的故事，向參觀者講述生命的哲學。

日本氣象廳的最終震度報告如下，最大震度7蔓延了兵庫縣的大部。震度7的烈搖晃，即便是鋼筋水泥，在當時的水平下依然崩碎，大量的建築物一樓垮塌，二樓變成了“一樓”。

震度數據表在末尾，可以看見，最遠的福島縣磐城依然偵測到了震度1的搖晃。東京都新島，鹿兒島縣鹿兒島市，愛知縣名古屋市的部分高村住宅的住民表示“水缸和吊燈輕輕搖晃，站起來感覺在晃動，有東西掉了下來，建築物彷彿被風吹”。

同時，海嘯高度約有10公分。當時，氣象廳對兵庫縣播磨灘，大阪府，兵庫縣瀨户內海沿岸發佈了海嘯注意報。

國家地理頻道災難調查節目《重返危機現場》針對阪神大地震及其後的調查工作制作了一檔節目。